姐姐说，出发时，医疗队是带了许多食品和水的。但是一进入唐山市区，他们就把这些可以保障医疗队几天生存的东西全部分发给了沿途遇到的灾民。
姐姐的医疗队驻扎在凤凰山公园——这个美丽的名字我是从姐姐那里听说的。姐姐说，因为断水断电，为了保障灾民用水，又不至引起混乱，凤凰山公园惟一的一个湖被持枪的军人把守着不得擅自靠近。
姐姐的医疗队因为没有了水和食品，三天里没有吃任何东西，没有喝上一口水，每个人的嘴唇都干裂出血了。而且上边有规定，空投物品只能发给灾民，各救援单位不得动用。我无法想像，姐姐他们就是在几天不吃不喝的情况下开展救援工作的。
姐姐在唐山看到的一切，令她一辈子不能忘记。“太可怕了！地上到处躺的都是死人啊！”姐姐在向我们描述她看到的情景时用沉痛的语调说。姐姐亲眼看到，为了怕伤害还活着的遇险者，部队派去的战士们是用双手来作业的，而他们一点点从废墟里扒出来的，常常就是一具具已经停止了呼吸的尸体。有一个战士因为无法承受这种强烈的刺激而精神失常了，他在地上到处寻找着什么，嘴里不停地喊，“又挖到一个！又挖到一个！”
姐姐说，因为尸体太多，抢险人员不得不用铲车把遗体集中在一起，然后像掩埋垃圾一样处理那些遇难者遗体的。
四
地震摧毁了一座历史悠久的美丽的城市，也摧毁了无数个原本幸福的家庭。有几千名孩子顷刻之间成为了孤儿。
那座传说中曾经是凤凰飞过的地方，而今，人们听到的却是孤儿夜夜思母的悲啼。
远离灾难中心的我们，是听不到这些的。我们这伙知青，在穷乡僻壤间，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灾难仿佛真的是离我们太远了。
那个年代，好像除了政府组织的救援机构和物资外，还没有像今天这样，每遇灾难，从政府到民间，都会发起捐助。我只记得，有一次回家时，曾看到母亲在翻箱倒柜地搜寻衣物。母亲说，那么多人受灾，他们吃穿可怎么办啊？望着搜集的一堆东西，母亲直发愁，不知道该通过什么方式把它们送到灾民手里。
地震发生一个多月后，当人们已经渐渐快要忘记这场惊天浩劫时，又有小道消息传到我插队的村子，说是从唐山运来了好多孤儿到石家庄，大的十几岁，小的只有几个月。虽说消息不能确定，但是凭想像也可以肯定，死了那么多人，肯定会遗留下父母双亡的孩子。
果然，没多久，我就从当地报纸上看到了一条新闻，报道了在石家庄成立收留唐山孤儿的学校——育红学校一事。我惊讶地看到了一个熟悉的名字——董玉国，他曾是我母校的校长啊。这位在学生们眼中和蔼可亲、德高望重的老校长，从孤儿学校成立第一天起就担任育红学校的校长，直到多年后送走最后一个孩子，我在报纸上看过他和孩子们的亲切的合影。
据说，为了感谢党和政府对孩子们的关心，学校的学生们，全部起了新名字，用“党”做了姓氏，名字叫党育红、党育苗等等。
那时的中国，是属于第三世界国家，物质生活极度匮乏，但是，人们精神世界似乎却并不贫穷。人们对于国家和社会主义制度是高度信任的，从心底里认为，不管发生什么事，只要有党和政府在，那么无论天大的灾难都不在话下。我们虽然自己在农村一日三餐地啃着窝头咸菜，但却真诚地为唐山孤儿们高兴，在我们的想像中，如果这些孩子生在资本主义国家，肯定是要流落街头，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了。
五
唐山地震多年后，一部全景描写这场灾难的报告文学《唐山大地震》问世，把这场人们正在渐渐淡忘的灾难又推到了面前。作者钱钢用悲悯的文字和冷静的目光，客观描写了灾难前后发生的一切，把面对灾难时，人性的善恶，表现得淋漓尽致。文章发表后，人们争相阅读并开始反思，一时洛阳纸贵。
我是通过这部作品而了解了唐山地震许多幕后的故事，我想，很多中国人，也正是通过这部作品而第一次知道了什么是“灾难文学”。
相对于这部气势庞大的作品，另外一篇只有一千多字的短文，也深深地刻在了我的记忆里。
这篇文章题为《一张生命的车票》，是一个妻子在地震20年后写下的。
地震降临时，这位妻子是一个结婚刚四天的新娘，她和丈夫准备第二天去北戴河旅游，两张车票已经买好，就放在床头柜上。
但是，灾难突然袭击了他们。
地震发生时，妻子和丈夫都被埋在了瓦砾堆里。妻子完好无损，但是，因为恐惧，她一直不停地哭泣。丈夫受了伤，但因为黑暗，妻子看不到丈夫伤在哪里。
时间一点点过去，因为恐惧和饥渴，妻子感觉生命正在远离他们。丈夫就开始安慰妻子，说了许多故事和笑话。又为她描述北戴河美丽的海滨风光，讲西双版纳的泼水节，又说长沙的橘子洲头那满树满枝的橘子。
妻子在丈夫的鼓励下，感觉浑身有了力量，开始充满了信心。
三天后，他们被救援人员找到。妻子才发现，丈夫半边身体已经全部被砸成了肉泥，当一抹光线照耀进来时，他却笑着走了。他用坚强的毅力和深沉的爱恋，给了一个妻子最后的抚慰。
这篇短文曾经让我在很长时间里思考过，当灾难发生时，人应该具有哪种品质，才可以最终拯救他人和我们自己。
六
唐山地震发生十年之后，我得到一次去唐山公差的机会。我可以说是怀着一种好奇心走进这座城市的。我想知道，这座劫后余生的城市，究竟以一种什么样的面目展现在世人面前。
因为有姐姐前边的描述，我第一个去寻找的地方就是凤凰山公园。我沿着园中那座碧波荡漾的湖，缓缓地走了一圈，想像着当年这片湖水是如何救了无数唐山人的生命。我还登上了位于公园中央的那个凉亭，俯瞰过这座在一片废墟上建立起来的朝气蓬勃的新城市。
整个唐山市，已经完全看不到一点旧日的影子，它好像是在一片白纸上凭空建立起来的一样，一切都是新的，新的街道，新的楼房，连沿路的树木也透着一派新绿。据说为了避开地震带，新的城市并不完全是在旧址上建造的。按照当地人的指点，我到一处旧城遗址去看了一下，好像也只是看到了保留下来的不多的几段断壁残垣。使人已经想像不出，就是这座城市的地下，掩埋着几十万人的白骨。
走在街上，几乎看不到什么高层建筑。当然，那时的城市建设还不像今天这样流行高层建筑。每个从我身边走过的市民，表情都是轻松愉快的。幸运地逃离了灾难的他们，如今平静安详地生活在一座新城里。
我曾经想向陪同的朋友探问一下他们当年的遭遇，但下了几次决心，也终是没有敢开口。我想，那必定是一块沉痛的伤疤，不能轻易揭开的。
离开唐山前，我特意跑到唐山抗震纪念碑前照了张相，留下了我对这个城市的最后一点记忆。
战友催我去地震部门报到
卢祯
一天，在北京市海淀区退伍军人安置办公室工作的同学兴奋地告诉我，北京市地震队政工组要一个退伍军人搞宣传，已看了我的档案，希望我能去。我不同意。同学急了，说：现在地震形势这么紧张，咱们得有一个人了解地震消息，这么好的机会决不能放弃！以后的几天，凡是认识我的人都纷纷来电话，力劝我去地震队，而理由也出奇的一致：“咱们有人在地震部门，心里多少有点儿底。”
1976年，在我们这一代人的记忆里，是大悲大喜的一年。翻开那一年的日记，前九个月里，几乎记满了沉重的叹息。先是年初敬爱的周总理去世，接着，“四人帮”加快了反党夺权的步伐，将广大群众清明节在天安门悼念周总理的自发行为定性为“四·五”天安门反革命事件，进行残酷镇压。不久，朱老总、毛主席又相继离开了我们，每一个正直的中国人心里都沉甸甸的，不知前途何在。而7月发生的唐山大地震，更成为留在人们心中永远的痛。
那一年，我正在湖北十堰大山里的铁道兵部队服役。说来也怪，那段时间的气候格外异常，年前已入冬，我们营房后面的梨树却突然开了花，当地的老乡们说从未见过，纷纷跑来看热闹。转年快到清明了，却又飘起了鹅毛大雪，眨眼间，山山岭岭便一片洁白。接着的一个多月，天冷无比，直到过了“五一”，我们这些年轻人才脱了棉衣。紧随其后的几个月，又是奇热，人即使坐着不动，也是大汗淋漓；晚上躺在凉席上，汗顺着身体往下流，一会儿工夫，席子上就会出现一个湿漉漉的人形。
7月底，我正在病房值班，另一名家在北京的战友跑来告诉我唐山地震了，北京、天津都有损失，我一听就急了，不知道该怎么办。那时通信交通还很落后，和家里通一次信要半个多月的时间，何况这种特殊时期呢。我们商量后，决定请假去邮局给家里拍电报问问情况。好容易盼到“八一”放假，我们心急火燎地赶到邮局，得到的消息却是往北京的电报发不了，什么时候通还不知道。这种情况更加剧了我们的不安。无奈，只得回去，在忐忑中等待消息。
我所在的卫生队还有几位河北乐亭的老兵，那儿是重灾区，他们的心情更是可想而知。那一段时间，大家见了面，都是相互询问家里的情况，相互安慰，其他同志，包括一些平时有些意见的同志，也从不同渠道帮助打听消息，并争着多做工作，以减轻我们心理的负担。人与人之间的感情，由于自然灾害的降临而显得格外亲密。
8月6日，我终于收到了父母托人带来的写于“防震小棚”的家书，讲了北京地震的情况，告诉我家里一切都好，只是不敢住在楼里，而是借宿到别人家在外面空地上搭的小棚里。虽然为父母那么大年纪还得过这种提心吊胆的日子难过，但知道一家平安，悬了多日的心总算踏实了。全队的人都为我高兴，父母的来信，也被家在灾区的战友们传看得几乎成了碎片。
不久，几位乐亭老兵也都陆续收到家里的来信，基本上所有人家的房子都倒了，所幸亲属没有受到大的损伤，只有我们卫生队长家里一直没有消息，一种不祥的感觉笼罩在人们心头。那天，听通信员说队长收到信了，我急忙往他家里赶。队长不在，我问他女儿，说不知道。我猜想一定出了问题，但整整一天一夜，谁也不知道队长究竟去了哪里。第二天一早，人们见到了队长，这位1966年入伍的老兵，眼窝深陷，面容憔悴。经打听我们才知道，他的内弟7月27日去唐山结婚，28日凌晨，与新婚妻子及家人全部死于那场地震。
队长的内弟基本上是由队长夫妻带大的，就在我们旁边的部队服役，几乎每个星期天都来姐姐姐夫家。我们这帮女兵嘴馋，也常去队长家混吃混喝，一来二去都玩得极熟。7月下旬，他来卫生队说要探家，大家还和他开玩笑呢，谁知短短几天工夫，却已是阴阳两隔了。这是我第一次面对一个我熟悉的人的死亡，当时的心情难以用笔墨形容。在我写这篇文章的时候，那个年轻、英俊、充满活力的生命又一次浮现在眼前，仍是那样栩栩如生。
从7月底开始，为支援灾区，部队和周围的工厂便停了电。我们值夜班都是点油灯，如有重病号，就自己发电，那真是一段黑暗的日子，犹如人们的心情。
9月，我中途退伍回到北京。虽然老百姓仍然一如既往地过日子，但市场供应极为贫乏，街上乱糟糟的，到处都是搭建的抗震棚，人心惶惶。9月25日已吃过晚饭，几位叔叔伯伯正在我家和父母悄悄议论“四人帮”的问题，突然，楼房好像晃动了一下，我感觉仿佛坐小船似的轻微颠簸，瞬时间楼下已乱作一团，只听得爹唤女、儿喊娘，慌乱的脚步声、门窗的撞击声不绝于耳。我拉着父母急忙下了楼，人们正在相互打听着消息，但是除了道听途说和猜测，什么信息也没有。在外面游荡到了深夜，才敢回家，父母嘱咐不要脱衣服，一家人就这样坐到天亮。
以后，地震形势好像越来越紧张。一点风吹草动都会引来一片混乱，各种小道消息传得人们惶恐不安。11月，妹妹单位传达上级精神，说三天内将有5级左右地震，我不相信，跑出去到处打听消息，结果说法都差不多。一些有防震棚的人家已搬到棚子里去住了，没有的，当晚也都抱着大衣站在楼下不敢回家。第二天，父亲所在的单位给老同志发了军用帐篷，让各家都住到帐篷里去，这更增添了紧张的气氛。更糟糕的是，由于父亲还是“走资派”没有解放，帐篷没有我们家的，想搭抗震棚又没有材料。父母忧心忡忡，一个劲儿地唉声叹气。虽然一些老战友让到他们家的帐篷里去过夜。但父母都是自尊心极强的人，这种生活使他们尴尬难堪。一家人经过商量，决定不给别人添麻烦，就住在家里，用妈妈的话说“死也死在一起”。那些天，我们一家人晚上都是轮流值班，稍有动静 ，便赶紧把大家叫醒往楼下跑，如今想起，真是不堪回首。
真要感谢住在我们对门的工人李叔叔，他当时在铁道兵司令部负责管理首长的公务列车，看到我们家的境遇，主动提出让我们一家住到公务车上去。那些车长期停在呼家楼的车厂里，一旦首长使用，随时可以开出。那一段时间，我们一家每天吃过晚饭，就坐公交车从东直门外的家里到呼家楼停车场，穿过纵横交错的铁路，登上公务车，睡在列车里。为不影响列车的随时使用，给李叔叔带来不必要的麻烦，每天天不亮，我们就急忙起床打扫整理车厢，匆匆离去。虽然奔波劳碌，但总是感觉安全了，心里也踏实了一些。
这期间，我一直在等待分配工作。去看了几个单位都不是很满意。一天，在海淀区退伍军人安置办公室工作的同学紧急通知我速去安办，他兴奋地告诉我，北京市地震队政工组要一个退伍军人搞宣传，已看了我的档案，希望我能去。我一听急忙摇手，坚决不同意。因为我在部队一直从事卫生工作，根本不懂什么政工。同学急了，说：现在地震形势这么紧张，咱们得有一个人了解地震消息，这么好的机会决不能放弃！我很为难，又不好意思拒绝，只得答应考虑考虑。以后的几天，凡是认识我的人都纷纷来电话，力劝我去地震队，而理由也出奇的一致：“咱们有人在地震部门，心里多少有点儿底”。几经思想斗争，我虽然心里并不喜欢管理工作，但为了朋友们的友情与希望，最终还是去地震队报了到，从此与地震结了缘。
转眼30年过去了，如今回忆往事，当年的焦急、恐慌、沉重、无奈的心情仍然记忆犹新。我多希望，随着防震减灾三大工作体系的逐步完善，那场大震灾的悲剧不要重演。
1976，云南逸事
杨浪
那年7月28日的唐山地震我们是从广播里听说的。开始，因为没有任何关于震级、灾情的公开报道，再加上刚刚经过云南地震和头一年报道过的辽宁海城地震，我们对地震的信息有些麻木，完全没有感受到那场地震的震撼。
1976年是一个多事的年头。那一年，我们在驻守云南的部队里。论军龄，到1976年初我们已经是入伍6年的“老兵”了，不过因为参军的时候年龄小，这时也不过20出头。我们所在的是一个训练通讯技术人员的部队，部队首长很喜欢这帮思想活跃、技术也都不错的“北京兵”。尽管先后有不少复员退伍，但是当年一起到部队的“北京老乡”有一百多个，到这时，还有十几个仍在部队，而且已经是各个分队的骨干了。 因为是北京人，这一年在北京出的事大家都格外关心。年初，从周总理去世，到天安门广场的“四·五”事件，除了公开的媒体做出的报道，免不了有家里传来的种种相反的消息，私下里大家都在悄悄地议论，只是部队里训练繁忙而且有严格的纪律，大家的精力只能放在工作上。那年的夏初，部队里的学员依惯例下到各个边防分区的通信部队实习。
记得刚下去不久，就发生了云南龙陵地震。1976年5月29日，云南省西部的龙陵县先后发生了两次7.4级的强烈地震。龙陵、施甸和潞西等县受到不同程度的破坏，其中尤以龙陵县的镇安、朝阳、勐冒、平达等16个公社受灾最严重。震区所在的云南德宏分区正有我们的实习学员，很快部队知道了他们所在的边防团驻地地震影响较小，大家也就放了心。6月，部队长要去巡视学员的实习情况，我作为大队部的文书随行，就这样来到了云南震区。
此行沿着云南边疆走了1800公里。我们从昆明经楚雄、下关先到怒江军分区所在的六库。工作后再经保山抵达德宏军分区。离震区远的地方，震情还不明显，吉普车行走在澜沧江和怒江大峡谷边，偶尔看到远山上有滑坡的现象。不过这一带本来就是喜马拉雅地震带向南拐弯后的南延部分，地质构造致使地壳运动强烈，褶皱和断裂十分发育，看到滑坡的痕迹也不算奇怪。进入德宏附近大约是６月上旬，这时公路两边山体的滑坡就明显严重，但是在村寨比较分散的山区，并没有直接看到倒塌的房屋，倒是公路上不时有拉送救灾物资的车队，让我们感到了灾区的气氛。
我们下榻在军分区招待所临时搭建的帐篷里。因为是军区直属部队下来的，边防部队的同志对我们十分热情，一来就告诉我们，这个帐篷是刚刚离开的中央慰问团住过的，应该算是这里最好的居住条件了。
云南地震发生之后，中共中央发来了慰问电，并派来由当时的副总理吴桂贤率领的中央慰问团。由于当时余震不断，其中5级以上的余震就有18次，所以部队都住在露天，能够有宽敞的大帐篷，实在是上宾待遇了。当晚，我、驾驶员和部队长同居一帐，因为旅途劳累，一夜未醒。早上起来，驾驶员说起昨晚有两次余震，我和部队长都未察觉。印象深的倒是那顿早餐的大米粥，那米粒不但晶莹细长，居然是有些绿盈盈的！一问知是著名的“遮放大米”，刚刚招待中央慰问团，我们也跟着享用了。
据文献记载，龙陵地震造成84人死亡，1742人受伤，各类损失2亿元。但是由于我们主要是在边防团区所在的附近村寨走访，这里的建筑以干栏式竹楼为主，所以人员和建筑都没有因为地震有太大的损失。
6月中下旬，我们“巡视”到澜沧军分区所在的云南孟连县，这里与缅甸接壤，对面就是当年缅共武装的“东北军区”机关所在地。那一年，对面正闹“鼠灾”，公路上时或能见到面色藜黑衣衫褴褛的缅甸灾民，言谈里，佤族老乡对“鼠灾”几乎谈虎色变，似乎那家伙闹起灾害来，比起战火来也毫不逊色。只是我没有亲见“鼠灾”的现场，只有记忆里的这些印象，知道有此一“灾”。
那年7月28日的唐山地震我们是从广播里听说的。开始，因为没有任何关于震级、灾情的公开报道，再加上刚刚经过云南地震和头一年报道过的辽宁海城地震，我们对地震的信息有些麻木，完全没有感受到那场地震的震撼。1976年8月，在云南小山沟里的部队，我们刚刚结业了一批学员，准备着下一批的训练任务。在训练部队，也有一个小小的暑假一样的放松时期，正是我们这帮“北京兵”们可以抽空玩一玩的时候。
渐渐地，唐山的“震波”传过来了：先是家里传来北京气氛紧张，全城在搭地震棚的消息；紧跟着，我们身边的一个天津籍战士家里出事了：那个天津兵姓曹，我们都叫他小曹。原来是军区体工队招来专业打排球的兵，我们经常开玩笑地管他们叫“球兵”。我们的部队长是个狂热的篮球爱好者，一手操办了我们部队篮球队的成立，而且主力就是我们几个北京兵。那年正赶上军区体工大队的排球队整编，把刚入伍不久的小曹他们几个小伙子“整”下来了，部队长毫不犹豫地把他们纳入囊中。有了这样几个人高马大的生力军，我们部队的篮球队也不断地捷报频传战果辉煌。这里面就有小曹的一份功劳：他本来是打排球二传的，所以思路敏捷，身手灵活；改打篮球以后依然触类旁通，再加上他是左手，正好补在我们原来较弱的左前锋位置，没多久就成了我们球队出场阵容中的绝对主力。
这一天，我们又要和驻地附近的阳宗海电厂进行友谊比赛。电厂球队历来是我们的手下败将，不过两家关系很好，因此没有别人比赛的时候也经常和他们练兵。那天正要出发的时候，通讯员小赵举着一封电报跑过来交给小曹，小曹接过来立即脸色大变。这些天大家已经知道了唐山地震的消息，也知道天津受到波及。可是小曹家里一直没有给他来信。说起这些来，小曹一直惴惴不安，大家还在不时宽慰他。这封电报里只说是“家里出事了”，要小曹马上回家。
比赛之前，大家都知道小曹家里出事了的消息。顿时有些乱，有的说，你马上收拾收拾，先准备一下；有的说，干脆这场球也不打了；小曹则急得脸色煞白。说话的时候已经到了球场，这时球场边已经聚集了许多来看球的观众，情急之中还是我拿的主意：先把球打完再说。 那场球是我吹的裁判。要说小曹也真是一个好兵，我看见他依然打得格外认真卖力，场上的人也多少有些下意识地多给他喂球，使他那个“131”阵型中的底线“1”打出不少漂亮的配合，结果自然是我们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