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我一直是快乐的，意气风发。
那时我们的业余生活主要是批判会，这也是唯一的文化方式了。干了一天活儿后，晚上 就被连部集中起来，搞大批判。对于我们来说，写大字报是练书法，写批判稿是作文章，唱 《东方红》和《大海航行靠舵手》是唱歌曲；我们也写诗，当然都是按要求写的了，绝对没 有个人的诗句。尽管这种文化生活充满政治，但也可以人尽其才，一样干得有声有势。我们 是绝对不准看马列和毛主席著作之外的任何书籍的。偶然有人从别的连队偷偷借来一本小 说，大家都抢着看，但千万不能叫连队领导知道。记得有一本外国小说《俊友》，莫泊桑写 的吧，传到我手里是吃晚饭的时候，我瞪着眼一直看到夜里两点，两点半另一个知青就起来 接着看。书的利用率可是极高的。
要说到看电影，那简直是我们的节日！一部电影从师部借来，就一个个团部传着放映。 多是到一个集中的地方，各连队的知青都来了，好像一个大聚会。老朋友见见面，也可以认 识些新朋友。记得一次听说要放映香港片子《杂技英豪》。知青早早地聚在广场上，从天擦 黑直等到夜里三点。片子一送到，广场欢声雷动，那声音撼山动地，不知是表达一种满足还 是一种饥渴。还有一次看朝鲜电影，电影里下大雪，广场上也下大雪，但没有一个人离开。 电影里人进了屋子，我们却在大雪里站着。这感受真是奇特又奇妙极了。
我们有大块大块空白的时间，又寂寞又孤独，爱情便出现了。连长像个封建时代的管 家，常常晚上到桥头和道口去堵那些外出散步的男男女女。有时还躲在解放牌卡车的车楼子 里，监视我们的一举一动。但我们有一条由帐篷后面通往森林的秘密小路，是知青们恋爱的 幽径。知青们都爱称它为“胡志明小道”。这小道弯弯曲曲穿过一片开花的草地，还有许多 小白桦树遮遮掩谮，又美又静又神秘，许多知青把伴随着心灵颤栗的足迹留在那小道上了。
我不能落下这个细节，这很重要—从连队的大院子里远望，有一棵枫树。它长在平坦 坦的草甸子上，周围没有任何别的树，只它一棵，也许因为它所处的地势好，单独地生存下 来。它又矮又大，由于太远，平时看起来模模糊糊；可逢到秋天，它红极了，像一束火把， 非常吸引人。有时心情孤独，看它一眼，似乎就好受一些。它好像是一种寄托，一种期望。 有的人心里有苦难言，就跑到那树下呆一会儿，静一会儿，哭一会儿，便会好些。于是人们 部说它能消解痛苦，非常灵验。我吗？我——今天我特别不爱说我自己。我只想说，近来很 奇怪，我常常恍惚间想起这棵树来。我说不定哪一天我专为这棵树跑回去一趟呢！什么？你 说我的眼圈有点红？我昨晚又睡晚了。
我们的知青生活的重大转变是忽然出现一个意外事件。一个老职工与一个女知青关系暧 昧，他晚上控制不住，钻到女知青帐篷里，被当场抓住。虽说这事在连队里炸了锅，又决不 这么简单，在给这老职工办学习班时，一打一逼，他交待出自己的风流艳史，居然还有不少 女人！有女职工，也有别的女知青。这时人们就把疑点放在我女朋友身上。我的女朋友是副 班长。那时帐篷里很冷，一个烧“半子”（一截树干立着劈成四半）的汽油桶根本不顶用。 我那朋友就住到这老职工家里，跟他的女儿作伴，不过是图个暖和。中国人在这方面既有兴 趣又有想象力，于是就在我朋友身上打个问号：难道他眼前放着一个有眉有眼的大姑娘会不 动心？
你问我这朋友？她是个很好的姑娘，我与她从小同学，互相印象都好，但我那时受传统 教育很深，男女之间特别封建，表达非常隐晦。一次我被氯气薰着，她来看我时，马上把自 己身上的大衣和手套给了我，那可比现在年轻人随随便便一个吻强烈得多了。但这事一出， 无论对我的打击还是舆论压力就太大了……我还是先不讲我自己的事吧！
这件事之后，跟着又出了一桩类似的事。连部一看问题不小，加紧一抓，揭发检举，知 青揭发知青，老职工也相互揭发，居然涉及几十人！所牵扯上的知青大多是女孩子。连部就 把那些有事的男的关起来打。说是搞“群众专政”，实际上是“逼、供、信”。这样，不管 是老实供认，还是屈打成招，反正愈揭人愈多。我们惊讶了，乱伦啦！这不成流氓窝了？尤 其是那些女孩子最不能同情，她们是给知青丢脸！那时我们还有一种很强的集体尊严与荣誉 感，对上山下乡运动还抱着理想精神呢！
有一个女孩子是B市来的。她也是怕冷——。你在这里，根本想象不到那儿的冷是什么 滋味！她借着去马号买奶，在马号里多呆一呆，暖和暖和。卖奶的老职工就献殷勤，给她热 奶，好言安慰，小恩小惠，再采取手段，终于把她弄到手，这姑娘怀了孕。人人骂她，谁也 不去想，这个姑娘个子高，又苗条，如花似玉，非常好看；那老职工又矮又丑，还是独眼。 这姑娘怎么会看上那老家伙？谁也没有同情她，都认为她无耻，给知青丢脸！她到师部医院 打孩子时，医院不留她住；从医院回连队的路上，长途车不叫她坐。因为医院护士和汽车上 卖票的都是知青，没有人怜惜这个“轻贱”的女子。一次，这姑娘与另一个知青吵嘴，立刻 好多人一拥而上，把她的上衣撕得粉碎，里边全露出来了。当然是为了羞辱她。从此这姑娘 颓废了，接二连三，跟了好几个。最后团长看她长得特别好，占为己有。好好一个姑娘毁 了！
从这事，我眼前遮上一层黑雾。
这样的事闹出来，往后便层出不穷。有一个团的招待所所长、参谋长和团长，把许多女 知青调去，说是给她们好工作，不干农活，有吃有喝，实际上三个人轮流干。一百多女孩子 叫他们玩了。其中有个高干子弟告到中央，才把那几个家伙毙了。
自从发生这件事，我们才对那些无辜的女知青寄予同情。她们离乡背井，无依无靠，孤 独难熬，没有出路而充满绝望，才被人使用小恩小惠与手中权力欺负与迫害。还有那些为了 上大学和想离开这里的，只好委曲求全，责任又怎么能放在这些可怜无助的弱女子身上？
由于同情心产生，怀疑也随着产生。
这期间，社会的不正之风到处泛滥，也刮到了连队。我从M城探亲回来，送给连长一本 年历，其实我并没有别的意思，不过在这偏远的地方很难见到这种年历。连长为此居然把我 调到农场小学当教员。一本年历不是瓦解了他，而是瓦解了我；神圣感没了，嫌恶感来了。 我这才开始降温。我也真够笨的。
我更笨的则是一直到一九七八年才返回M城。我几乎是最后一个离开连部的。当地人都 戏称我是“珍贵动物”了。
从七五年，知青可以选凋上大学和办理病退返城。上山下乡这场运动走向分崩离析。当 时流行一首《知青歌》。开始只是偷偷唱，渐渐连长听到也不管了，歌词已经记不全了，反 正有这么几句：
告别了妈妈，再见吧故乡，还有那金色的学生时代，只要青春进入了史册，一切就不再 返回；告别了妈妈，再见吧故乡，我们去沉重地修理地球，那是我们的神圣天职，我可怜的 命运哟！
歌词挺粗糙，流传却很广。唱起来十分的忧郁，很适合我们内心低落的情绪，所以大家 总在唱。当领导的都很灵，从这歌中听出一种不吉祥的东西。中央开始组织各地的慰问团来 看我们。我还记得哈尔滨慰问团带来了“消炎药片”，天津慰问团送给每个知青一件绒衣， 上海慰问团赠送什么已经忘了。但我们有意带他们参观那些最脏最破、条件最差的住房，还 让他们看看我们的厕所——这里的厕所是用木头和草围当做墙，没有上下水，只挖一个坑， 大小便多了，冻成一个冰砣子，最上边是个冻得硬硬的粪尖，上厕所必须带一根棍子，先把 粪尖打断，否则扎屈股……
他们看了很惊讶。但最多只是说几句好听的话劝鞍罢了。谁都知道，他们来是为了安 抚，而不是安慰。每个人心里那只眼睛都睁开并目愈来愈亮了。
我和R两个人在帐篷里，脱光衣服，相互找病。我忽然发现他的胳膊有点弯，他写信给 家里一问才知道从小摔断过。他就用这个“理由”办回城了。我把他送走，在荒野里一站， 才着排实实感到一种被遗弃感。而实际上早在七○年我们就被遗弃了，只不过我们当时是一 群傻子！
在农场最后的日子，一般人绝对受不了。
我们刚来时晾衣绳上晾满衣服，现在零零落落，寥寥无几；过去打饭时要排很长的队， 最后只剩下几个，好像破衣服上几个没掉的扣子。在大帐篷里，如果不认真看往往就看不见 人。
从公路通往连队的道儿，来时只是一条细细的小路。八年里被我们沉重的脚步踩成一条 三米宽的大道，但人们一个个走了，道路又变窄了。“胡志明小道”已经被野草埋了起来。 每当我感到孤独和寂寞之时，就跑到那棵红枫下坐一坐，但这枫树已经不灵验了，无论我怎 么落泪，也难以摆脱心里的苦闷……
有背景，有门路，有办法的人都走了。最后我还是经人指点，用四支挂面收买了医院的 化验员，把化验单改了，这才返回M城。你看，我这八年不过和四支挂面一个价钱。是呵， 此时已是一九七八年十二月三十日，眼看就是一九七九年了。六十岁的老妈妈见我回来，高 兴得居然像小孩那样双脚离地蹦了起来。但谁问过我在那生活了八年的地方，我们留下了什 么？
我们连的知青还算齐齐整整，六十个全都活着。旁边连队的一个姑娘，出窑往外挑砖时 忽然窑塌了，活活砸死在里边。人弄出来早已经烧成煳干，不敢叫她家里来人看，赶紧埋在 荒地里了。最惨的是一次森林大火，团长指挥知青去灭火。森林大火，别看白天都是烟，晚 上看像点天灯一样，全是火，几百度高温，人一进去就烧化了。绝对不能哪儿有火扑那儿， 只能在外边打出一条防火通道。但这团长是蛮干，结果烧死了四十多知青。森林里着火，火 是追人的，比老虎还猛烈；男的跑得快，烧死的大部是女孩子。可是……谁对这些无辜的白 白死在里边的孩子们鞠过一个躬呢？
如果这些女孩子知道知青最终都返回到自己爸爸妈妈的身边，她们岂不更是自觉悲哀？ 如果她们阴间有灵，准会发出凄惨又愤怒的呼号！
在我即将离开农场那些日子里。知青们已然怒不可遏。一个团部里爆发了知青焚烧劳资 科长家里房子的事。因为到处传说这科长收取知青们的礼物堆成了山。后来，知青返城不再 要医院证明，也无须理由了！
知青一走，另一个悲剧就出现了。那就是有些知青在当地有了女朋友。他一走了之，把 苦难结下的果子交给了女友。这很像那支歌曲《小芳》。于是有人自杀。有一个当地的女孩 子在遗书上写道：“我劝本地青年千万别爱城里的知青！”于是又引起当地人对知青的反 感。苦难是一种传染病。谁知文革的遗害究竟有多大？
你问我对自己知青这段特殊经历怎么看。说实话，我很矛盾，一直矛盾着，这辈子甭想 解开了。我想，你问任何一个知青，他也会给你同样的回答。
从悲观的角度看，八年的艰辛苦难还在其次。我们十几岁就被赶到边疆，如今四十多岁 了。心里带着很多阴影，身上带着许多伤病。许多人身体早早垮了，像肾病、胃病、腰背 病、风湿病，终生终世也不可能甩掉了，这也其次。最主要是我们失去学习的机会，很多知 青有才华，但知识不够，没有学历，虽然现在还算正当年，却无法和大学生、研究生们相竞 争。是呵，我们是被糟蹋了。
从乐观的角度看，八年困境锻炼了我们，我们什么都经受过了；最冷的天气、最苦的生 活、最累的工作，都受过了。我们还伯什么？我们有极强的适应能力，对困难不犯愁，承受 力强，还能应付各种难题。我刚返城时，电力局招人，去了一百人，大多数是知青。当时电 力局想在院子里盖几间平房办公，缺木匠，立即有十多人说，我们都是木匠。再一问，全是 知青。知青个个是好样的。他们都在文革的“老君炉”里炼过，岂不神通广大？然而，最使 我感到自豪的是，每一个知青都已经明白，他们为国家承担过什么——
实际上，红卫兵运动之后，也就是七○年，国民经济完全搞垮了。国家已经没有力量给 两千万知青安排工作，放在城市又不安全，怕出乱子，这才想出“在广阔天地里大有做为” 的冠冕堂皇的口号，把我们放逐四方。于是我们这支曾经为他们冲锋陷阵、赤胆忠心的千军 万马，统统落入安排好了的陷阱里。尽管我们曾经悲哀之极，尽管我们吃了苦头，但连国家 也挑不动的担子，叫我们十几岁孩子们瘦弱的肩膀扛住了。是我们撑住这倾斜的柱子，才避 免了国家大厦的坍塌。你说，难道我们不伟大、不是功臣、不是货真价实的国家栋梁？尽管 这一切一切，都是事后我们才明白的。
可是，我有时又想，我们这自封的功臣又能被谁所认可。就像前边说的，谁去面向那大 火烧死的四十个女孩子的地方鞠一个躬呢？
我的话说得差不多，现在轮到你说一说了！
历史已经全部记住，就看人们自己是否把它忘掉。
苦难意识流
1966年41岁男J市无工作人员
我是一个被撕得粉碎的人——大年三十被弄走——一天最多吃几百个苍蝇——我把自己 变成一个“○”——追加的定性“极右”的文件——一个人为另一个人活着，有时很充实— —世外桃源——我们受这么多苦难，难道就为了你一声“对不起”吗？
话从哪儿说起呢？昨天夜里我躺在床上想给你理出个头绪来，不想还好，一想全乱了。 为什么？我是一个早被撕得粉碎的人，哪儿跟哪儿也说不上话，无因无果，全没道理。我就 给你来个“意识流”吧！有的地方可能是“倒插笔”，有的地方“倒计时”，有的地方还可 能颠三倒四，纠成一团……好在你是搞文学的，总能弄明白。如果你听乱了，糊涂了，那可 别怪我，我这辈子一直就乱着，一盆浆糊那么糊涂着。
你去查查一九五七年九月一日的《××日报》吧！第三版头条有篇文章《又揪出一个大 右派》，反映的就是鄙人。揪出来，批呀，斗呀，审问呀，逼供呀，这套你全知道，我就甭 说了。折腾到十月份，把我弄到东郊区F庄劳动改造，一边听候处理。我喂猪时，觉得我就 像那头躺烂泥里的猪，只等着哪天弄出去宰了。
你问我为什么从五七年开始讲。我如果一上来就从六六年文革讲，你就更不清楚我是怎 么回事了，你会想，我那时怎么“无工作”呢，唉，我的事实在太荒唐！
改造了四个月。
五八年二月，农历的腊月二十八日，上边指示让我们回家过年，我心里蛮高兴，这也是 一种民族习惯民族感情吧，回家吃个团圆饭！而且母亲住在外地，年年春节我和爱人都去陪 母亲过年，我们满心欢喜地买好大年三十的火车票，一时连悬而未决的右派的事也撇在一 边，先不去想了。大年三十这天，正准备起程，忽然文化局反右派工作组来了几个人。其中 有一位作家，他那时非同小可，是工作组组长，名叫B.你肯定知道他。他进门就给我宣读 一份决定，什么“经上级党委同意，公安部门批准，对你开除公职，送往GG农场劳动教 养”。我还比较镇静，问他们：“什么时候走？”B作家很严厉，冲我说：“现在就走！” 我爱人一下就晕了，仰身“哐当”摔在地上。
当时，我想求他们通融一下，我是劳动教养，不是犯人，也不会跑，要弄我去劳改也不 一定非得大年三十呀！我还没开口，B作家的脸就像关严的铁门，冷峻，无情，把我吓回去 了。我说声“走吧！”就扛起行李。这行李三天前从东郊区F庄扛回来，还没有打包呢，现 在正好原包扛起来就走。原来倒霉竟这样省事。
您问我怎么给打成的右派？
我倒想问问您，为什么把我打成右派？
我一直认为，别人都会比我更清楚我是怎么会成为右派的。
从大鸣大放到整风反右，我根本没有在单位。那时，我向我的单位戏曲学校请了“创作 假”，住在上海亲戚家里埋头写剧本。忽然单位来电报，叫我速回，参加整风反右运动，我 还对爱人笑着说：“整个大鸣大放，我都没在单位，没贴过一张大字报，没对领导提过一条 批评意见，这次无论怎么样也没我的事了。”谁知回到单位的第二天开大会，一进会场我就 傻了，一条大横标写着“彻底批判甲、乙、丙反党集团大会”。甲是戏校校长，乙是副校 长，丙是我。我当时是学校主管教学的业务科长。我再一听，批判我的内容都是空的，除去 吓人的大帽子，就是声色俱厉的叫吼。
奇怪了，我有罪？哪怕我说过一句反动的话，哪怕这话是你们胡编乱造的，也算叫我明 明白白呀！
再告诉你一件，一九七九年——这一跳可是二十二年以后了，这真是“意识流”了。时 间不连着，事情都连着。这时候，文革结束了，文化局的人事干部为我改正右派。他非常惊 讶地对我说：“老实对你讲，我看完你所有的材料，很纳闷，凭着这些材料，怎么会把你打 成右派呢？”
他当时那惊讶的表情，连同他惊讶莫解的口气，我至今记得清清楚楚。
他把订成厚厚一本的材料给我看。呀，我惊呆了，这哪里是什么罪证和罪行录，它居然 完完全全是我给一些戏提的意见！艺术方面的意见呀！
我只问一句：“还有吗？”
他说：“全在这儿了！”
这事如果轮到你，你会有什么感受？如果说二十二年我受尽了苦难，但都不如这一击来 得猛烈！
二十二年，我一直为我汀成右派的原因糊涂着。可现在一看，谜底竟是这样！我不仅更 糊涂，一瞬间好像对这世界一无所知了。
为此我付出了多大的代价？
接着刚才的话说。我爱人大年三十赶到母亲那里，母亲对我的情况原来知道一点的。当 她听说我太忙，不能陪母亲过年来了，母亲好像立刻全明白了。怔着，忽然抱着我爱人，娘 俩失声痛哭。从此我便没有再见过母亲。六○年夏天她病重，我正在GG农场劳动，不准探 望。直到母亲故去，才叫我去两天，可母亲已是死人了。
不准看活着的母亲，只准看死去的母亲，这大概也算一种刑罚。
幸福不会带来任何教益，苦难却能改善人的性格，这是我最积极的生活体验了。
我真正的性格是重感情，敏感，容易冲动，还挺脆弱；现在变了，变得理性、灵活、看 得开，很有克制力。前者是先天的，后者是后天的。比方前边说的脆弱性，那就是对挫折和 屈辱不能忍受，我表现得特别强烈，所以我几次自杀，并且见于行动了。
我刚给打成右派时，给关在戏校一间储藏室里。我在学校一直是业务尖子，人缘也好， 很有权威，可这时一些小孩子扒着窗子，像看猴子一样看我，还往屋里扔石子，啐唾沫，辱 骂我。我忍受不了，就想死，但房子里空的，连剖静脉管的小硬片片也找不到。我就想了一 个法子，因为房子脏，我便放开一点窗子，让苍蝇飞进来，再打苍蝇，然后一把一把地吞吃 死苍蝇，一天最多吃下几百只死苍蝇，苍蝇菌多，我想得霍乱痢疾，拉肚子拉死。但奇怪的 是，吃了这么多死苍蝇，却毫无动静……直到今天，我爱人也不知道我这样自杀过。你是第 一个知道的。我不愿意她知道，因为这事情实在有点悲惨。
还有一次晚上十点钟，那位B作家派人把我叫去，命令我第二天交出一份材料，叫我供 认我心里边都想过哪些“反动言论”。你说这是不是有点荒唐，“反动言论”，不是说的， 而是想的。可是我不单没说过，也没想过呀。搞艺术的想的不就是艺术吗？他们这一手真够 毒，弄不到言论，就叫我交待想法。弄到想法，就和弄到言论一样了。B作家还吓唬我说， 如果第二天我交不上材料，就把我送进公安局。我一听，非常害怕，并觉得被抓起来会更受 屈辱，便决心自杀。
转天我买一瓶白酒，去S公园后边的运河边，那里很荒凉。我这人一口酒就醉，如果把 这一瓶全灌下去，肯定晕晕乎乎，一头扎进河里，一了百了。于是在河边把一瓶酒全倒进肚 子里。这次也非常奇怪，大概阎王爷仍旧拒绝收我，一瓶酒下去，不但毫无醉意，反倒更加 清醒，使劲摆脑袋，愈摆愈明白。这时候看到不远地方有两三个人正在注意我，我心想自杀 不成，反落个“畏罪自杀”，“罪加一等”，便放弃自杀跑回家了。
不是怕死，而是怕活，这便是那个时代的荒唐。
从这次自杀未遂，我这人发生了变化。
那天回到家，一推门，就见B作家带一帮人正等着我。见我就气势汹汹地问，干什么去 了？嘴里哪来的酒味？交待材料在哪儿？连我自己也没想到，竟然冲他叫道：“我没有反动 言论，你们爱怎么办就怎么办吧！”这一叫，吓了B作家一跳，也吓了我爱人和我自己一 跳。我怎么会如此胆大包天？过后我爱人说我的嗓门大得出奇，甚至比B作家嗓门还大。也 许是酒精的放纵作用，也许是因为我刚刚从死亡那里返回来，人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