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震后不久，在察看辖区内高大建筑物损害情况的时候,我专门察看了这座建筑群，而且登上楼顶平台，实地察看了红星坠落的现场。这里是宽阔、平坦的，正好接住坠落的红星。红星主要是由金属构件和玻璃组成,玻璃都被摔碎了,金属构件也已经变形,我捡起散落的玻璃碎片仔细观察，好像就是普通玻璃，其中一面涂有红色涂料，经过20多年的自然侵蚀和老化，已经红中泛黄，有些褪色了。平时，远远地从地面往上看，不觉得红星有多大，只觉得它与建筑的整体比例很谐调。现在，从近处看它却要大得很多，据介绍，其重量大约有一吨左右。我又察看了楼顶被撞击的部分，令人惊奇的是，一点儿明显的破坏痕迹都看不到。不管是否与地震时奇特的自然现象和力学现象有关，不容置疑的是，其楼顶的施工材料和施工质量是非常令人钦佩的。相比之下，高高矗立的塔尖和个大体重的红星连接在一起，其结合部位就比较薄弱了。由于结合面小，强度不够,如果不进行特殊的加固处理，对将来可能会出现的外力缺乏足够的抗御能力，则必然成为隐患。由此可知，在地震中出现这种红星掉落的情况也就不足为奇了。所幸的是，红星掉下时，有宽阔、坚固的楼顶平台接住，而且，当时是夜间，楼上没有人，四周也没有其他设施，因此，没有造成更多灾害。
在那次对红星落点的考察中,我还发现一个问题,红星的落点恰巧在塔基的东南方,与震中方向大体相符。这使我马上联想到中国古代科学家张衡发明的世界上最早的“侯风地动仪”，它对垅西地震做出的反应与眼前的情形多么相似啊！当然，与实际方位相比，还是有一定偏差的，因为它毕竟是建筑而不是仪器。
从那以后，又过了一段时间，当人们一边抗震，一边工作，一边重建家园的时候，再次路过北展，再次无意间瞥一眼那个无星的，难看的，却已经看惯的秃塔尖儿时，忽然发现，就在那儿，又长出了一颗新星，一颗更大、更美、更明亮的星。
从那时至今，又是很久很久了，屈指算来，近30年过去了，红星依在，依然在那儿闪亮，然而，再没听见谁把它和莫斯科的什么事刻意相联了。
附：
受唐山地震波及，北京市城区的老旧房屋损坏较多，部分高大建筑物也有不同程度的损坏。在西城区，除本文提到的北京展览馆外，还有德胜门城楼、三里河部委办公楼群、物资部大楼（位于钓鱼台迎宾馆东侧）、福绥境大楼、白塔寺、地质部大楼（位于西四地区）等等，西长安街两侧部分主要建筑物外饰面有破裂脱落现象，辖区内还有部分比较高的烟囱有坍塌或损坏，故宫、北海等古建园林在“文革”期间被封闭，震害情况不详。从上述受损建筑物的地域分布上看，与其靠近经由西城区的活动断裂带不无一定关系。
经历和走过灾难的岁月
姚翠芹
我确信，我的每一天都是在不幸与再生，痛苦与求索中度过，在悲苦中讴歌生命已成为我命运的基调。
非凡岁月的心灵笔录
30年前那段非凡的岁月,每一页都刻骨铭心,大地震改变了我的人生,更把坚强无畏、豁达从容注入我的生命。以下日记摘抄是我经历那段非凡岁月的心灵留言，真实写照了一个被埋入废墟伤痕累累的生命的复苏。
1976年7月22日
我从唐山乘火车回到东矿看望父母亲。我对母亲说：“近几天我心里总是发紧，像是六神无主似的。”
母亲说：“市里车辆多，你要多加小心哪！”
我忽然想起什么，又对母亲说：“妈，我一早坐车出来，看见天上的云彩有点不对劲儿。”
“云彩有啥对劲儿不对劲儿的！”
“妈，黑压压的，像麻花，又像锁链，还带勾儿呢！”
“你这丫头，小时候拿着个爆了嘴儿的石榴也寻思半天，这有用没用的你甭瞎着眼。”
“真的”，我叫着说，“您不知道我见那怪云彩吓得我直打寒颤，那云彩的勾儿好像就在咱们头上方哪！”
母亲做饭去了，再也不理我了。
我转身回到屋里，站在镜框前，又愣起神儿来，母亲撩起围裙擦着手说：“把你当兵的照片再洗几张吧，你婶子大妈的都想要呢。”
“妈，在部队穿了六年军装，特别想穿花衣服，脱掉了军装，还真想它。”
“你每次回来妈妈都愿意你穿着军装，婶子大妈的看了谁不替你高兴啊！”母亲说。
“妈，部队是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总要回到地方的，”我拉过母亲，亲昵地说：“妈，您看我穿这件花裙子漂不漂亮？”
“我老闺女穿啥都好看，”妈慈爱地望着我，而后像在自言自语地说：“总算让你爸我俩的心放在肚里啦，那两年，你爸听说你穿着单裤子演戏冻得骨头疼，心疼得要命，早想让你从部队回来。”
正说着，二嫂玉香从娘家回来了。我忙上前拉住二嫂，把她拥进屋里，关上了房门，像找到知音似的和二嫂谈了半天我和男友陈颐的事。早已把那怪云留在脑海里的阴影丢开了。
1976年8月2日
我发着高烧，周身痛楚，像有一只只咬啮的小动物在一点点撕扯着我的生命。只有呼吸和流动的液体还证实我还活着。断裂的脊椎把一个原来可以挺秀站立的我，一下折成两半儿，我不知道自己能否活下来。
一个男护士来打针，吸饱了药液的注射器蜂蜇了一般刺进右臂，我被痛醒，不住地呻吟。一个女护士急切而又低婉的声音传入我的耳畔：“你还怕她不痛苦吗？”
“我……”男护士持针的手抽搐了一下，针管被女护士移到别处。那里已属于阴间，全然没了活的气息与感知。我的手臂无力地垂到床边，凄冷的泪水顺着眼角流到耳际……
这之前究竟发生了什么？我在痛苦中追忆着……我吓醒了，像是被一种狂颠，不知怎么下了床跑到屋子中间，与同屋的女伴小张撞在一起，耳畔响着震耳欲聋的巨大轰鸣，脚像踩着一只滚动的球体，让我左右摇摆。窗外如同闪电，闪着刺眼的银光。头顶和墙缝间发出可怖的震响与断裂声，我害怕极了，想打开门，顺着楼梯逃出这可怖的地方，可两只脚一步也迈不开。瞬间，头被石块砸了几下。“轰隆——”一声，楼房倒塌了，我从二楼坠落下来，失去了知觉……
好像后来我渐渐苏醒了，被人救了出来，又被解放军送到飞机场。途中，我躺在汽车上，闻到了臭味儿，整个唐山街头的空气都弥漫着死尸的臭味儿……
我被抬上飞机的时候，想着在军营中该是过军人节日的日子，难过得想哭。那个打着腰鼓，腰上系着大红彩绸，放声高唱的小女兵仿佛在眼前是一个美丽的梦，瞬间便消失了。还有与我刚刚相恋的陈颐，能相依相伴着共同走完今后的路吗？我还能不能恢复昔日完好无缺的自己……这莫测的不幸为什么来得这么突然，是不是那团黑云惹的祸?!
1977年8月13日
我已经两天没梳头了。乱发在肩头披散着，已在被子上想震伤后的心理变化。
脊髓中断后，一切正常的生理功能均已丧失，生命将从最初的起步开始，靠别人料理。
整个躯体的三分之二的运动神经已死去，成为阴阳两界之人，双腿的自由已永远不复存在。
在感情上，尝到了被遗弃、轻视的滋味。仿佛随着毫无知觉的下肢，情爱已与我无缘，残疾的躯体拖着本来健全的上肢也为之残疾。
精神上，感到巨大的命运落差所带来的无休止的痛苦与折磨。性格变得敏感，脆弱而又自闭，生怕遭人轻蔑冷视。几乎从意识到自己残疾起，自卑感像阴影一样紧紧地一刻不离地伴随着我。
理念上，怀疑自己的意识和自控能力，能否抗衡日后随着残疾带来的种种压力——特别是有可能发生的意想不到的压力，能否在这种严酷的现实中顽强地活下来？
一切都破碎了，想活下去，首先要接受残疾的现实，而后爬着走自己以后的路。
爬着走路，这空白的一页怎样填写，对于我还是个未知数。
1977年9月30日
癌症患者的液体由白转红,今晚已是他住院的第十天了。室内传出吸痰器的声音。我屏住心跳,隔着窗帘一直期盼在死亡线上挣扎的他还有生还的希望,哪怕再延长些留世的时间。
在生与死的边缘,生,是何等珍贵！
我终于熬不住困倦睡着了。后半夜我突然醒来，透过惺忪的睡眼向对面望去。室内仅亮着一盏昏黄的灯。吊瓶没了，医护人员没了，空床上空空如也。
那个几天前还在死亡线上苦苦挣扎的人走了，永远走了。
我悲切地为他留着泪。
他永远不知道一个活着的陌生人，为他的死而难过；他的死却唤醒了我。
翌日，我让护士宁校把窗台上孤零零的小花搬到身边。它的叶片已发蔫，枝杆却顽强的生长着。我将一小杯清水浇在它身上,不一会儿，紫茵茵的叶片昂然俏丽，仿佛注入了生命的活力。
那一刻，我真正懂得了活着的珍贵。
1985年6月7日
偶然在一本关于自然科学的刊物上，读到一位日本地震专家发表的《地震云浅谈》的文章，不禁联想到地震前看到的那片神秘又恐怖的乌云。文中说，这种麻绳或锁链状的铅灰色地震云常常在地震前几天的凌晨和傍晚出现。尖端下垂，所指的方向，往往是地震中心……
那个见到地震云时还好端端的我，晃然之间就成了唐山大地震的见证人，也成了24万死难者中的幸存者。在已经铸成的铁一般的事实面前,我哑然了。
大自然已经暗示了灾难降临前的征兆，人类竟如此浑然不觉？！曾几何时，神州大地上谁人不知“人定胜天”的精神倡导。然而，天为人示，谁能及时破解呢！
面对亘古罕见的唐山大劫难，人类却显得那么无助,无助到无论大人、孩子,连鞋子都没顾及穿上，一句话都没留给亲人，就撒手人寰；人是那么脆弱，脆弱到尚未清醒，却已命归黄泉。然而，人又是那么坚强！活下来的人面对死亡和留血，没有抱怨,没有诅咒,而是忙着劫后的补助和恢复。
也许人类的懵懂与人类的可歌可泣正在由于此！身为亲历者和见证人的我，不也在这种伤害中以活着就意味着坚强的事实参与其中了吗？
2004年7月28
地震迄今已经28周年了，历史的巨变，已让人们，特别是现代人想象不出当时经受的惨痛，但在那场劫难中身遭不幸的人，却永远也不会忘记刻在心灵中抹不去的烙印。
每在这天凌晨3时，我都会在睡梦中醒来。这时的天空微微泛出鱼肚白，寂静的空间与大地仿佛隐藏着不可知的玄机，于是思绪被疾风似的灾难卷走，伴着24万屈死的亡灵，我会生出一股难以遏制的怆然与凄凉……
天渐渐大亮后，我仿佛从死神的阴影中逃出来一般。于是那么珍爱活着的生命与生命关联的眼前的，身边的和未来的一切事物。太阳升起来了，我梳理自己的思绪，面对现实的生活，照例去做饭、买菜、写作、绘画……
因此，我懂得了灾难带给我的收获：
一、一次大的打击中，我没有逃避，而是选择了生。
二、在挖掘自身生命潜能的过程中，不断认识了人和社会，也提升了自己。
三、灾难的人生，因为有爱的簇拥而充实，美好。
四、懂得了生命的价值不在于享受，而在于超越苦难。
新生活的交响
那次劫难使我无法拒绝的开始了轮椅上的生活，庆幸我的情感之舟驶入了幸福的港湾，让我有力量继续如花的生命……
人的情绪健康与否，好多时候是分阶段的。与陈颐分手之后，我的情感之门封闭了很长一段时间，直到住进截瘫疗养院，看到病友之间在患难中萌发的情感和双双结为相濡以沫的情侣，自己也情不自禁地深陷其中。这种情感的复苏如同划着的火柴，看似火苗的升腾是在即刻之间，实则却经历漫长而又艰难的等待（转变）过程。曾经发誓永远不与爱情沾边的我，竟在与同类人的同一种感觉上，共同选择了结伴而行的道路，这是自己始料不及，想都不敢想的事。看来，重残人同样怀有正常人的渴望，这是确定无疑的事实。
自从我一步步迈入常人的人生轨道，与夫结伴而行的日子起，我才真正体会到生命自身的潜质与强盛，体会到了女人如花的生命，在与男人共同营造的家园中，才有芳香绚丽的完美感。
在一则婚后不久的日记里，我写下了自己的真实感受：
“……曾一度谈情色变（更不要说‘性’了）的我，觉得自己能够大大方方地面对性爱了，因为爱情即精神与肉体的完美结合，爱在心中贮存久了，牢固了，便会产生一种强烈的爱的冲动。在被爱的同时，自己也懂得了爱，身心完全被情爱的浪潮所包围，那种兴奋与幸福的心的战栗，带给生命瞬即被融化的美感。而这种相互的需求与补充，适时地让感情与肉体得到一致的提升和快感……于是我想到一位国外性学家对残疾人性爱的确切看法：‘缺乏知觉并不意味着缺乏感觉；生理缺陷并不意味着性欲上的缺陷……’只是在婚后，我才觉得活得像个人——像个女人！”
我在家中是最小的，粗活细活都有人做，用不上我。参军后即使帮厨也是打打下手，故在家庭生活上，笨手笨脚，效率甚低。与夫结婚不久，就有人对他说：“小姚把饭做熟就不错了，你就别要求色香味了。”可见我在他人眼里生活能力是极差的。可没成家时差也就差了，无可厚非。自己有家了，为什么让花钱买来的好东西做得让人倒胃口，甚至白白糟蹋掉了呢？人对任何事情都不是生而知之的，为什么别人会的我就不会呢？我拿出在部队时学二胡偏要试试看的劲头，开始摸索着学做蒸馒头、包饺子、炖肉、腌咸蛋……当我一点点从不懂、不会过日子的教训中，一点点积累和摸索了过日子的经验之后，生活则出现了一个新的局面。有什么能比在自己手中过出这香香甜甜的日子，更让人惬意醉心的呢！下得厨房的我在欣喜之余，又多了一种做人的自豪感，多了一种征服困难的成功感，也多了一份做女人的荣耀感！
说起创作，更是我生活中不可缺少的重要内容。文学创作是一项巨大的精神工程，特别是对我这个文学水平始终没跳出“原生态”的建筑者，异常艰辛。每当我挖空心思地苦苦营造这一工程时，夫早已看在眼里。他很轻松随意地对我说起他的所见所闻，就像与我拉闲嗑，我从中听出了缺少的创作素材，并为之产生了创作的冲动（后发表的散文《卖耳勺的老人》就源于夫对我讲的一个小故事）。
孔夫子云：三人行必有吾师。我看，每人行必有我师，且师就在自己身边。
《焦竹听雨》和《寒梅映雪》两部散文集问世后，我私下对丈夫说：“市里虽然为我的作品举办了座谈会，但我绝对骄傲不起来，我知道自己缺乏厚积薄发的文学底蕴，惟有凭借自己性格上的敏感、细腻而又丰富的特点来写东西。当经历了好多痛苦的，失意的，难以名状的苦寂和忧烦之后，心中所剩的便是经过思维与岁月过滤沉积下来的‘金子’。我是想让心中的‘金子’闪光，如果不为这个，我这辈子也许都不会与文学沾边儿。另一个，我在思想与写作手法上不想有太多的束缚，我比不上，也不敢比文学上的那些大家，虽说只是文学上的一只‘小狗’，无论叫起来多么难听，可只要有喉咙，就得发声啊！”夫在看电视，注意力仿佛在电视剧的情节里，我自言自语地胡乱说了一通，见他并未答话，便径自低头写着什么。不想夫和我要过笔和纸，不一会儿就写下了这么一段话：
“宇宙里的地球，也就是我们看到的大自然现象，高山、陆地、青草、树木、江河湖泊，人和动物，统称为自然。人类的丛林里有君子、小人，善人、恶人，聪明人、愚人，男人、女人等等，这是人类的丛林。文学丛林也不例外，有高水平的、低水平的，大作家、小作者，写长篇的、写短篇的……五花八门，各尽其才。你是这丛林中的一小部分。尽管微小，但却有着你自己独特的生命长势。所以，不要考虑水平的高低，篇幅的长短，文字的多少，你只要把自己看做是丛林中的一棵小草就行了。”
与夫结婚迄今已近20年，透过生活点滴之事就会发现，平淡的日子是母贝，它里面会蕴涵出珍珠，它静静地在母贝里生长，也在一点点闪光，直到用心灵之手去接近它时，它才会发放出夺人的奇光异彩……
在悲苦中讴歌生命
每逢“7.28”，我想遭遇此次大劫的人，都会撕肝裂肺地痛心，而对于我则更多了种种感怀：“7.28”既是我的蒙难日，又是我的再生日。说蒙难日是它毁灭和断送了我人生所有的美好向往与幸福；说再生日是我没有随那无辜的24万生灵一起消失，就证明我的生命从那时起已摆脱了死亡，获得了再生！
因此，忌讳与纪念的日子是“7.28”；不幸与有幸的日子也是“7.28”；毁灭与再生的日子还是“7.28”。
也许，这个自然灾难与在灾难中重生的日子太值得人类关注了。自从80年代起，每逢“7.28”，我就不免被记者与媒体所围困（原谅我用“困”字）。因为每一次面对他（她）们都要触及我因地震造成的、至今都难以愈合的创伤。而每次都会给我困窘、困惑、困惫、困顿……如若不是“7.28”，我也许会在轻松中度过每一天，但由于那场亲历，在“7.28”这天，那充满血雨腥风的感受，那不堪也不愿回首的痛苦回忆，总萦绕着我不肯离去。
2004年7月28日，某省电视台来了两名青年记者。这天热得出奇，胸膛仿佛被闷热的空气所封闭，透不出气来。两位记者小伙子顶着灼人的热浪进入家门时，衬衫已被汗水溻湿。我刚刚洗完长发披在身后，借着发丝上的湿气散发，开始并未觉得酷热难耐，待电扇将湿气吹尽，一股股燥热便袭上周身。面对着记者有关地震当时的连连发问，我开始还能有条不紊地对他们讲述、回答。当大脑在急剧地组织语言和思维时，难耐的干渴和热流也同时袭上我的周身，忽然涌起一股难言的烦躁，且越发难挨。我走了思，话语开始零乱、急促，以至于结束了一个多小时的采访，记者提出要拍录我的百余张生活及演出照片时，我已无力配合了。便对录像的小伙子说：“咱们结束吧。”不想他兴致不减地说：“我们下午再来录吧！”
我抿了抿干裂的嘴唇，在虚汗淋漓中摇摇头。
“那我们就再耽误您一会儿时间，现在就录！”采访者话刚落音，录像的小伙子就将照片和荣誉证书，不分时间，不分内容地摊在沙发上，用录像机猛一阵“狂扫”。我忍着腰痛、干渴与酷热坐在轮椅上，望着他旁若无人的摄取我的生命之“果”，感受到一种隐隐的伤害——这种伤害是无声的，却是深重的！以致在他们左右翻腾着继续“狂扫”之时，我将自己关在了房里……
多少年来，我克服了无尽的重残带来的不便，接待了数不尽的来来往往的新闻传媒，从不曾指望从中会对自己的现实有所改变，仅为了让残疾的自己在世人面前，有一个“站立”的形象。因此，一切身体的、精神的不便和痛苦，自己都能忍受，惟独对习以为常的向我强行索要式的采访者，失去了一贯保持的宽以待人的态度。
然而，他们有错吗？他们是为了记录那场大劫难受难者的真实现状而来，他们为弘扬唐山的抗震精神而来，他们借地震对人类的伤害以警示人类而来……我不常常为了这种特殊的意义而积极配合有关部门，成功地完成了数不清的采访吗？
当我看到端坐在屏幕前的自己，以平静的心态，自若的口吻向世人讲述唐山大劫难和劫难之后发生在自己身上、身边的故事时，丝毫看不出所有不幸带给深心的阴影和“霉味儿”。
于是我确信，我的每一天都是在不幸与再生，痛苦与求索中度过，在悲苦中讴歌生命已成了我命运的基调。
灾变情缘
张雅丽
相同的命运，使原本不相识的孤儿们聚首于同一次列车，他们不知道，把镜头对准他们，不停拍照的那个高个子叔叔是《唐山劳动日报》社的摄影记者李耀东。他们当时更不会想到，就是这位李叔叔，会成为他们日后漫漫人生路上一位不可或缺的亲人。于是延续了以下这个一张老照片与9个孤儿的真情故事。
时光倒退30年——1976年7月28日，一场大地震，顷刻间将百万人口的唐山市夷为废墟。
官方公布：这一场惨绝人寰的灾变，造成242769人死亡；164851人重伤；4200多名16岁以下儿童失去了父母，落难成孤儿……
这些失去了亲人、失去了慈爱、失去了抚育的孤儿们呀，漫漫人生路，他们该怎样去面对，去抉择，去磕磕绊绊或乘风破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