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爸爸被打成右派时我十三岁。正在舞蹈学校上培训班。这培训班是国家一流的，目标 是培养舞蹈尖子。我有舞蹈天赋，是。
一个十三岁的孩子对爸爸能有多少理解？我哪里知道他在抗日期间，曾在党领导的一支 抗日演剧队——桂林新中国剧社工作，积极宣传抗日，更不知道湘桂大撤退后，爸爸他们千 辛万苦，转移到昆明，常常半饥半饱站在舞台上为了唤醒民众，保家卫国……在我的记忆 里，我整天在叔叔阿姨们的怀里，被轮换地抱来抱去，他们教我唱歌。我像只惹人疼爱的小 猫儿。爸爸呢，他是最好的人，也是最爱我的人。我说他好，就凭着所有人看爸爸时的眼神 ——信赖、喜爱、尊敬，这是一种直觉；我说他最爱我，也是凭着他看我时的眼神——疼 爱、鼓励、信赖，时时还闪出令人兴奋的爱的激情。这也是一种直觉。直觉是孩子判断世界 的唯一方式，往往最准。
你想想看，如果别人说我爸爸是坏蛋，我会怎么反应？当然会坚决反对，可是很快又完 全相信了。为什么？因为我那时太简单、太纯洁、太天真了。我十三岁呀，老师们认为我还 要小得多。我们在院子里上课学习戏剧的“起霸”和“趟马功”，腿绷不直，老师气得把手 中的鞭子在空中挥舞，吓唬我。我呢，反而把鞭子抽落的海棠偷偷放进嘴里。因为我天真可 爱，又有很好的跳舞天资，培训班把我当做宝贝和尖子。还常叫我去参加国家的一些重大外 事活动，向外国首脑献花。记得一九五九年毛主席击中山公园游玩，那次选了我和一个男孩 子去给毛主席献花。毛主席接过花，还和我拉手。我曾在日记上写道：“今天我给毛主席献 了花，一直拉着他白白胖胖的手，我真高兴。”这拿俗话说：对我的政治待遇是很高的。
可是忽然一天——这天正要派我去给来访的金日成主席献花，我已经打扮好，后脑勺儿 上扎一个玫瑰红带白点的丝带蝴蝶结，老师们都夸我漂亮，我兴奋极了——我的班主任老师 忽然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沉着脸对我说：“你今天不要去了，你家出事了。”
“什么事。”我问，真是晴天霹雳。我对他下面的更没有半点准备。
班主任老师问我：“你知道右派是什么吗？反革命，敌人，坏蛋，你爸爸被划定右派 了。”
“我爸爸是最好最好的人，老师你是不是听错了。”我说，浑身直打哆嗦，声音也打 颤。
他对我倒挺有耐心，一字一句地说：“老师是最爱你的。你应该听老师的话，你爸爸原 先不错，可是他现在变了，在单位里反对革命，他做的事是不会对你说的。为什么？因为你 是好孩子，他怕你知道后就要反对他，你在电影里不是也看过反革命吗！他们有的人开始是 革命者，后来成了叛徒，大坏蛋。懂吗？对，你懂了。老师也不愿意你爸爸变，但他变了， 你就要和他划清界限。”
我流着眼泪，信了，就这么简单，从此就和爸爸一刀两断。自他打成右派，直到他死， 我再没见他。
如果是现在，我才不信这套呢！
但那是五十年代，中国人都是一个直眼儿的时代。许多大人都信，为了和当右派的丈夫 或老婆划清界限而离婚，何况我一个人事不知的孩子。我曾一次又一次使劲反省自己，是不 是害怕牵连，怕失宠，才昧着良心和爸爸一刀两断，应该说，开头是绝没有的。
当时我在这件事情上纯洁得白壁无瑕。有一次我梦见爸爸穿着敌军服装，追我，还开枪 打我，这就是那时我对爸爸的感觉。
我给爸爸写了一封信，居然连称呼也没写，我以称他爸爸为耻辱，义正辞严而狠巴巴地 写上这样几句：
“你现在已经是人民的敌人丁，你应该很好改造自己，回到人民中间来，到那时我就叫 你爸爸。”
据说爸爸收到这封信后，被送到北大荒劳改去了。可是你想，这封信对他的伤害多么厉 害！直到许久之后我才知道，反右时他的出版社总编辑被定成右派，爸爸和他很要好，单位 叫爸爸揭发总编辑，爸爸就是一声不吭，顶牛顶了一年多，使给爸爸也戴上右派帽子，一个 因正直而不被社会宽容的人，受尽了委屈和践踏之后，又被我一根铁针当胸扎进去，直插心 窝，我才是残害他的最无情、最丧尽天良的罪人！
叫我奇怪的是，他竟然一点也不恨我，好像他一点点也没有受到我的伤害！他在北大 荒，当听说我参加了《鱼美人》舞剧演出，还千方百计搞到一本《人民画报》，用放大镜从 画报的《鱼美人》的剧照找到了我。听说那是他在遥远的边陲贫苦生涯中唯一的安慰。那里 的人几乎全都看过这张剧照，有的人还不止一次看到。这本画报一直压在他枕头下，直到一 九六一年自然灾害时他在北大荒饿死，尸体从床上抬定时，那本画报还在枕头下压着，纸边 都磨毛了，画报上的剧照却保护得完好无缺。这事是我听妈妈说的。妈妈还说，爸爸在北大 荒又苦又累，每个月只能分到八斤粮食，得了肺炎，贫病交加，活活饿死，后来被用破席裹 了裹，埋掉。我妈妈亲自去北大荒领他的遗物。只有几件破衣服，烂帽子，一个旧搪瓷水怀 和洗脸盆，再有就是这本画报，还有一个日记本。他生前哪敢在日记本上写真实的感想，都 是记事，天天的流水账。但日记本中间却写了这么一句止不住的真情：“我从《人民画报》 上找到了她，她更可爱了，我兴奋地直哭！”这便是他留给我的遗言。
这遗言一行字，像一条鞭子，我重复一遍，就火辣辣抽我一次。
他去世这年，我十五岁。我们分手两年，一个情断义绝，一个至爱情深，我没给他再去 过一封信，更谈不上去看他。
我常常反思自已，在这两年里，我与他一直断然不再有任何联系，难道只是因为天真和 受革命教育的结果？真的一点也没有因为怕压力、怕连累自己、怕不受组织信任与重视的私 心？我不敢承认有，如果承认就承受不了刺心般的自责。但我可以告诉你，有……
自从他被打成右派，天压下来了。所有重大外事与政治活动实际上都不再有我。原先说 我十四岁就可以破格入团，从此也不再搭理我。每逢别的伙伴们去参加重要活动演出，我一 个人孤零零在院里溜达，深深尝到了政治歧视的厉害。原先对我特别好的那些老师，突然变 一张脸，像川剧里的变脸；他们想尽办法迫使我去揭发爸爸，我能揭发什么？那些老师因为 在我身上榨不出可以使他们凭功请赏的政治油水，就恨我，冷淡我，排挤我……
但这样就应该抛弃爸爸吗？
特别是在他最需要我的时候。世界一片暴风雪，冰天冻地，只有女儿是他唯一温暖的依 傍呀！
如果现在以我的死能换来爸爸的复活，我宁愿马上去死，但当时为什么因为惧怕压力就 把他抛开？我恨“划清界限”这四个字！这四个字像一把刀斩断我们父女，而拿起这把刀的 偏偏是我自己。
愈清醒就愈痛苦，愈痛苦就愈清醒。
特别是爸爸的死，一下子使我来个很大转变。我转向面对自己，不再是面对外部世界。
我开始不爱自己，怀疑自己，否定自己，甚至害怕自己。我感到自己的良心被狗咬去一 大半。我的精神要崩溃丁。平衡自己的只有苦练业务。因为爸爸的一个理想就是盼望我能成 为优秀的舞蹈家，我要拼命地干，干得出色，做为补赎自己的罪过！
文化大革命到来之后，我的家整个完了，妈妈和弟弟妹妹被赶到草原去。只剩我一人， 孑然一身，无依无靠。我前边讲了，我巳经不关心外部的事，这期间面对“文革”，我非但 不伯，好像什么也不在乎了。红卫兵说我爸爸是反革命，我偏说他是好人，巴不得他们把我 打死，为父亲挨揍，死去活来，良心才得安宁。特别是本团的革命派们嫉妒我的业务好，批 我“自夸典型”，不叫我加入“样板团”。那时除去样板戏根本没有别的演出，我几乎失业 了；我却坚持练功，如果我垮下来，父亲留在世上的理想也就全完了。我天天坚持练功，晚 上躺在床上还练腹肌；乘坐电车时我从来不坐，借着车子晃动好练身体的稳定性……
文化大革命对整个社会的空前摧残，对人大面积的迫害，使我的头脑更加清醒，也就更 不能原谅自己曾经的罪过。这期间，虽然我在社会上沉默、冷静、很坚强，但回到家里就软 弱下来。我想爸爸，而且这种思念与日惧增，只要串门来的人谈到右派、北大荒、劳改、批 判斗争，虽然没有触及到爸爸，我也哭，呜呜的，哭起来就止不住。哭到最后，只觉得人空 了，拿什么也填补不上。
七五年广州交易会找到我们团，要求派演员去给外宾跳舞。因为我的民族舞跳得最好， 只好叫我去。还说属于“给出路政策”，当然必需“控制使用”。我想这可到了给爸爸争口 气的时候了。我跳“红绸舞”，场场满堂彩。每次谢幕，我面对着热情沸腾的台下，却像对 着漆黑冰冷的阴间，面朝着遥远而不可及的父亲，对他深深鞠躬。心里默默对他说：我想 他、爱他、请求他谅解，我感到终于有机会、有办法来赎罪了。可是，这股劲憋得太久，一 发而不可收拾，兴奋，激动，拼命跳，忘乎所以，身体和精神都顶不住了，突发心跳过速， 常常跳得一分钟一百四十次，人倒下去，几个月躺在床上，人也脱相了。医生说不能再于跳 舞这行，这怎么行？我一边养病，一边偷偷做简单练功，还默默请求父亲保佑我，让我站起 来，回到舞台上，给我赎罪的机会，这罪还像一块大石板压在我身上呀！
一九七九年爸爸的冤家平反了。
他死去那年只有四十五岁，风华正茂，在我印象中他总是那种精力旺盛的样子，但七九 年如果他依旧在世，也不过六十刚过，相信他那种对生活、对人的热情依然一如盛年。人生 最好的岁月，他却在地下一动不动长眠，想起来真是凄苦极了。
爸爸在文化出版界的一些朋友发起，为他开追悼会，灵堂设在八宝山公墓。主办追悼会 的人叫我写一份悼词。我心里有许多话要说，答应了。拿起笔来，百感交集，悲愤交加，激 情奔涌，要报复，要发泄，要控诉，但在灵堂里念起这悼词时我却出奇的冷静。没想到参加 追悼会有这么多人，黑压压把灵堂站满，不少是文化出版界名人，他们听着我一字一句地 念：
“亲爱的爸爸— ”
我终于叫他了，压在心里整整二十年的声音，终于在大厅广众堂堂正正、骄傲自豪地呼 叫出来了。然而，我居然没有激动，而是异常平静地念道：
“今天，我站在这里，既没有痛苦，也没有高兴，我只有一种怨恨！
我恨我们太软弱了。软弱使我们屈从于外界的压力。软弱使我们在您最痛苦的时候，不 敢去安慰您，不敢去爱您。软弱使我们只能瞧着命运把您一个人抛给了苦难。
我恨我们太无知了。无知使良心遭受欺骗。我至今不能原谅我自己，为什么竟相信那些 把您指责为人民敌人的谎言。爸爸，您还记得那时我给您写过的信吗？那信的开头没有称 呼。我写道：“因为你是人民的敌人，所以我就不能叫你爸爸‘。虽然当时您肯定非常痛 苦，但还是用放大镜困难地在《人民画报》’鱼美人‘舞剧剧照中找我，想看我。我的好爸 爸，亲爸爸，我知道您不会怪罪一个十三岁的无知的女儿，可是随着时间的增长，我越来越 痛心，越来越不能原谅我自己给爸爸心灵所压上的痛苦，我良心在受折磨。’不敢爱‘本身 就是一出人间的悲剧，能把纯洁的爱变化成无知的恨，这种爱与恨的颠倒是残忍的。爸爸就 是在这样一种情况下被折磨而死。
有些人是不需要灵魂的，但我觉得像爸爸这样一个一生正直、热诚、善良的人应当有灵 魂。他也不应当被人们忘记。他那孤苦的灵魂应当得到慰藉。爸爸，您若知道有这么多熟悉 的伯伯和阿姨、您生前的朋友，经过他们的努力能够在北京的八宝山悼念您，您感到欣慰了 吗？爸爸，我爱您，想您呀——您听见了吗？您肯定是听见了！爸爸，您安息吧。“
我在整个念悼词的过程中，四周安静极了，安静得听得见每一个轻微的抽泣，抑制不住 的呜咽。我自己却没有哭，真的，我听见自己异常清晰的口齿，把每一个字送到灵堂又宽又 大的空间里。我甚至听得见自己转换句子时换气的呼吸声。我感觉好像身在天堂里，在神灵 光辉的照耀下，对着爸爸讲这番话的。我感到他巨大、温暖和宽厚的存在。并感到他真的原 谅了我！一切恢复如初！这一刹那，我仿佛被自己净化了，被大彻大悟，被永不背叛的真 诚，被全心倾心的爱，把自己从无边的苦海里拯救出来，向上飞腾，飞进一片光明透彻、一 尘不染的天空中……我有生以来头一次这样轻松、自由和舒服呀！
从这以后，我似乎好多了。
你以为我就此解脱了吗？那就错了！开头我对你说过，如果欠着活人的债很好办，但我 欠的终究是早逝的爸爸。我总琢磨他临死时候是一种什么感觉？最疼爱的女儿与他“划清界 限”，他怎么会不感到亲离的疼痛与人世的悲凉？每靠想到这里，那悔恨的阴影又把我遮盖 起来。这也许是永生永世难以解脱的了。
中国人的宗教不讲忏悔。没有忏悔，人会活得愈来愈狠，或愈来愈累。对于有心灵生活 的人讲，没有忏悔就无法活。我的心便成了我的忏悔室。每逢此时，我就躲进我幽黯的忏悔 室里，与自己喃喃对话。
哎，作家，我对人生有这样一个理解：人生有一万条路，但每个人只能走一条。如果你 选错了，即使后来知过改过，曾经的过失也无法弥补。……当然，任何事物都不会是单纯积 极或消极的。残酷的人生与社会教给我的是：永远再不要单纯，永远再不要做违心的事。宁 肯为真心付出沉重的代价，也不要为违心付出悲惨的代价。
这是我从八宝山爸爸灵堂走出来后，悟到的几句自我的人生箴言。
忏悔可以使人摆脱魔鬼。
我们，陷井中的千军万马
1970年17岁男H省农场某团某连知青
第二天醒来一看全傻了— “小镰刀精神万岁！”— 把大蒜和鞋油搅合一起叫她吃— —胡志明小道— 如花似玉非常好看的姑娘— 怀疑产生了— 当时流行的一首《知青歌》 ——我们是国家的功臣！
一九七○年五月十七日，我们在M市火车站兴冲冲登上列车，奔赴遥远的北大荒。车站 上一片连哭带叫，知青从车窗里伸出手，死死抓着站在月台上那些送站的亲人的手臂，直到 车轮启动也不撒手，维持秩序的人手执小木棍，使劲打才把他们的手打开，真像生离死别一 样！这之中唯有我是另一个样子，我特别兴奋，起劲地敲锣打鼓，拼命喊口号。那时我刚十 六岁，浑身带着在红卫兵运动中激发出的热情，脑袋里只有“在广阔的天地里大有作为”这 几个字，其它什么具体的东西也没有，只是一团火热的、膨胀的、闪闪发光的感觉。再加上 人在少年时那种离家出走闯一闯的傻乎乎的愿望。一路上兴高采烈，敲敲打打，又喊又叫， 列车走了两天两夜，没到站嗓子就没有声音了。
列车在深夜到达农场车站。一开门，漆黑一片，哗哗下雨，极冷。我们是从炎热的M市 来的，身上还穿着衬衫呢！赶紧从行李包抻出军大衣穿上。下了车，在站台昏暗的灯光里， 只见大家一片绿，全都穿上了棉衣。冷雨却沙沙打在棉衣上。
我们是给大卡车运往农场的。农场似乎很大，好像没有边儿。它们按照军队的方式，一 个连队一个地方。我们的卡车每到一个连队，便下来一些人。我在第X连下车，一同来到这 个连队的知青大约有六十人。我们被领到一个很冷很黑的大房子里睡下。由于天黑，什么也 没有看见，只觉得满地泥污。太累了，倒下立刻睡着，连梦也没做。第二天醒来一看，傻 了！我们全傻了！
哪里是房子？原来是个极大的老式帐篷，缝缝补补，撒气漏风，帐篷里边也满是烂泥， 长长的野草居然从床底下长起来。这就是我们长久的住处了。吃饭要天天踩着烂泥走出一百 多米到伙房去，我这才明白为什么临来时学校再三叫我们准备高筒靴。一看这情况，几个年 岁小的学生就哭了，扭身要回去。但怎么可能回去呢？这大帐篷有两个，每个住三十人，相 距五十米。当天夜里，大家躺下，谁也不说话，渐渐就有了哭声。先是女知青哭，后来男知 青也哭，最后两个帐篷的哭声连成一片。在这荒凉的野地里，哭声和风声水声一样，谁理 你？那时我们才十六七岁呀。
我们大多被分配在“农业连队”干农活。这儿的农活可不好干。没有排水系统，到了收 割时，赶上大雨，地里成了汪洋，机器下不去，割麦子就得用“小镰刀”解决问题。干活也 是突击式的，天亮时露水一干，马上下去割，因为麦子沾露水不好割；这样一来要干到天黑 露水下来时才收工。一天干下来人都快散了。割大豆时就更难了，那是在九月份，地里全是 水，夜里结上冰，一脚下去，全是破冰碴子。所以，毡袜、皮靴、绒裤全得穿上。但干起活 来，太阳一晒，上边反而热得穿单褂。上热下凉，那难受劲儿就甭提了。后来许多知青关节 炎、肾炎、风湿病都是这么得的。可那时没人退缩。舆论强有力，懒汉是可耻的！我们的口 号是“小镰刀万岁！”“磨断骨头连着筋！”有时完全可以用机器也偏不去用，因为用“小 镰刀”才可以“颗粒归仓”，那股子精神真了不起，尤其女孩子们更不容易。农场的老职工 大多是转业兵和从山东、四川来的重劳力，根本不懂得照顾女孩子们。女知青们来了例假， 不好意思说，照样把双腿插在刺骨的冰水里，默地忍着干活。现在想起来都心疼她们。
至于生活的艰苦，你根本无法想象。
举个例子吧。知青得了病才能有资格享受一次“病号饭”。这“病号饭”不过是用豆 油、葱花和大盐粒子炝锅，再倒进去开水煮一碗汤面。有一次，只剩下一碗“病号饭”了， 两个知青为了争这碗面，一个知青就啐一口唾沫到面里，他想用这办法独吞这碗面，另一个 知青马上也啐一口，说：“我不嫌你，咱们就一人一半吧！”这一碗破面汤，不过是让肚子 舒服一点吧。
那儿人的饭食一向很粗。一个馒头半斤重，一个包子三两重，一两个月吃一次猪肉；吃 猪肉那天呵——我那时没有照相机，真应该叫你看看那些孩子一张张心花怒放的脸儿！那脸 儿才叫漂亮好看呢！没肉吃怎么办？猫肉、兔肉、鸟肉、老鼠肉……有一次我们的拖技机压 死一条蛇，大伙就用小刀把蛇切成一断断的。我在地上找到一个破罐头盒，里边放点水，点 着树枝，把蛇肉一块块煮了，那滋味真是鲜美极了。回去讲给伙伴们，人人听了都咽口水。
这儿的自然环境还不错。山上是原始森林，地上是“水泡子”，水草茂盛，一碧千里， 非常开阔，绝对没有污染。如果你做旅游者看一看，当然很好。如果叫你像我这样生活八 年，恐怕——别说不好听的话——恐怕你早跑回来了吧！
就说天气吧！冬天最冷的时候，耳朵和鼻子冻得“邦硬”。有时老职工搞个恶作剧，拿 起洋镐对知青说：“这镐刃上怎么有点甜呢，你舔舔！”如果这知青傻冒，一舔，舌头就粘 上了。再一拉，舌头准掉一块。这时必须赶快到屋里去，叫别人哈气，帮助“哈”开。逢到 “刮烟泡”——那种雪后的大风，常常在风口的地方把雪立起三米多高，扰得周天寒彻，漫 空迷雾，往往使人迷路。迷路的结果大半是把人冻僵冻死。
我说艰苦，你别以为我们就会喊爹喊妈，叫苦连天。一次我们从山里干活回来，车坏 了，徒步走了一百多里路。路上渴急了，大伙就嚼树叶，我忽然看见地上车辙沟里积着一些 雨水，便趴下去，挥手轰走水面上的一层小飞虫，去喝雨水。我这个创造发明得到大家一致 称赞，大家便都这样喝个痛快。嗓子得到滋润，便又唱歌又呼口号又念语录，一鼓作气回到 农场情绪依然十分高涨。
可以说从文革初期到这时，我还没有丝毫的反省意识。
文革初，我们批斗一个老教师。她原先是个老校长，反右时被划为右派，在学校做清洁 工。在逼她交待问题时，有些顽皮的同学就叫她大口大口不停地吃大蒜，她说受不了，便叫 她搅合鞋油一起吃，再把蘸了稀泥的葡萄叶子塞进她嘴里。那时我们决不会认为是在迫害 人，相反觉得我们很英雄，很正义，立场坚定。这便是当时学生们的自我感觉。
在我来支边之前，还参加过动员别人插队支边。记得我们到一个不肯放子女走的“钉子 户”家中做工作。所用的办法是“熬鹰”，也就是白天黑夜不停地动员，软说硬说，不让他 们睡觉，直到把他们熬垮，点头同意了，马上给他们办理户口迁移手续，这法子真有点缺 德！记得这家该走的是个女孩子，母女俩住一间平房。我们七八个人都挤在他们家，连水缸 边都坐上人了，你一句我一句直到深夜，这母女俩就是不说话，我实在熬不住，不知不觉睡 着了，天蒙蒙亮时醒来一看，嗨！被动员的和动员的全睡着了，东倒西歪，一片鼾声，大伙 全垮了。当然，最终她们还是被我们征服。但我哪里会多想一想，毛主席的号召既然这么伟 大，为什么又要用这强制的手段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