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历史开了个大玩笑，还没等到10月12日到来，1976年10月6日要抓人的人先被抓了，“四人帮”永远地被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四人帮”倒台的第三天，谢导家就恢复了电话。
严寄洲夫人王荣华：地震时仍在加班
1976年大地震发生时，著名导演严寄洲没在北京，而他的家人却经历了一段难忘的岁月。提起那段特殊的经历，严寄洲导演的夫人、八一电影制片厂剪辑师王荣华深有感触——
地震时，我们住在莲花池的酱油房，是被专政的牛鬼蛇神。莲花池“文革”前是八一厂的副食基地，做酱油，做豆腐等，当时我们住的酱油房只是一间，还很破，摇摇欲坠。后来又给了一间旁边招待所的房子，儿子在那儿住。因为平时睡眠不好，地震前一天晚上我吃了安眠药，睡得比较沉。睡梦中被儿子的急促的叫门声惊醒，赶紧起来开门，感觉地面晃得厉害，而且门也打不开了，等剧烈的晃动稍微缓和了一些，才将门打开跑到院子里。当时天还没亮，我们在院里待到快天亮时才敢回屋子。
当时八一厂被视为最坏的一批牛鬼蛇神都在莲花池，我们全家就是被扫地出门赶到那里的。因为当时家具都是公家配给的，离开八一厂时我们只带走了自己买的书架，所以地震后想搭什么都不方便，于是厂里给了一部分料，搭了一个类似今天自由市场那样的大棚子，莲花池的男男女女都住在那儿，做饭再回各自搭的小厨房。在大棚中每家有一块地方，支着蚊帐，睡觉也不脱衣服，因为大棚实际上离酱油房很近，怕酱油房倒了给砸在里面。我们每人打一个小包，里面是自己喜欢的衣服，有了情况抓起来就跑。同住一个大棚子里，大家相处得很好，互相都很体谅，因为都是相同的遭遇。这样折腾了有一两个月。当时由于仍要剪辑片子，我得经常在单位加班。剪辑房倒是挺结实，据说能抗6～7级地震，可地震来了，谁知道会发生什么情况？剪辑房在四层楼，反正也出不去，听天由命吧！无奈之下，我也想了个逃生方式，有情况就往厕所跑，厕所空间小，受伤的可能性也小。
地震后八一厂拍了部影片《震》，就是描写地震的，里面写邓小平是“走资派”，结果影片未完成“四人帮”垮台了，就重新改本子。《震》大部分场景是在摄影棚拍的，也到唐山拍了一些外景。我跟着去了唐山。那情景至今回忆起来仍感到真惨啊，我看到一块块预制板倒塌，人就像压在里面的馅儿一样，那惨景我真不忍心、不愿意看。因为当时严寄洲还没有被解放，我受丈夫很多牵连，再加上自己出身地主家庭，被折腾得够呛，心情很灰，因此对于那些残酷的场面我一般都避开，但影片《震》的摄影师陈俊看了很多。
陈俊：遭遇劫难的唐山惨不忍睹
地震时陈俊感到家里房子的砖好像都散了架，像坦克在窗下驶过。陈俊家在四楼，他最先跑到楼下，大喊地震了，大家慌慌张张都跑下楼来，情急之下，人们大都来不及穿外衣，有些女同志只穿着三角裤衩。地震后不久，为拍摄影片《震》陈俊去了唐山，那情景惨不忍睹——
我们去唐山时，住在帐篷里，条件非常艰苦，而更让人的心灵难以承受的是那一幕幕震后惨状：死的人就埋在绿化带里，一下雨，胳膊都出来了。味道很大，整天消毒，但有警卫部队。纪律很严明，有些人趁机抢东西，比如手表之类，警卫就开枪。地震中最惨的是一些大学生，地震前一天买了火车票，准备第二天回家，结果地震中被砸死了。有一个开滦煤矿的头头，回到家里，听到了被砸在废墟里的老婆孩子的对话，妈妈说，你们安静点，爸爸一定会救我们。他虽然听到了，却一点办法也没有——那么重的预制板他搬不起来。家人就这样在废墟中悲惨地死去了。他的孩子小提琴拉得很好，亲人在地震中遇难后，他一听到提琴的声音就要昏过去。
葛存壮回京受阻，妻女面包车借宿
葛存壮地震时不在北京，却同样有一段戏剧性的经历。他说，那段经历一是心里受惊，二是回京受阻——
地震时，我正和北影的演员张力维在长影拍电影《雁鸣湖畔》。电影拍完了，长影给我们买好了回北京的车票，我们也收拾好了东西。那天，我们坐上车，司机已经发动车子准备送我们去火车站，正在这时，远远地，只见《雁鸣湖畔》剧组的党支部书记跑来，大声冲我们喊，你们不要回北京了！我连忙问：怎么回事？“北京地震了！”我一听，心里咯噔一声，什么，北京地震了！我惊得心中乱跳，第一反应就是要赶紧回北京去，那里是我的家啊！
赶到火车站，得到的是一个让人沮丧又无奈的消息：由于地震，长春到北京的火车已经停运了。拿着票却走不成了，我们只好又回到招待所。我抄起电话就给北影厂打（因为那时家里也都没有电话）。也许因为是搞电影的，我拿起电话时，脑子里就出现了很多画面，倒塌的楼，砸死的人群，只觉得血往头上涌，心里一阵阵地发紧。多亏那时年轻，你想30年前呢，要是搁现在，我又有高血压，非犯病不可。
我打通了北影的总机，告知我是葛存壮，现在人在长影回不去了，听说北京地震了，然后就问厂里怎么样了。那个年代都是把集体主义放在第一位的，别笑话我，当时确实是这样。当然我更惦记家里的情况。总机接线员告诉我，现在所有的人都搬到外边住了，在北影大摄影棚的广场上。你放心，全厂职工都安全。我这时的心真是忽悠一下就放下来了，好像石头落了地，但还是想能尽早回北京，于是就先坐火车到沈阳，然后便厚着脸皮求助于沈阳机场，那个年代飞机票是不能随便买的。虽然知道家中人很安全，但毕竟是一场地震，回家的心情很急切。就这样，坐飞机回到了北京。一进北影厂，看到同事和熟悉的人就打招呼，寒暄几句。然后直奔广场找自己的“家”，好不容易找到后，心里也感到酸溜溜的。所谓的家，其实就是一个特别简陋的小棚子。那时葛优在北京郊区昌平插队没回来，我回来后就尽可能把棚子搞得好一些，因为那时正是雨季，便找了很多木板垫上。
葛存壮的归来，让妻子施文心如释重负。回忆起那段动荡不安的日子，她无不感慨系之——
地震时，葛优在插队，老葛在长春拍电影，就我和女儿在家。当时我们住在三楼。地震那天，睡到半夜我被惊醒，觉得屋子里有声音乱响，很害怕，以为是坏人入室盗窃，就悄悄推醒女儿：“你听，什么声音？”15岁的女儿马上反映说是地震，没穿鞋就往楼下跑。我本来还在犹豫要不要穿外衣，但感到时间已经来不及了，便穿着裤衩背心也跑下了楼。
在我往外跑的时候，听到对门邻居也在喊，地震了，快跑啊！我们跑出去不多久，天就亮了。我因为只穿着裤衩背心觉得非常难为情，只好蹲在地上，真是狼狈极了。因为不敢上楼拿衣服，我就求家住一楼的邻居帮个忙，邻居回家给我拿了一条裤子和一件外衣，穿好后总算敢站起来了。这时余震不断，天又下起了雨，我们就跑到厂区一座二层楼的门口避雨。那时的人真是想尽各种办法躲避地震，我看到有人搬把椅子坐在外边，打着伞。但是总这样耗着不睡觉也受不了，于是我就壮着胆子回家拿了一把躺椅和一点东西下来，当时另外一个同事也带着女儿，我们两家就在楼门口过夜。大人都不敢睡着，当时就想露宿街头的滋味真不好受，没有房子真可怜。第二天，发现路边停着一辆面包车，主人也不知哪儿去了，我们就想进去住，于是有人想办法打开了车锁，我们就住进去了。由于是夏天，蚊子特多，可也顾不得那么多了，在椅子上躺着就睡着了，总算睡了一个踏实觉。后来北影厂因为自己有木头、油毡，就发给职工搭棚子。我和女儿身单力薄，只能凑凑合合搭了一个，棚子搭好后葛存壮才回来，总算有了帮手，棚子像样多了，我们把煤气罐从楼上搬了下来做饭。这时候葛优也放假回来了，又赶上下大雨，葛优就用塑料布把棚子都围起来。就这样，我们在抗震棚里住了很长时间，记得直到中秋节还在那儿住，当然这期间对棚子又进行了加工，看上去比原先的强多了。
当女儿长大后，一次聊天中我问她，你觉得自己的经历中最有意思的事情是什么？她居然说是地震。我不解，问为什么，她说不用上学啊。是啊，那时家家都有抗震棚，孩子们互相串门也方便，也免了做作业之苦。
《金光大道》剧组唐山落难记
远馨
1976年7月27日，电影《金光大道》剧组在河北省蓟县拍完在当地外景地的最后一个镜头，然而就在准备转场赴北京继续拍片之际，在距该外景地不足100公里的唐山，发生了7.8级大地震。
“文革”中后期，在那“横扫一切”的疾风暴雨刚刚收敛的单色岁月，根据作家浩然同名小说改编、带有特殊时代印记的电影《金光大道》（上集）上映后一炮打响，成为家喻户晓的银幕力作，红遍全国。于是，全剧组人员再接再厉，准备继续拍摄《金光大道》的中集和下集。经过一段时间紧张的前期准备，1976年5月，影片《金光大道》（中集）开拍。万没想到，此次拍摄却遇到了意想不到的天灾人祸。影片男主角高大泉的扮演者张国民，对多事之秋的1976年，留下了非同寻常的记忆。
1976年春天张国民和剧组的几位主要演员在北京讨论、修改剧本期间，关于江青“红都女皇”的“传闻”在社会上悄然而起。回到长春电影制片厂后，大家对从北京听来的“传闻”议论纷纷。不久，吉林省就开始追查，最终锁定“谣言”的根源在长影《金光大道》演员剧组，遂吩咐组长梁音组织召开调查会。演员们都到齐了，梁音组长发言了：“现在外面有些关于‘红都女皇’的传言，影响到咱们这儿，你们都听说过没有呀？反正我是没听你们说过。”梁音的开场白一下定下了组里“没有人散布过谣言”的调子，大家赶紧“就坡下驴”，一致否认曾听过、议论过“传闻”。
虽然调查未果，但上面依然查得很紧。剧组刚到河北蓟县外景地拍戏，长影就来人了，还带着两个“公安”。大家顿时紧张起来，在片中扮演鼓吹“发财致富”村长张金发的演员马精武嘀咕着：“完了，准是来抓我的，就我这嘴，把不住门。”然而最终被警察抓走的是河南话剧团的演员、在片中扮演邓久宽的杨守林——因为在“四·五天安门事件”之后，他从北京回河南，在当地参与了悼念周总理、反对“四人帮”的活动，被挂上了号，河南省公安厅专程来抓他押解回河南。看到正直地杨守林即将被带走，仓促之间，张国民急忙跑去买了两条烟，马精武拿出自己的茶叶，一并默默地塞给了杨守林。杨守林被带走了，张国民和组里的演员站在大门口，目送着远去的汽车，都为他揪着心，不知等待杨守林的会是怎样的厄运。
这一年的7月下旬，天气异常闷热，连空气中都弥漫着汗味儿。27日那天，《金光大道》剧组在“桑拿天”中抢拍完成蓟县外景地的最后一场戏，准备第二天转景赴北京前门外的鲜鱼口胡同继续拍摄。打前站的同志捎信说，那里的一切都准备好了。
夜已深透，但闷热依旧。虽然顶着酷暑拍了一天戏，疲惫不堪，但张国民却一直难以入睡。他冲过凉，躺在床上，将手中的扇子不停地摇动，但身下的床板仍很快就浸满汗水；夜更深了，当眼皮酸胀得睁不开，摇扇子的手臂也沉重得抬不起来的时候，他才终于枕卧着热汗睡去。凌晨三四点钟的样子，睡梦中的张国民突然听到“轰隆—轰隆”的响声。朦胧中，他以为是附近坦克师的坦克驶过，可随之，一股巨大的力量就把他从床上弹了起来甩到了墙角，大地开始剧烈地颤动起来。“地震啦！”有人惊呼。人们从睡梦中惊醒，想往外跑，可大地在剧烈地晃动，根本站不起身，迈不开步。也许是因为当过兵、反应敏捷的缘故，情急中张国民一把将同屋住着的马精武的5岁的儿子马川揽在怀中，冒着呛人的烟尘从二楼冲到了楼外。这时，马精武也跑到了楼外，看着抱着马川、满身满脸尘土的张国民，马精武感激得说不出话来。这时候，天已蒙蒙亮了，随处可见倒塌的房屋和受伤的百姓，面对突如其来的灾难，人们不知所措。感受到刚才那无比恐怖的震荡的人们，有的已近乎魂飞魄散，吓得不会说话。
哪儿发生的地震，有多严重的灾情，张国民和剧组的同事完全不知道，但身边房倒屋塌、许多人在危难和痛苦中挣扎的情景，却让这些刚刚与死神擦肩而过的电影人们忘记了个人安危。于是，《金光大道》剧组演职员们和当地民众一起，冒着不时袭来的余震可能造成的新的危险和灾难，穿梭于残垣断壁之间，寻找、救助废墟中尚未脱险的幸存者，并帮助送往县医院抢救。
几小时之后，渐渐有些虚虚实实的消息传来，“什么，唐山完了！什么，北京也有房屋倒塌！！”剧组中有些人家在北京，亲人在北京，比如扮演冯少怀的许忠全、比如马精武等等，都急得团团转——因为北京的灾情不明，惦记着亲人的安危，他们恨不能长出翅膀即刻飞回家去。再说，下面的戏拍摄正要转场北京，剧组一堆人总在蓟县耗着也不行。经过商量，决定由家在北京的同志和在转场北京戏中有任务的同志先行去北京了解情况，其他的人则留守等待消息。作为片中的男一号，张国民被安排在先行的小组里。其后不久，整个摄制组也从蓟县移师北京。
驱车沿途，处处看到的是地震后废墟成片的残破景象和一批批被运往各地医院的伤员，大家的心情像坠了铅块似的沉重。
到了北京，满街都是站在雨中或躲避在简易的塑料棚中不敢进屋的人，原本宽广的北京火车站站前广场上遍布着形色各异的塑料防震棚。鲜鱼口胡同的戏显然是无法拍了，回长春是惟一的选择，可由于地震，当时已没有火车直达长春（开往长春的车次已经取消），最远的目的地是沈阳，于是大家张罗着购买去沈阳的火车票。但买到车票谈何容易！当时因为害怕地震，人们纷纷涌向意念中比较“安全”的外地躲避随时可能“光顾”的地震，买到火车票，特别是买到整个剧组需要的多张火车票，真比用钱买到北京粮票、全国粮票还难。在等票的日子里，由于房屋内不容许住人，又没有多余的避难所可安置，摄制组的演职人员们大部分时间只能坐在马路沿儿上，暴露在同样整天在室外活动的男女老幼的目光之下，成了被围观的对象。“咳，那不是高大泉吗？瞅见演张金发的了吗？怎么没见冯少怀……”人们兴致勃勃地品头论足，议论不休。对住在地震棚中无所事事、百无聊赖的市民来说，此时“追星”是莫大的乐趣和刺激。市民们那热情高涨、无休无止的围观，搞得张国民和剧组的人简直快要崩溃了，买上火车票更成为他们逃脱这种狼狈不堪的境遇的惟一途径。费尽了周折，几天之后才好不容易买到了去沈阳的车票。
在人摞人的拥挤中，张国民和剧组的几个身强力壮的“骨干”在火车站台上跑前跑后，终于把全剧组的人都塞上了列车，他自己却再没有挤进车门的可能了。开车的铃声响了，眼见着火车鸣着长笛已徐徐启动，可把被剩在站台上的张国民急坏了，列车上有他的剧组，更何况，还有一位七旬老人带着几岁的小孙子——那是一位朋友的母亲和儿子，随剧组去东北老家亲友家避难。启程前，朋友特地托付张国民一路上帮助照应他的老母和儿子，可现在自己上不去车，这可怎么办？正在张国民心急火燎又万般无奈的时候，他那张“明星脸”为他救了急。一位特熟悉、特崇拜高大泉的年轻女列车员违反常规，将由她控制的一个车门打开，招呼着张国民快上车，张国民迅即一个箭步蹿上已经开始加速的火车。
由于穿行于地震重灾区的铁路已遭到严重破坏，火车只能绕道而行，车速缓慢得像在爬行，且时常临时停车。三伏天，车厢里又没有任何降温设备，人贴人、人挤人，比在蒸笼里还难挨，年轻力壮的都受不了，更何况老人、孩子。想到朋友的母亲已70高龄，孩子才几岁，万一在路途中有个闪失就麻烦了。于是，张国民想方设法找到列车长，还是凭着自己家喻户晓的“社会影响力”，终于费尽周折将老人和孩子安置在条件相对宽松得多的卧铺车厢。近20小时的路程，张国民和剧组的其他同事则是一路站到了沈阳。
火车到达沈阳已将近傍晚时分，市内的旅馆早已旅客爆满——被蜂拥而至的震区灾民和附近省区闻讯自己居住地近期“还有大震”而跑出来避难的人所占据。晚上八九点钟了，疲惫不堪的《金光大道》剧组一行人马却还在街上转悠。总不能露宿街头，最后，不知谁出了个主意——住澡堂，休息的同时还能洗个痛快澡。澡堂虽然有接纳能力，但条件远非大家想像的那么舒适。更让张国民等人防不胜防的是，在澡堂里他们再次遭遇到被公众围观的情境。都临近晚上11点钟了，热情的观众还不肯离去。演员马精武用几乎是带着哭腔的声音恳求道：“老乡们，老乡亲们呐，求求大家快去睡觉吧，也请体谅体谅我们……”看来，澡堂依旧不能久留，全剧组人员尽其所能调动有可能“好使”的一切“关系”，才寻到火车票，落荒般地回到长春。
因发生地震，北京的外景戏一时无法拍，只好先在长影厂里拍内景戏。待内景戏拍完，震情已逐渐平稳下来。当剧组再次赴北京拍外景戏时，已是当年的11月中旬。11月15日那天，依旧是在北京的鲜鱼口，实拍外景戏。初冬的北京已寒风刺骨，可按影片的内容要求，拍的却是夏天的景致，拍戏时演员必须穿单衣不说，还得吃冰棍——以压住戏中人物说话时口中冒出的哈气，避免露出破绽。穿着单裤和褡裢式背心，在气温零摄氏度以下的严寒天气里吃冰棍，那种“透心凉”的感觉张国民一辈子都忘不了。就这样在寒冷中站了一天，待下午收工时，张国民觉得腰疼得像要断了似的。一回到摄制组下榻的旅馆，他便直奔宿舍里的暖气，将腰背紧靠住暖气再也不肯挪窝儿，即使这样疼痛也并未缓解。听张国民不住声地喊腰疼，在片中扮演沈记粮店老板的老演员任为民便拿出随身带的针灸盒，他有用针灸治病的本领，据说针到病除。晚上，任为民让张国民趴在床上，开始为他针灸。剧组的几位演员也围过来想见识一下任为民针灸祛病的神效。谁料到，几根银针刚刚扎进张国民的后背，“咣当”一声——又地震了！大家如惊弓之鸟般地飞逃出旅馆。而此时的张国民背上扎着针，腰酸背胀，像被钉在了床上，动弹不得，只好听天由命。刹那间，几个月前遭遇大地震时的恐怖情景无比分明地浮现在他的脑海中。他尽力抬起头，用目光扫视可及之处，心中迅速地盘算着，万一震动加大，自己将如何逃生。好在这次地震，不过是唐山大地震之后一次震感强烈的余震，很快，一切就恢复了平静。这时，刚才跑到屋外的剧组同事哈着凉气、惊魂未定地回到屋里，大家这才想起了被“钉”在床上的张国民，很是过意不去。但张国民十分理解同事们不顾一切从屋内迅速逃离的果决行动，张国民相信，同事们将他遗忘在床上决不是有意的：“那时一听地震，人们就条件反射般地往外跑。地震，的确把许多人吓坏了。”
1976年年末，拍摄时多灾多难的《金光大道》（中集）终于杀青。当时影片下集的剧本已经完成，却由于其时“文革”已经结束，影片中的某些带有时代色彩的内容显然不合时宜，所以下集未能拍成。但历史的镜头历历在目，《金光大道》剧组亲历了惊心动魄的唐山大地震，并留下了那个特殊时代的故事。
北展的红星不见了
商建民
唐山地震波及北京，忙乱中，人们惊异地发现——北京展览馆尖顶上的红星不见了。
当一次地震发生后，在我们对它进行考察的过程中，往往会发现这样一种现象，它的烈度分布并不完全是由震中区向外环状递减的，在某个或某几个小地域中，其烈度会明显高于周边地区。
1976年7月28日，在我国河北省唐山市发生的那次震惊中外的7.8级大地震，仅在受其波及的北京市，就有多处这样的高烈度区。例如：从国家地震局(现中国地震局)对这次地震的烈度核定中可知,北京市的四个城区普遍为Ⅵ度，而距震中较远的西城区却是Ⅵ度强，而西城区内距震中更远一点的展览路至德胜门一带竟高达Ⅶ度。当时，我在西城区地震办公室工作，又住在距展览路很近的地方，对当时的震感留下了很深刻的记忆。
在这个高达Ⅶ度的地区，还有另一件让我记忆犹新的事，就是当人们在地震后的忙乱中偶然抬起头的时候，惊异地发现，北京展览馆尖顶上的红星不见了。北京展览馆是这一地区最著名的标志性建筑，简称“北展”，展览路、展览路街道、展览路地区皆由此而得名。不仅如此，它还有另一层含意在其中，因其建于建国初期的20世纪50年代，也就是在当初称作“中苏友好”的那个年代里建造的，而且,整个建筑群落都具有典型的俄罗斯风格，特别是耸立于顶层平台上的那个高高的尖塔和塔尖上那颗又明又亮的五角红星，常常给人以遐想，使人们不由自主地联想起莫斯科，联想起克里姆林宫，甚至联想起《莫斯科郊外的晚上》那首著名的歌。那时，建筑的名称就叫做“北京苏联展览馆”，一直作为中苏友好的象征。直到20世纪60年代,中苏关系全面紧张后，才更名为“北京展览馆”。然而，它的俄罗斯建筑风格以及馆中那个被年轻人叫俗的“老莫”——即专做俄式大菜的莫斯科餐厅，却仍然会引起人们很自然的联想。所以，当人们意识到是地震将红星震落时，马上就联想到一个中苏论战时的政治语言——“莫斯科的红星落地了”，一时间被广为传播，也不失中国人的一点幽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