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来，我爱人和女儿的尸体找到了，和许多人合葬一起……我母亲的……却始终没有找到。我在废墟里只找到她老人家一根银分头针，作为纪念……”
他哽咽了，但他越过这感情的障碍继续说下去，就像涨满的湖水，突然决了堤，泛滥开来，恣情奔泻，任什么也阻挡不住了。
看他这样子，简直要大哭一场!
一个镇定自若的人，转眼变成这副样子，尤其使那东北小伙子莫解，他反倒想来阻止这人神经质发作般地发泄下去了，但他没办法。我便对这唐山人说：
“过去的事儿就过去吧，老兄!人的一生什么事都可能碰到的。但活着总要往前走，那就不能往身上背包袱，而要往下卸包袱，感情的包袱也是一样。再说，我很佩服你们唐山人，经受了有史以来罕见的大灾难，居然挺住了。能够这样坚韧顽强、充满信心地生活，的确了不起。人没有这股劲儿，哪行呢?”
没想到，我这几句话像一片镇定剂，立时使这唐山人不出声了。他怔了一会儿，忽然发现夹在指间的早已熄灭的烟蒂，便扔了，重新点上一支烟抽起来。他神情渐渐复归平静，一时颤动不已的目光渐渐又凝滞成原先那镇定自若的样子。好似风暴歇止后的树木，依旧是肃立不动的。
那东北小伙子也就不敢再发问了。
我这才发觉，自己一双脚仍旧浸在水盆里，热水早变凉了。再一看表，禁不住说：
“哟，快11点钟了，咱们睡吧!”
我去盥漱室倒掉盆里的水，用热手巾擦擦脚，又漱洗一番。回屋时，唐山人依旧坐在那里一动不动地抽着烟，那东北小伙子却已睡着了。
我脱衣上床，钻进被窝，便对唐山人说：
“老兄，睡吧，天不早了!”
“我再坐一会儿。你先睡吧!我给你闭灯。”他说着，伸手拉了灯绳。
灯灭了。一片漆黑，但在我对面四五尺远的地方，有个殷殷的红点儿，一亮一暗，一暗一亮，这是那唐山人在抽烟。我大概由于半个月来没睡好觉，今夜又没有那吓人的呼噜来威胁，神经放松，很快就进入梦幻。
三
半夜里，我似乎醒来一次，但并不完全清醒。只觉得面前那亮晶晶的红烟头，依旧静静地一明一暗。在睡意蒙胧中，我迷迷糊糊地想，怎么这唐山人还在抽烟?是不是睡前那东北小伙子的问话，勾起他的心事，一时睡不着了?但我来不及去想，困倦好像个巨大的迷魂罩儿，重新把我笼罩起来。
第二天醒来时，天已大亮。屋里好静，空气里有股烟味儿。我坐起身，却见那东北小伙子早已起身去了，大概又去逛商店吧!再看左旁的床上，也是空空无人。被子叠得好好的，床单抻得平平整整，那包儿、外衣、杯子，都没有了。原来唐山人也已经离去了。
我一低头，一个景象如同画面一样跳入我的眼帘；在这唐山人睡过的床前，靠近床头的地上，竟有二三十个捏瘪了的烟头，一大片洒落的烟灰和废火柴棍儿。我心中不觉一惊，啊!他整整一夜没有睡觉呢!跟着我好像一切都明白了……
再看看这些烟头，我立即想起昨晚这位不知姓名的唐山人的每一句话。我心里立即泛起一阵深深的懊悔!我当时为什么不去阻止东北小伙子那些好奇的问话?为什么我也在一旁眼瞧着那小伙子揭开这唐山人好不容易才封闭起来的隐痛?不负责任地去触动别人心中的隐痛，是多么不道德的啊!懊悔过后，留下的是内疚。烟头是最常见的东西了，却从来没有像这些烟头，如此沉重又长久地留在我心中。至今我几乎一闭眼，就能清晰地记起那些烟头，和那位陌生的唐山人……这是多么糟糕又无法挽回的一件事呀!
大地震后的天津城
航鹰 刘晋秋
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建筑专家李瑞环作为全国最年轻的副市长到天津上任。听说他带来了中央调拨的亿元震后重建城市专款，然而他面临的是全城满目疮痍的空楼和蜂窝蚁巢一般茬满地面的“临建”。
日月如梭，唐山大地震已经过去30年了，关于地震细节的记忆至今刻骨铭心。不仅因为我们生活在大地震重灾区的天津，更是由于在我们人生里程中有一个最不希望出现的巧合——7月28日是我们结婚纪念日。
1976年炎夏，我们为了庆祝结婚8周年，本打算在28日晚上带六岁半的女儿和五岁的儿子去观看演出的。不料凌晨三点多钟，大自然上演了一场惊心动魄的大悲剧。
在那之前不知道地震的可怕
邢台地震，海城地震，天津都有震感。人们虽也大喊大叫，但惊奇多于惊慌，因为没有造成太大的损失。
27日夜里出奇的闷热。我们一家四口住在位于重庆道一座新楼底层一间小房子里，那年头人们都很穷，没有电扇，更谈不上冷气机，我们在大汗淋漓中给孩子摇动着蒲扇，直到深夜两点才入睡。
凌晨3点40许，只觉得一阵猛烈的摇晃，伴随着一阵低沉的轰鸣声（后来才知道这叫地声），窗子里闪现了一阵白昼般的强光照得屋里通明，瞬间强光消失，摸黑去开灯发现已经断电。轰鸣声逐渐退去，楼房剧烈地摇动着，竟然发出了令人毛骨悚然的吱嘎声。仿佛有一把大锯从天而降，要把这座四层水泥砖混结构的房子锯断。楼上传来了东西落地的叮咣声，大人孩子惊恐地尖叫声。
慌乱中我们抱着孩子摸出屋门，却被过厅里倒下的自行车挡住了去路。那套有四间住室的大单元住着三户人家，每天晚上过厅里都摆放着许多自行车，这会儿一排自行车全都朝着我们家门口倒下了。我们只好放下孩子，把一辆一辆车扶起来，然后跑出单元门。
事后想起来一阵阵后怕，若是知道大地震的破坏力，还去顾什么自行车呢！早一秒钟从车堆上爬过去，就能争取一线生机啊！那时候人们对于防震与减灾还一无所知啊！
当时我们基于无知的勇敢还做出了雷锋式的见义勇为行动，楼里一位老太太是赤身裸体跑出来的，年轻人立即脱下自己的衣服给老人穿上。见她哆哆嗦嗦站立不住的样子，航鹰还跑回楼内搬出一个凳子搀她坐下。
无知无畏，当时虽也惊慌但未失措。真正的恐怖是在天亮时看清楚发生的一切的时候。
那天黎明前格外黑暗，可能是大地震的天象，也可能出于我们从未经历过全市断电的体验。摸着黑我们和全楼的邻居们跑到了马路对面的边道上，对面是一片平房安全一些。天蒙蒙亮的时候我们开始关注起周围的情况，这才发现我们这座新楼竟然向前倾斜了，压得边道出现明显的塌陷。附近的一些临街老楼的“前脸儿墙”不见了，一层层大大小小的房间里的家具陈设一览无余。航鹰自幼在天津人民艺术剧院做舞台美术工作，熟知话剧理论“第四堵墙”之说。孰料一夜之间满街的房子都像话剧舞台似的没有第四堵墙了，只是一座座“舞台”上没有“演员”——人们都逃生去了，留下一间间凌乱的空巢。更为可怕的是，我们原本以为安全的平房区，可能因为那些平房太简陋了罢，大震时门窗所在的前墙瞬间倒塌了，胡同里已经有尸体被抬了出来，蒙着被单停放在边道上。
死亡就在身边，而且听说多是年轻的生命，年轻人跑得快，被倒塌的前墙砸个正着。奇怪的是听不见哭声，平房组成的胡同里一片寂静，死者的亲人们似乎还无法相信、无法接受这突如其来的灾难。
我患有多年的风湿性心脏病，目击死亡，一切镇静与勇敢全都丧失殆尽，浑身颤抖，心律不齐，陷入了无法克服的“后恐惧”中。
在灾难面前人性的高尚
我们居住的那座四层楼里大约有20户人家，平日邻里关系很冷漠，碰面时肯露个笑容就算客气的了。
危难当前，全楼的人表现出空前的团结精神，原来有矛盾甚至不说话的邻居主动打起了招呼，互相关心，尽释前嫌。天还没有亮时，就有男人自动聚集起来一一清点各家人数，借助手电筒的光亮查问全楼的人是不是都跑出来了。
全楼的人被确认安然无恙之后，天也大亮了。短时间内不可能回楼里住了，总不能就这样半裸着坐在边道上，胆大一些的人开始尝试着进楼里搬出一些生活必需品：衣服、凉席、被子、粮食、油盐酱醋、锅碗、煤气罐等。那一天在路边的第一顿饭实现了共产主义理想，可以说是百家人吃百家饭，谁也说不清粮食是谁家的，菜是谁家的，锅是谁家的，反正都是大家的。干活儿时能者多劳，吃饭时各取所需。
那种高尚无私的气氛好景不长，人们很快地就飞鸟各投林了。我们当天下午就带着孩子投奔奶奶家去了。
过了些日子航鹰回去拿生活必需品时，路边“临建棚”虽在，大锅饭已不见踪影，就听到一些谁奸谁厚道谁吃亏谁占便宜的闲言碎语。
为什么只有到了大灾大难时刻人性高尚的层面才会普遍闪光呢？
震后早上，余震还未停止，刘晋秋第一个赶到厂里，而震后第一时间到厂里的都是这些复员军人，大家按科室和班组分工，挨家挨户走访。万幸的是，虽然有的职工家房子倒了，人受了伤，没有“减员”的……事后，这些灾难临头先顾群众的复员军人被职工们所称道。
大地震后，号称世界第一大自行车城的天津卫涌现了一片奇观——数以百万辆计的自行车倾城出动。天津市区及其郊县人口近千万，先是以青壮年男人为主力部队，挨门挨户探亲访友问平安，紧接着姑娘媳妇也出动了，然后凡是有车可骑的人，骑得动自行车的老人们也奔上了大街，别说是直系亲属，就是平时走淡了的亲戚，疏于来往的朋友，这会儿都想起来了，都得去看看呀！伤着人了没有？有嘛困难没有？楼上不敢住住我们家去我们家住平房……
那年头没电话，自行车轮子就是电话线！没手机，至爱亲朋双手紧握才是真情！没有电脑、电子信箱，人到了、礼儿到了、见面了、放心了、脸儿笑了、热泪流了、你来看我了、我一定得看你去……嘛叫至亲骨肉呀，嘛叫莫逆之交呀，嘛叫感情呀，嘛叫惦记呀，嘛叫哥们义气姐们情分呀，赶到大事儿上才看得出来呀……
立体城市变成平面城市
我们经常惋惜当年没有照相机和摄像机，未能把震后长达四五年的天津城的模样拍摄下来。
天津是仅次于唐山的重灾大城市，但天津不同于唐山。唐山震成了一片废墟，只待时日重建，灾民统一疏散统一安置相对而言目标比较明确。天津就不同了，仅市区人口差不多就是唐山的五六倍，高楼大厦更是不胜枚举。地震毁坏建筑物的程度不同，但是市民们吓破了胆儿，所有住楼房的人都不敢回去居住了，所有的开阔地都搭设了“临建棚”，不仅体育场、街心公园、学校操场、小广场全都成了“临建区”，比较宽阔的大马路两旁也见缝插针盖满了小房子，马路中间留一条窄窄的“一线天”，车辆慢行才能勉强通过。当时流行一句俏皮话“天津三大怪，自来水腌咸菜，恒大烟见抽不见卖，汽车不如自行车跑得快”头一怪指的是引滦工程之前天津人喝咸水的苦涩，第二怪反映了市场物资的匮乏，第三怪就是指公交车在“临建”迷宫的艰难处境了。
高楼是城市之树。虽然是“灰色森林”，但若没有一排排找高空要生存空间的水泥之树，城市人就没有借以栖身的居所了。然而，立体的城市一下子变成了平面的城市，600万市区人口齐刷刷地全都像是从“树”上爬下来的猴子，一夜之间变成了“地面动物”，形成了人类城市史上一道独特的奇观。
这道独特的奇观一旦出现就难以清除，临建棚在大马路上一待就待到了80年代初，而且还不断地升级换代和扩大阵容。
中国人对于苦难的忍耐力堪称世界顶尖，天津人又是中国人中的乐天派，最能够随遇而安苦中作乐。
时势造英雄，地震后天津所有的中壮年男人乃至青少年学生都变成了建筑专家，原本他们中的大多数都是没有握过瓦刀的，时间不长人人学会了盖房子，呼朋唤友你给我家盖我给你家盖家家户户去盖房。那时候的人们不懂得雇佣关系金钱交易，主家只需管饭即可，满城皆是“建筑队儿”，那种全民盖房各取所需的壮观景象堪称“共产主义初级阶段”。
随着季节的变幻临建棚在不断地改善。开始时只是找来一些木棍竹竿之类作为支架，蒙上塑料布即成。随着天气转凉，特别是11月15日发生一场强烈余震，又倒塌了一些危房，市民们便不得不为在大马路上过冬而从长计议。
记得发生那次强烈余震时，我们正去看望先生的伯父母，伯父母家的“临建”搭在宽阔的南京路边。当时大家正坐在路边聊天，忽地一下子只见马路对面不远处一座四层楼轰然倒塌，冒起冲天的烟尘久久不散。幸亏那座楼里的人早已走空，不然……听说有不少楼房都是在大震后的余震时倒塌的，在这种情况下谁还敢回到楼上去住呢？
于是，“临建”不断地升级换代。塑料布棚之后是“荆笆棚”或“竹笆棚”。
第三代“临建”已经摘掉了“棚”的帽子，晋升为准备打持久战的正式砖房了，很多小屋盖得挺讲究，人们在大马路上铺散开来安营扎寨乐不思蜀了。
公共卫生问题，交通堵塞问题，火灾危险问题，城市何时能够恢复正常秩序……诸多对于政府部门来说难以解决的大事，市民公众却早已习以为常乃至浑然不觉，即使是知识阶层也很快地就适应了满马路泼脏水的生活。
更让政府头疼的是“临建”数目的疯长。过去，天津市民住房困难一直是个老大难问题，特别是贫困阶层老少三代住一屋的状况非常普遍。“文革”一拖就是十年，企盼单位分配住房已成泡影，男大当婚女大当嫁，何处有个片瓦遮身立锥之地呢？
这回好了，在父母的“临建”旁见缝插针再搭一间房子并不难，满城的废墟，扒一些砖头，旧门旧窗，单位领导也乐于帮助职工解决困难，提供一些水泥沙子木料房檩什么的，呼朋唤友小哥儿几个忙乎一天，得，结婚的新房就落成啦！紧接着，乌哩哇啦娶媳妇！再接着，婴儿呱呱落地啦！家家户户大儿子办完喜事二儿子办，“临建”如雨后春笋扎堆儿疯长“扩军”到后来邻居们在“临建”的缝隙中只能侧身而过，大家都理解呀，将心比心家家如此呀……
在长达四五年的岁月中，乐天派的天津人在脏乱不堪拥挤过度的“平面城市”里，照样过得有滋有味，养鱼种花包饺子捞面老人做寿孩子过满月一样儿也不耽误。也发生过几起火烧连营的大事，人们在震惊之余谈论几日也就心存侥幸高枕无忧了。
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建筑专家李瑞环作为全国最年轻的副市长到天津上任。听说他带来了中央调拨的亿元震后重建城市专款，然而他面临的是全城满目疮痍的空楼和蜂窝蚁巢一般茬满地面的“临建”。
倘若发生在今天……
近期中国京津地区还会发生大地震吗？这是个谁都不愿意提及的话题。
然而，倘若真的再一次发生将会怎么样呢？30年后的天津城的应激机制，比起30年前来又如何呢……
天津人的承受能力比当年是提高了还是降低了？一旦发生大灾，天津的社会治安还能够像当年那样好么……这是一些更为敏感的话题。
首先是商品房建筑质量的抗震能力问题。
虽然房地产开发商们言之凿凿保证房子的坚固，但是大家都知道如今什么检验关口都是可以用钱去打通的，玩命追求暴利的开发商们肯在建筑材料的抗震性能方面提高成本么？如今满城都是私有化了的商品房，一旦震塌了，几百万人住到哪里去呢？
说到商品房，中国第一位把商品化理念引入住房领域的人当属李瑞环，但他到天津试行住房商品化的前提仍然依托于计划经济体制。
他到天津上任后经过调查研究，发现若想重建城市必须消除“临建”，而若想消除“临建”又必须先让老百姓有房子住。于是，这位曾在50年代投身北京“八大建筑”工程的风云人物，以内行姿态指挥城建系统开展了“两条战线的斗争”——一方面经过普查对可以修复的房屋做加固修复，动员有家可归的市民重返住室；另一方面以“政府令”式的权威冻结了全市所有完好无损未及分配的新房，从而找到了可以统一调动的“周转房”，让“临建王国”的居民先住进去借以腾出马路等城市空间。当时还没有私有住房和民营房地产开发商一说，房子一律姓“公”，新楼房都是属于各单位各企业为其职工“福利分房”而建的，因此政府行为无人敢违背。
各单位企业无偿提供了“周转房”，使得政府有时间有土地消除“临建”与废墟，得以在市区盖起新楼后重新安置百姓。可巧的是“地震波”所经过的重灾区大多是一些市区黄金地段，新建的高楼群除了安置“原住民”之外还有较高的出房率。另外，政府也配以房屋面积优惠政策鼓励搬到市郊去的居民不再返回拥挤的市区。聪明过人的李瑞环并未完全把手里的“重建专款”完全按照计划经济的理念花完拉倒，而是让各单位各企业为其职工再买房子，收回来一部分钱再去盖房，盖好后再让另一些单位、企业为其职工买房子……一笔“专款”滚动循环，既偿还了最早提供“周转房”方的账，又能不断地解决城市住房问题。虽然当时的“住房商品化”还局限于公有制范围内，他在全国仍然是把住房当作“商品”来运作的第一人。
倘若发生在今天，政府行为还能调动私人开发商的商品房使其成为难民的栖身之所吗？
紧接着就会派生公众的心理承受能力问题。
1976年是“文革”第十年，全民皆一贫如洗，大到住房小到灯泡肥皂全都是配给制，公众适应苦难的心理承受能力极强。地震，不过是苦上加苦难上加难而已，虱子多了不咬账多了不愁，只是50步距百步之遥。如今的人们可就不同了，改革开放20多年来，城市居民涌现众多“有产者”，昂贵的房屋、汽车、家具、家电、各种奢侈品……一旦这些通过奋斗多年换来的财产变成废墟瓦砾，愤怒导致绝望的人群会不会出现过激行为？
还有一个人际关系冷漠问题。
当年国家实行“高就业低福利”政策，失业问题不甚显著。职工、干部、知识分子都视其“单位”为终生的依靠，“以厂为家”并不是一句空洞的口号。所以，每当出现灾害，几乎所有的就业人员都会在第一时间跑回“单位”护厂、护校、护机关、护公司……试想，如今的私营公司外资企业劳资关系紧张，老板炒员工员工炒老板是常事，大灾当前，员工们还会去护厂护公司吗？老板们还会像当年的“单位领导”去职工家里一一探问灾情，还会提供建筑物资为职工们搭盖“临建”吗？如果不管，把几百万难民全部推给政府，政府吃得消吗？如果说公司赚了钱归老板，员工受了灾推给政府，这样的社会机制称得上完善吗？
倘若发生在今天，还叫人想到亲情的疏离和独生子女问题。
当年天津百万辆自行车亲情大串联的奇观，恐怕永远难以再现了。当年自行车大军的主力部队如今都步入高龄，但这还不是主要原因，问题的症结在于如今亲情友情的淡化。经济收入的两极分化使得富亲戚与穷亲戚、富朋友与穷朋友、富同学与穷同学、富同乡与穷同乡之间早已视如路人，一个“钱”字隔心，谁还去看望谁呢？再有就是很多娇生惯养的独生子女到了结婚生子的年龄了还躺在父母的庇护之下。大震时刻靠他们救死扶伤？靠他们去看望夫妻双方的父母祖父母？靠他们盖房子住“临建”挑起生活的大梁……
“倘若”二字后面还有许多事情不敢想像了，大震后面对众多伤员医院是否还会摆出那副“有病没钱别进来”的冷脸呢？奸商们于平时都假冒伪劣牟取暴利，大灾年月会不会变本加厉囤积居奇哄抬物价制造动乱？30年前人们大多没有存款，如今储蓄数额惊人，一旦大灾造成通货膨胀，储户会不会蜂拥“挤兑”呢？还有更为棘手的社会治安、反恐、反腐败、打击贩毒走私、防疫、公共突发事件……
真的不敢想下去了。然而，也正因为问题的严重性到了不敢想象的程度，我们才必须去想。有备无患，无备而必生大患。
近年来各地政府出现一个时髦用语——预案，政府各部门官员们面对媒体采访侃侃而谈，似乎对未来发生什么情况他们都有预案。
呼吁：切实可行的地震与减灾预案！
岁月流过，我们依然记得
程才实
唐山重建，惊天动地。岁月匆匆流过，而今蓦然回首，往事依然历历在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