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上用的语言不是很准确，但确实是我的心里话。作为地震战线的一名老兵，衷心希望通过对20世纪80年代反思所沉积下来的认识，能牢牢地为后来者接受。因为在这些认识里，饱含着60年代的艰辛和70年代的血泪。到了80年代，也只有到了80年代，国内外出现有利的环境条件，才能做出这样有价值的总结和认识。
未来的路很长。1988年云南澜沧—耿玛地震，作为20世纪80年代地震活动和地震工作结束的标志，在历史上画上了一个句号。客观地说，这个地震并不能完全标志一个新的地震活动期的到来，因为2001年青海、西藏、新疆交界处发生的昆仑山8.1级地震，可能更具有划分中国地震活动期的标志性特征。2004年12月26日发生的7.5级海底大地震引发的印度洋大海啸备受社会关注。实际上，若从更长时间全球地震活动的角度思考，这次地震事件更应引起中国地震界的关注。
每当我们翻阅上个世纪70年代发生的这两次大地震——海城地震和唐山地震，总有说不尽的体会和收获，也总留有不少解不开的谜团和疑惑。高山仰止，瀚海俯臣。这就是历史，一部真正有划时代意义的历史赋予人类的魅力和价值。
“应急避险”的昨天和今天
修济刚
1976年夏天北京那段抗震救灾的经历，使“群众紧急疏散”、“紧急避险”、“防震棚”、“抗震救灾”这些概念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和体会。
震波袭来，北京陷入恐慌和救灾
1976年的夏天，唐山7．8级大地震波及北京。
当时的感觉，像是在一艘巨轮上，感受到缓缓的晃动。我被惊醒了，房间里不用开灯，什么都可以看清楚，听得到房屋的木檩和椽子榫接部位拉抻的“咔、咔”声，我注意着屋里房顶各处的动静，这声音使我想到，再晃一会儿房子就会被拉散了。还好，晃动停止了，我这才走出屋子到院子里来。我住的这个院子位于北京西城区的一个胡同里，这时候，院子和胡同里已经都是衣衫不整匆忙跑出户外的人群了。
7月28日当天的傍晚，又一次强烈的地震袭来，整个院子和四周的房屋都在同步地摇摆晃动，院子比较小，加上各家搭建的厨房、小屋什么的，我担心如果房屋倒下来，哪怕是站在院子的正中间，也难逃被砸的危险，只好听天由命。还好，这是唐山7．8级地震的强余震，震动逐渐平息下来，房屋都没倒塌，仅有一些损坏。
过后的几天，北京市陷入了地震后的恐慌和救灾的活动中，王府井百货大楼被震掉了一个角，北京展览馆的尖顶的红星也甩了下来，大量的老房、旧房倒塌或破损，北京市全市都在“抗震救灾”。
当时，我正在西城区一所中学里当教师和团委书记，一些学生团员和干部组织起来到街道帮助维修房屋，学校的操场也成为了附近居民的“避险场地”。我担任学校内避险营地的总指挥。
此时，北京市的几乎所有居民都在露宿街头，几乎市内所有的空地，都搭满了各式各样的帐篷。地震后，天气酷热，又接连下大暴雨，给户外住宿的居民们带来很大的困难。
“防震棚”，那个夏天的独特景观
我工作所在学校的操场在地震后成了理所当然的避难场所。
附近的居民涌进学校，用各种材料搭建五颜六色的地震棚。学校操场堆放的一些拆下来的木料，都被居民们充分利用起来，家家户户各显其能，一般的是从家里搬来木床，四周围捆上木棍、竹竿，再绷上塑料布，然后把两张床中间空出一块地来，就围成了一个小小空间。在这家的旁边，连续着搭建，家家户户只留有必需的通道。最初的两天，操场上如雨后春笋般形成了由塑料布棚顶为主的“棚户区”
当时，北京市到处都在建这种棚子，只要是空地，都可以看到，北京人把这叫做“防震棚”。
地震后，除了当天晚上的强烈余震，其他的小震已经逐渐地感觉不到了，大雨瓢泼似的浇了下来，检验了这些仓促搭就的防震棚，这突如其来的灾变，让北京百姓措手不及，不敢回屋，只好在各式各样还在漏水的棚子里度过了最初的两天。
以后，大家各显神通，不断修补和完善各自的防震棚，以度过这些露宿的日子。
整个大操场，成为了典型的“地震避难场所”。我作为校园内避难场所的“总指挥”，夜以继日地在校园内工作着，带领一些青年教师和学生团员维持校园内的秩序，安装了广播系统，每天广播一些注意事项和启事、通知、安全要求和新闻等等，后来建立了广播站，组织自己的学生记者写一些通讯来广播。组建了学生治安保卫队，每人持木枪一根巡逻站岗，处理各种纠纷和打架事件，安全组，负责巡回检查防火和安全，服务组，帮助居民搭建和维修防震棚，还有负责卫生的，制止到处便溺的行为出现……就这样，几百人露宿的场地，逐渐形成了临时的秩序，大概持续了一两个月之久。
这段时间上课也受到了影响，学生团员和积极分子组织成小分队，走向街道居民委员会，走进各条胡同，和房管所的师傅们一道，帮助居民维修房屋。
这就是1976年夏天在北京那段抗震救灾的经历，群众“紧急疏散”、“紧急避险”、“防震棚”、“抗震救灾”这些概念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和体会。
20年后，应急避险写入地方法规
20年过去了。
1996年，组织上派我参加重新组建北京市地震局的工作。从1997年起，我们就开始考虑尽快制定《北京市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防震减灾法］办法》，以从法制方面规范防震减灾各方面的工作。在制定的过程中，注意到原北京市地震局的同志们曾经提出过做好应急避险的问题，我们组织了进一步的研究和讨论。这时候，我们注意到多地震的日本在应急方面的一些具体做法，结合北京市人口稠密、高楼林立的特点，越发觉得必须高度重视紧急情况下的应急疏散问题。
当时我们思考的是，必须结合大城市的特点来编写这部防震减灾的地方法规，而做好应急避险场地的建设，是这部法规要写入的重要内容之一。于是，在原北京地震局局长吕庆书、原总工王敦吉等同志工作的基础上，北京局的有关同志又做了深入的研究和考察，最终把“建设地震应急避险场所”写入北京市的《实施办法》，经过多次修改和讨论、经过市政府的同意，《实施办法》得到了北京市人大常委会的批准，2002年正式在北京市颁布实施。这是全国第一个写入建设应急避险场地要求的省一级的法规。
抗击非典的同时，全国第一个应急避险场所挂牌
2003年春天，一场非典型肺炎疫灾袭击了北京。隔离、消毒、怎么防范又成了大家关注的问题，我当时正在北京市朝阳区挂职，任朝阳区委副书记，而且作为朝阳区抗击非典指挥部的副总指挥兼办公室主任，亲历了抗击非典的全过程。这场抗击非典的没有硝烟的战斗，给了我们诸多的启示，其中重要的一条，就是要高度重视防灾和减灾，要高度重视城市的安全问题。
朝阳区一边抗击非典，一边搞经济建设。在为群众办的实事里边，有一项是整治元大都遗址公园，这正好提供了建设“应急避险场地”、落实《实施办法》、做一个示范典型的好机会。于是，在国家地震局的支持下，我们组织北京市地震局和朝阳区合作，开始研究利用修建遗址公园的机会同时做一处有代表性的避险场地。
大家积极性都很高，北京市地震局郭大庆副局长，以及胡平副局长，及有关部门的同志，和设计院的专家一起，制定了标准，设计了方案，朝阳区李国副区长，以及区园林局的有关领导具体组织实施。很快地，在九月底公园竣工剪彩的时候，全国第一个应急避险场所，也悄悄地同时建成了！
这个场所可供附近社区十几万人应急避险使用，各方面的减灾设施做得很规范：如果水源中断了，有打好的深水井提供应急饮用水源，平时不用，盖子是用玻璃钢做的假山石；有搭建临时帐篷的场地；疏散的人太多，厕所不够用怎么办？有早准备好的临时可使用的厕所，平时盖上盖、拆掉围挡就是草坪；有卫生医疗和救灾物资存储的用房；有临时供电设施；交通中断，有运送食品和物资的直升机坪；整个场地有广播宣传系统和摄像监控系统……北京地震局和朝阳区还对附近社区做了具体的疏散预案，使这个场地真正发挥作用，具体到哪几栋楼房的居民疏散到哪个场地。做到可以实际操作。
第一个应急避险场地，就这样诞生了。
2004年，北京市的有关领导在北京减灾协会开会时表示，北京市要推广市地震局和朝阳区的这一试点工程，建设更多的避险场地，初步要求每个区要有一个面积比较大些的。中国地震局也要求全国各省、市、自治区、直辖市，以及大中城市，要考虑建设应急避险的场地和设施，而且，国务院对防震减灾工作的要求里也明确提到要这个问题。各省、地、市的许多领导和专家，陆续来到北京朝阳区元大都遗址公园考察学习。
2006年来到了
从北京市开始考虑防震减灾立法时起，已经又是十年。北京市在市政府领导下，吉林副市长具体负责，由北京市地震局具体指导，已经在各区县建设了20处应急避险场所。全国各大城市，也纷纷开始了这项工作，像上海、天津、汕头、广州、南宁、青岛、厦门、大连等等，都开始注意并实施了应急避险建设工程，并且因地制宜，不断完善其功能，注重实用，平时常备不懈，紧急时派上用场。这项工作看似不大，却引起很大反响，这是为什么呢?正是因为所想到的是群众最需要的，是减轻灾害的基础设施，体现了以人为本的观念，所以受到了群众的认可。更重要的是，从各级政府到人民群众，对防灾减灾比以前更重视了，更关心了，安全意识和防灾意识比以前加强了。
我又想起了当年学校校园里的那几百人居住的、连成一片的“防震棚”。30年过去，只是瞬间。社会进步了，经济发展了，安全意识呢？也要同步发展，包括建设“应急避险场地”在内，我们要更周密、细致地思考减轻灾害的各项具体措施，把防震减灾的工作做得更好。
是以此文，纪念唐山地震30周年，祭奠逝去的亡者，鼓励从事防震减灾工作的同事，脚踏实地地为国家和人民的平安康乐，多做一点贡献。
铭记与思索
金磊
尽管1976年7月28日那场巨灾已过去30周年，尽管经过近30年的努力唐山灾区已消灭了灾难痕迹；尽管现在一二十岁的唐山青少年甚至不太知晓历史上曾发生的那场噩梦；尽管与新唐山一同走来的还有无数个来自国内外的建设荣誉和奖项，但在唐山大地震30周年到来的“大日子”面前，作为每一位国人都该认真梳理思绪。我作为一个已经走上防灾减灾之路近20年的城市建设科技工作者，尤愿以自己的感受，也来一个蓦然回首，因为唐山大地震的记忆确能让人产生一种激情的书写及思索。
我是天津人，唐山大地震时恰逢高中毕业，是地震使天津也成为重灾区之一，是地震让天津留下更多的高中毕业生为天津城市建设恢复而工作，我也正是这样的幸运者。而更是由于留在天津做了工人，使我要再次读书，而步入大学更让我毕业后自觉不自觉地从事了近20年的防灾减灾研究。
现在我都记得清地震中那声巨响
记得1976年7月28日凌晨，我和弟弟被大地震摇醒。此时，室内电灯已不亮，由于剧烈的晃动，拉线开关的灯绳已找不到了，我在黑暗中拿起凳子放在床上，可由于晃动太厉害，我站立不稳从高处摔了下来，这时才意识到是发生地震了。由于此前没有对大地震恐怖的认知，甚至认为很好玩，是在爸爸的催促下我和弟弟才跑出房门下了楼。
当全家人及全院邻居陆续跑到院子的时候（事实上我们居住的院落对避难十分危险），就听到附近大街小巷中传来的哭声与叫声，这才开始意识到我所在的城市发生了“灾事”。我和弟弟几乎猛然想到了我们的那些宝贝：地震前夜的7月27日晚上，天气闷热，我们全家还有从济南来津过暑假的小表妹在吃过西瓜后，举行了一场“家庭音乐会”，因睡得太晚，因沉浸在太多的美好之中，大提琴未入袋，小提琴也未入盒，手风琴更未及时装箱……地震中，这些乐器是否安然无恙？听爸爸讲，我们家的大屋的顶棚已经出现了裂缝，我们就更加担心了。过了1个多小时，惊恐的人们随天渐渐亮起纷纷回家去取重要的物件，我和弟弟也大着胆子跑回我家大屋，只见门框已毁坏，门已经锁不上了，顶上墙上的灰皮及瓦砾掉下不少，可惟独那能奏响美好旋律的乐器完好无损。我们急忙将它们转移到小屋，心才踏实下来。因当时我居住的大院十几户人家中少有伤者，因此，像往常一样，早晨大人们都陆续上班去了，整个城市在创伤中保持着一种“随遇的平静”。那一天，有几次余震，最大的一次余震发生在下午6点多钟，将我家大屋的顶棚震塌了，现在我都记得那声巨响。多亏我和弟弟的及时预防和“抢险”，否则我们那些心爱的乐器及家中的贵重物品恐怕难逃厄运。
我所居住的院子是一个由四面二层楼围起的闭合空间，整个院落空地不大于15×35米，用现在观点看，几乎根本不能满足疏散要求。早几年因上级号召“备战、备荒、为人民”及“深挖洞”，全院老少在院中央挖了一个防空洞，现在看来院墙未倒真是幸运，如果倒下来一切将不复存在。那是如此简陋的防空洞，其顶竟是我院早先的大铁门，基本上没有疏散距离及可休息的空间，但难以想像全院几十人竟先后在此待了几日。而后，由于中央及天津市委的指示，我们才告别这危险的院落。我家先后在天津海河边、我母亲的学校操场等处盖起防震棚，大约一年多以后才搬回修复后的老住所。
在台湾遇到第二次大地震
其后，我被充实到建筑行业，分配到天津市建筑设计院，在这人才济济的单位做了一名汽车修理工，应该说从那时就在关注着城市的修复建设中度过。1983年大学毕业后分配到北京，更使我自然地将城市安全纳入项目设计之中。迄今20多年中，曾多次去过唐山市，参加过十多次天津、唐山、北京、上海等地不同规模的防灾减灾会议，也作过近百次不同规模的安全讲座，恰恰方便结合所设计的工程思考防灾减灾设计。1986—1988年我参加了第十一届亚运会工程，我所承担的亚运会南小区（整个亚运会动力源）电气工程设计，就大胆尝试用可靠性理论构成网络，从而做到对安全设计心中有底。而后1994年受外国专家局委派赴瑞典参加灾害管理及风险评估国际研修，更让我在防灾减灾上前进了一步。在我的文稿中如今可以找到十几篇在每年“7.28”前后发表的纪念文章，虽然迄今中国未将“7.28”视为“国难日”也不赋予其主题词，但它更让人思考，这不仅是指就唐山说唐山，更是指要结合国际大灾与唐山联想。
虽然我已算是唐山大地震的间接亲历者，本人已步入了防灾减灾事业，且在致力于公众安全文化教育及灾害忧患意识的普及方面不断探索。但有一次经历让我难忘：2002年北京组织赴台防灾考察团赴台北期间正赶上一次6级强烈地震，它不仅让我忆起唐山，更看到有无安全文化教育的差异。5月15日正值“海峡两岸大城市灾害防御研讨会”进行大会学术报告之际，会议在台北市防灾科学教育馆十层学术报告厅举行。大约上午11时42分，大地突然强烈地摇晃起来，动感十分显著，人基本不能站立行走，坐在座位上也必须抓紧扶手，地上的花篮都被掀翻了。面对此情此景，学术交流仍在有序地进行，全场120名听众基本上无紧张神态，有些骚动的倒是北京减灾专家代表团的一些同事。对此，我为当时的情景拍下了一幅照片。整个地震时间大约持续了25秒。这是我亲历的记忆深刻的第二次大地震（第一次当属1976年7月28日在天津）。11:50左右，上午的学术报告结束了，专家代表们才用手机向各地拨打电话。据悉，整个有线与无线系统中断不到五分钟。中午12:00，台湾气象厅便报告说此地震震中在距台北市仅60公里的宜兰海上，震级为6.5级。
正视我国灾害现状和安全文化教育的差距
在唐山大地震30周年到来之际回忆这些经历有何意义呢？我以为其最大的价值在于要唤起国民的防灾减灾及安全文化意识，最大限度地激发起中国在推进防灾减灾教育上的动力，因为迄今为止的几百年中外灾难史中，尚未有像唐山地震那样如此惨烈的“灾事”。作为一种思考，集中在如下几方面：
其一，该正视两个“100万”。30年前的7月28日，中国唐山发生了78级大地震。顷刻之间，246万人丧生，一个百万人口的工业化城市化为乌有。对于中国唐山大地震，国外学术界一直认为是20世纪人类最为惨烈的自然巨灾。如今，我国虽然一个个叫“震生”的孩童已步入而立之年，但客观地说，人们能有所记忆的仅仅是1986年唐山大地震10周年时钱钢先生发表的报告文学，而在其后年份的“728”，多数媒体对这样一件大事却基本上保持了令社会各界十分尴尬和对公众十分有害的沉默。面对日渐频发的事故灾难，我们在一次次反思，但发现最弱的却是对国民安全文化教育欠缺的足够认知。对于已经到来的“728”，中国灾难史上无比沉痛的一页，我们该如何真正走出阴影。该正视中国的“两个”100万：1976年“7月28日”唐山大地震，死亡24万多人，使100万人口的城市顷刻间化为乌有；同样，2004年，全国有100万个家庭因各种事故遭遇不幸。2005年6月，国家安监总局局长李毅中公布的一组惊人数据，暴露了城市的脆弱性：2004年在全国GDP达到136万亿元的同时，也有136万人死于事故。全国人口有13亿多，差不多每1万居民中就有一个人死于事故。2004年有70万人因事故伤残，再加上职业病造成的影响，2004年因事故伤亡的就达100万人，也即一年中有100万个家庭因事故导致不幸。
其二，该进行中外安全文化教育差距之比较。自2003年末至今，井喷、火灾、爆炸、踩踏事故、游船翻沉、文物烧毁事故等，被媒体通天热炒，已是一种社会防灾预警的觉醒，但仍需要对比中外公众在安全文化上的差异：
(1)中外公众的不同生命价值观。西方人——“惜命如金”、“珍视健康”；中国人——推崇“不怕苦，不怕死”，人的安康往往置于“事业”之后，从而导致了对生命的“无视”与“践踏”。不少事故源于“要钱不要命”；
(2)中外公众的不同行为文化自律性。西方人——遵守安全规章制度表现出自觉性及自律性，强调保障安全是人的权力；中国人——从古人至今更多地强调用典范的影响力来影响行为，此种方式极不适宜现代城市化的生活方式，是频发“三违”现象的文化基础；
(3)中外公众的不同的“生命文化”原则。西方人——“生命第一”的文化原则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中国人——过多地宣传了“国家财产第一原则”，所以与“应急避险权”所主张的“生命高于一切”的安全原则格格不入；
(4)中外公众的不同安全技能观。西方人——美国早在1985年就组建了社区救灾反应队，美国国家防火协会经常组织北美统一的火灾“大逃亡”训练活动；中国人——现在还停留在对安全警钟的认知上。2003年非典至今，全国共举办过几十万人参加的近千次各类防灾演习，但每每事故惨剧暴露出的问题还都是安全知识、安全技能、安全产品上的问题。它告诫我们必须从现在开始系统地开展公众安全文化教育。
具体讲，要提高我国国民的公共安全防灾文化意识还至少必须关注两点：一是政府对公共安全职能的定位。无论是新北京、新奥运，还是全面小康建设，公共安全问题都成为人们的公共需求。按照美国学者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人们在温饱及生理需求满足后，安全生存已成为首要目标。公共安全对于一个城市而言，不仅是一种需求，更成为一种文明标志，为此应成为考查政府绩效的关键指标；二是该告之公众的是安全是人们做事的前提。安全文化的内涵十分丰富，研读并实践它正是当今遏制公共事故危机的良方，其关键点在于不要“就事故论事故”，而是要从更高的文化层面去剖析事故灾祸的发生背景中人为致因的种种要素。
(1) 城市灾难，馈赠给人类的难题，要求人类去正确解读。面对突发事件，很多人的心理不可能不出现过度的焦虑、无助、沮丧与恐慌，但逆境催人成熟，从安全文化层面上讲，灾害有理由且事实上使人类演习了应对技能。不能不承认，由于我们平时太缺少准备，经历了从茫然、无措、正视、反思、调整到逐步地镇定，这不能说不是一个痛苦的安全文化建构过程；
(2) 城市灾难，更呼唤行政与制度的安全文化重铸。文化的重铸在危机开始时并未凸显，它是长期以来社会上一些思维惯性与惰性的反映，事实上也是对我们向来以乐观主义为主流的文化习性的写照。危机就是危机，有专家将其描述为软危机，既然是“软”的就不构成灾难，这分明是一种危害更大的文化习性。
(3) 城市灾难，在抗击非典中体现出的责任及关怀，更渗透着一种可贵的安全文化的人性化。应该说，由于全社会安全文化教育的不够及时，不够普及，公众中发生一定程度的恐慌是灾难事件中的正常反应，但由于灾难本身及公众的复苏的希望，人们的“人情味”开始变得浓郁，人们及社会增加了一种对生命价值更深切的理解，这是安全文化的警策性作用。
其三，该如何展开国家层面的“728”唐山大震30周年纪念。面对1976年唐山大地震（死亡24万多人），1998年米奇飓风（死亡近2万人），2004年印度洋地震海啸（死亡20多万人）的惨重灾难，虽然人类正探求更准确的预报手段，但对于下一次灾难何时临头，下一次大灾是什么，尚说不清楚。因此，中国极有必要从现在起认真研究并策划好2006年“728”大地震30周年纪念行动。我以为，在确定并设立“728”为全国“防灾减灾日”的同时，要抓住7月28日的时机，做深全民的安全文化自护教育活动，建议应开展的活动是：
(1)组织一次以“平安中国，和谐社会”为主题的全国安全文化普及教育的征文及知识竞赛，让更多的“亲历者”讲述发生在身边的历史及现实中灾害“故事”，将系统化、专业化的安全文化知识传授给公众；
(2)组织一个高水准的以“人与自然，如何应对突发灾害危机”为主题的国际学术研讨会，重点总结20世纪以来国际社会及各国面对自然巨灾及特大型事故（高风险危害）所采取的对策，经验与教训。此会议应由中国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主办，力求反映出中国对全球安全减灾事业的新贡献；
(3)组织国内专家再一次站在21世纪中国社会可持续发展视角上全方位思考唐山“728”大地震，其命题包括：唐山大地震作为人类灾难的极致，是否可以成功预测，使那些悲剧不发生；唐山大地震属地域性灾难，如何防止并减弱它的社会振荡及影响，是现代社会极为关注的社会问题，对此应如何进行深入的研究和更加有效的工作；唐山大地震给今人的顿悟是如何高举“科学减灾”的旗帜，客观地对灾情完成从预警、防范、救援、抢险、恢复生活全过程。在大地震腹地的开滦煤矿，30年前由于有“宁可千日不震，不可一日不防”的抗震思想指导，使井下万名矿工在大地震到来后成功脱险，其意义在于它为人类防灾减灾提供了科学范本，然而对此我们宣传的为什么太少……
唐山大地震、印度洋地震海啸使我们深感，人是渺小的，但在与灾害的抗争中，人又是伟大的和能有所作为的。在防灾减灾这场悲壮的人与自然的较量中，人性如建筑一般经历了破碎与再组合。灾害虽可抹掉一切城市的痕迹，但人类及其人性的力量最终会全面凸显出来，会升华起在新世纪条件下中华民族对生存与生命意义的认知，这或许才是我们超前研讨“十一五”国家安全减灾文化宣教计划的缘故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