老实说，我能承受这种贱民生活，又是为了我的爱人。她大我六岁，我俩没有孩子。她 家庭出身好，一直是组织培养对象。在我划成右派后，人热劝她弃我另嫁。但她理也没理， 多少年来只靠着她那几十块钱养育我父母，贴补我，一切怨言怨语全部没有。每隔一周，是 GG农场允许探望的日子。她都是在前一天为我准备好吃的穿的，第二天凌晨三点起床，拂 晓时搭车，十点钟到达M村，再步行三十里，下午到达GG农场。只为了撑死了总共二十分 钟的见面。见面在一间很大的筒形的房子里，中间隔一排长长的矮桌，一边是探望者，一边 是我们。见了面，说不了几句话，她便把我的破的脏的衣服拿走，再步行三十里，赶班车， 夜里回到家。逢到刮风下雨和冰天雪地的日子，看着这可怜的女人默默走去的背影，我不可 能再有别的想法。我心里只有一句话：放心吧，我为你活着！一个人为另一个人活着，有时 也很充实。
求知欲是知识分子的本能。我从小的习惯是每天晚上反省一下自己所获得的知识，看看 自己，各个方面，有否新知。“吾日三省吾身”吧！有时发现今日一无所得，便惶然翻身起 来找本书看，若有收获，倒下再睡。
但到了农场后，不行了。这里有规定，犯人之间不能相互交流思想、借钱、诉苦、甚至 讲故事。一般犯人不会感到特别的难受，我却觉得世界上最可怕的是空白，精神的空白。
我便换了一种方式，天天晚上，闭上眼，把当天碰到的事，反省一下，做为一种难得的 人生经验，代替书本上知识，把这些视为变相的财富收获。当然这祥做有时也会感到空茫。 一次，我得到一个意外的收获，它使我的精神生活发生了不小的变化。
GG农场为了加强政治宣传和思想教育，知道我懂戏，叫我组织一些略通文艺的劳改犯 编排小戏。为了写好戏词，给了我一本掉了封皮、破旧的《新华辞典》。我就问管教人员： “我平时可以看看这本辞典吗？”他说：“这个可以吧！”天呵，我这可有干的了。天天一 有空，便抱起这本辞典看，一字一辞，一页一页，从头到尾，六年间我看了一遍半。《新华 辞典》后边的附录部分还有各种历史、地理、科学的知识，我就背诵，直背得滚瓜烂熟，好 家伙，简直一部百科全书呢！肚子里装下一部字典，会有多大学问？这是不是因祸得福呀， 倘若不是被关起来，禁绝读其它一切书，我怎么可能成本背诵辞典？可是等我出来后对人一 说，朋友都大笑说：“这算什么学问！”果然，过后能用上的东西并不多，日久天长，那些 曾经背诵得精熟的，不知不觉都忘得一干二净。这时更觉得自己被彻头彻尾地荒废了。
在GG农场里，劳教人员对我说：“你们文化局长怎么跟你这么过不去？你已经到这儿 一年多了，又被开除了公职，按理说与文化局没有关系了，为什么你们局长又亲自签字，追 送来一份材料，把你定为‘极右’？”
这就使我非常奇怪了。我们局长是一位名作家，大名鼎鼎，就是A呀。我是他领导下一 个艺术学校的业务人员，地位相差悬殊。虽然他有点官僚架子，但每次见到他，待我都特别 和气，似乎还很赏识，究竟为什么非把我置于死地，还要落井投石呢？
六三年我劳教期满，GG农场要把我送回文化局，文化局不收。农场就硬把我的档案送 到文化局，又给我一个户口条，叫我到所在街道派出所报户口。但我到了文化局报到时，他 们说，一，我是极右分子，应该再回到农场；二，他们没见到我的档案。我一听就急了，去 找档案，迫农场、街道、派出所、公安局都说没见到。没有档案是不能安排工作和找工作 的，生活也就没有收入。从那时直到七九年，我总共十六年没有工作，是一个莫名其妙的无 业游民，靠老婆养着，整天无所事事。是呀，刚才说过了——到了七九年改正右派时，文化 局忽然把我的档案拿了出来。你说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当然，我会告诉你的。哎，我这样东 一句西一句，你是否能听明白？
别看我没有档案，无法安排工作和生活；可是文革一来，“十种人学习班”不要档案， 马上把我弄进去。学习班并没有学习，而是天天受批判，挨斗，挨骂，挨打。
不过我的情况有点例外，一是他们认为我是老右派，“死老虎”，没有多少油水了，只 是在斗资本家和现行反革命时，叫我站在一旁“陪斗”。二是我反右以来这些年当贱民的经 历，已经使我对付这些事非常有经验了。我装得极其老实，绝不刺激他们斗争的兴趣，这就 得掌握住火候，不能太殷勤、太积极、太主动，也不能太淡漠、太被动、太不以为然；既要 摆出一种“有压力”的佯子，又不能叫人“破鼓乱人捶”，这分寸把握得比演戏还难。那些 年在GG农场练出来的本事，在这儿全用上了。我像个熟练的大厨师，把自己放在锅里炒， 不能“生”也不能“糊”。我还有两个优势，一是我有文化，会写毛笔字，凡是街道居民委 员会的大小标语都由我来写；二是我有辆破自行车，可以供红卫兵们随便使用，骑坏了，我 修好，他们再骑。你别笑，那时候只要叫我干事，我就感恩不尽了，可有个巴结他们的机会 了。
在学习班中打人非常凶，红卫兵很情绪化，高兴打谁就打谁。大概唯独我没挨过打。我 真得感激在GG农场那段贱民的生活！这叫“在苦难中学习对付苦难的本领”，用毛主席的 话说，就是“在战争中学习战争”。
最近我在报上看到，有一位年轻人责问我们这些右派：“你们当时为什么不站出来反抗 他们？”我真想对他说，如果现在把你放在老虎笼子里，你恐怕是第一个尿裤的吧！
不去谴责专制者，反而去谴责受难者，这真叫人有点担忧。前两年我不再担心中国再有 发生文革的可能，现在不了。样板戏又唱起来了，毛主席又被尊为神了，《金光大道》的作 者也要“讨个公道”了……当历史的曲直不分，就有返回来重演一遍的可能。不然，你写这 本书干什么？
整个文革期间，我就像个玩具。人家来了兴趣时，也就是搞运动时，拿我耍一耍；玩腻 了就丢一边，没人理，也没人管。
六九年，闹着针对苏联的备战，大疏散。街道盾委会要把我遣迭到安徽老家，实际上是 看上我家的房子了，他们想要，想分。但我们一家已经在上两辈就离开安徽，老家没根回不 去。他们就想个办法，以“干部下放”为借口把我老婆下放到西郊区Z村，我算家属随迁。
我有在GG农场干活的底子，干活不吃力；农村搞运动也比较松，我反而惬意多了。常 常躺在农场炕上看看闲书，门外有鸡啼猪哼，窗前有鸟叫蝉鸣，虽是粗茶淡饭，更有菜清蔬 香，此处岂非桃花源？我不亦陶渊明乎？居然过上一小段田园的生活呢！若能如此，一生也 罢。
你说，这真是一个知识分子的理想境界吗？
七三年，又闹着下放干部返城，举家回迁，我因为是“极右”的右派，报户口又好费了 一番周折；报上户口，因为没有档案，仍是无业游民。生活依靠爱人，唉，算个什么男人 呀，不残不废半辈子靠老婆活着。那些年又折腾得家里一贫如洗。本来家里也是物少书多。 六八年十三大柜子的古书被红卫兵抄走，堆在学校地下室里。这些书都是父亲的宝贝，珍本 善本自不必说，名贵碑帖不胜枚举。地下室很潮，书多霉烂；而且地下室紧挨着厕所，古书 纸软，学生们上厕所就进来撕一叠当手纸用。书全毁了！什么“有辱斯文”？要是有斯文哪 来的文革。斯文是什么？是五千年文明吗？你怎么不想想，一个五千年文明的国家，为什么 下了文革这么一个野蛮又荒唐的蛋来？
文革结束前的日子最难熬，那感觉真像文革没完没了要进行下去一样，不是说黎明前的 黑暗是最黑最长的么？
当时邓小平复出，政协开始恢复了一点文史方面的工作。政协知道我的情况，就叫我去 帮忙，查资料，抄抄写写，跑跑腿，送个信儿，一个月给二十块钱，总算做点有报酬的事 了，心里美滋滋。一夭，骑车给人送信，看到新华书店的牌子，忽然想到了一九四九年上海 三联书店招人，三四千人报考，我考了第一名。而且因为工作优秀被调到北京三联的总店； 后来搞三反五反时，燕京大学的老教师都被反掉了，我被三联书店推荐去燕京大学教书。那 时只有二十六岁呀！谁年轻时不是踌躇满志，胸怀远大。但后来有的才浅力薄，停住了；有 的自甘堕落，放弃了；可是我……我不正是兴冲冲干着自己的事业么，到底为什么被打翻下 来？虽说反右是灾难，但别人或是好提意见，祸从口出；或是积极参预，搬石头砸自己的 脚，自讨苦吃；可是我……我根本没有沾一点边呀，一张大字报没贴，一句批评的话没说， 究竟是谁一把揪住我，把我扔进井里，又丢下一块石头，再盖上盖儿，把我搞得这么惨，也 把我爱人搞得这么惨，我却一直给蒙在鼓里。想着想着，我再骑不动车了，把车靠在道边， 坐下来，捂着脸呜呜哭了。
你是明白人，我现在要问你一个问题。这个问题我想了许久，我想这可能是我悲剧的根 由，但我怕自己太主观，任凭自己的想象，弄不好冤枉人家，所以一直闷在肚子里。今天请 你替我分析分析、替我判定一下可以吧，我说得简单明白些——
当年我们戏校校长是甲，兼任文化局党组成员，文化局长是A作家，兼任文化局党组副 书记，他俩有矛盾。甲校长有才气，说话尖锐苛刻，A作家怵甲校长，更担心这个强有力的 对手与他争权，便借着反右一下把甲校长置于死地。为了加大打击力度，就把他和我以及另 一位副校长硬捏成一个反党集团。我一点右派言论也没有，又整不出什么东西来，便把我在 艺术方面的意见当做反党材料，而且为了彻底打垮甲校长，叫他永不得翻身，才对我落井投 石，增加一个“极右”的罪名……你别只看着我，我这分析对不对？你说呀，要不你点沣头 或摇摇头也行……唉！其实你点头或摇头能管什么用，事情又不能更改，二十二年的辛酸苦 辣全过去了，今年我都过七十岁了……
有时我希望把一切弄个水落石出，死也死个明明白白，只要知道自己被谁下的这一刀就 行了；可有时，我又非常害怕真相大白，如果真是像我猜想的这佯，我不成为人家权力斗争 一个可怜的牺牲品吗？人只有一辈子，我这辈子岂不是人家打架时随手抛在臭水坑里的一个 石子儿？凭什么我这么惨？想到这里，我真想再一次自杀！
一九七九年，唉，我怎么又提到七九年了？完全说乱了。
那时我正忙着为自己落实政策的事，在路上正巧碰到A作家，别看A作家在反右时不可 一世，到了文革也是家破人亡。患病生残，正拄着拐杖在路边晒太阳。他见了我，抬手招呼 我。我停下自行车过去。我们已经十多年没见了。他全无当年的神采，已然是一个衰弱无助 的老年人。
他问我：“你现在情况怎么样？”
我说我正在办落实政策。
他问我需不需要帮助。
我摇摇头，心想他现在也是需要帮助的吧。
他沉吟一下，忽然非常诚恳地对我说：“我对不起你。”
我又摇摇头说：“这都是过去的事，您也别记着了。”我告别要走。
他又叫住我，更诚恳他说：“我非常非常地对不起你。”
这叫我说什么呢？
前不久，B作家也托人带信给我，说他不好意思见我，但他要对我说声：“对不起！” 带信的人说，B作家还强调他是十分郑重的。
说实话，当我听到这诚恳的、发自心底的道歉时，我心头一热，真有点感动。搞艺术的 人嘛！总是这样爱感动和让感动所蒙蔽，可是等我静下来，看着我那年近八十、饱经磨难、 早已熬白了头发的爱人，就忽然想气冲冲地对他们说：
“你们这一句‘对不起’，就能了结我们这二十二年吗？”
换句话说：“我们这二十二年的苦难，难道就是为了你们这一句‘对不起’吗？”
上帝从来没说忏悔可以洗清罪过。
关于“文革”博物馆
十二年前，当举国沉浸在文革覆灭的极乐里，一个老人独自在整个民族被损害的心灵残 骸上低首徘徊。他不断以一篇篇沉重的忏悔录，催动人们灵魂的自我修复。几年过去，社会 改弦更张，现代生活的声光化电充满魅力地倾盖中国；贫困巳久的中国人急于富裕起来，这 桩未被深究、尚无答案的历史上最惨重的文革悲剧却被不知不觉淡却了。这老人忽然仰起头 来，庄严地呼吁：“要建造一座文革博物馆！”
他便是巴金先生。
听到这声音，我突然想起文革初我家被洗劫一空的那个晚上，我躺在黑糊糊的走廊地板 上睡着，外边人们正在相互残害，不知为什么，梦里忽然响起贝多芬《第九交响曲》。我被 这号召仁爱的神圣的音响惊醒，满脸以及脸旁的地板上全是泪水。
我从巴金先生的呼吁里，再次感受到一如《第九交响曲》这种对人类博大圣洁的爱心。 在作家心中，比恨更大的是爱，比过去更重要的是未来。然而他比我们年轻一代更年轻地看 到，中国要想真正的进步，必须永远不丢掉文革这个历史怪物和政治怪物，正视它、反省 它、唾弃它。
尽管文革被政治处死，它的幽灵犹存未泯。只要产生文革的土壤未被铲除，谁也无法保 证文革永不再来。作为权力生命的文革已经消亡，但作为社会生命和文化生命的文革依旧顽 强地活着；文革的影响有多久，它再生的危险就有多久，历史的重复决不会采用同一形式。 监视它以任何形式的再现，只能依靠从中觉醒的人民。在历史前进的进程中，觉醒和成熟的 人民与之同步。
然而，曾经有一个年轻人写信绘我，说他看过《一百个人的十年》后不相信是真的，他 认为生活不可能发生这些事，纯属我的胡编乱造。他父亲看了，却告诉他：“文革就是这 样，甚至更残酷、更荒唐。”他信服了。我却不敢置信，这场全民族的悲剧结束不过十年， 有些情景还在恶梦里常吵出现，怎么会成为年轻一代异国他乡的奇闻？这样会带来什么后 果？
一代人经受的惨痛教训，是下一代人的精神财富。
历史交给我们的使命，是努力建造起一座把这教训变为财富的文革博物馆。它将把文革 用实物以历史见证人的方式展示给世人。在这里，一代代中国人将亲眼目睹、身临其境他们 的父辈祖辈经历过的一切，从而深信不疑。这赤诚又愚昧的时代画面，真实又荒谬的文革文 化，将把一个个关于社会弊端、文化劣根和自身弱点的问题摆出来，迫使他们做出思考和解 答，并唤起他们文明生存所必需的良知、义务和人格力量。这样，他们才能不再像父辈祖辈 那样因盲目而盲从，因无知而无畏，因愚昧而重蹈灾难的覆辙，以清明透彻的科学头脑投入 强我中华的现代化事业中去。只有把文革真正送进博物馆，变成一块文化化石，才能说我们 永远告别了那个时代。
出于同一想法，我为一批普通的文革经历者立档。我对文革的所谓高层“内幕”从无兴 趣，我关心的只是普通百姓的心灵历程。因为只有人民的经历才是时代的真正经历。从文学 的本质上说，作家提供的只能是人物，所以我的纪实，主要是人物的心理纪实。我把这部书 的写作做为文革博物馆的工作之一，尽管它艰巨浩繁，但每到深夜孤灯、劳顿不堪之际，想 到这每篇纪实都将送往迟早实现的文革博物馆，顿觉激情陡增，伏案奋笔。我想，文革博物 馆一旦落成实现，将是我们民族一座伟大的博物馆，它将把恨化为爱，把荒谬变为智慧，把 一代人十年的不幸变为后世永恒的幸福。
决不放弃使命
——《一百个人的十年》再记
一九八六年，正是“文化大革命”灾难性地降临二十年，也是它破产式地结束整整十年 之际，我心里沉甸甸生发出一个庄严的愿望，要为中国历史上最不幸的一代人，记载他们心 灵的历程。这感觉，犹如心中升起一面致哀的半旗。我把这部书的总体构想与创作本意写成 《前记》，刊载在当年的《人民日报》上，同时在《十月》、《文汇月刊》、《小说家》等 刊物上，发表了最初采写的一批“文革”受难看内心的故事。尽管无以数计的读者，用激励 的信件支持我的做法，要求我为他们代言，可惜它生不逢时，在发表后一段不愉快的日子 里，被舆论界微妙而难解地冷淡开。于是，有人劝告我，写“文革”只有等下一代，或者由 外国人来写。听到这话，不禁一阵深切的悲哀。
尽管“伤痕文学”运动曾经势如狂潮，但“文革”这个写作禁区并未彻底冲垮。过后， 无形的绳索又悄悄围起这块禁地。也许这不是绳索，是一种善意的忧虑。担心如此便会加重 人们背负的重石，向前举步维艰；担心痛苦多了便不会笑；或者直说了吧——担心总去褐那 疮疤，会影响人们对现实的信心——这是深藏于某些人心中的一个荒谬无知的逻辑。由于这 心理逻辑，以致在每一个粉碎“四人帮”周年纪念的日子里，都故不作声。
中国决心改革，但改革是从“文革”中逆向走出来的，是从“文革”的悬崖绝壁上扭转 身来，奔往人类的光明之途。然而政治上的觉醒，并不能替代整个民族的彻底觉醒。至今牵 绊改革双足的，仍有许多是深远地来自“文革”的结实的丝缕，不管是看得见的体制上的， 还是看不见却牢牢潜在人们意识里的，而一切看得见的都存根于看不见的之中。我们民族也 许苦难太久太深，总是避讳言之不吉；而放弃教训的民族是没希望的。人类前进所必须的力 量，一半来自教训。任何民族的奋发自强都需要两种清醒：清醒地面对世界和清醒地面对自 己，清醒地面对未来也清醒地面对过去，中间不能隔裂；清醒必须全清楚，含糊就会全糊 涂。以文学清算“文革”，不仅是历史的需要，也是现实的需要。对“文革”——切身的体 验，切肤的痛苦，切心的焦虑，以及被这些深切的感受唤起的庄严的民族责任，只有在我们 一代“文革”经历者身上最强烈。用它推动社会进步和逼真如实写在历史上的，也只能是我 们。有什么理由硬把它封存起来，埋藏起来，留给后人或外国人当作古董去挖掘？
今年春天，我在波兰马丹涅克纳粹集中营遗址上徘徊。集中营的一切，都像文物一样完 好如初地保存着。那黑黝黝的岗楼、阴惨惨的刑室、一道道冷冰冰的电网和高耸遮天焚尸炉 的烟囱，使我不寒而栗，仿佛置身于四十年前法西斯肆虐时血腥的气息里。我注意到，那些 来参观的穿着漂亮的孩子们，个个瞪大天真的眼睛，惊讶地看着他们前辈们经历过的实实在 在的一切。不用说教，历史在说话，焚尸炉熏黑的炉口和人体解剖台上暗红的血迹都不会欺 骗他们。当这些孩子们走出集中营，眼里并无疑惑不解，而全都是不声不响，不蹦不跳，陷 入了成人一般的沉思。历史的悲剧也能升华出一种神圣感，这情感强化人们对正义、善良、 民主、和平与生命本身的爱和珍惜，对邪恶、专制、战争和反人道的仇恨和警惕，唤醒每个 人对人类未来命运都应具备的义不容辞的责任。暖意十足的淡绿色的春光，洒在一座万人坟 墓巨大的拱形石盖上。那坚硬的石面被利器凿着一行字：
“我们的命运是你们的警钟。”
我陡然想到巴金先生对建立“文革博物馆”的倡议。这充满作家良心的倡议里包含着为 子孙造福的渴望。但由于上述那些荒谬的误解，它同样被淡化，被搁置，被冷处理了。当上 海作家赵丽宏发现年轻的一代对仅浇结束十年的中国历史最大的悲剧一无所知，我们难道还 不应该敲响这警钟吗？只有叫后代人知道过去的一切，他们才会更透彻认识到现实的一切， 不迷失于身边纷杂的生活里，知道做什么和怎样做，把个人的人生信念和人类生存的永恒真 理相统一。为了这些想法，我把这部书，作为向迟早会实现的“文革博物馆”呈送的第一份 普通中国人的“文革”档案。
原先，我设想用两年时间完成这个写作计划。工作中我发现，这不是一部作品，而是一 项文学工程。凭我个人力量，要想在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土地上，找出一百个最富个性、内 涵深刻又相互区别的人物典型，用他们的心灵史，呈现这一无比深邃浩瀚的时代内容，何其 艰难！况且有人经历独特，未必肯言之，或者未必善言之，或者未必能提供出文学所必需的 特有而生动的细节。
因此，我要扩大采访量。用筛选的方式，不断从一批批采访者中比较出各类典型，同时 以文学的眼光审视之，再一个个精选出来，才能使这一百个普通人的内心故事，对一代中国 人的心灵历程，作出尽可能雄厚充实的包容。这样，就必须从我的生命中多支付时间。一个 人一生能做成的事极其有限，如果这书能如愿地实现我的写作初衷，便是我此生最大的满足 了。
一位读者曾写信谴责我：“你曾经信誓旦旦，要为我们一代人写‘心灵史’，为什么有 头无尾，放一炮跑了？你死了？勇气没了？还是也做买卖去了？”
读了这信，我点燃一支烟，一直抽得烧到手指头，捉笔只给他写了一句话：
“我没权利放弃这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