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场比赛部队长并不在场，比赛完以后大家都围在小曹身边，这个帮着擦脸，那个帮着拿衣服，然后大家一起跑到部队长那里，请求领导让小曹回家。但这时候部队已经得到指示，要严格控制这时候到灾区探家的名额。几经争取，最后是部队长亲自批准，小曹才回天津去了几天。很快的，我们才知道，在这次地震中，天津也遭受重大损失，小曹家里的两个姐姐都在地震中遇难。小曹是家里惟一的儿子，遭此大难，为了不愿影响儿子的情绪，曹妈妈在电报里竟没有明言，致使他的请假多费了不少周折。
第二年，部队照顾小曹家中的特殊情况，批准他复员。记得临别前，为了这番患难中的战友之情，小曹抱着大家哭得很伤心。多少年以后，小曹已经当了天津一家国有企业的厂长，战友们在天津相聚，说到这件事，大家仍不免动情。
就在小曹探亲前后的几天里，从其他部队的唐山兵那里传来更多的可怕消息。不过在那时候，远在灾区的几千公里以外，除了大家兄弟般地给家里遭灾的战友塞点津贴，实在是帮不上多少忙。以后北方的战士家中纷纷传来消息，说是盖地震棚缺少木材。当时云南的农村集市上都可以见到贩卖木材的，以后凡是河北籍战士复员，总不免买些木材，再用几层木头打成一个巨大的包装箱，其实里面不过是一些简单的行李。再以后的流风所及，不管是不是河北的，复员转业的干部战士们总要想方设法的从云南带些木材回家去。几年以后，到我回家的时候，还用这个“包装箱”打了一对沙发，一个桌子和一个柜子呢。那年的9月9号，毛泽东主席逝世。消息是在当天傍晚的时候，不过在中午就通知说下午收听重要广播，而且已经通知部队进入战备状态。说实话，听到广播的时候，许多人也哭了，但是没有年初周总理逝世时哭的那么伤心。一是因为事先已经有了预感；一是因为这次进入战备的气氛让人觉得不同寻常因而有些真正的紧张。当然，也有一些始终关注政治局势的人，在悲伤之余，怀有一种深深的忧虑。
1976年，那个多事之秋，就这样深深地刻在我们的记忆里了。
那年大地震，在毛泽东的卧室里
郭金荣
毛泽东望着窗外，望着那越来越昏暗的天空，仿佛那神秘的天空中，有谁书写了只有他才读得懂的文字。
思绪回到了30年前，远去的岁月既清晰又淡然……
那是一个炎热的夏天，正值学校放暑假的日子。当时我是北京一所中学的语文教师，兼任班主任。平时上班早出晚归，每天都疲惫不堪，因此假期成了我们教师的幸福时光。在假期里，可以不用早起，不用挤公共汽车，不用声嘶力竭地大声说话。然而正当我沉浸在舒适自在的时光、悠悠然不能自拔时，一场震惊中外的大地震，结束了我的幸福时光。
1976年7月28日凌晨，正在熟睡的我突然被一阵颠簸惊醒，爬起、开灯，见头顶的吊灯来回晃悠，顿时脑海里闪出“地震”二字，于是抱起6岁的儿子，登上桌子，从足有两米高的窗台跳了下去。此时，院子里已是大呼小叫地乱成一片。事后说起这件事儿，家里人赞扬我当机立断，我只说：“当时没有时间，也不允许你去想什么，离开房间，寻找安全！”的确，母亲的勇敢不需要理由，保护孩子是她的本能。
这就是1976年唐山大地震时一个普通教师，一个年轻母亲的经历。那么，一个伟人，一个那时正被亿万人民所神化了的毛泽东，在大地震的瞬息间，在大灾难的日子里，又有着怎样的心境，怎样的话语，怎样的故事呢？
我曾有机会就这些问题采访了毛泽东身边的工作人员，他们讲述了唐山大地震在毛泽东那里的情与景。
1976年，毛泽东早已进入耄耋之年，尽管外面依旧把他描绘成神采奕奕，红光满面，但实际上毛泽东已是一个疾病缠身、步履艰难、大多数时间都要躺在床上的老人了，他的大部分时间是在卧室里度过的。他那宽敞的卧室里，保持着摄氏23度的恒温，时光在这里无声地飘逝着。
毛泽东的一生都很喜欢运动。当然，这里所说的运动有着双重含义，既指他锻炼身体的体育运动，又指他领导发动和参与的各种大大小小的政治运动。青年时代的毛泽东是爬山、远足、游泳、打球的好手，甚至到了晚年，他依旧喜欢游泳，喜欢“万里长江横渡”，喜欢散步，喜欢跳舞。“天下万物惟动尚有力”。他一生都坚信万事万物都处在运动中，只有运动才能证明与发展它的生命力。在政治生涯中，他更做出了“共产党的哲学，就是斗争的哲学”的总结。但毛泽东到了晚年，进入了他黄昏岁月时，在不断发动政治运动的同时，他的身体却是极不愿意运动了。
1976年的夏天，距他离开生命舞台还有几十天的光阴。他不是不愿意再去运动，而是已经身不由己了，他常常是躺在宽大的木制床上，除了看书，便是静静地闭上双眼。服药、吃饭、听读报纸、文件，成了他生活的主要内容，每隔几小时，他还不得不服用帮助睡觉的“速可眠”。
1976年7月28日凌晨，当唐山大地震发生的时候，毛泽东的卧室里却平静得与往日没有什么不同。那时，毛泽东服过安眠药两个多小时，正是药物起作用的最佳时间，在药物的作用下，很难入睡的毛泽东却睡得很深很沉。
晚年的毛泽东24小时都有护理人员陪伴在身边，当他睡觉时，护理人员也要在卧室里值班。1976年7月28日凌晨，护理人员正坐在沙发椅上看书，当她觉得有晃动时，马上起身去到毛泽东床边，看见依旧熟睡的毛泽东什么反应也没有，她便也认为什么事情都没发生，她甚至误以为自己出现了错觉，也许是长时间值班的梦幻。宽大的卧室里依旧是静悄悄地，壁灯、顶灯依旧泛着柔和的光。
人世间的大灾难，中国近代史上罕见的大地震，在那个瞬间里，在伟人毛泽东的卧室里，却显得这般平淡，这般宁静，这大概是外人无法想像的，而在无法计算的京城百姓那里早已是惊骇、慌恐、不知所措了，更何况是地震中心的唐山，瞬间已变成了一片废墟，24万人命归黄泉……
大概过了不到两分钟的时间，中央办公厅的汪东兴来了，张耀祠来了，身边的其他工作人员也来了，这才得知距北京不远的地方发生了大地震。汪东兴他们见毛泽东依旧睡着，便告诉他身边的值班人员：“你们随时听候通知，及时汇报情况。”说完，办公厅的领导走了，值班人员却不知该做些什么，该怎么办。
毛泽东在睡觉的时候，特别是他已经睡着了的时候，无论有多大的事情，一般都不会叫醒他的，因为多年来，睡觉对毛泽东来说是一个大难题，身边的工作人员及中央政治局的同志都知道这一点。
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了，不知是谁的提议，几个工作人员找了一条床单，四角抻着，像蚊帐一样挡在了毛泽东的床上。她们认为，这样仿佛要安全些，万一房顶上面掉点什么东西可以先接着点，不至于直接砸在主席的身上。
毛泽东躺在床上，盖着那条带有梅花图案的淡粉色的毛巾被，工作人员清晰地听见主席那均匀地呼吸声。不一会儿，主席醒了，他慢慢睁开眼睛，见四名工作人员正在他头顶上抻着一条床单，很是奇怪：“你们这是做什么呢？”这时有人抢先说：“您可醒了，这么大的地震都没把您震醒，谁说您睡眠不好啊？”“地震？我怎么没有感觉？”“我们都吓坏了，您倒像没事人似的。”“天塌地陷，这是老天爷的事吗，怕有什么用？你们还是把单子放下来吧。”说完，毛泽东便又像往常一样，拿起床头的一本书看起来。
毛泽东的卧室里大多数时间都是拉着厚厚的紫色天鹅绒的窗帘，里面永远是一成不变的摆设，外面的风霜雨雪、春花秋月，似乎与这里毫无关系。毛泽东的黄昏岁月大部分都是在他的卧室里度过的，即使是接见外宾，也是在与卧室紧紧相连的客厅里。
东方破晓，天已经亮了，汪东兴又一次来到主席的卧室，告诉值班的工作人员关于地震的新情况，因为预测近期还会有余震，因而决定让主席搬出这个房子。
从20世纪60年代起毛泽东就住在中南海靠近游泳池的这所房子里，他的饮食起居，他的读书办公，他的外事活动，他的娱乐欢笑，都留在了这所房子里。但这所房子毕竟有些陈旧了，在70年代初，又为毛泽东在离游泳池不远地方修建了新房，被称之为202。这所房子早已建好，装修也早已完毕。无论是房子的坚固性，还是设施的完备与现代化，以及居住的舒适性，都比老房子要好得多，但毛泽东总是不同意搬进去。这也许是老人的特点，在一个地方住惯了，就不愿再搬动了，甚至连旧房子里的摆设、格局都一成不变。从这些也可以看出作为一代伟人毛泽东也是一个普普通通的老人，老年人所具有的特点，他也无不具有。
大地震之后，中央办公厅的汪东兴、张耀祠让毛泽东身边的工作人员几次劝毛泽东搬出旧居，但他总是沉默着，或是摇摇头表示反对。工作人员为此都很着急。
一天，值班人员见主席精神还好，而且刚刚睡完觉的主席，总是愿意和工作人员聊聊天。见此情景，工作人员就赶紧又劝说他：“您为什么不搬家呢？也用不着您费什么事儿。”
“老房子住着习惯了，不要再麻烦了吧。”
说着说着，毛泽东便走向了窗前，他示意工作人员把窗帘拉开，要看看窗外的风景，他的这一举动，不由得使人想起了几个月前的那次给主席读报的情景——
1976年4月22日，又是一个夕阳残照的黄昏，毛泽东那宽敞的卧室里依然那样沉静，他半躺半靠在那张宽大的床上，不知一本什么书吸引了他，他已经一个多小时一动不动了。工作人员坐在沙发上，正在翻看当天的报纸。也许是她翻动报纸的细微声响惊动了毛泽东，也许是毛泽东感到了疲劳，他在床上转了个身，顺手把书放在了一旁，便说：“报上有什么新闻啊， 读一段听听!”说来也巧，工作人员正被一段新闻所吸引，她正想做个记号，等读报时给主席读一读。于是，她就高声地读起来：
“新华社长春1976年4月21日电，最近，在我国东北吉林地区降落了一次世界历史上罕见的陨石雨。
今年3月8日下午，宇宙空间一颗陨星顺地球绕太阳公转的方向，以每秒十几公里的速度坠入地球大气层中。由于这颗陨星与稠密的大气发生剧烈的摩擦，飞至吉林地区上空时，燃烧发光，成为一个大火球，于8日15时零一分五十九秒在吉林市郊区金珠公社上空发生爆炸……最大的三块陨石，每块重量都超过了100公斤，最大的一块重量为1770公斤……”
读着读着，工作人员发现主席竟然坐起来听，而且听得特别认真，看来这则消息让他十分感兴趣。当这则消息读完之后，她发现主席已走到了窗前，并且让把窗帘拉开，这是毛泽东很少有的举动。
毛泽东站在窗边，望着那夕阳渐落的天际，自言自语地说：“天摇地动，天上掉下大石头，就是要死人哩，三国演义里的诸葛亮、赵云死时，都掉过石头，折过旗杆，大人物，名人，真是与众不同，死都死得有声有色，不同凡响噢！”
毛泽东说这些话的时候，带着少有的感慨，少有的激动。
这天，1976年7月29日的下午，当工作人员劝主席搬家时，他又一次走到了窗前，他又一次示意拉开厚重的窗帘。毛泽东望着那黑云密布的天空，望了很久很久，望得那样出神，神情那般凝重，他的思绪是否又回到了暮春时，听到陨石雨消息的境界？毛泽东在最后的日子里曾说过：“我并不迷信，但中国有一派学说叫做天人感应，说的是人间有什么大变动，大自然就会有所表示，给人们预报一下，吉有吉兆，凶有凶兆。”
这天，毛泽东又在窗前伫立，他望着窗外，望着那越来越昏暗的天空，仿佛那神秘的天空中，有谁书写了只有他才读得懂的文字。
这是毛泽东离开人世前的最后一次凝视。
又过了一天，工作人员又劝主席搬家：“您还是搬吧，办公厅都催了好几次啦，您不怕，我们还怕呢。”
毛泽东听了这些话之后，没有沉默，也没有摇头，而是稍稍想了一下，便说：“你们怕，那就搬吧，少数服从多数嘛。”
就这样，在1976年7月31日下午，毛泽东被警卫人员抬进了202新房，然而，在新房住了不到40天，他就永远地离开了人世。
毛泽东所相信的天人感应，不管是否成立，但确实得到了验证。
地震中的电影人
柳秀文
30年前的唐山大地震对于震后出生的人来说，近似一段故事或传说，但是在经历了那场灾难的人们心中，那是一段永远抹不去的记忆。
田华心急如焚：婆婆失踪了
一头美丽的银发、已年逾七旬的著名电影艺术家田华，对发生于1976年前的唐山大地震至今记忆犹新。聊起当年的情景，她说，那个龙年很特别——
那年是龙年，我是属龙的。人们说龙年老是碰上大事。可不真的是这样，年刚过半，周恩来总理和朱总司令就都去世了，这不是大事嘛！
记得地震发生的时候，我突然从睡梦中惊醒，目光划过窗外，见夜空中有一道特别蓝的光。是不是院里的变压器着火了？正想探明究竟，就觉得床开始剧烈地晃动，继而听到老伴苏凡的喊声：快起来，地震了！我来不及穿外衣，抓起条毛巾被就往外跑。跑到楼外一看，不少人腿脚比我还快，与我住在楼内同一单元的王心刚、刘江都跑下来了，师伟和我一样，身上也裹着条毛巾被。演员高保成的爱人一着急就犯肠痉挛，疼得她手捂着肚子，站也不是，蹲也不是，痛苦不堪。
经历了那让人惊恐的剧烈震动，我们不敢再回到房子里住，提心吊胆地回到家里简单收拾了一下，把贵重的东西放在一个小包里随身带着，便开始了户外生活。那时我的大儿子在部队当电影放映员，从部队回来了，和高保成的儿子一起在楼下找了块空地，用塑料布支了个棚子——那就成了我们的避难所。这时，我心里更放心不下的是住在城里地安门鼓楼附近的婆婆，不知老人家在地震中是否受了惊吓。婆婆没有女儿，我这做儿媳的就是女儿。我急匆匆赶往婆婆的住处，到了鼓楼附近，我竟有些搞不准方位：这一带全变成了“棚户区”，在一片各式各样的地震棚丛林中，熟悉的地安门商场也不见了。婆婆当然没在家里，可附近也没找到，我吓坏了。满街的棚子满街的人，可到哪儿去找呀？我心急火燎地到处找，谢天谢地，最后总算在一处找到了坐在铺着破报纸地上的婆婆。
我的儿子杨雪培当时在基建工程兵当放映员，他们团唐山地震后去给当地煤矿排水，雪培就给排水的部队放电影，因为他是八一厂的子弟，部队还派他回北京借片子。地震那年，因为表现出色，他立了两个三等功。
袁霞被震醒了，以为震中在包头
谈起1976年那场大地震，八一电影制片厂资深演员袁霞将记忆的帷幕拉开到30年前的那个夏天——
因为“文化大革命”的原因，袁霞当时已从八一电影制片厂被下放到了包头空军高炮队，在政治部文化科当科长。唐山大地震的那天晚上，包头震感很强烈，当时是凌晨，感觉床在晃，她就开了灯，她家窗户上有一盆吊兰，这时发现吊兰也在晃，袁霞便知道是地震了。1966年在山西搞四清时，袁霞遇上了邢台地震，所以对地震并不陌生。
这一次地震，又让袁霞赶上了。当时袁霞爱人的部队在山西，她带着两个孩子在包头，孩子一个6岁，一个9岁，家中还有个外甥女帮助她带孩子。被震醒时，袁霞以为包头就是震中区，赶紧披着衣服抱起孩子从二楼往楼下跑，跑到楼下，见院子里已经有很多人。那时人们没有什么防震知识，都挺惊慌的。袁霞记得唐山地震后第二天，好多人就把啤酒瓶子倒扣在地上，认为如发生地震瓶子倒了发出声响，就能起到报警的作用。于是袁霞也在家中将瓶口朝下，放了两三个酒瓶子。结果，孩子夜里起来上厕所，不小心把瓶子踢倒了，袁霞被惊醒，抱着孩子、招呼着家人就往外跑，跑到楼下才知道是怎么回事，全家虚惊一场。对地震的恐慌让袁霞不敢在包头再住下去了，于是决定带着孩子去山西找爱人、躲地震。没想到，山西也在闹地震，不能在屋里住，袁霞一家便在操场上搭起抗震棚，住了半个多月。在唐山大地震中，袁霞也有亲友不幸遇难。袁霞在唐山的一个亲姨妈带着孙女住在里屋，结果地震时里屋的墙塌了，姨妈和孙女都遇难了。还有，袁霞所在部队政委的岳母刚好从部队回唐山，也不幸遇难。
谢铁骊遭遇“地震棚事件”
说来未免荒唐，在唐山大地震发生后，就是因为是否住抗震棚的问题，谢导的电影竟有根有据的和地震扯上了关系。著名电影导演谢铁骊的夫人王遐聊起唐山地震发生后他们所遭遇的一段特殊经历时，真是感慨万千——
王遐说，唐山大地震发生时，正是“文化大革命”结束前夕，谢铁骊一家住在北影宿舍。地震前，她看见天边亮得不得了，正在不知道为什么时，当时住他们家楼上的北影行政处处长从二楼跑下来，大喊地震了，快出来!王遐一听，就赶快和谢铁骊及在家的小女儿跑了出来（那时别的孩子在部队当兵）。因为跑得太急，他们来不及穿外衣，只好披着毯子。当谢铁骊一家跑到院子时，看到好多人都聚集在那里。大家都不明白是怎么回事，地震了怎么没有预报？接着余震不断，家是不敢回去住了。第二天，人们就开始在院子里搭帐篷。但是帐篷既潮又有蚊子咬，还没有灯，很不方便。由于谢铁骊家住在一楼，觉得北京又不是地震中心，就决定还是回家住。他们知道住卧室有危险，厨房结构比较结实，就在那里用两张桌子拼起来睡觉用，桌子底下铺上草，准备有紧急情况就暂时钻到桌下躲避一下。
没想到这样一来却招来了麻烦。因为当时每个单位随时都要向上级报告抗震救灾的情况，当时的北影领导得知谢铁骊一家不睡抗震棚而睡在家中，便认为发现了重大问题，于是就在全厂职工大会上点名批评说，地震后组织上很关心大家，尽力保护每个人的安全，但是谢某人对抗组织的号召，带领全家住在厨房里，睡在饭桌上，这个行为是对抗党中央的，万一出了事故不就是把责任推到党中央身上，推到组织身上了吗？
这番话今天听起来简直让人啼笑皆非，不就是不住地震棚吗？和对抗党中央有什么关系？就连当时的群众也很不服气，有些同情谢导一家的人说，这有什么，不是正好不给组织添麻烦吗？倔强的谢导也对家人说，不理他，就睡在这儿。于是一家人仍然睡在饭桌上，领导一看谢铁骊“死不改悔”，就向上级报告说北影厂对上级组织的关心很感动，只有谢铁骊不听指挥，竟公然带领全家睡在厨房里。
其实，一个睡不睡抗震棚的普通问题被上纲上线是事出有因。在“文革”后期，谢铁骊拍摄了反映海岛女民兵成长历程的故事片《海霞》。《海霞》拍出来后，先是有人指责影片导演违背了文艺创作的“三突出”原则，后来又被认定为是文艺黑线的代表作。本来是创作问题，却卷入上层的重大斗争，有人劝谢铁骊给江青写封认罪书也许就免了灾难。虽然知道这些人是好心，但谢铁骊不明白究竟自己有什么罪？于是就是不写认罪书。最后他给邓小平同志写信，由他出面解决了《海霞》的问题。没想到不久后邓小平同志再次被打倒，谢铁骊被隔离起来，又让他交代给毛主席写信的情况。
当时，谢铁骊看透了那些逼他交代问题的人的用意。他们对主席的批示不敢怎么样，就想让谢铁骊把给主席的信公布出来，组织人进行批判，然后再往上报告。于是，谢铁骊就咬定了说一个字也想不起来，就是不写交代材料。
事情就僵持在这儿了。就在这时，发生了唐山大地震，那些惯于整人的领导也暂时顾不得《海霞》一事了，但是他们并没有忘记谢铁骊，总想着找点碴儿，这才发生了地震棚事件。后来，谢导为了应付对不住地震棚行为的检查治理，偶尔还要去地震棚住一下，但大部分时间都住在家里。
当震情缓解后，地震棚事件也似乎被淡忘了，但《海霞》事件又被提上议事日程。于是地震一结束，对谢导的批判又开始了。厂里开了无数次会议，中心议题是让谢导写检讨。谢导说自己眼睛不好，还是不理那一套。
由于谢铁骊的不配合，“四人帮”及其爪牙终于露出了狰狞的面目，他们决定在1976年10月12日开批判大会并宣布逮捕谢铁骊、钱江、王昆和李德伦。谢铁骊得到消息后非常平静，他对自己未来的险恶处境已有充分的心理准备。他想，被逮捕后的去处无非是两个地方：一个是北大荒，一个是秦城监狱，于是他从容不迫的开始在家里做准备。作为早就参加革命的红小鬼，十年内战的残酷环境都经过了，还在乎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