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个年代讲究与贫下中农同吃同住，我们三个男同学因为吃饭在公社食堂，所以真正能做的就只剩下与农民“同住”了。住家的房东是个50来岁的妇女，姓孙。不知为什么孙大妈家就她和女儿秀兰。我们那时候是小伙子，又是城里来的，啥都不懂，也不知道与大妈唠唠家常，所以至今我也不明白为啥这个家仅有她们母女俩。因为我实实在在看到，压根儿就没有什么男人登门。于是一来二去，我们仨男大学生就成了这家的壮劳力：每天帮大妈和秀兰担水、劈柴、扛粮食。这母女对我们可亲了。晚上我们在炕桌上写东西，秀兰总是送来好吃的：枣啊炒黄豆啊有时还拿点带壳的花生。有一回，我们几个全都钻被窝了，大妈还把我们都喊起来，说是煮了一锅小鱼小虾还有海蛎什么的，叫我们尝鲜！秀兰在一旁紧忙活，又拿酱油又拿醋还切了好多姜丝姜沫，说这么伴着蘸着好吃还不生病。就是那天晚上我才知道，茶淀这地方离海不远，当地老百姓以种水稻为主也隔三差五地出海打鱼，这在北方可是稀罕事，看来这儿的农村挺富庶嘛！怪不得姑娘们个个又白又胖，原来是大米鱼虾催的呀。与我入大学之前插队的那个山西吕梁山的婆姨女子比，那可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了。
看着我们吃完了，还意犹未尽地直咂吧嘴，孙大妈笑着说：“今晚不给你们多吃了，省得闹肚子疼。又没有喝白酒。明天还有一顿呢。”不等我们欢呼敬礼喊万岁，大妈就问：“你们三个当中谁会画画呀？”画画？干啥？“给我这房子的烟囱、山墙、还有房脊房梁上画点花啊、草啊、鱼啊、鸟啊什么的，我们这儿讲究这个……”说罢她瞅了眼秀兰，秀兰的脸一下子飞起红晕。虽说“百无一用是书生”，但我们再傻，也明白这是大妈要招女婿的前兆。况且几天前我们还在议论，像秀兰这么漂亮的大姑娘怎么不出嫁呀。要不然，你、我、他，咱们中的一个把她娶了算了。至于说画画，这可难为我们了，不过，对这等人生大事岂有不助一臂之力的道理，“纵使是刀山火海也冲向前（样板戏）”。何况，还有一顿海鲜等着吃呢。谁让这世界上没有免费的午餐呢！
第二天清晨，天蒙蒙亮，孙大妈拿着两只大白瓷碗和一把刷子早早就把我喊醒了。我一看，妈呀，一个碗放绿油漆，一个碗盛红油漆，红配绿不是赛狗屁吗？没办法，只好又让她去寻点白油漆，也好勾兑成过渡色呀。秀兰此时在房子外已经扛来把大梯子正等着呢。看这阵势，我也只好被赶“鸭子”上架——上房了。
那是一个多么秀丽清新、明媚的农家之晨呀。春末夏初的华北冲积平原上，嫩绿的庄稼该吐穗的吐穗、该拔节的拔节。一抹霞红伴着天际的浅蓝浅灰，好像在编织着新娘的嫁衣，又像代表着上苍的祝福去为青春化妆！就连带着海味的微风也似乎是要轻撩起新娘的盖头，让她羞热的脸庞多一点凉爽。此时的我忽然涌出一种莫名的感激之情。可感谢谁呢?感谢什么呢？难道要感谢人妖颠倒黑白混淆的“文化大革命”吗，难道要感谢让千百万人妻离子散蒙冤含悲的所谓“阶级斗争”吗，难道要感谢那令人窒息的社会空气吗？难道要感谢那帮不事稼穑不顾民生倒乾坤毁社稷的蟊贼吗，当然不是、绝对不是！但是我还是要感谢，感谢这永远有日出的大地、永远有生命的自然、永远有爱情的青春、永远追求美渴望美包容美放飞美的心灵！当然，也就感谢“逼”我在房上画画涂鸦的孙大妈和她的女儿秀兰……
当时我画了什么，现在已经记不太清楚。反正，凭着我在农村办村史展览那点功夫，凑合着画了一只和平鸽，画了几朵牡丹，还有就是龙、鱼、马。我一边画一边让大妈、秀兰和围观起哄的孩子们猜猜画的都是什么。我指着鸽子，他们就喊：“鹅！鸭子！”我指牡丹，他们就喊：“西红柿！开花大馒头！”指龙，就答：“蛇！蚯蚓！”再指那条鱼，又被说成：“老玉米”。至于我最得意的那匹奔驰的骏马，他们的回答竟空前干脆、一致：“是大肥猪！”大妈在一旁笑得直抹眼泪，秀兰乐得一只手直捂肚子，一只手把梯子拍得“啪啪”响：“快下来吧，晌午饭都好了，有酒呢！”
一个半月的实习匆匆结束，我也就离开了汉沽茶淀乡和我的房东。
又过了一个多月，到了7月份。不知为什么，系党委又决定派几个比我们低一届的4个同学再去茶淀乡人民公社进行“教学实践”，而且还专门指名由我带队，“你有经验，与当地老乡又处得不错。”我心里暗暗高兴，说不定又能见到孙大妈娘俩了。7月27日本是我们出发的日子。不巧，支部要开党员发展会。我说能不能请假？因为我事先已经表示，不同意那个上级党委内定的发展对象。谁知支部书记不批准我的请假，说越是不同意越要在会上说说意见。事后才知道，支书也不同意那家伙入党，但碍着上级的面子不好公开反对，所以就想找把“枪”使唤使唤。你想，有了这么一层，她还能准我的假吗？于是，我就只好让那几个低年级的同学先走，还告诉他们怎么坐火车，下车住哪儿，先联系谁后联系谁唆交代一大堆“注意这注意那”。我本人则去参加那个别别扭扭的发展会，打算第二天一大早再动身去茶淀。
公元一千九百七十六年七月二十八日三时四十二分，一场大地震发生了。踉踉跄跄、惊恐万状地跑到宿舍楼外的男生女生，在似雨似雾中都在小声议论，谁也说不清刚才发生了什么。尽管是在夏夜的湿热里，但人们的心却因为巨大的摇撼、莫名的警觉和恐惧的暗示而揪紧，而战栗。我们几个胆子大点的同学二话没说，蹬上自行车就冲出校门，冲上了大街直奔天津市中心。漆黑的街市，到处都是蜷缩在屋檐下的人群，到处是断裂的墙壁和塌陷的民房，往日平坦的街巷变得高高低低。然而，周围的一切仍是出奇的安静。在这几百万人的特大城市中竟没有车辆的喧闹，没有人声喧哗，更没有警车、消防车、救护车凄厉刺耳地叫声。而最令人不解的是，那些平时有点屁事儿都要上街狂吼一阵的宣传车，特别是在报道天津东站工人评法批儒、小靳庄农民作诗作画时费尽心机的喉舌，现而今却装聋作哑。这座中国第三大城市完全失控了！
天渐渐发亮，人们也从混乱庞杂的信息中越来越清楚地知道：唐山发生了7.8级特大地震，而天津汉沽区为6.8级！我的心一下子揪了起来。那4个当晚赴汉沽的同学会出事吗？孙大妈和秀兰呢？消息简直是一小时一变：一会儿说那4个人失踪了。校方决定立即派人寻找。正在调集人力之际，又有消息说，他们准备借宿的某饭店的传达室老大爷亲眼看见这4个人早在地震前就离开了饭店。这让校方松了一口气。大家惊魂未定，汉沽区来电话，说有人“发誓”看见4个大学生最后还是住在了那里。怎么搞的，简简单单一个住还是没住的问题就弄不清了？难道说4个同学革命意志高于天，当夜没在汉沽区某饭店借宿，而是索性一下子插到底，直接赶往茶淀的老乡家了？难道说亲眼看见4个学生去向的两位目击者，其中有一位是胡编乱造吗？
平日里年短天长，情急中年长天短。我们在坐卧不安中不知熬过了几天，终于在苦盼中知道了4个同学的确切下落。当巨大的吊车把汉沽区某倒塌饭店的水泥板一层一层揭开，当地军民迅速地一层层加以清理的时候，在这座六层楼的最下面一层的某间客房里，人们看到了惊人一幕：一位男同学伏在桌上，旁边是他没有写完的日记，手中的笔和他的头已经被砸烂；另一位男同学仰面朝天躺在床上，手里拿着一把扇子，面部血肉模糊；还有一个男孩子赤脚斜倒在地上，不远处是蹬飞的洗脚盆；桌子下面有一个男孩子四肢完好，没有碰伤撞伤的痕迹，只是脸色紫黑，两眼圆睁，一看就是窒息憋闷死亡。
经过反复核查，我们终于弄清了事情的来龙去脉。7月27日下午傍晚，我的这4位小同学按照事先商定的计划来到汉沽区某饭店，准备休息一夜，来日赴茶淀乡。不想，该饭店客满，只好另谋歇息之处。此过程均被收入传达室老大爷眼中脑中。所以才有了他说的4人离开之说。然而，当4人来到汽车站询问有无去茶淀乡的客运车时，调度员告，明早有。无奈，4个人又返回那家饭店。此时传达室值班的老大爷已下班，换另一人“主持工作”。此人看到几个年轻人一身风尘一脸疲惫，顿生恻隐之心，于是破例告诉，还有一间房空着，是我解放军某部一位跑物资的同志的“包房”。这两天他出差不在，你们可以暂时借助一夜。
于是，我的4个小同学自然千恩万谢了一番，欢天喜地了一番。这就是为什么又有人“发誓”看见4个学生入住一说的根由。
知道4个同学遇难，我的心像被利斧猛地劈开，剧痛却只渗出血。我甚至想：如果他们那一晚没有住汉沽而是截一辆顺路车到茶淀乡，甚至干脆就直接找到孙大妈和秀兰，说不定就不会有悲剧发生了。然而，不久又传来消息：我在茶淀乡的房东孙大妈和秀兰也在地震中不幸身亡。那座画着鸽子、牡丹、骏马的新房刹那间轰然倒塌，结束了秀兰和她娘的梦。此时我的心淌出了血。
30年过去了，我心中总觉得有某种说得清和说不清的愧疚。能说清的内疚是没有记下4个同学的姓名，当时只想过一天就见面了，往后朝夕相处自然会认识，哪曾想从此成为诀别。只知道他们中三个是湖南、福建、四川的南方孩子，一个则是北方的娃。说不清的则是对孙大妈和她的女儿，是因为那些画没有画好？还是因为觉得命运对这些质朴生命的不公？
我还活着，劫波后的中国人今天是多么幸运啊。正因为他们是种种悲剧中的幸运者，我相信，他们才会永远倾听幸运的悲声！
还乡记
长正
天降的劫难，一旦临头，不言而喻，给人们带来的只有毁灭和死亡。可是人世间，还有什么比恋乡思亲之痛，更令人难以忍受呢？
唐山大地震，迄今已30年了。
回想起来，应该感谢当年河北省革命委员会文艺组，在承德召开的那次创作会议，使我和十多位唐山的文友，躲过弥天大难。
30年前的那个夏天，天气热得出奇。我这人生性又惰，平素不喜动，更怵乘车。接到会议通知那一刻，是否赴会，曾犯过犹豫。后来想，生在河北，却未曾领略过避暑山庄皇家园林的胜景，此去可借机一饱眼福；再而，儿子服役于承德隆化部队，会后可顺便探视，一解思念之苦。由于杂念，方意决成行。
避暑山庄外的地区革命委员会招待所里人声鼎沸。在报到的人群中，见到塞北的宫克一，卧牛城的朱梦夕。1972年夏天，我们曾共同被借调到河北省出版局，佐助处理稿件。他乡遇故知，自有一番亲热。
晚上，驻军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为会议作专场演出，却之不恭，只得舍命陪君子。午夜我睡眼蒙胧地回到住所，洗漱完毕，不知为什么，似防意外事件，身不由己地将床头的衣物及洗漱用具，一并塞入提包方入睡。
沉睡中，我被一声巨响惊醒。随之，地动床摇，灰尘弥漫，顿感呼吸困难，土腥刺鼻。自己已被从床上甩到地板上，方知已停电。黑暗中，我穿上衣服，抓到提包，冲出门外，在走廊上汇入摩肩接踵的人群。下到三楼，人声嘈杂，拥挤不堪，只好耐着性子往下挪。也可能是因为经过风风雨雨的原故，沾染上老于世故的习气，心中暗自叮嘱：天塌大家顶，镇静！
让人气恼的是，楼下大门紧锁，惶恐不安的人们，有的开始骂娘。好半天，睡眼乜斜的值班员，才将门打开。人如溃堤之水，冲到院落。惊魂甫定，有人说，这是“苏修”打原子弹；也有人说，是地震。七嘴八舌，莫衷一是。
天色灰暗，不知什么时候，空中散落下水珠，只好借树冠避雨。这时有人摇指天空，好像又发现了新议题。
顺那人的手势望去，原来是晨曦中的楼房，房檐已被震裂，出现了险情。有人打诨说：“咱这是天不灭曹！”转身见宫克一，双臂抱肩，只有一件裤头着体。再看左右的男男女女，很少有衣饰整齐者，可能求生同是人的一种本能吧！我将提包中的雨衣，给他驱寒遮羞。
宫克一是有名的深度近视，慌促中失去眼镜，着实痛苦。稍安，只好牵着他的手，上楼寻觅衣物和眼镜。大难临头，早已人去楼空，只有女服务员在坚守岗位。她们守职尽责的精神，真令人感动。
一辆救护车鸣笛驶来，方知有一外埠采购员，情急跳楼摔伤。只见他在担架上，双手护胸，不住地喊痛。事后方知，采购员因心脾破裂，不治身亡。医院有护士跳楼，双腿骨折；街上出现被震裂的房屋，倒塌的院墙。少顷，有确切信息，说是地震。先传说震中在茶淀农场，后又说是在秦皇岛的海上，时近中午，最新消息说震中在唐山。顿时心像悬起来似的，呼吸变得急促起来。我的几位同乡，也是意绪纷乱，坐立不安，都盼望承德有关单位，能和唐山联系上，得知这场大劫难，给唐山这座百年工业重镇，带来了什么？结果，一次又一次，都叫人失望了，因为这时所有的通讯手段，都失去了它应有的作用。情急之下，我要通了儿子部队的电话，他同样焦急地等待唐山驻军的信息。按理说，部队的通讯联络，最具时效性，可是地震发生，已近10个小时了，仍处于瘫痪状态，这足以说明事态的严重，心情也随之更加沉重。没等相商，大家一口同音，请求返程。一位老作家深情地对我们说：“地震已经发生了，你们回去，反而多一份危险，不如留下来，安心开会。”我的一位同伴，平日言谈颇有几分大丈夫的气派，没容老作家把话说完，立时拍着大腿说：“我那里还有一大家子人呢！火都上房了，你老人家还在这儿说风凉话！”一位女同胞，也哽咽着说：“我那四个孩子……”是呀！谁都知道，这种天降的劫难，一旦临头，不言而喻，给人们带来的只有毁灭和死亡。可是人世间，还有什么比恋乡思亲之痛，更令人难以忍受呢？
会议主持人，先劝说我们留下来，和地震对着干，后见我等去意已决，只好恩准。我们议决，乘火车到北京再见机行事。
焦急地熬到傍晚，雨又下起来了。朱梦夕是十年前邢台大地震的过来人，分手时，再三叮嘱，要有精神准备，即使发生不幸，也要挺住。我紧握着他的手，心里热乎乎的。友情，世界上还有什么比朋友之间的情谊更珍贵！
祖籍隆化的作家张峻，1956年，我们相识于全国青年创作者会议，也是多年老友，执意送我们到火车站。途中，大震袭来，天雨路滑，车速过快，险象环生。火车站示知，因地震，京山线停运，给人心头又添了几多愁云。登车时，张峻握着我的手说：“大难不死，必有后福。一路平安。”我说：“多谢吉言。”挥手间，一缕惜别之情，涌上心头。
火车驶出承德站，雨点淅淅沥沥地敲打着车窗。天在哭。小站上车的人，带来各种坏消息：北京在疏散人口；解放军开赴密云水库抢险；飞机在给逃到山上的人投饼干……车厢里原本沉闷的空气，更加沉闷。我紧闭双眼，默默地思念着年迈的老母亲，妻儿老小；思念着矿井下采煤的弟兄，想像他们此时此刻的处境，惟恐他们身遭厄运。
鉴于北京的形势，大家决定在通县改乘通（县）坑（子头）客运列车。车到通县方知列车已于昨天停运。于是，又议定乘北京至唐山的长途汽车。幸上天垂怜，雨住天晴。可能是由于多年政治运动的磨炼，使我产生了一种思维定式：遇事，急、愁、烦，皆于事无补，因而，总爱自我慰藉：事物坏到顶点，就会向好的方面转化。否极泰来。正是在这种思维的支配下，心头的阴云，也淡了好多。
汽车站售票厅挤满了人。一位河北省供销社在乐亭开会的干部，震后开车回石家庄经过唐山，说他看到胜利路桥头四层楼高的冷藏库，已陷入地下，西山口的百货大楼，被夷为平地。市里遍地废墟，市民伤亡很大。听后，我将信将疑。不知是历史教训太深，还是当年“当权派”的劣根未净，还傻劝他人，切勿扩散。今天看来，也是我们这号人的“时令症”。
售票处告知，车票只售三河。一文友从人群的头顶爬到售票窗口，问我买多少张？我说，可你手里的钱买。他热汗淋漓地冲出人群，手中的票有30张。我想赶一站少一站，只要走进唐山地界，就可以向有关部门求援。谁知有人说腰疼，有人说足疾，走不了路，无奈只好将票处理掉。这是我们同行者间，初次出现歧见。
得病乱投医。我给人民文学出版社打电话。因为那里散文诗歌组的编辑丁羽，是几度合作共事的朋友。此行之前不久，我们还一起编撰开滦煤矿的报告文学集，开滦歌谣集。曾经“当政”的严文井老同志，也曾来开滦审稿，相处多日，故想向他们求助。结果，只听电话铃响，不见有人接听。给北京文化局的友人通话，同样未果。事后得知，那时北京人都在马路上躲地震，很少有留在房间里的“勇敢分子”。无奈，只好找旅馆住下，再从长计议。不知是往昔的“惯性”，还是出于共产党人的“责任心”，我说，患难之中见真情。这是咱们之间初次意见分歧，但不论遇到什么情况，咱们都是“文龙”加同志，所以我说咱们这伙人不能散，一定要同来同归。我见大家亦有同感，心才稍宽。
通县街头商店已上板，多家正给灾区烙大饼，旅店已不留客。我说，找根棍，咱支个“唐山难民”的旗帜。正因为这种特殊的身份，旅馆介绍处的工作人员，一听唐山二字就惊愕了。当向他陈明原委，验过我出示的唐山市革命委员会政治部的工作证，才开具了旅馆介绍信。
旅馆是二层小楼，远远地就有一种“畏惧感”。自地震之后，好长时间，唐山人见到高层建筑，总是“敬而远之”，人们称之为“恐震症”。
旅馆服务员得知我们是唐山人，格外热情，一再叮嘱，不要上楼，睡觉警醒着点，不要关门窗，不要用蚊帐，彼此都成了“惊弓之鸟”。时近中午，服务员听说我们还是昨天晚上用的饭，将自用的窝头，卖我们每人两个，为了防病，又赠送每人一条黄瓜、两头大蒜。大家瞅着黄澄澄的窝头，因为心火太盛，谁也没动它，都觉得不能这样“坐以待毙”，于是议定上街，分头去找返乡的“路子”。中午，张汝林回来说，遵化县建明公社运煤的车队要返县城，答应带我们，叫人大喜过望，愁云一扫。乘车时，可能是太兴奋，我又说，咱们同来同归，都乘一辆车，免得跑散了，发生意外。这时大家的意见，显得格外一致。
车进三河边境，沿途出现倒塌的房山、断墙；公路中央有用衣服遮脸的尸体，头扎进公路边沟的拖拉机，田地里有四轮朝天的面包车。时有载着伤号的卡车，风驰电掣般地朝北京方向驶去。车上的伤号血迹斑斑，灾情逐渐显露出来。
车到丰润还乡河桥头，司机师傅说，十分抱歉，他要去追赶车队，再不能远送。那时纪律在人们心目中十分严明，至今我还在感谢他当年在难中相助。
我们走下桥头，掬一捧还乡河水，净净脸上的煤尘，再掬一捧水润润喉咙。此时此刻，遥对家人生死不明的唐山，真想大吼一声：你大难不死的儿子回来了！
一队军车，头朝唐山方向，停在路旁。我想借儿子是军人的光，走过去对开车的战士说，我们是外出开会的干部，特来求援，想搭车回唐山。战士说，实在对不起，我们有任务。说完向我行了个军礼。我再不忍亮我“军属老大爷”的身份，叫他作难。转身见桥头停着一辆唐钢的小嘎斯汽车，有了军车遭拒的教训，忙对大家说，快！攀上去！车上持枪的民兵见状大喊，你们想干什么？我说，有话到车上说。上车我以实情相告，知他们是唐钢二炼的工人。我说，我和你们的书记是老相识。他们一听，立时热络起来，拿出身边的花卷，叫我们充饥，答应带我们。真是天无绝人之路。
车上一声音嘶哑的青年，他说唐山还有“立体性”大地震，老天要灭这方人，劝我们不要回去。一问，方知他是喊破喉咙，才被人从废墟中扒出来的，险些毙命，至今余悸未消。开车时，他果然跳车朝北面山里逃去。途中，民兵们争说震后惨象，二炼几十名工人，被压在食堂里，一个也没出来，他们正在疏散家属，劝我们万一家人遭遇不幸，也别过于悲伤。我感到人与人之间，从来也没有这么亲近，这么温馨。
车外，不时有军车驶过。沿途难民如蚁，潮水般涌过来。三轮车载着凉席，缝纫机，自行车驮着包裹雨具，徒步者袒胸赤背，一身血迹。呼儿唤女之声，此起彼伏，有的嘴里嚼着青西红柿，有的啃着青玉米穗，一直向北，活似一幅惨不忍睹的流亡图。此刻，我想起小说《围城》，真是城里的人往外闯，城外的人急着往里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