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的生活环境很不好，特别是自大震发生后到8月初那段时间，很多物质条件来不及准备，先把现场工作开展起来。例如，我们到达后，因行军床都不够，只能在地上铺上芦苇席直接卧地而睡。整个机场只有一个无房顶的公共厕所，供数百人使用。自来水管也仅有几个，早晚只能简单洗漱一下。当时还是夏季，天气炎热，但洗澡是不可能的。直到10月份，解放军部队临时安装了野战军的流动式洗浴设备，才让大家享受了一次清洁。因工作和生活区苍蝇很多，大家一直担心传染病流行，除喷洒药剂外，我们每天用餐时都吃大蒜，试图预防痢疾。但后来，仍有部分同志患了痢疾，我看见他们拿着输液瓶进出厕所。我自己也没能逃脱，幸好不是很严重，服用几天药物后痊愈了，也许是因为我那时年轻、体质好。
尽管条件艰苦，队员们一直在专心致志地工作，偶尔也有令人兴奋的时刻。大约在8月中旬，突然从参加野外考察的队员说，在唐山市区发现了由地震造成的地面破裂，测震分析组一些同志相约去观看。于是，我们设法找了一辆吉普车，轮流前往那个地点。我清楚地记得，那是在唐山市的吉祥路，道路以及路两侧的大树被地震运动切断、错开了，地质学上称为右旋断层，水平错动距离达将近2米。后来的野外调查发现，大地震后在极震区留下了一条长达8公里的地面裂缝带，我们在市区吉祥路所看到的是它的中心位置。这种由地震产生的大规模地面裂缝带一般是不常见到的，据说只有当震级达到6或7级才会出现，而在大城市内这样的现象更是罕见。现在回想到这个景象时，因专业兴趣还产生过这样的设想：假如在震后就在这条裂缝带两侧建立标志，长时间地用仪器测量裂缝带两边的相对运动，观察它下面的断层是愈合不在活动了，还是在继续活动。如果能坚持观测到现在，积累30年的数据，也许是很有科学价值的资料。地震科学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长时间耐心细致地观测，甚至要积累几代人的连续观测时局数据，才有可能在某一问题上有重要发现。
预测预防，任重道远
1975年2月4日辽宁省海城地区发生了7.3级大地震，震前专业地震工作做了准确的预测和预报，震中地区采取了预防措施，取得了较好的减灾效果。这是自1966年邢台地震后，我国地震工作者近9年时间努力的成果，当时在国内外引起轰动，记得还受到一位副总理的赞扬。然而，仅仅一年半之后，在距海城约400公里的唐山，当人们还在熟睡中时，在毫无防备的状态下受到7.8级大地震的突然袭击。为什么震前没有预测呢？难道真的没有一点前兆吗？恐怕整个社会都在发出这样的疑问，而这实在是一个难以回答的，但又必须回答的问题。地震工作者已从海城地震预报成功的喜悦中清醒过来，虽然这时候任何辩解都没有用，但用客观的、科学的态度总结失败的教训仍然是必要的。这也是当时唐山地震工作队的任务之一。记得当时我和局分析预报中心及地球物理研究所的两位专家住在同一个帐篷里，只见他们不停地在收集和分析各种数据、资料，帐篷内堆满了材料、书籍，有些就装在麻袋内，两人每天工作到深夜，从他们严肃的表情中看得出其强烈的职业责任感和沉重、懊悔而复杂的心情：究竟为什么没有预测出唐山大地震呢？
记得在唐山地震现场工作期间，河北地震局的一位姓蒋的小伙子向我描述过他的经历，唐山大震前他在唐山陡河地震台工作，并住在台内。1976年7月28日凌晨，因天气异常闷热，小蒋睡不着，就起来摆弄半导体收音机。突然间，他感到大地在摇动，本能地从心里叫一声：不好，唐山大震来了！就立即快步移动蹲到墙角下，躲过了随后塌下的混凝土房顶的袭击。据说，在同一时刻，住在另一间屋内的一对职工夫妇也是从梦中惊醒，以类似方式避开了厄运。我想，这个实例至少说明了两个问题：第一，因职业和有知识的缘故，他们一旦感到大地的摇动，立即意识到是发生了地震，而且知道就是原来预计的唐山地震；第二，在地震袭来的瞬间，他们没有惊慌失措，而是迅速采取了适当的紧急避险、自我防护的行动，显然是铭刻在心的防震减灾意识在关键时刻起了作用。也许还有其他偶然因素，但上述事实是真实而有说服力的。
我还记得大地震后的另一种景象。7月底我们到达北京时，到处是用塑料、木板搭建的防震棚，人们担心还有强余震会波及影响北京，夜间不敢在房屋内睡觉。这样的景象居然一直持续到10月份，涉及几百万居民。而在三里河，当时的分析预报组会商会议依旧在大楼内举行。我们在出发前往唐山前，一直住在招待所的楼内，没想过找个帐篷或其他防震棚；还听说住在中关村的顾功叙、傅承义等科学家固执地不搬出楼房，始终居住在家中。我想，大地震后地震工作者与普通群众之间在心理和行为上差别可能与是否具有地震科学知识相关，正确的科学知识会使人类做出正确的判断，从而产生战胜恐惧的力量。至少在我的意识中，认为唐山大地震后的强余震一般至多为5或6级，不会对160公里外的北京再产生破坏，没必要遭受居住防震棚的艰苦。而当时的北京群众可能是不敢相信地震专家的判断了，因为我在去唐山前，拜访了几位过去在宁夏认识、后来返回北京的朋友，劝他们不必住防震棚，但他们对我的解释半信半疑，仍然不敢立即搬回楼房。
大震之谜，有待探索
1976年的唐山大地震，向地震工作者，特别是从事地震科学研究的专业人员提出了一系列严重的挑战性难题：为什么在一个远离板块边界的地区（地质学上又称大陆板块内部地区），一个没有破坏性地震历史记录的地方，在一个不设防的VI度区的城市，会发生震中烈度高达XI度的巨大地震？地质学家通常认为，大地震发生在较大的活动断层上或其附近，地震是沿已有断层的突然破裂和滑动产生的，但在唐山地区并没有发现相应的活动断层（甚至近年来，灵敏度很高的全球卫星定位系统观测也没有探测到这样的断层活动），唐山的地下究竟有什么特别结构和变形过程，会爆发出这么巨大的地震能量？大震前为什么没有小地震（前震）活动？或者是当时的仪器不够灵敏因而探测不到？大震前，地震工作管理部门曾受到来自唐山等地区观测异常或地震预测的报告；在震后的总结中，也列出了大量震前的可观测异常现象，但为什么在震前不能做出准确的识别和判断？这些都是当今世界地球科学中的难题，也是地震工作者无法回避的。可是，30年过去了，但仍然没有看到完满的解释，探索的道路依旧还很漫长。
从历史记录看，在华北地区，像1976年唐山大地震这样的事件几百年甚至几千年才发生一次。因此，它对于地震科学研究是一次极为珍贵的机会；唐山也就应是一个重要的观测和研究基地。我在写研究生毕业论文时，曾经试图从世界范围的实例比较，探讨唐山大地震的发生原因。可惜由于当时条件的限制，这方面的研究不够详细和深入，以后也未能坚持下来，现在想起来，仍感到是莫大的遗憾。
30年过去了，我们的祖国已发生了巨大变化，防震减灾事业也取得了很大发展。与唐山地震时期相比，现在的年轻一代地震工作者，已有非常好的物质条件开展更加广泛、深入的观测和研究，探索地震预测和预防的新途径。从科学发展规律看，任何新的理论和方法都应受到严格检验，包括像唐山大地震这样的实例的检验。例如，现在正在全国范围开展城市活动断层探测和研究，人们自然希望，通过这样的工作能为防震减灾规划提供科学依据，这就涉及对地震与断层之间复杂关系的科学认识问题。我在研究生学习时期，已注意到国内外有一些大地震与地表可见的或地下浅部断层没有直接关系的实例，唐山地震也是其中之一。在这种情况下，是否应慎重考虑城市活断层调查结果应用意义的有限性？或者应考虑开拓发展探测地下结构的新途径、新技术？既然大地震是小概率的稀少事件，不是任何地方都会发生大地震，那么唐山地区的地下一定有某些特殊的结构、物理性质和变形过程的特征，经过长久的探索努力，或许将来有一天，地震工作者能够发现并解释这些特征，从而为发展更完善的地震预测技术建立指导性理论基础，就像早期的物理学中的晶格动力理论为现在的微电子技术迅猛发展创造了必需的知识条件。
聆听地动脉音的十年
张少泉
就像1975年大地用它的有力的震撼，以简单明了的“语言”促成我们预报成功一样，又用它的有力震撼及时提醒我们，在科学面前来不得半点骄傲。
一
2005年是海城地震30周年。2006年是唐山地震30周年。我记得，这两次地震的10周年、20周年纪念活动中，最为重要的是历史经验和教训的总结。能否随时间流逝，使我们的认识上升到一个新的高度。
两次地震距离不远，发生时间也仅差一年。它们在30年前相继出现，好像特意出来给中国大陆地震的第三个活动期（1966—1976）作个总结。有时遐想，如果能把这两次地震放在一起纪念，可能更有意义，因为这两次地震在中国地震人的心目中，位置非同寻常。伴随这两次地震的预报和反思过程，凝聚了几乎我们整整一代人的青春，并将持续的影响下去。在中国地震学史上，这两次地震的发生及其这一代人的研究活动，在某种意义上代表着一个时代，具有难以言喻的时代特征。谈不上载入史册，但确是深深打上了时代烙印。
二
20世纪60年代，华北大地发生了一系列地震:1966年邢台地震，1967年河间地震，1969年渤海地震。业内人士认为，这些地震揭开近代中国地震活动的一幕。这些地震自南向北，一路扩展，逼近京城，大有兵临城下之势。地震的发展和对地震的探索，像在赛跑。现在看起来，赛跑的终点，至少是10年赛程的终点在海城和唐山。
1966年，邢台地震发生后，国务院一纸调令，我和几个北大稍早毕业的同志，纷纷从非地震专业部门“归队”，加强地震工作的力量。那时，中国地震局地球物理研究所人才济济。我分在所值班室（通称638组，意指邢台地震发生的日期，1966年3月8日）内，和“地震战士”一起，“为毛主席站岗，为首都人民放哨”。实际做的，就是大震速报，抓大趋势。和值班室对应，地球所还有一个在地震现场工作的邢台地震队。他们主要是抓现场，抓地震前兆。值班室和邢台队，这两个部门被列为地球所地震科研工作的“第一线”，兵强马壮，要人有人，要物有物。全所上下，把地震看成重中之重。许多人是从当时承担国防任务的第七研究室抽调来的。
有一张近代中国地震事业的经典照片，照片正中，是周总理俯下身子，检查地震熏烟记录，陪同的有被称为“中国地震预报之父”的地球所所长顾功叙先生（已去世），以及林庭煌先生和李凤杰先生。就在这次视察之后的一次地震现场会上，周总理拿着一份地震历史文献，读了一段后，语重心长地对现场的同志讲：“我们不能给后人只留下地震记录，要留下地震经验。”在周总理讲话精神的指引下，在中国多灾多难的大地上，从此开始跋涉地震预报的万里长征。同时，在这批青年学子的心理，深深埋下“献身地震事业、不搞出地震预报死不瞑目”的报国志向。
1967年，河间地震发生，地震离北京不到百十公里。形势逼人。根据地球所安排，我和宋辅弼（后调到石油队）等人，趁地震刚过，赶到河间—大城极震区，想从震区的度量衡厂及其主管的县科委，搜集、核实震前大地微震动或有感无震的各种显现，从中获得可能成为地震前兆的“蛛丝马迹”。结果不理想，但也做了几个有意义的否定结论，如一般天平的精度不能察觉地面倾斜等等。
1969年，渤海湾发生地震。地震不算大，又因为发生在海里，没有什么损失，但环渤海的几个省份大范围有感。社会动荡。下一个地震在哪里？什么时候？北京有没有危险？这些问题牵扯着京城人的心。
一天，下着阴雨。地球所方蔚青同志（后调到国家科委）召唤我和他一起到国务院小礼堂，向主管地震工作的周总理等中央领导汇报震情。地球所值班室密切注视震情发展，和我们保持联系。
到会后，才知道参加地震会战的几大部委专家和领导都来了。会议的主题有三个：地震趋势、地震预报、地震机构。在这个会上，李四光先生从地质力学角度阐明他提出的新华夏构造体系与地震活动趋势的关系，在一张大挂图上，从邢台，过河间，向北东方向，扬手一挥，很自信也很恳切地说：要注意这个方向上的地震。他点了华北北部几个地名（其中是否有唐山和海城，我记不准了）。在探讨地震预报的前兆手段时，李先生举着一个地应力仪电磁感应探头，向总理解释工作原理。总理听得很细致，边听边问，还一边记在纸上。
在这个会上，总理和李先念、纪登奎等与会的副总理商定成立“中央地震工作领导小组”，由李四光任组长。从此，参加会战的几大部委不再“各开炉灶各起火”，真正合成一家了。1971年，国家地震局成立（2000年，改称中国地震局）。有人把1966年邢台地震作为中国地震预报的里程碑，而国家地震局的成立，为中国地震预报的发展奠定组织基础。
由于地震灾害的惨烈，由于中央政府的直接指挥，由于地震专业队伍的年轻活力，同时由于当时的特殊政治背景，在地震战线形成了一个强烈的呼声，要在地震预报这个领域为人类做出贡献，“放原子弹、氢弹”！
三
20世纪70年代，两次地震让我们刻骨铭心:一个是1975年的海城地震，一个是1976年的唐山地震。这两个地震相隔不过一两百公里，前后仅仅相差17个月！但对地震工作者来说，像是一个在天上，一个在地下，大自然把我们抛上又摔下，让你笑不得，哭不得。只有经过这个年代的“地震人”才会有的欢乐和悲哀。
走过来的人都记得，20世纪70年代的前五年，进驻大华北地震现场的专业队伍多达万人，采用的各种观测仪器数量多达上千件，再加上“广大工农兵群众”组成的业余测报队伍，形成名副其实的浩浩荡荡的地震预报大军。
尽管地震是小概率事件，预报难度大，但在特定的地震区和一定的地震活动期内，中小地震频发，检验方法的机会多，预报成功的机遇大。在当时，有非常丰富的前兆异常资料，即使采用“看图识字”等直观方法，预报也能“屡屡得手”。大家不由得惊叹不已，兴奋不已。有“红宝书”，有成就感、使命感、紧迫感、荣誉感等等精神力量的驱动，我们的同志更加吃苦耐劳、不畏艰险、勇于实践、大胆预报，取得不少感性认识和实践经验。像是摸到了苗头，像是看到了曙光。等待着、期盼着、争取着取得胜利的那一天。
苍天不负有心人。1975年，大地对我们的诚意和辛苦给予回报。这是人类预报地震历史上的重大突破。直到目前为止，这是被联合国和国际科研组织承认的惟一“有预报依据并取得减灾实效”的地震事件。
成功归成功。但人类（应当说是我们）过于冲动了。当时一位领导，曾在一次庄严的大会上宣称：“地震预报的坚冰已经打开”。剩下的就是“乘胜前进”了。当然，我们有些科技工作者头脑冷静，提出对地震预报水平不能估计过高。但有相当多的人的思想，因思维模式上的疲劳而疲劳了，不去想更多困难。这与那个年代泛滥成灾的形式主义和空泛口号有关。1975年的预报成功，使众人为之振奋，精神抖擞，一扫征尘。似乎这次的成功预报标志着，我们真的看穿了天，洞察了地，预报地震不在话下了，正准备开发地震的能量“为我所用”了。忘乎所以，忘记人是地球演化的产物，忘记了人终究是大地的儿子。
但是，大地并没有忘记我们，没有欺骗它的儿子。就像1975年大地用它的有力的震撼，以简单明了的“语言”促成我们预报成功一样，又用它的有力震撼及时提醒我们，在科学面前来不得半点骄傲。
1976年７月28日，在华北重镇唐山发生了20世纪后半叶死亡人数和财产损失最大的破坏性地震，将24万生命和100亿人民币写进了历史。
对于唐山大地震，我们没有做出临震预报。直到今天人们还在提出疑问：这次地震发生前一点异常都没有吗？当年，钱钢写了一本影响巨大的报告文学《唐山大地震》，最近再版。唐山地震的巨大灾害，对国人的影响太深、太大、太久了。即使再经过10年、20年、30年，依然有值得总结和思考的问题。
谈起1976年唐山地震后地震工作者的处境，陈焕新有一部反映地震部门工作的报告文学，书名就叫《一个没有挂牌子的国务院机关》。那个机关就是中国地震局。我们在那个特定的年代从事地震事业，用“呕心沥血，鞠躬尽瘁”，来形容并不过分。我们一门心思要搞出地震预报，为了给震区老乡提前打个招呼，梦里都在想前兆，想预报。但是，科学有它自己的发展规律。地震类型的多样性，地震过程的复杂性，发布预报所涉及的社会问题的敏感性，以及一次灾害地震带来的巨大伤亡和社会动荡，使我们深感心理压力和肩头担子的沉重。现在人们认识到，也取得社会公众的理解和认同。这是社会进步的标志。这是世界地震科学发展水平问题，防震减灾任重而道远。
从1966到1975（包括1976）的十年间，中国的地震工作者没有片刻歇息。“不搞出地震预报死不瞑目”，成为具有那个时代特征的地震战士的豪言壮语。岁月蹉跎。当年的小青年，大都老矣，多已退休。人未闲置，事业未成。一颗颗不息的心，仍在跳动。我们相信历史，我们相信后人，后人会在历史上对这一代人的工作给出一个公正评价。
四
20世纪80年代，有重要影响的不仅有地震，而且有两件大事：一个是国际上开始酝酿、直到90年代才开始执行的一项“十年减灾计划”（1990—1999），另一个是随国内改革力度加大，依法治国和科教兴国的方针开始落到包括地震在内的各个具体领域的实处。这两件事，让我们从理念和立法上把近代中国地震事业推上历史的高度。这在地震事业的发展历程中，是了不起的大事，这是用实际行动纪念唐山—海城地震。
这段时间的典型地震事件是1988年的云南澜沧—耿玛地震，发生在这个年代的尾部，业内人士称其为“信号震”，表示下一个新的地震活动期的开始，换种说法，表示上一个地震平静期的结束。但它不像60年代和70年代那些地震那样具有标志性特征。
从地震工作的角度看，这个年代给我们提供了一个非常难得的“休养生息”的时间。有人说，这是一个人类与地震的休战期。大地累了，人也累了。大地要利用这个时间积蓄能量，人要利用这个时间进行反思。偃旗息鼓，双方取得表面的宁静。从此开始长达约十年的战略思考和战略性实践。
有人把中国地震事业在这个年代的变化，称为大调整。这次调整所发生的变化，在“中国地震事业发展史课题组”撰写的《艰苦奋斗五十载 防震减灾铸辉煌——中国地震事业50年纪念》一文中，有所反映。摘要如下：
第一，首次对地震预报的现状做了较为客观的评价，并且就长期、中期、短期和临震的四个阶段（实际代表不同类型）给予不同可信度的评价。其中，对短临预报的成功，提出若干约束条件，如“对于地震类型简单、观测环境良好、通讯条件理想、观测资料充分、分析经验丰富的地区的较大地震”，可以做出一定范围和一定程度的预报。
第二，首次对防震减灾工作作了全面阐述。开始形成监测预报、灾害防御、应急救助和震后恢复的科学认识。后来写进“防震减灾法”内的“地震工作四个环节”，以及中央明确的当前地震工作的三大工作体系，基本源于这个时期的理论提炼。
第三，由于以上这两个“首次”，使我们在思想认识上获得解放，从而避免一谈预报，就狭窄的限定为几天或几个小时的临震预报的尴尬局面；同时也避免一谈地震工作就是预报那么一点点的领域的被动处境。社会逐渐认同我们的认识。最近有家媒体的记者感慨地震工作的深入和广泛后，很富同情心地说，你们付出的太多了，你们的工作是一条在“人生不归路上”行进的高尚职业。可以这样说，我们首次从自我设置的思想“约束”中解脱出来了 。
第四，由于思想认识上的解放，使我们在队伍建设上也发生重要变化。在这个时期，地震局直属研究所的不少业务骨干，下到省局，省局骨干下到地方；同时，不少地方行政干部和管理干部，充实到我们这个原由几大部委的技术干部为主要成分的班子里来。在某种意义上，一座地震科学的象牙之塔终于溶入生机勃勃的大社会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