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接着我们救出了县医院中医科的耿大夫，当她从惊恐中缓过神来，才发现她的只有几个月大的孩子还在里面，我知道之后马上就从窗子爬进去找孩子，（门已经严重变形，打不开了）她的房子没有完全倒塌，墙还有大半截，房顶榻了大半，整个房子在不断的余震之下摇摇欲坠，情况十分危险，我倒也不是不怕危险，只是那时候根本想不起这些，满脑子想的只有救人。我循着啼哭声找到了孩子，在孩子的床边，一根椽子透过床板斜插在地上，真是太危险了，我一手抱着孩子，一手按着窗台跳了出来。当我把孩子递到耿大夫怀里时，耿大夫两眼直瞪瞪地望着我，说不出一句话来。
大概到了上午九点，卫生局附近，凡是有求救声的都被我们救了出来。曹局长看大家都已经精疲力竭，就让大家在安全的地方休息一会儿。我们刚在一堆碎砖上坐了一会儿，鲁文茂忽然惊叫起来：“你们听！这底下！好像有人在呼救！”
大家静下来一听，果然听到底下有微弱的呼救声，我分辨出这是防疫站化验室李士鹏大夫的声音，真没想到这堆积如山的废墟下面李大夫竟然还活着。大家一下忘记了疲劳，又七手八脚的刨了起来，刨了两米来深的砖土，李世鹏的头终于露了出来。可这时，余震又来了，刚刨过的砖瓦又向下滚落，也不知是谁急中生智，把一大筐扣在了李大夫的头上，及时地保护了他的安全。余震停下来后，我们继续努力，终于把他救了出来，可是由于长时间的挤压，他的下肢麻木，当时已经不能动弹。后来他转到天津反帝医院治疗（现天津医院）。“四人帮”粉碎后恢复高考，他以优异的成绩考取北大生物系研究生班，现在美国洛杉矶国立医学院任教。
伤员根据伤势轻重，分别被送往不同的兄弟省市救治
我是震后的第二天，被临时借调到县革命委员会文教卫生办公室工作的。主要任务是组织护送伤员向兄弟省市转移。因为唐山地震的震中心在唐山市丰南县，丰南县距芦台只有30多公里，所以，唐山地震波及的天津各区县中，宁河县芦台镇灾情最严重。因为第一天忙于救人，到第二天去县革委报道时才真正注意到镇里的惨象，路面塌陷、七高八低、瓦砾遍地、沙水横流，到处是用草席卷着的遇难者尸体，由人民解放军的军车不停的向外运送。到了文卫办公室，我进一步了解到了全县的受灾情况。至7月30日，县革委掌握的情况是：全县遇难者共16097人，其中芦台镇受灾最严重，在芦台镇的北街全家人砸死一个不剩的“绝户”就有38户。
我记得当时的伤员根据伤势轻重，分别被转往不同的兄弟省市救治，伤势较重的被转往内蒙古、陕西、安徽等省市救治；伤势较轻的转往天津市各大医院和254、271解放军医院治疗；一般擦伤划伤等皮外伤的伤员，一般不愿转出，大多主动要求参加到抗震救灾工作中去。承担运送伤员的有天津市东方红运输场和天津市公用局的车辆还有市内其他单位的车辆，开车的司机师傅都是自带干粮和水，他们态度和蔼，服务热情，给我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那次我们去任凤公社接伤员，因为直通的桥梁已经震毁，无法通行，我只能带着车队绕道芦台农场的岭头村到增口河对岸。我到任凤公社和那里的干部联系上后，公社领导立刻组织机关干部用担架向河对岸转运伤员。这是河对岸的司机们师傅纷纷下车，乘船渡到对岸和我们一起抬伤员过河。一位50多岁的老司机背起一位受伤的老大爷，过河后在河边涮洗了自己的毛巾为这位老人擦洗手脸，并执意让老人坐在驾驶室里。他说：“老人胳膊断了，年纪又大，坐在卡车上一路颠簸老人受不了。”本来是萍水相逢，那份亲情，却如对父兄一样真挚。
大地震后两周左右，陕西省宝鸡市卫生局领导和医护人员来接第二批伤员。县革委文卫办公室邵庆余主任安排我陪同县委常委县革委副主任王福芬同志去天津西站接宝鸡市的客人。我们坐吉普车赶往天津，车行至205国道潘庄路段的时候我刚好看到我弟弟刘文迎骑自行车从路旁经过。我请司机把车停下。弟弟看到我非常高兴，他说：“你咋也不回趟家，爸妈都很惦记你。”我说：“告诉爸妈我没事。就是工作太忙，离不开。”到现在自己已为人父，才想到，大灾之后十几天没有给家里捎过一个口信，父母亲该有多么惦记自己。王福芬主任从车上拿下两包压缩饼干递给我说：“把这两包饼干让你弟弟带回去，家里就知道你没事了。”
还是这位大姐想得周到。我把饼干递给了弟弟，上车继续赶路。在天津西站的火车上我们和宝鸡市卫生局的领导和医护人员见了面。就在餐车里他们招待我们吃了一顿饭。那顿饭我记得非常清楚，有土豆烧牛肉、青椒鸡丁、素炒菜花、素炒豆角和一盆菠菜鸡蛋汤，这是我在地震之后吃到的第一顿正餐。客人到宁河县的第二天向县领导提出想去看看唐山市的灾情。于是邵庆余主任又安排我陪同宝鸡客人去了唐山市一趟。震前一个月我刚去过唐山，城市虽不大，但是很干净，建筑错落有致，整洁的街道，甬道边种着争艳滴翠的花木，展现出这座城市的勃勃生机。然而，现在这里展现在我们眼前的是：垮掉的桥梁、斜卧的水塔、开裂的路面、堆积如山的废墟。一眼就能看出这里曾发生过一场怎样的劫难。
迁尸防大疫
大灾之后必有大疫，这是一般的常识。进入11月，转运伤员和灾民自救的工作基本就绪，县委县革委即时研究，决定提早动手抓好防疫工作，以控制来年春季疫情的传播。地震中芦台镇这座只有3万多人的小镇，遇难者人数达3000多人，也就是说芦台镇有10%的人口在地震中罹难。当时，由于伤亡人数太多，许多遇难者的尸体都是就近掩埋的。这些尸体如果不能及时外迁，必将给来年春季的疫情防控带来困难。县革委成立了迁尸办公室。于是，我从文卫办公室转到迁尸办公室，迁尸办公室的职责是：统计迁出尸体的数字、发放装尸体的乙烯袋、消毒用的来苏水和防护的橡胶手套。迁尸工作以各委、办、局、街道、工厂为单位，迁出地点原则定在铁路以南和任庄路口以外的东北方。
按照县革委的统一部署，迁尸工作迅速展开，但迁尸工作多数都是以死者亲属为主，单位和街道居委会出车出人进行配合。只有无主尸体由县殡仪馆的工作人员负责清理消毒后运到指定地点安葬。大约11月底，震后在县城附近掩埋的尸体全部迁出县城以外。为了有效地预防控制我县的疫情，天津市卫生防疫站还派来以技术人员为主的工作组，他们在宁河县负责卫生防疫工作1年多，1977年年底才全部撤回。
非凡岁月的几件小事
一“饭”一“菜”的县委食堂
唐山大地震几乎将芦台镇夷为平地，县委县革委的房屋和伙房全部倒塌。附近的一些村庄得知这一情况之后，主动做好干粮送到县委机关。我记得有大北公社的独立村、板桥公社的北珠村和苗庄子公社的柳庄子村。他们用拖拉机拉着大饼、馒头和刚从本村果园里摘来的水果送到县委大院。县委食堂的师傅，从粮库扛来一捆苇席，铺在地上，把各村送来的大饼、馒头堆在席上，这就是我们的“饭”；食堂的师傅们把他们自己腌的咸菜头切成丝，装在脸盆里，这就是我们的“菜”。上至县委书记邢国俊同志下至我们这些临时借调到机关来的工作人员吃的都是这一“饭”一“菜”。开始两天还可以，可是由于天气太热，没两天的工夫，大饼、馒头就都馊了。师傅们怕同志们吃坏肚子，又给我们加了一“菜”——大蒜一盆，并在那堆大饼、馒头旁立了个小黑板，上面写着：“请各位领导和同志们多吃大蒜，预防痢疾。”
免费的邮局服务摊
唐山大地震，使宁河县芦台镇的交通、通信毁于一旦。为了方便灾区群众与外界联系，县邮局领导很快想出了便民措施，他们职工两三人一组，准备好纸、笔、信封和邮票，到街上出地摊，免费为群众邮寄信件，遇到不会写字的求助者，他们还会代为书写。我在震后寄出的第一封信就是在县文化馆旧址前写的。这封信是寄给当时我在青岛潜艇学院读书的哥哥，一时忙乱之中不知道是否写对了部队番号，下午我又到邮局的服务摊上写了一封寄出去。为此哥哥还怀疑这封信是不是我写的，为什么同一内容的信，一天之内收到两封？生怕我在地震中发生什么意外。和大姐同居一“室”
1976年我20岁，刚参加工作几个月。震后我和卫生局工作的包文兰、李会兰两位同志一起借调到县革委文卫办公室。刚到县委时，由于震后县委机关已成废墟，县革委的财贸办公室、文卫办公室都被临时安排在与县委一墙之隔的芦台粮库院内。我们自己搭起帐篷，地上铺上苇席就是办公室了。白天工作在这里虽说闷热难挨，但还能坚持。可是到了晚上蚊子一抓一把，实在让人难以对付。我被蚊子叮得受不了，只好找来一条麻袋，把自己大半个身子装进去，再用衬衣盖上头，才能勉强睡一会儿。第一个晚上就这么对付过来了。第二天晚上，包文兰大姐从家里找来了一顶蚊帐，她和李会兰大姐睡在一顶蚊帐里已经很挤了，但是她看到我被蚊子叮得难受，实在不忍心，就硬是把我也拉了进去。那时，包大姐刚结婚不久，李慧兰大姐比我大三四岁，大学刚毕业还没有谈朋友。包大姐让李慧兰睡在她左边，我睡在她右边。白天我下乡接伤员，有时机关食堂给大家分附近村队送来的水果，我赶不上，两位大姐就把她们分到的那份留下来，等我晚上回“家”，姐弟三人一起吃。就这样，我们三个挤在一顶蚊帐里睡了十几个晚上。
后来全国各地援助灾区的药品陆续送达，包大姐和县医院的徐桂荣、于秀兰三位同志被抽调到蓟运河北岸芦台大桥北侧（芦台大桥已在地震中震毁）负责接收和向各公社医院分发药品。因为蓟运河堤上添了许多新坟，三位女同志住在坟墓边上的一顶帐篷里还是有些害怕的。所以，包大姐到文卫办公室向邵庆余主任要一名男同志晚上和她们做伴。邵主任开玩笑说：“你看上谁了？”包大姐说：“我们想要小刘。”邵主任说：“那好，就让小刘同志晚上给你们当卫士。”就这样，白天我去文卫办公室上班，晚上我去给三位大姐做伴。头一天晚上，一起给我们的“家”进行了一番整理，用装药的箱子把帐篷隔成两间，我睡在守帐篷门这边，隔着药箱垒成的矮墙，里面就是三位大姐的“巴黎圣母院”。每天不管忙到多晚，我都要赶到蓟运河对岸去住，晚上和大姐们围在油灯下，统计分发药品的数字，谈论一天的见闻，那段时间虽说工作很忙很累，但也其乐融融。
这场灾难给唐山及宁河人民带来的伤痛已经随着时间的流逝渐渐淡去，但在抗震救灾过程中那些真挚的充满人性光辉的事迹，将长久留在所有经历过这场劫难的人们心中。
我被深埋在废墟中
杨百成
1976年7月28日凌晨3时42分，突然间地声隆隆，地光闪闪，地动山摇，房倒屋塌，这就是骇人听闻的唐山大地震。顷刻间，距震中唐山仅仅几十公里的宁河也经历了灭顶之灾。当我清醒之后，已被深深地埋在废墟之中。在废墟下苦苦求生的几小时，我思绪万千，往事历历在目，萦绕脑际……
汽车缓缓地驶上蓟运河大堤，经过一路颠簸，终于停在所要去的地方。我慢慢地从车上下来。这时，天阴沉沉的，似乎要下雨的样子。我望望大堤南面高高的围墙，又看看脚下坑坑洼洼、野草丛生的荒坡，在确认这里就是当年在地震中罹难同学的墓地后，便从车上拿出一束鲜花和一瓶白酒，把鲜花轻轻地放在一个大土坑旁，然后再把酒洒向这坑坑洼洼的荒坡上。随着酒香淡淡远去，我的思绪也被带到那遥远的、刻骨铭心的回忆之中……
1976年7月27日夜间，为建校劳累了一天的同学们正在酣睡之中，然而，灾难正悄悄地向人们袭来。7月28日凌晨3时42分，突然间地声隆隆，地光闪闪，地动山摇，房倒屋塌，这就是骇人听闻的唐山大地震。顷刻间，距震中唐山仅仅几十公里的宁河也经历了灭顶之灾。当我清醒之后已被深深地埋在废墟之中。当时脑海里闪现的第一个念头是：大雨浇塌了房屋。当大地又是一阵剧烈地颤抖后，我才猛然意识到：地震了！我活动一下上身，发现还没有被砸伤，再活动下身时已经不能动了，下肢被倒塌的木檩、瓦砾压住了。我想用力将腿拔出来，但越动压得越紧，便不敢再动了。这时我努力使自己冷静下来，想着如何脱身，先是喊“救人”！喊哑了嗓子没有回应，然后又用砖头敲打被砸扁了的铁盆。一个小时过去了，还是听不到一点上边救人的动静。此时余震不断，下肢压迫得越来越重，直到麻木。随着余震，废墟不断抖动，灰尘充斥着每个角落，我不住地咳嗽。此时我忽然想起，我是睡在蚊帐里，在我的周围一定会有蚊帐，于是我用手向四边摸索，拿开砖头，刨开泥土，终于找到蚊帐。我撕下一块，抖抖上边的灰土，反复折叠数层，用它捂住口鼻，以阻挡灰尘吸入，呛咳止住了，而下肢快要失去知觉了。由于上了一年的医学课，使我知道事情的严重性，假如再有两个小时不能解除压迫，下肢将会永远失去功能，那么就意味着从此以后将在轮椅上度过余生，如果始终没人来救呢？那么不仅仅是残废问题。我不敢再往下想了，只是又猛烈地敲起了铁盆。又是一个小时过去了，还是没人来救，难道我们班的同学一个也没有逃出来吗？朝夕相处的同学们你们在哪里啊？为什么不来救我呀！这时我又想到老师们，他（她）们住的房子是很结实的新房，应该不会有事吧，为什么也不来救我呢？或许是听不到或找不到废墟下的我？这时，我又想到了家，想到了父亲、母亲、哥哥、姐姐、妹妹。家在20公里以外的农村，那里地震一定很轻，不会有事，如果没事，哥哥一定会来救我的。可是，即使他真的来了，在这一片废墟之下，又到哪里去找我呢？此时，我真后悔，那次哥哥给我捎东西，为什么不把他让到宿舍待一会儿呢，那么不就知道我埋在哪里了吗？还有，如果我不被选调到卫校上学也不会有今天。当初，为了走出农村，找村干部、求乡领导才如愿以偿，没想到却落得如此情景。那些曾经羡慕我的人当得知我如此下场时，不知又做何感想。当然，这些都不重要，重要的是年迈的严父慈母，一生土里刨食，把我们拉扯大，并寄希望于我，省吃俭用，供我读书，一旦失去我，他们又怎么能挺得住？
我又想到了朝夕相处的同学，一起读书，一起讨论问题，一起下乡支农，还用学到的一些医学知识为房东看病；还想起了那次和县防疫站的医生们一起下乡搞防疫，自己写的那篇广播稿，还得到了大家的好评；想起了那几次考试，当老师宣读每科成绩的前三名都有我的时候，那种惬意、自信，还有同学们的赞许、嫉妒的目光；想起了家乡的小河，想起了儿时的玩伴，一起淘气、打架、摸鱼、钓蟹、偷瓜摘桃……假如没有这场灾难该多好啊，毕业后，我要争取去县医院工作。老师说，我性格内向，做事认真，又写得一手好字，适合干内科，如果英语好还可考研究生……我思绪万千，往事历历在目，萦绕脑际……
突然又是一阵颤动，我下意识地用双手抱住头，大约半分钟的时间，颤动停止了，一切又恢复了暂时的宁静。突然废墟上发出有人踩踏的声音，求生的欲望，使我顾不得呛咳，顾不得嗓子痛，又拼命地叫喊起来，然而，脚步声却渐渐地远去了，不知是上边的人没听见，还是又去救别人去了，刚燃起的一线希望又泯灭了。不能就此罢休，于是我又敲起了铁盆，大约过了十几分钟，头上的废墟又响起了踩踏声，接着又隐约听到了说话的声音“就在这，从这下手刨，注意别伤着人”，随着废墟不断被清理，上边说话的声音越来越清晰，而且听出是班长等几个人正奋力抢救，突然大地又传来了隆隆的声音，这时班长喊了一声“快撤，这墙要倒！”余震随着地声而至，而且震动比前几次厉害，大约持续了一分钟时间才停止。没等我再喊，就听班长说“咱们先用绳子将这堵残墙向没人的方向拉倒，消除隐患再去救人”，大家异口同声说“好”！过了一会儿只听一声闷响，大约是残墙被拉倒了，接着我头上的废墟又传来了刨挖声。突然，一束光线射了进来，而且越来越大，我终于看到了外面正在施救的人们，看到他们一身泥土，一双双焦急的目光和一双双带血的手，我喊了一声班长的名字便激动地晕了过去。当我清醒过来的时候，已经躺在离废墟不远的砖道上，身下铺着满是泥土的凉席。几位同学围在我身边，有的在给我测血压，有的在给我清除鼻孔、嘴里的泥土，有的在给我包扎划破的伤口，看到这一切，我的热泪止不住地流了下来，本想说一句“谢谢！”但动了动嘴却没有说出来，因为此时这一切都是多余的了。这时我试着动了动双腿，发现还能动，只是由于麻木，还不能站起来。一位同学知道我的心思，马上对我说：“你的双腿不要紧，过一会儿就会恢复，只是被木檩压的地方有淤血，估计需要一个月的时间才能吸收。”此时，我悬着的一颗心终于放了下来。我说，咱们班的同学都出来了吗？他的眼睛闪了几下，泪花在他眼里打转儿，说到“已经有五位女同学遇难了，还有两位男同学没有刨出来，同学们正在抢救”。一个小时过去了，两名男同学被刨出来了，可早已停止了呼吸。据当时的同学们讲，这两位同学是被木柁砸死的，和我仅隔一个床铺。这时班长宣布：“我们班共有七名同学震亡，一名女同学腰部重伤，上一班有两人震亡，老师们全都幸免于难。”
接下来，老师及班长又组织没有受伤的同学搭建临时帐篷，此时，我已能站起，也帮着大家干些力所能及的事。夜幕还没有降临，举目望去，全校一片废墟，尸体随处可见。然而，老天不怜落难人，这时，又下起了小雨，将幸存的人们赶进了匆匆搭建的帐篷里。由于地方狭窄，男女同学挤在一起，尽管穿戴不整，大家也都不在意，害羞的女同学也没有了往日的羞涩。二十几个人用一个搪瓷碗轮流喝一口水，吃着直升机空投下来的压缩饼干，在潮湿、拥挤、凄凉的临建帐篷里度过了漫漫长夜……
天终于亮了。同学和老师们陆续地走出帐篷，然后聚在一起商量如何处理七位同学的尸体，大家七嘴八舌，意见不统一，最后由班主任决定：先掩埋尸体，然后待通信恢复，道路畅通，再与其家人联系。说完，大家一齐动手，找来一些木板和被褥、衣服等，由女同学负责给每位遇难的同学整容、穿戴衣服，然后搭上木板，由男同学抬着，经过操场，穿过学校后门，爬上蓟运河堤，又向东走了100米左右，将遗体停放在河堤上。一些先来的同学已经在选好的墓地上挖坑。由于人多，半个小时后，七个坑陆续挖好了，然后大家小心翼翼地将遗体逐个向坑里安放，当放下四具遗体后，有位同学建议，将小李和小傅的遗体放在一个坑吧！班主任问为什么？那位同学答道：“因为他们两人生前很要好，可能在谈恋爱，生不能同床，但死能同穴，也算成就他俩阴间的一段好姻缘吧！”班长马上站出来制止，说：“老师，别听他的，死者同穴要征求双方家长意见，否则会闹出事来。”这时我打了个圆场：“把他俩葬在相邻的两个坑，让他们在地下也有个照应吧！”刚说完，几个女同学便抽抽搭搭地哭了起来。“葬礼”举行完了，大家凝望着七座新坟，凝望着墓碑上熟悉的名字，眼泪再一次滚落下来。大家不约而同地向河堤上的七座新坟鞠了三个躬，然后转过身默默地离去……
我正深深沉浸在遥远记忆中，突然有人在我肩膀上拍了一下，我猛地从追忆中惊醒，回头望去，发现了和我一样前来祭奠的昔日同窗——这次来祭奠的同学最多。然而，岁月似水流年，葬在脚下的七位同学都已陆陆续续被他们的家人迁走了。留下的只是荒坡、野草和不尽的回忆……
幸运的悲声
秦晓鹰
我因被要求必须参加一个别别扭扭的党员发展会而侥幸与死神擦肩而过，然而30年过去了，我心中总觉得有某种说得清和说不清的愧疚。
人生总有些事情值得回忆，但“值得”并不等于情愿、更不等于回味。1976年那场大地震对我和许多人来说就是这样一种复杂的感觉。
28岁以前，我就没听说过茶淀这两个字。1976年春天，因为南大历史系党委要求毕业班到那里去实习，我才第一次知道天津市汉沽区有个叫茶淀的地方。说是“实习”其实与下乡劳动差不多。只不过多了一件事，就是天天要给当地的社队干部和党团员办学习班（因为毛泽东说了，学习班是个好办法，许多问题都可以在那里解决），就像现在“上党课”“上团课”似的。还记得，我讲的第一堂课是“苏联是怎么变修的”。大概是因为过去看了点苏联小说，加上从小就爱看苏联电影，加上曾看过一些“内部发行”的书如《赫鲁晓夫回忆录》，加上也曾偷听过当时禁止收听的苏联电台广播，加上“九评”，加上从中学时代就关心中共与苏共的争论，加上毛主席对“赫秃子”的批判，加上在珍宝岛上中苏边防军队的交火，总之，杂七杂八东拉西扯地“一勺烩”，也能讲上好几天，也能让那些只知道没黑夜没白天“农业学大寨”的乡亲们听得目瞪口呆，当然，也就能让我有充分的理由去“备课”而免去了在阳光下的曝晒和在田野里的“锄禾日当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