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到钓鱼台，视线豁然开朗，再看四周，建筑皆成废墟。我的心陡然一沉：唐山——毁了！
路，被四面八方的车辆堵死，我们只好下车，忍痛分手，去寻觅各自的家人。
夕阳西坠，暮色沉沉。空气里腐尸的气味，令人窒息。我踩着碎石乱转，心痛胜过脚痛。华岩新庄的村外，有人低声在坑里取水。原来水电两绝已经两天一宿了。往日充满欢声笑语的街头，变得死一般沉寂，只有几点如豆的灯光，飘忽在倾圮的房舍之间。我想，有灯光就有人，有人就有希望。事隔30年，这里早已是高楼林立的华岩居民区了。
我家住在市西郊，和华岩新庄相隔3里之遥。离家越近，脚步越沉重。想到家人生死未卜，鼻子酸酸的，心里直发堵。我听到村外果园有人窃窃私语，不由暗自喊了一声：妈妈，我回来了。
远方，传来隆隆的地声……脚下大地在颤抖。进村，家门早已消失。小女儿见我，忙去向奶奶禀报，转身又向妈妈说：爸爸回来了！
老妈妈见我说：“回来好！回来好！瘦了！瘦了！吉人天相！”
妻是个内向人。喜极“手足失措”，一边用砖头架灶支锅，点火烧水给我烫脚，一边低声悄语，讲说家人的“历险记”。屋倒，大女儿从颓墙里钻出来，救出奶奶、小妹；只有小弟跑得快，被砸断右腿，医生已看过，准备转外就医。
深夜难以入睡，我独自坐在花椒树下，耐着蚊虫叮咬，望着满天星斗，听着草虫呻吟。村外，果林里的鸱鸺在哀鸣。露水很重。自大明永乐年间，建起来的这千口之众的村落，已物换星移，一片焦土了；上百条的性命，瞬间从地球上被抹掉了。没有哭泣，没有倾诉，没有诅天咒地。夜，静，静得有些疒参人。这是不是唐山的缩影呢？素日左邻右舍那一张张稔熟的面孔，又浮现在我眼前，痛惜他们已升天国了！我的心，好累呀！
蒙蒙的晨曦中，我赶到开滦煤矿党委报到。听到的第一句语：宣传处的老处长刘玉恒遇难了！副处长刘东信的妻儿老小同归于尽了，成了“孤家寡人”……当我见到他的时候，脸上是一丝苦笑，正在挥锹清理废墟，开辟办公用地。
翌日，人民文学出版社的“老总”、诗人王致远，带着丁羽和杨匡满，开车找到我。王老说，要组织力量，将这次大劫难中的所见所闻，诉诸文字，告知世人，留给后代。从此，我们顶着烈日，冒着惊雷暴雨余震，奔走在唐山的工厂、矿山、农村、街道，写成《唐山来的报告》一书，于1977年12月面世。
承德归来，事隔多日，我发现提包里的窝头，已霉迹斑斑，成为这次承德之行，有惊无险的物证了。
目睹震后唐山实录
航鹰
30年前的震后唐山之旅，每每忆起，心灵仍为之震颤。
健忘症造访我的大脑长达十几年了，见了熟人叫不出人家的名字，“认真保存”的东西忘记了存放地方，继而发展成离开笔记本“备忘录”已无法履约守信去办事了。然而，30年前的震后唐山之旅，每一个细节至今历历在目，而且每每忆起心灵仍然为之震颤。
细节一：未见城市先见坟
当年我是天津人民艺术剧院的编剧，于8月17日黎明随剧院演出队去唐山灾区慰问演出。我们乘坐的大客车接近唐山市郊时，原本晴朗的天空忽然烟雾弥漫，令人觉得奇怪。隐约中可见一堆堆火光闪烁，汽车驶近了才听到远远近近哭声一片。
我站起身来探出车窗去看，这才看清烟雾缭绕中大大小小的新坟，很多坟前都有人在跪着烧纸钱。一位中年妇女一边号啕一边在烧一身小衣服，那身儿童裤褂不是纸糊的祭品，而是布制的真衣服。那一景象让人一望而知，大地震夺去了她年幼的孩子。
8月17日那个日子我并未做文字记录，至今记忆犹新是因为唐山接待人员说那一天是震后“三七”。我国北方丧葬习俗，死者去世后每逢七天为“一七”，亲人们都要祭奠追悼，直到“五七”后才算送走亡灵。
细节二：废墟上的制高点
我们乘坐的大客车进入唐山市后，远远地望见又一件奇怪的景象，令人颇费猜测。整座城市的房屋都倒塌了，一片一片废墟掩盖了窄小一些的道路，只有大马路尚能勉强通车。一望无际的废墟中有许许多多在酷夏烈日下闪着光点的白色物体，那些白色物体全都位于制高点。其实废墟里已经谈不上制高点，较高的地点只是一面断垣、一根残柱、半截电线杆、一个立柜或干脆是一座土堆的顶端。
从死神黑袍子下面逃脱的幸存者们在挖掘自家废墟时都会一无例外地把它举到可能找到的“制高点”，那究竟是些什么物件呢？
汽车驶近了我才看清楚——那是一尊尊大大小小的毛主席瓷像！有站着挥手的、有胸像、戴军帽穿军装的、不戴帽子穿中山装的……
我才想起唐山是北方瓷都，盛产伟人像。如今伟人像落入废墟，人们挖开瓦砾时发现它以后不知所措，只能把它敬奉到可以找见的高处了。
古往今来地球上有过许多遭受震灾的城市，恐怕这一望无际的高光白点是独一无二的奇观了。
更有一种无言的默契，满车的演职员全都看清了位于废墟“制高点”上供奉的造像，然而谁都没有喊出来……
细节三：踩在尸体上的舞蹈
我们的任务是去唐山钢厂慰问演出，相对而言唐山钢厂所在区域震灾较轻，厂房还能像一块核桃酥似的站立着。钢厂门前是一片小广场，出来迎接的女职员恰巧是我的中学同学，于是我便有机会了解一些震后灾情。
她一指小广场说：“你们今天来太对了，昨天这里还放满了尸体，刚运走埋葬。”
我不由得一阵毛骨悚然，酷暑炎夏，震后“三七”才下葬的尸体，该会……
慰问演出开始了，演员们在“露天舞台”上唱着现成的革命歌曲和新编的抗震节目。所谓“舞台”其实是一片坍塌的厂房，可巧厂房屋顶落地时形成平面，压在废墟上有五六米高。
老同学一指“舞台”说：“这片厂房下面还压着几十个尸体，屋顶太重了，挖不出来。”
“舞台”上的演员们歌舞正酣。
我庆幸自己只是个随团编剧，不是演员，这才没有上台去踩踏那些亡灵。
即使如此，我仍然不仅心灵为之震颤，脚心也随之发麻，似乎我也在踩着亡灵跳舞……
细节四：生命承受能力之重
还是借了老同学的光，我得以和钢厂工人们攀谈，若不是熟人关系，人们言语很少。一眼便知，这些站在“露天舞台”下面看节目的观众是厂方派来的，他们看节目时大都心不在焉，表情木讷，没有泪痕，没有笑容，没有激动，更没有报纸文章上常写的“深受鼓舞”。
节目换场间隙，这些来自不同车间的工人们之间也有些交谈。谈话内容叫人听了不寒而栗：
“你们家摊上几口？”
“两口，父亲、母亲。”
“老两口一块走了也好。我可就难了，老娘和媳妇走了，留下个怀抱的孩子，还有个砸瘫了的老爹。”
“你们都比我强，我一大家子人全走了，只活下来我一个。”
站在人群里我侧耳倾听他们的谈话，奇怪的是如此沉重的谈话内容，每个人竟都能够做到语气平淡，音调和缓，似乎只是议论昨天的天气。
我偷偷回首打量着他们的面庞，一个个仍然表情木讷，没有泪痕，甚至没有一丝情感的涟漪。
西方人常说中国人的脸缺乏表情，此时我才悟到，这些望上去木讷的面庞，却能够载负着生命承受能力的超常极限……
细节五：与苍蝇共餐
慰问演出结束已是午后，汽车开出唐山市区停在路边，剧院后勤人员开始发午餐。午餐只有馒头和咸鸭蛋，这在当时已经很不错了。
不料，我们却难以进餐。天热，车窗都开着，车刚停下就黑压压涌进来“轰炸机群”——苍蝇。我们不得不拿出手巾一边轰苍蝇一边剥鸭蛋。吃饭的样子很滑稽，咬一口馒头以后必须用毛巾盖上，不然的话上面就落满了苍蝇。幸亏每份午餐都有纸兜包装，我们不得不把纸兜放在膝盖上，左手拿食物，右手拿毛巾，吃一口立即捂上，再吃一口再立即捂上。人人都摇头晃脑挥舞手臂轰苍蝇，“轰炸机群”仍然嗡嗡叫着向你俯冲。
要不是饥肠辘辘，我真是无法下咽。过去，从未见过个头这么大，嗡嗡声这么响的苍蝇，想到他们曾在炎夏叮噬那么多尸体，我心里顿生恐惧，这哪里还是昆虫，简直是穿梭于阴阳两界的怪物啊……
无奈中，便有人大声叫喊：“开车！快开车！”
汽车驶出唐山市很远，大家全都站起来轰苍蝇。好在所有的车窗都开着，车速加快以后车内风力很大，这才渐渐地把苍蝇驱赶一净。
细节六：洗浴变成一种仪式
傍晚时分，我们回到了剧院大院。当时演职员工家的“临建棚”都搭设在剧院大院里，因此有许多家属等候多时。
家属们不约而同地捧着洗浴用品和干净衣服，跟前还放着许多洗衣盆。那年头没有洗衣机，亲人们叮嘱我们进入浴室后把身上所有的衣服都脱下来扔在洗衣盆里。
剧院后勤科早已为大家烧热了洗澡水，我们以一种别样的心情仔细搓洗，打了一遍香皂又一遍香皂，冲了一遍清水又一遍清水……
当我们里里外外换洗一新走出浴室，仰望金色的晚霞时，觉得自己从死界回到了生界，从地狱回到了天堂。
那一刻，我完全忘记了天津也是地震的重灾区。
蓝光照亮真情
杨迎新
震灾中，那些比金子还珍贵的东西成为我生命中永恒的珍藏。
1976年，我30岁，是唐山市公共汽车公司工会的一名干部，刚结婚不久，住在唐山市路南区刘屯街东风楼，地处市区东南部，靠近丰南县地界（后来知道，这里是地震最强烈的核心区）。东风楼是一幢有六个单元的两层小楼，我家住的是二层30多平米的两居室，非常简陋，房顶是20世纪70年代北方农村常见的那种木檩加煤焦板结构，比水泥预制板重量轻，但因为是整体浇注，故整个层面连成一体；没有煤气、自来水，家家备有水缸和蜂窝煤，吃水楼上挑，炉灰楼下倒，很不方便。
当时，大家的防震意识很淡漠。70年代初，尤其是1975年2月4日辽宁海城发生74级地震以后，唐山群众才在文件传达中知道一点地震的事，媒体对地震的报道极少，亲朋间传播一些信息，还经常受到官方的“辟谣”、追查，因此人们不知道地震的惨烈与可怕，预防也不认真，记得最常见的预防措施就是，睡觉前在桌上倒立一个酒瓶子，地震发生会震倒瓶子摔碎把人惊醒这样的防护措施。人们坚持了一阵，见没动静就拉倒了。
1976年7月28日夜晚，天气像凝固了一般闷热阴沉。我楼下住的是一个八口之家，当外科医生的夫妇和他们的六个孩子，这家人爱好音乐，还养着不少小动物。这天晚上，悠扬的琴声、歌声不断。我睡得晚，夜里十二点半左右才上床，由于天热，翻来覆去睡不着，楼下还不断传来犬吠声，更加令人烦躁。朦胧中突然觉得一股凉风裹着雨点从窗口扑进来，我便起身把窗帘拉上，然后躺下接着睡。刚要睡着，屋里突然大亮，像白天一样，觉得很奇怪，进而想，可能是停电后忘了关灯、又突然来电了吧？这样想着用眼扫了一下北窗，才发现不是灯亮，是外面的天空全亮了！那是一种闪着淡蓝色银光的明亮，像月光而又比月光强百倍（地光）！正纳闷间，一种低沉怪异、令人毛骨悚然的闷响，由远而近、由弱到强地滚动而来，犹如千只猛虎齐吼于空谷，又像万只野牛聚哞于旷野，那是一种蓄积已久、无处排遣而突然冲决出来的怒叫，是一种强遭束缚、不屈而又无奈的哀鸣，是人间很少听见的天籁之音（地声）。正当我被这从未听到过的声音惊得发呆之时，床铺便上下猛烈地颠动起来，身体被颠起半尺多高，直到这时我才明白发生了什么，对睡在旁边的妻子大喊一声：“地震！快跑！”我跳下床向房间门口跑去，刚跑几步，便觉得脚下波浪似的摇动起来，人像立在大浪中航行的轮船甲板上，竭力想站也站不稳，我练武术时练过“站桩”，自认在保持平衡上有点功夫，但此刻一点也不灵了，不由自主地两手扶地，向前爬行，但爬了几步就爬不动了，因为摇动太剧烈，地面像浪尖上的船，忽而立起来，忽而倾倒，人像圆木似的来回翻滚。我滚爬到卧室门口，就听到厨房里噼里啪啦响成一片，我意识到是热水瓶、水缸、锅碗瓢盆被砸碎的声音，我的头上、身上也被落下来的东西狠狠撞击着，当时并没有感到疼痛，只觉得一阵阵头晕眼花，接着就听隆隆一声巨响，我便什么也不知道了……
不知过了多久，我被强烈的烟土味呛醒，感觉自己被埋在了废墟之中，呼吸非常困难，神智恍惚，眼睛什么也看不见，听不到一点声音。我想像不出这样呆着能坚持多久，顿时一种绝望的念头袭上心头，难道就要死了吗？一个30岁的生命就要完结吗？爱人在哪里？她跑出去了吗？她还活着吗？我的许多愿望和理想还没有实现，还有许多该办的事没有办，这样告别人世太没价值、太匆忙啊！转念又想，震魔无情翻脸，造物主要收回它的“造物” ，又有什么办法？唉，死就死吧！这样一想，反倒觉得轻松与超然了。恍惚中，我仿佛在悠远静穆的月光下徜徉，30年生命历程中的重要情境，像电影蒙太奇的画面飞闪而来，家乡的土地，上学工作的地方，尤其是父母的面容，兄弟姐妹、恋人朋友的身影，像是在画上一样，一种年代久远的黑白画，他们表情平静恬然，甚至还有一丝淡淡的、神秘的微笑。我看着他们，他们不说话，没有悲怆，没有哀号，始终是那种淡淡的微笑，难道这就是死亡大门的景象吗？多年之后，我常回想起这令人难解的一幕，并与相关的研究作比较，有研究者说，人的最后阶段是“进入黑暗隧道的感觉” ，犹如胎儿从产道娩出；大作家雨果临死前的最后一句话是“我看见漆黑的光”； 一位心理学家将人类“濒死体验”分为五个阶段：安详轻松、意识逸出、通过黑洞、亲朋欢聚、与宇宙合一。这与我的感觉大体相同，略有差异者，“黑洞”于我来说是月光下的感觉，他描绘的亲朋景象是“形象高大，绚丽多彩，光环萦绕，宛若天使”，我的亲朋则朴素一些。这当然是后话了，还是说当时。
且说又过了一会儿，突然，一个豆粒般的微小光点射进我的眼角，定睛一看，是天上的星光！我似乎看到了一线生的希望，这时我才发现自己没有被深埋，臀部以下被砖石、土块紧紧裹住，腰背以上被一块巨大的煤焦板压着，身子像虾一样弯成90多度，我试着想动一下身子，没有成功，只有平伸的右手似可动一动，周围死一般的沉寂。忽然，一个微弱的声音传来：“你—在—哪—里？救—救—我！”是妻子的声音！“你在哪里？”我大声喊道，“我在这儿！”原来妻子就在我旁边！她也被一块大焦子板压着，我的右手正好搭在上面，我用力把这块焦子板向上一托，她就说轻松一点，叫我赶快搬开。但我此时被压得匍匐着，平伸的手使不上劲，我必须先拱开压在自己身上的那块焦子板，直起腰来，才能救她，而这又需要以压在她身上的那块焦子板作支撑才行，我说：“你忍一下，我先站起来”，于是我用尽全身的力气，挺胸直腰，背上的那块焦子板被我拱得斜立起来了，但终因体力不支，又重重的把我压趴在地，如此反复几次，筋疲力尽，也没能拱开那块巨大的焦子板，只觉背上阵阵钻心的疼痛。不能这样等死，我说：“喊人吧！”于是我和爱人便一起喊了起来，过了一会儿，竟然有人回话：“你们在哪儿？” “在这里，快来！” “你们坚持住，我马上就来！”黑暗中一个人很快过来了，他搬开压在我身上的焦子板，又刨开挤着我两腿的砖石，这时我发现自己不能动了，他把我从砖石缝隙中拽出抱起来，放到废墟上，接着又把我爱人也救了出来，她也不能动了，我俩并排着躺在一起。我们当时只穿着裤衩背心，来人又从附近找来一条被子，盖在我们身上，安慰我们说：“你们先休息吧，我去看看别人，不用担心，我随时来看你们。”这时天还黑沉沉的，不到早晨5点钟。
后来我们才知道，救我们的这位大哥叫陈连喜，30多岁，是开滦煤矿工人，他一家三口住在我们楼旁的一座平房里，只受点轻伤，看到我们这幢楼全部倒塌，他迅速安排好家人，就赶来救人，在废墟上跑来跑去，双脚扎得鲜血淋漓，用两块棉布包着。地震中他救了不少人，住在我们旁边楼门的一对京剧演员夫妇，就是他背出来的。（如今，陈连喜夫妇已经退休，住在丰润区，逢年过节我去看他们，提及当年救命之恩，心中溢满感激之情。）
被救出后，我们仰面朝天、一动也不能动地躺在废墟上。周围渐渐传来走动的声音，对老天的怒骂声、呼救声、搬动转石的吆喝声响成一片，独独不闻哭泣声，户户房到屋塌，家家痛失亲人，人们已被突然降临的伤痛击晕了，淹没了，瓦砾中的生命在呻吟、流血，他们没有时间悲痛，有的只是对生命的夺抢，与死亡的抗争！没有受伤或伤轻的人们自动组织起来，展开了悲壮而伟大的救助活动。人们大多只穿裤衩背心，袒胸露背，遍身泥污，沉郁悲戚的神情中透射出坚毅和冷静，像原始野人那样无畏而飞快穿行在残垣断壁之间，给绝望的人们送去希望。住对面的牛老师夫妇给我们送来了温情的话语和一把核桃仁；人们用扒出来的面粉在一个砸扁的脸盆里烙饼，烙好的第一张就给我们送来了；尤为难忘的是得到了张建国、张建华小哥俩的热情帮助，他们当时还不到20岁，跑来东风楼救父母、妹妹，父母不幸遇难，妹妹受重伤，他俩忍住悲痛，除照料妹妹外，还细心照看并不认识的我们，找来塑料布，在我们身上搭了个挡风的小帐篷，建华当时是下乡知青，在瓜园看瓜，弄来一些甜瓜、西瓜，分给大家，至今那饼、那瓜的香甜，仍存留于口齿之间。（震后，我调到唐山劳动日报副刊，任编辑、副科长，主持工作。1986年，报社需要添人，也是有缘，此时在钢厂上班的张建华发奋读书，以优异成绩从电大中文系毕业，我便推荐了他。到报社后，他当编辑、记者，干得非常出色，他曾与另一名记者合作，勇斗歹徒，救助被抢劫的少女，被评为“唐山市学雷锋十佳公民”，多次获省、市先进工作者称号，他的作品多次获省一、二等奖，现在是报社群工部主任。)
然而，震魔的淫威并未收敛，7月28日这天，似阴似晴，天空呈混沌怪异的乳白色，天气变幻不定，一会儿风一会儿雨，一会儿又是烈日当头，几乎每过几分钟就有一次小的余震。傍晚时分，发生了大地震之后最强的7.1级余震，只见那些还未完全趴架的楼房，几次猛烈地前俯后仰之后，轰然倒塌；大树歪下身子，像扫帚般扫着地面；地震像一面大铁筛子狂筛猛甩，原本支棱八叉尚有缝隙的废墟经此一筛，变得更沉实了，我们身下，埋在废墟深处的医生夫妇八口之家，声息全无，全部遇难。我们所在的东风楼，伤亡极为惨重，24户中震亡18户，仅存二层上的6户，这与它是最高层且房顶较轻有一定关系。此次地震，我的大姐、姐夫，我爱人的父亲、大姐，均遇难身亡。后来得知，我们的遭遇牵动着亲人的心，沧州家乡的老父亲，背着干粮和一把小板镐，要来唐山扒我们，被二姐劝住；在保定工作的舅舅，让孩子开着一部大吊车，连夜赶到唐山，但遍地山一般的废墟和拥堵的道路，使他们根本找不到我们——即使找到也晚了。后来这部大吊车加入了抢救不相识伤者的队伍。“远水难救近火”、“远亲不如近邻”、“个人不如组织”，在唐山大地震中得到了充分印证。
地震后最要紧是抢扒埋在废墟中的人，伤者被救出后，人们便少有时间照顾了，因为到处都是被压埋的人，到处都是撕心裂肺的呼救声。因此我和爱人在废墟上躺了整整两天，直到7月29日傍晚，单位得知我们的情况，派职工吕大顺等把我和爱人抬到了汽车公司，偌大的停车场，躺满了重伤伤员，白杨树的汽灯下，上海医疗队的医生护士汗流浃背、不眠不休地救治伤者，我爱人骨盆骨折，头被砸破，缝了18针；我腰部骨折，手脚膝盖多处受伤，进行了消毒处理。我们并排躺在帐篷的一角，周围常有断气的人被抬出去，我听到人们小声谈论我们：“这两口子能活吗？”“够呛”，闻之不禁黯然，心情一度非常颓丧。然而周围也弥漫着温情，公司党委书记张树海蹲在我们身边，鼓励开导我们，每天忙得飞一般的吕大顺，给我们端来一碗酱油粉丝汤，喂我们吃下；建国、建华也跑来看我们，送来一把蒲扇和两个白籽红瓤的黑色大甜瓜，当时我们都昏睡着，他们没忍心叫醒我们，在扇子上写了几个字：天热，蚊子多，扇子给你们用。震灾中，这些比金子还珍贵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