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防御战略是时代的要求
在唐山地震发生及其以后的长时间里，对于地震防御和减轻震灾问题，人们大多只是考虑到两种对策：一是地震预报，一是地震救灾。但当我们研究了唐山以及其他震例之后，发现问题远没有这样简单。预报也好，救灾也好，都只是在地震发生前或发生后做文章，而地震发生当时，人是否也可以有所作为呢？回答是应当肯定的。美国科学史学者乔治·萨顿在《科学的生命》一书中讲过这样的话来说明人在灾难面前的主体能动性：“一切灾难，无论是由不可驾驭自然力量还是由不能制止的人类愚蠢行为造成的，都不过是偶然事件。这些灾难是很可怕的，它们干扰了人们的基本活动，然而没有也不能支配人们的基本活动。”我们在《地震社会学初探》一书中对上述问题给予探讨并试图作出回答。这就是大防御战略的提出。
地震预报对于防御和减轻地震灾害，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早在1966年邢台地震后，周恩来总理就提出了加强地震预报研究的任务。1975年还取得了准确预报海城地震的成功。地震后，在唐山以及更广大地区有一种说法广泛流传：已经有人测出了地震发生的时间，就是因为上级不让报，才造成那么多的人死于非命。这种说法一直延续到现在。我们的研究表明，地震预报绝非这样简单的事情。《地震社会学初探》一书中专门设立《两难中的地震预报》一章来讨论这个问题。我们认为，“成功的地震预报必须达到三个方面的要求：科学上的准确性，即准确地预报出地震的时间、地点和强度；程序上的严密，地震预报的发布是一个过程，由预测、决策到发布涉及众多部门、多种程序。这程序必须严密无疏漏，必须有以法律为保证的权威性和严肃性；公众配合的默契。地震预报发布后，要求社会公众做出适当而必要的反应。这反应达不到规定的要求或者过度，都将不能实现防灾的目的。”这三个条件即使在目前的我国依然没有能够完全具备；再加上地震预报本身的特点，“第一，地震预报的后果具有两极性：非利即害，这导致在预报工作上，报也难，不报也难。……第二，群众心理的不稳定会使地震预报后果的两极性变得更为突出……第三，政府对待地震预报（预防）工作的态度上也存在着两难性。”这一切归结起来说明，就地震预报而言，它的成功和失败，都取决于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发达程度，以及社会能否为成功和有效的地震预报提供必须的条件。目前还远远没有做到这一点，何况国内外已经有诸多事例表明，一次失败的地震预报所造成的损失甚至会大于实际发生的地震。
如果，在科学技术上解决了准确预报的问题，是否一旦准确预报了地震，就一定能够防御、减轻甚至避免地震灾害了呢，其实也不然，事情要复杂得多。正是基于这样的考虑，我们提出了“大防御”的思想和战略，认为震灾防御可以分为狭义和广义两种：狭义震灾防御是指震灾预防，而广义震灾防御则是指在狭义震灾防御的基础上，通过一系列进一步措施，在地震已经发生的情况下，采取减轻灾害的应急措施，并防止次生灾害的发生，保证灾区人民不再遭受新的伤害。这后者便称为“大防御”战略。《地震社会学初探》书中指出：“所以要提出大防御，是因为震灾的发生是一个过程。它始于地震的发生，却并不止于地震的停止。地震之后，由于人类生存条件的被破坏，会发生一系列连锁反应，造成一系列继发性灾害，如火灾、水灾、饥荒、瘟疫等。这种种继发性灾害将会继续伤害幸存下来的人们。因此，震灾防御应贯穿在震前、震时、震后这一全过程中。”全面的地震灾害防御必须解决以下三个方面的任务这就是：“第一，震前作好一系列防范工作，以求地震发生时不至大规模破坏人工建筑等人的生存条件，进而伤及人的生命；第二，地震发生时，在人工建筑物等生存条件遭到直接破坏时，人们运用自己的精神力量、智慧和知识以及其他可以利用的一切条件，尽可能地避开危险，保存自己；第三，地震发生后，防止发生新的继发性灾害。这一条通常被认为是救灾的内容。其实，既然是防止它的发生，那就应当属于震灾防御的范围。”由此也就可以看出，震灾防御是一项具有广泛内容的社会活动，它需要动员包括政府、科技工作者、公众和社会群体等各方面的力量，通过各种手段，防护人的生存条件免遭破坏，从而使灾区人民能够正常地或基本正常地生活。这一战略思想是上世纪80年代提出来的，至今依然有着它的现实价值。
穿越地狱的行旅
我对灾害的研究同样是一个混杂着痛苦和艰难的过程。我把这个过程叫做为“穿越地狱的行旅”。大地震中我是偶然地被遗忘在地狱门口，而这次则是我主动下了地狱，有一点“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的劲头。
1983年春天，我着手组织唐山抗震救灾史的研究工作，其成果就是《瞬间与十年——唐山地震始末》一书。鉴于当时依然复杂的社会历史背景，我为自己确定了几条准则：坚持实事求是，要反映出地震前后的历史真实；要为后人多保留一些历史资料和可以借鉴的经验；要站在社会公众角度反映这场灾难，反映出人民的心情和感受。这些想法在今天看来太普通平常了，但经历过20多年前那个时代的人们都会想到，这些想法本身就承担着许多风险。值得欣慰的是，我在研究和编写工作中坚持了这些准则。这才使得《瞬间与十年——唐山地震始末》一书至今依然有着它的价值，依然为人们所看重。
研究唐山抗震救灾史，其中必然地会涉及、甚至要对中共唐山市委十年中领导的抗震救灾工作作某种总结和评价。但是，由于“文革”造成的分裂和影响，从市委机关干部到各级党组织成员，对许多问题还没有形成统一的、为人们完全接受的看法或见解。“文革”遗风还深深地烙印在人们的思想上。绕开这些问题根本不可能，而如完全适应这些矛盾着是要求，同样不现实。我的一位作家朋友对我说：作成这件事，你得找一个后台！问：什么样的后台？答：胡耀邦那样的！我明白这话的意思：这件事太大，你根本不能做。后来出版社在接受书稿的同时，提出书稿内容必须由唐山市委审查通过，而我当时仅仅是普通院校的一名普通讲师。费尽周折，唐山市委书记指示市委有关部门组成了一个15个人参加的审查班子，其中包括原市委、地委主要领导以及唐山市的文化名人。我独自面对的这多位地位高、权势重的人。这几乎是矗立在激流浅滩中的15块大石头，我划着小船，无论碰上哪块都会翻船，掉下水去。而且，这15位审查者“文革”的关系，是分列在两边、甚至是对立的。比如，如何处理“文革”中就曾引发两派对立的原市委书记许某？是写，还是不写？对立、争论，根本不能形成统一意见。在第三次会上，一位原市委副书记讲：大家有分歧，说明书稿不成熟，还是等成熟了再出吧！这话就是要“枪毙”书稿。我不亢不卑，能接受的就接受，该据理以争的就争，当然也做必要妥协。苏锋、杨远、郭耀臣三位老市委书记给了我极大支持和帮助。他们三人单独开会，要我参加。苏锋同志说：我们的任务是帮助子平同志通过这一关，把书印出来，而不是找个什么理由将书枪毙掉！后来的情形急转直下，书稿顺利地通过了，也按时印刷出来。在纪念唐山地震10周年中发挥了很好的作用。这书也开了我国地震社会学研究的先河。
我对地震以及一般性灾害的研究，从心理上讲，经过了这样两个阶段。起初，这完全是出于一种责任和使命感，很少有现实功利的考虑。这并非是因为我没有功利要求，而是这种研究与专业基本无关。在对灾害的研究活动中，既有诸如经费、资料、时间、人力等客观条件方面的困难；更有研究过程中调查、思考、分析、写作等过程中的体力、精力和心理上的付出；我还要接受“不务正业”的责难和非议。但是，随着研究过程的深入，这种责任与使命感便升华为一种内在欲求和兴趣，成为一种难以自己的学术冲动，一种欲罢不能的动力。接连我又完成了几项研究课题。
1996年炎热的夏季中，我进入《灾害社会学》一书的紧张撰写，整日挥汗伏案。一日，思路正在十分酣畅之时，我却进入极度疲劳的状态。我感觉到一种承受力的极限，心里升起一种恐慌。这时，我忽地明白了：为什么科学史上总有那么多的科学家会倒在工作台上。这是因为，此时的研究活动已经成为一种发自研究活动本身的、在理性基础上产生的带有强烈情感因素的内心欲求。是这种欲求驱使着科学家继续做下去，停不下来，直到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这时他们已经把自己放在了全速前进的科学列车上，科学家与列车浑然成为一体。这时已经难以分清科学家在推动着科学列车的行进，还是科学列车在带动着科学家的研究活动了。这是我的一种感受，一种体验，一种心情，并不表明我所做的事情本身有多大价值。这年11月底，《灾害社会学》初稿完成，对老伴说：“我真想哭一场！”
值得庆幸的是，我终于走了出来。所以说，这是一次穿越地狱的行旅。
那年，白介夫在北京市主管地震
剪文声
地震后，北京持续下了倾盆大雨，很多人害怕余震，在雨里待着，不敢进屋。市政府大楼里也是人去楼空，已经几乎没有人工作了。整座市委大楼里，只有白介夫和市委宣传部的一个人还在办公、住宿……
1976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近尾声，四人帮猖獗，造反派把持着一些部门的权力，全国的政治和经济情况不仅没有改善反而更加杂乱。掌权的造反派只重视“革命”、“运动”，对现实中的一些国计民生的大事却漠不关心，几近误国误民。当时，以技术干部身份从中国科学院化学研究所调到北京市革命委员会任副主任、主管科技的白介夫，工作起来困难重重。
“文革”中尽是怪事
白介夫本来在科学院化学研究所从事领导工作，1972年5月份领导临时决定把他从干校调回来，为筹备一次全国性的科技大会。此次科技大会是周恩来总理提出来的，当时开始重视科技工作，而且正赶上全国整顿经济工作。早在1971年8月24日，国务院科教组与科学院向国务院请示关于编制科技计划和召开全国科技工作会议问题。报告提出会议主要就科技战线两条路线斗争和“斗、批、改”中共同性的问题进行讨论，并对制定科技长远规划问题交换意见。为此，1972年8月10日至1973年1月10日，全国科学技术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这大概是有史以来会期最长的一次全国科技大会，开了整整5个月的时间。为什么要花这么长的时间呢？会议的关键点是到底应该强调反左还是反右。“文革”期间政治动态一直飘忽不定，今天批左，明天反右，忽左忽右让人难以把握。科技大会从始至终也没法定准调，一直想等着周总理把关、作结论，结果周总理最后也没参加大会。无奈之下，最后由纪登奎等作了发言，大会才草草结束。所以，会后有人讲这次的全国科技大会最终变为一场闹剧。
当时主管全国科技工作的是刘西尧和迟群，可真正说了算的是迟群。作为四人帮爪牙的迟群正得意，别提有多猖狂，他干了不少的坏事，甚至对全国人民敬爱的周总理也公开言辞不恭。事实上，这次大会之前就充满了左和右的斗争，在科技大会筹备小组中白介夫是支部书记，聂荣臻元帅的秘书甘子玉是支部副书记，筹备小组根据全国的科技情况作了一些调查研究，白介夫就参加了这次全国科学家考察队。考察中的大量事实使白介夫深有感触，他认为不能老讲假话，就如实写出内部简报，呈送给刘西尧和迟群。简报就整个文化大革命对科技工作的损害程度讲了真话，对此迟群恼羞成怒，把简报中一些内容狠批了一顿，并扣上政治大帽子，说简报把大好的革命形式描绘得漆黑一团。当时，写简报的同志十分担忧，就问白介夫：“老白，写简报有没有写成右派的？反映真实情况怎么倒变成右派了？！”白介夫无奈这种怪事，既然迟群不让讲真话，以后就不出简报了。其实，在“文革”中这类怪事很多，也就见怪不怪了。
在北京市管地震
1973年初，白介夫到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工作，任副主任，正好分管北京市的地震和科技方面工作。那时，社会上对地震的了解不多，不重视，但恰恰一个国家重大科技项目的落址与地震息息相关。是年9月，中国科学院向国务院提出关于高能物理研究和高能加速器预制研究的报告。国家计委也同意为高能加速器的预研和建造立项，定名为“753工程”。中科院高能物理所遂开始调研、筹建高能物理加速器的工作。直径很大的加速器占地面积相当大，建设高能物理加速器的过程中，要求水平度绝对精确，若建筑时有小地震发生，稍微震动一下就会破坏整体精度。如何选址？颇费脑筋。最初选在北京市远郊昌平，但位于京北的昌平每年一二级地震就有好多次……为此争论了很久。北京市相关部门给中科院介绍了不少当地地质结构和地震的情况，恢复工作的邓小平副总理也过问了此事，最终放弃了该项目在昌平定址的方案。此后由于“批林批孔”、“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干扰，加速器预研被迫停顿。很多年后，这个加速器项目最终建在了现在的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
因为工作关系，白介夫与主管全国地震工作机构的中科院当权造反派打过不少交道，对他们工作上的拖沓、极度不负责任感慨颇深。
1976年唐山地震发生前，北京地震队的技术负责人张国民（现在中国地震局工作），在地震发生前半个月，向白介夫汇报了他们得到一些信息，虽然说得比较简单、概括，但白介夫认为事关重大，应该立即向国家主管部门汇报一次，以引起更多的关注。那时中科院掌权的造反派头头姓王，他夺了院长的权，科学院的大事小情都非得找他。白介夫遂向他提出就震情态势向他作汇报的意向。当时，天安门事件刚过去三个月，全国都在轰轰烈烈地开展“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运动，掌权的造反派全力投入运动，根本无心听汇报。尽管白介夫催了姓王的造反派头头一个礼拜，他依然因为忙于运动而无暇听汇报。后来他终于来听汇报，却无任何明确表态，没有任何做进一步工作的想法，更没有作针对性的防范准备。
白介夫记得，27日当晚汇报结束以后，参会的国家地震局的一个群测群防队伍，很重视北京地震队观察到的异常现象，大概有六七个人连夜就到唐山去了，他们并不知道大地震即将发生，更不知大地震震中就在他们去的地方。结果，去的这几个人全部殉职在唐山。白介夫清楚地记得群测群防的队伍是星期六出发的，北京市市委书记的黄秘书和他的夫人，因为家是唐山的，也于那天晚上赶回唐山。结果，他的夫人和两个孩子都在地震中罹难。
唐山地震波及北京市
28日唐山大地震波及北京时，大约是天快亮的时分，白介夫正在中关村家里。地震时，桌子上摆放的东西都掉到地下。他顾不上收拾，匆忙赶去机关了解情况。刚上到机关的五楼，又来了个余震，摇晃得仍然很厉害，他心急火燎，根本没过多地考虑危险，而是赶快抓起办公室的电话了解情况。
地震后，北京持续下了倾盆大雨，很多人害怕余震，在雨里待着，不敢进屋。市政府大楼里也是人去楼空，已经几乎没有人工作了。整座市委大楼里，只有白介夫和市委宣传部的一个人还在大楼里办公、住宿。他们一起议论地震，也议论当时的学毛选活动。
于是有人讲，只要老白敢住，他们也敢住；还有人打趣说，老白坐镇，北京大概不会再有地震，因为在“管”地震嘛。说到当时为何如此泰然自若，白介夫解释道，由于在管地震工作，接触地震的事多了，所以对地震并不是那么恐慌。
那时，白介夫每天晚上都忙于听有关地震的汇报，了解情况。北京市委放手让群众准备再发生地震时的应对策略。不过搭地震棚的事，并不是北京市委建议的，而是老百姓自发的行动，其结果就是北京城里见缝插针地盖起地震棚，把好多四合院挤得满满的。地震棚是地震缓解后才逐步清理的，到现在为止，还有些四合院内没处理干净。白介夫感慨道，地震棚把四合院都破坏了。
唐山地震波及北京，损坏最厉害的是通县，房屋破坏得厉害，其他的地方损失不太严重，可是地震时的动静把人们吓坏了。大家纷纷询问地震发生时该如何避险逃生，白介夫根据自己所了解的知识向人们宣传：“桌子底下最安全，像唐山那么大的地震想跑出险境是不可能的，地震来了，人都不能站起来，往哪跑？只能钻到桌子底下去，最好再准备点水和吃的。”与此同时，对震情分析他也有自己的观点，认为京津唐在同一个地震带上，发生了这么大的一个地震，地下的巨大能量已经释放了，短期内不可能再有大地震。他的从容不迫，稳定了家人的情绪，最后他家连地震棚都没搭。
唐山大地震后，为了首都的安全，北京市革命委员会专门讨论了好几天，中心议题就是密云水库要不要做预防工作。密云水库最大的库容量是存水43亿立方米，那时水库内有40多亿立方米水。唐山地震发生后，一位专家声称，假如这样大的地震震中在密云水库附近，那密云水库的堤坝将会崩塌，届时40多亿立方水冲下来，水头高达6米，势必横扫一切，并漫过整个京城，一个人也活不了。说得如此耸人听闻，谁敢不重视？于是，当时北京市的领导为此专门开会研究这件关系首都安全的大事。当时所谓的市领导大都是军代表，原来老市委的相关干部没有参加讨论的资格。最后，与会者认为必须降低危险度，遂决定放掉一部分水来预防地震可能给北京造成的灭顶之灾。1976年10月份左右，密云水库40多亿立方米水的库存被放出一部分流量出来，大概放掉了18亿立方米的水。然而，放掉的18亿立方米的水直到现在想补都补不上来。唐山大地震搞得人心惶惶，现在想想，很多时候是在自己吓自己。
海城、唐山两大强烈地震发生后，北京市也对市内部分老旧房屋和周边的几座水库进行过一些加固措施，用得最多的办法就是在楼体外面加一个抗震加固圈，使楼的整体性大大地提高了。
唐山地震后的反思
唐山地震后的第三天，白介夫就去了灾区，在那待了一整天，看到了不少失去父母的孤儿，人们相互遇见没说话就哽咽不止——因为家人都遇难了，那场面特别凄惨。灾区的房子都塌了，明明知道废墟下还埋着许多人，但干着急救不出来，因为没有救助工具和手段。那时候，解放军部队上去了好多人，用手扒、用镐刨，但这种救援方法怎能及时有效地救人？眼睁睁看着被埋入废墟中的人在期待与绝望中熬到生命的最后一刻，真令人心痛。事实让人们真切地认识到地震救援靠人海战术不行，而要有适当的工具，特别急需的是起重设备。
之后，白介夫苦思地震工作的未来。愈发感到抗震减灾要从基础工作做起。地震预报到现在为止，不仅是中国，全世界谁家也没有准确预报地震的水平，不要说某日某时，就是预告三天之内某地有地震也没有把握（短临根本不过关）。再说，一旦预报有地震，老百姓要搬家，工厂得停工，整个社会要因之动荡，付出巨大的经济代价，哪个国家敢冒这个险？海城地震预报的成功不足以说明我们已经掌握了地壳运动的规律，具有准确预报地震的水平。由此白介夫认为，中国抗震减灾工作在继续加强台站网络的建设，结合群测群防的同时，尤其要在减灾救灾方面下大功夫，其中最重要的是应该重视研究建筑物倒塌后怎样把人尽快救出来这样的课题。
唐山地震以后，白介夫看了不少材料，到国外参观考察时候也注意到，有些国家的楼很高，但全是框架结构，所采用的墙壁材料都是轻质的，而在我国这种建筑方针的实施和推广却很难，白介夫说：“不是技术上的困难，而是房屋建筑领域没有这方面的意识。其实，任何一个建筑都可以采用轻型结构和轻质材料，防寒隔热又节能的墙体材料已经有了，问题是如何能够在我国的整个建筑业中切实推广和应用，使之成为整个建筑业的大方向。”白介夫一直在思考，今后建房时如果能多采取钢结构墙体框架，中间的墙体用轻质保温的材料的话，即使有大地震，房子倒了也没关系，再说这样的房屋结构更不容易倒。日本就是很有说服力的证明。如今中国每年生产钢材2亿多吨，产量并不低，但在轻型钢材研制方面并没有充分的设想和发展。根本问题在于建筑部门对防震研究就不够重视，能见到的相关宣传很多是“这种结构是多结实，七八级地震也倒不了”！而轻型建材呢？就根本没有这个宣传题目。再说，轻质材料建房的速度比传统方式快，像日本和欧美的一些发达国家，一栋楼架子起来以后，把轻质的东西贴上去就行了，用不了多久就能住进人去，既安全便捷，又提高了效率，这样的好经验值得我们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