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个还不如菜窖顺眼的抗震棚我们一天也没住，真庆幸“狼”一直没来，就是来了那里也无法栖身——几场秋雨过后，棚底积了半尺多深的水。
接下来的发生的时事让全国民众始料不及：9月9日毛泽东主席逝世，10月6日四人帮垮台，一件件接踵而来的国家大事使沸腾了几十天的地震巨波平息下来。记不准爸爸是什么时候回家的，但起码是在政府下令拆除抗震棚之后。当时抗震棚清除得很不彻底，特别是我们楼房附近那些住平房的人家，都借机以自家抗震棚为基础拓展了居住面积。直到北京举办亚运会全市大整容，我们那片紧靠通往北京体育大学马路的宿舍区才又清爽起来。不过有两点明显变化，一是在80年代初终于对这几幢建于大跃进年代的公寓楼进行了抗震加固，楼体像被箍住了几条绷带，不美观却不无抗震的提示；再就是楼道里不再摆放自行车，即使是在自行车被盗案件频繁发生的年月。据说是因为地震时有人向外跑时被楼道里躺倒的自行车绊倒拐了脚，从此便有了这条“军规”。
随着北京2008年奥运会的临近，我们那年近半百宿舍楼小区愈发注重仪表，自行车都自觉地排列在车棚内，而我却依然不无忧虑：越来越多的私家轿车几乎占满了楼外空地，连楼间花池旁的马路通道也成了固定车位。居委会三令五申强调那里是消防通道必须畅通，可情况依旧。我猜想，那汽车的主人一定很年轻，年轻到生命中完全没有那场大地震的经历和记忆。似水流年30载，我18岁时的记忆已不再年轻。有时心中会掠过些许不安和无奈：倘若再发生30年前大地剧烈震颤的一幕，人们将去何处避险？
那个深嵌在记忆中的夏天
李彦
有一天，我和爸爸妈妈到了天安门广场，被眼前的景象惊呆了：广场上到处是人，到处是抗震棚。人们在各自的棚里进进出出，或席地而坐，或打牌，或抽烟聊天，或看书，干什么的都有，那景象也许永远不会再有。
1976年7月28日，成为中国人民心中永远抹不去的一个记忆永恒的日子——中国唐山地震，是中国历史上、也是400多年来世界地震史中最悲惨的一次。那年我刚刚上初二，从来没有经历过天灾人祸，这次终于知道了什么叫做地动山摇。
1976年的夏天是一个极其闷热的夏天，后来想想从来没有经历过那么闷的夏天。天气闷得快要让人窒息，周围的空气密不透风，稠密得好像没有一个能撕开的、让人呼吸畅快的开口。那些天，人们手不离扇，握在手里的手绢总是潮乎乎的，人们盼着下雨，或者刮点小风。可是那几天没有刮风的征兆，也没有任何下雨的迹象，知了都懒得在树梢上鸣叫。每天看到的天空，不是湛蓝高远的，也不是灰暗的，而是懒洋洋的朦朦的感觉。
我家当时住在北京的东总部胡同，那条街全是平房，只有胡同西头民主人士史良家的房子是三四层的小高楼，楼顶有点哥特式建筑风格。我家的院子在胡同的东部，属于人民出版社宿舍，这个大院的一侧排列出5个小院，每个小院南北各有一房，各居1家，小院的木门有两人宽，门上有老式的石砖砌的门垛。据老人说，当年日本鬼子占领北平时，这个小院住过日本团级指挥官。
地震发生的前一天晚上，像往常一样，我们一家在闲聊之后各自上床睡觉。半夜里，酣睡中突然听到远处滚滚而来的呜呜隆隆的响声，由远而近，声音越来越大，仿佛是在梦中。接着床在晃，玻璃哗哗作响，我突然醒了，但不知道是何种东西发出的声音，躺在身边的妈妈突然大声喊了起来：“地震了，地震了，快起来，快跑出去！”爸爸起来了，哥哥也醒了，黑暗中每个人慌慌张张穿好衣服跑出了家门。邻居也跑出来了，两家人慌张中都想从小院的小门缝中夺路而逃，妈妈镇定地对家人叫道：“让他们先出去！”人挨人顺序地从小院的小门跑出去，这时大地还在晃动，小院门上的门垛被震得松动，一块砖头和一些渣土被震得掉下来，幸亏没砸到人。等我们全家跑出来的时候，邻居家也都从一个个小院的小门里跑出来，大家聚集到大院门口不足20平方米的空地上，空地的一边是只有一人多高的矮墙，看起来很安全。大人们紧张地互相打着招呼：“地震了！”“地震了!”我站在妈妈身边，浑身紧张地哆嗦着，看着跑出来的邻居家阿姨和阿姨家的女孩们，她们也都浑身哆嗦着，每个人都穿得很单薄，有的是穿着睡衣睡裤，有的边跑出来边穿上衣，每个人的眼神里透着紧张和不知所措，其中一个女孩把衣服穿反了。大家议论着、埋怨着：“哪里地震了？”“怎么没有人通知大家？多危险呀。”“毛主席他们知道不知道？”“看样子这地震小不了，比那年邢台地震还强烈，怎么就没人管呢？”……
仰头望着昏暗一片的天空，从那呜呜隆隆的声音传过来的方向——东方，望过去，反应最快、最先跑出来的邻居指着东方，告诉大家：“刚才那边特别亮，半个天空都被照亮了。”当人们都从屋子里跑出来以后，那隆隆的声音已经没有了。
人们站在大院里低声地交头接耳，呆了有10多分钟不见再有什么动静，就走出大院来到胡同，胡同里的每家院子门口都聚集着人群，三三两两，谈论着刚刚发生的地震。一会儿，天下起了淅淅沥沥的小雨，紧张之余，人们似乎有点儿高兴，终于可以凉快一点儿了。但是天上掉下来的雨滴似乎并没有让闷热的空气刷洗出丝丝凉意，空气还是那么闷热。雨不停地下，好像没有了尽头。人们提心吊胆地纷纷回到各自的家中等待天亮。
谁知凌晨的时候又开始震了，大家又都跑出屋子。经过第二次折腾，这一夜怕是谁也睡不着了，大家议论着、等待着……我们院里一个叔叔是人民出版社的副社长，只有他家有电话，大家都特别想从他那里听什么消息。他说他给领导打过电话了，到目前为止大家都不知道更加确切的有关地震的消息。
天蒙蒙亮的时候，我跟着父母回到自己的家，妈妈发现屋子的西墙被震裂了，从房顶上掉下来好些灰土和碎石块。爸爸到院子外面察看西墙的破坏程度，果然在西山墙的顶部裂开了一道长长的缝隙，横穿整个西墙。
地震的第二天，广播里传来新华社消息：1976年7月28日中国北京时间3时42分，在河北省唐山市发生强烈地震。几天以后新华社再次向全世界发布了经过核定的地震震级：78级,具体位置，东经1182度、北纬396度……
之后，人们才陆续从各种渠道获知，此次地震在距地面11公里深处的地球外壳，比日本广岛爆炸的原子弹强烈近千倍。地震仅仅几秒钟后，唐山被夷为废墟，民房几乎全部倒塌或受到严重破坏，24万多人死亡，16万多人受重伤……地震罹难场面惨烈之极，为世界罕见。
地震发生后的当天早上，副社长叔叔告诉大家，他打电话跟单位的领导商量地震后的情况，最后决定派单位的卡车分别到每个宿舍大院。上午单位开来了一辆带篷的卡车停靠在大院门口，上面铺有草席，于是大院里的大人们暂时规定每天晚上让老人、妇女和孩子挤睡在车上，以防地震再次发生。从地震那天起，大人们都不上班了。
我们大院的斜对面是1950年代出版总署的办公地，那是一座古旧的阔绰老宅，清朝时是某亲王的王府，红墙琉璃瓦，很有气势。它的门口有一个很宽阔的门廊，可以遮风挡雨，遮阳避日。因为宿舍就只有一辆卡车，能在车上过夜的人非常少，而且受拘束，晚上我跟着妈妈和哥哥，还有附近的很多邻居就聚集在老出版总署的大门口，大家各自找个角落或坐或卧在那里休息。大约半夜过后，正在半睡眠中，忽然听见一群嘈杂的吵嚷声从大院里面传出来，接着有士兵模样的一群人慌慌张张从里面跑出来，他们大声喊着：“地震了！地震了！”这下把门口睡着的人给吵醒了，大家都紧张地站起来，因为此前我们都没有感觉到任何动静，门口的人问从门里跑出来的人：“哪儿地震了？”“哎，怎么又震了！”他们其中一个说：“我看到屋顶的灯在晃！”大家四下望望，听听，看胡同远处的人安然地坐在椅子上或者躺在床上休息，就有人小声说：“怕是被昨天的地震给震慌了吧。”那群当兵的看看周围真的没什么动静，就一个接一个回到了大门里。但是这次他们的大门没有像往常一样紧紧关闭，而是大大方方地打开了。趁这个机会，我们很多人就有机会看看里面的景致，还有人悄悄溜进去看个究竟，他们回来说里面好大，像北海的后花园，还有回廊呢。后来我发现，我们那条胡同的几乎每个大院都是四门大敞。
我们院的老人、小孩在卡车上睡了大约三五天，因为人多，大家互相挤着，每天都是人困马乏一副疲惫的样子。第三天，出版社的卡车又开来了，车上载着木桩、木板、苫布、塑料布、钉子、大锤、草席，让大家一起动手在老出版总署前的一块空地上搭建抗震棚。那时大人们都不上班了，单位每天就留值班的人看守。父亲在单位里当个部门小官，有时候一星期要去单位值班一两次。
我们院一共7户人家，30多口人，男男女女齐动手，一天多的时间就把抗震棚建好了。头几天，大家还不愿意住在外面，因为太不方便了，后来又发生了几次小的余震，为了避险，大家都纷纷搬出来住。记得我们院只有一个年轻小伙子一直坚持住在自己的家里。
在我们院搭建抗震棚的时候，胡同里的许多户人家也都纷纷找安全的空地搭建抗震棚，不到几天的时间，胡同里看似安全的地方全给占满了。住在更小胡同里的人家，只能在自己家门口外搭更简陋的棚子。白天活动的区域其实也就是家里、门口、胡同……没有地方搭抗震棚的就只好到外面找更大的空地，这空地就扩展到长安大街上，再后来扩展到了天安门广场。而且抗震棚越搭越好看，越建越精致，有的讲究的抗震棚跟最初简陋粗糙的相比，简直是天壤之别。再到了后期，抗震棚越建越高级，有的人家索性借机在自家的门口盖小房子接出一间半间。当然这是后话。
我们胡同里只有几个大户人家没有在外面搭棚，而且他们的大门是关着的。胡同西头的史良家，自从地震之后，她家大院的门紧闭，好像只有看门的人在。胡同中部住着人口学家马寅初一家，是一所占半条街的老宅，他们在自家的小院里搭建了抗震棚。胡同东头一座高台阶的古旧宅院住着当时高级法院院长黄火青，他们也在自家的小院里搭建了抗震棚。
哥哥在地震之后的第二天晚上就和胡同里三两个同学结伴，到建国门外的国际俱乐部（现在是一家豪华咖啡厅）前的空地上找自己的地盘，他们几个人不知从哪儿找来了大开张的牛皮纸，铺在地上一部分，盖在身上一部分，每天晚上都在那里过夜。那里因为地方开阔安全，聚集的人也很多，大家每天晚上天南海北地聊，交流各自在白天得来的信息，聊累了倒头就睡。第二天自然醒来，没有任何人管，非常自由自在。有时候哥哥不回家，妈妈事先给他一些钱，他就买汽水和面包，权当一顿饭。那时汽水和面包都成了紧俏货。哥哥每次回来的时候都能给我们讲好多新闻，说大街上小巷里到处搭的都是简易抗震棚，甚至在长安街上也到处是抗震棚。
晚上没事的时候我经常和爸爸妈妈出去散步，我们家离长安街非常近，穿过贡院西街，就是现在建国门立交桥附近的长安大戏院，那是原来是一片平房，平房前是一块非常宽阔的空地，开始在那块空地上仅有附近的居民稀稀落落地搭建几个小小的抗震棚，后来没过几天，晚上再出来散步，那一片空地全给占满了，而且有的抗震棚搭在马路边上。
晚上，长安街上到处是人，仿佛在大街上给人的感觉最安全。有一天，我和爸爸妈妈到了天安门广场，被眼前的景象惊呆了：广场上到处是人，到处是抗震棚。这可是在人们心目中非常庄严的地方。人们在各自的棚里进进出出，或席地而坐，或打牌，或抽烟聊天，或看书，干什么的都有，有的抗震棚搭建得跟现在所见到的野外宿营帐篷似的，那景象也许永远不会再有，宽阔的广场给人的感觉真是太安全了。哥哥对我说：“这景象将来恐怕你一辈子都不会再见到，记住吧。”现在30年过去，想起哥哥说过的话，真的是这样，天安门广场的那种景观只有在唐山大地震发生之后才可能有的。
那段日子正好是放暑假，白天大人们忙着搭简易的抗震棚，我照常负责给家里买菜。后来我发觉从地震那天起，一直持续到一个多月，在北京买菜是件挺烦人的事，首先是菜少了，品种少了，排队的人多了，每天为了买菜都要排一个多小时的队。那时蔬菜的种类不多，但很便宜。因为青菜少，所以咸菜就卖得特别火，咸疙瘩皮炒黄豆成了各家饭桌上的常客。我们家以往很少吃咸菜疙瘩，这时也常常吃，妈妈发明的把咸菜和茄子切成丝炒在一起，倒也蛮好吃的。因为菜少，吃饭的时候，家人谦让着能少吃一口菜就少吃一口。
抗震棚建好了，每天的生活好像恢复了正常，大人们还是不上班，因为还没有接到单位的通知。每天早上人们从抗震棚里爬出来，回到自家的小院洗漱吃早饭，一天的时间不是在外面玩就是在家里提心吊胆地找些事做，到了中午把小木桌抬到院子里吃中午饭，各家都是这样，晚上也如此。每天白天妈妈照顾家里的一天三顿饭，负责采买食物、整理房间，爸爸则不是忙单位的事，就是忙院子里的事。晚上大人们聚在一起聊天，会打牌的十六七岁到二十来岁的半大小子聚在一起打扑克。我不会打牌，每天就成了牌桌的忠实看客。
这样的日子大约过了两三个星期，天渐渐凉起来，地震也不见得有什么动静，人们开始慢慢回到各自的家中睡觉。住在抗震棚的人一天少似一天。但是回家睡觉也不放心，生怕又来一次强烈地震，单位就号召职工在自己的家里搭抗震棚。爸爸用单位发的硬度极强的纸芯做支架，纸芯中间是空心，可以将床的四根支柱插进去，然后在屋子的一角将床架起来，等于给床穿了一个高跷，然后在床的下面铺上木板，中间的高度不到一人高，晚上进去睡觉的时候要弯着腰进去，弯着腰爬出来。我们家的一个亲戚住高楼，这时为了安全求助到我们家，于是爸爸和妈妈在外屋给他们也搭了一个高架床，他们住了半个月左右，后来看看真的没什么动静了，就搬走了。
暑假快过去了，学校好像也没有要开学的意思，倒是让同学通知我去参加劳动。我们班被分成几个组，每个组跟街道上的修房队打小工，每天早上8点上班，帮着搬砖头，倒脏土。趁这个机会我就进到了平常不可能进的院子，有的院子结构很好，砖瓦看起来还足够结实，有的则房屋破旧不堪，然而里面却住满了人家。
我们家的西墙被震出的一道裂缝，从里面经常往下掉渣土。记得后来在修缮时，人民出版社组成数支修房队给职工修房。轮到修我们家房的时候，大出版家范用老先生也来了，他那时属于靠边站的人物，看起来40多岁的模样，穿一身破旧的蓝布衣裤，人偏瘦，脸上没有任何表情，手脚麻利地爬上脚手架，手提着装有和好水泥的小桶在山墙上面涂抹，动作蛮利落的。这情景又使我想起60年代末70年代初我跟随父母到湖北文化部五七干校看到大人们劳动的情景。
眼看着搬砖、运渣土的工作基本上结束，我们也开学了，爸爸妈妈的工作也早已恢复了正常，每天都是朝九晚五，生活恢复了往日的平静。但在这平静中也暗暗地散布着各种小道消息，种种传闻特别多。
有意思的是，那时候地震虽然把大家生活搞得有些狼狈，但人心都很安定，知道政府是要管人民的，大家一门心思防地震，社会上更是安定，那时大街小巷，关着大门的人家很少，都是四门大敞。那时候好像没有了小偷，没有了盗窃，没有丢东西的事情发生，人与人之间团结互助，很少吵架。
唐山大地震虽然过去30年了，但至今在人们的记忆中是永不磨灭的。回想当时的生活情景，仍历历在目。但愿这样的灾难不会再降临到我们头上。
大地震在中科院激起测震潮
张鹏翔
唐山大地震之后，在研究所云集的中国科学院里，地震研究被其实仍然是外行的所谓科学家们如火如荼地开展着，一些其他工作暂时停止了。
睡得迷迷糊糊的我突然被摇醒了，我听见床在嘎嘎地响，房子也在不停的晃动。从未听过的巨大响声沉闷而让人恐怖。我朦胧地意识到是发生地震了。邢台地震时，我在山西，曾在屋外睡过；也听说过有关海城地震的事，那时都说地震能预报，这次怎么一点没有听说呢？管不了那么多了，我立刻叫醒孩子、妻子。房子还在摇动，现在不能往楼上跑，听说房顶的小烟囱，最容易被震垮，摇动中的坠落物最容易伤人，尤其是跑得最快的人。我让三岁的儿子赶紧躲在缝纫机的下面，让大一点的女儿赶紧钻到床下面去。我告诉他们地震了，不要慌。小小的房间里，大人没有地方躲藏，只能是等着听天由命了！这时我想起我的侄子，他是来探亲的，由于家里房子小，只能寄住在同事的家里。此时，我的心似乎提到了喉咙，“他怎么样了，他住的那个楼没问题吧？”
当时我们一家四口人，住在北京中关村科学院的宿舍区六十四楼上一间12平方米的小屋里，那个年代算是可以的了。四楼顶屋的这个单元共住了三家人，与我家住在同一单元的两家邻居一家是科仪厂的工程师，三代七口人住一个套间，不到30平米；另一家是所里的老师傅，四口人住一间大点的朝南带凉台的屋子。三家人挤住在一个单元，厨房、厕所、门厅加起来不过十多个平方米，六七平米的厨房里放了三个蜂窝煤的炉子，再加上水池，平时洗菜都要排队。真的是比姜昆相声里说的还拥挤：炒菜锅上面凉尿布，做饭时要转个身都得先喊“一、二、三”。厕所里和过道里都堆着各家备用的蜂窝煤。我们算是年轻人，作为后住进来的“小字辈”，有点日常用品也只能塞在屋子里。好在那是革命的年代，大家都是无产阶级，没有什么大件的财产。地震来了，小孩子钻到床下是惟一的选择。
当我安排好女儿、儿子时，床不摇了，屋子也不晃了，初始的最强的地震波从这里通过了。我和妻子愣愣地站在屋子中间不知道下面还会发生什么，心中却七上八下，忧心忡忡：还会来第二波强震吗？地壳的挤压、运动就这么一下子完成了？红砖的楼房经过那么强的摇晃裂了吗，会垮吗？深更半夜地若跑到外面去住，小孩子怎么办？这时，我灵机一动，突然想到了研究所。听说那大楼是防原子爆炸的，外墙有半米厚，关键的部位都还有加固。对，到所里去。地震如果再强，我们就认命了，与研究所同归于尽；余震不强的话那里恐怕是最安全的。再说，这同时也是对国家财产、研究设备的关心。我和妻子很快达成了一致，在第一波震动平息后不久，便带着满脸惊恐的孩子们匆匆离开六十四楼，奔向研究所。此时，中关村楼群的空地间、街道上已经有不少从楼内逃出来的人群，半明半暗的空间里不时传来呼喊的声音，有找孩子的，有议论地震的：“震中在哪里？那里的人可是倒霉了，肯定会死不少人的了。” “是几级地震……” “有房子倒塌吗？”……
事实是清楚的，那次地震很强烈。研究所烧锅炉用的二十几米高的烟囱被震倒了，只有大半截还立在那里。那时科学院的宿舍大多是四层高的红砖楼，看来那砖和水泥的质量不错，楼的质量经受住了强烈地震的考验。我们真应该感谢那个时代的建筑师、工人兄弟和货真价实的建筑材料，真不知道倘若碰上如今这般惟利是图的黑心建筑公司，住进豆腐渣工程的房子，我们会有多么惨！强烈的地震使当时北京的许多四五层的楼房都被震裂了。随着经济的发展，许多这种震痕累累的房子已经被拆除了，我们住过的六十四楼也已被新的摩登大楼所取代。但偶尔，人们仍可看到的由四四方方的水泥框架框起来、尚未被拆掉的老楼，其实那水泥框就是震后为加固这些房屋而捆扎的“绷带”。
我们到研究所内时，所的院落里、大楼内已经有了一些不太多的人家，毕竟有些人和我们有相同的看法。天渐渐地亮起来，到所里来的人越来越多了。从同事那里知道我侄子他们也没事，一颗悬着的心算是落地了。这时候，所领导也来关心设备的损伤情况，同时也关心着同事们。那个年代设备比人更重要，有仪器的房间不能随便进去，所以我们先去的人都很自觉地在研究所大楼走廊里找块地方为一家人安个可坐可卧的“小家”。研究所大楼过道里有点像难民营了。看到这乱乱哄哄的现象，所领导决定开一些房间让大家进去休息，同意各自打开办公室，或是打开仪器少的屋子，让大家休息，生活算是安定下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