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微微亮了，我有些惦念在人民大学家中的父亲，告别女友一家，骑上自行车，往自己的家中赶。那个时代的信息真是滞后得很，谁也不知道几百里外的唐山，已经哭号连天、房倒屋塌。后来才听说唐山的几个矿工开着一辆急救车，在坍塌的道路上左奔右突，跑到中南海来报告灾情。我骑着自行车，沿赵登禹路，上西直门大街，出西直门，朝海淀方向赶去。一路上，空旷的马路两旁聚集了一群一伙的居民们，好像都在议论纷纷。有人已经为老人和孩子们架起了折叠床，围着折叠床，几根竹竿支起，挂上了塑料布，这大概就是后来所谓“抗震棚”的雏形吧。当天下午，当我顺原路返回城里，去西单的电报局拍电报的时候，抗震棚已经遍布城区大街两侧的人行道上了。
那两天我的主要任务，就是跑电报局。向远在广西的母亲和亲友报平安，询问黄叔叔是否有唐山亲人的消息，也曾试着往唐山矿冶学院打电话，想问问有没有陆阿姨和外婆的消息。电报局里人头攒动，大多是有亲朋好友在唐山的人们。结果是一样的——我们听到的，是一样的回答：都是一片废墟了，就算有人接电报，往哪儿送？
陆阿姨的消息是十几天以后才得到的，先是父亲告诉我，黄叔叔来了电话，说陆阿姨已经和他们联系上了。陆阿姨躲过了这一劫——地震发生时，她正在农村“五七干校”的草棚里。地震过后，陆阿姨跋涉几十里，赶回唐山矿冶学院家属区。自家的住宅楼已经坍塌了，外婆所住的北屋，房梁整个儿塌了下来，把外婆砸死了。陆阿姨满怀悲痛，找人抬出了外婆的遗体，料理了后事……父亲说，幸亏黄叔叔和黄越回北海了，不然那房梁砸下来，黄越肯定是没命了，因为平时就是黄越和外婆住在那间屋里。又过了几天，陆阿姨的信到了，描述了家中的惨剧，丧母之痛，令人动容。不过在信的末尾，她写道：“……比起身边人们一家一家全家被砸死的惨剧，我们家所遭的灾难，算是最小的了。多亏朝宝庭兰邀请忠民黄越返乡，才免去我家的灭顶之灾……”没过多久，黄叔叔和黄越回到了北京，用黄叔叔带着几分苦涩的幽默的说法，他们已经成了“无家可归”之人。接下来的事情就是顺理成章的了——黄越在我家住了下来，开始了在北京的借读生活，直到他们的家园重新有了眉目。
回想起30年前这一段往事，真有些让人不胜欷之慨。特别是知道黄叔叔在唐山安度晚年，而黄越则在京城，过着幸福美满的生活，则更有几分欣慰。古人说，哀哉复哀哉，此是命矣夫！而黄叔叔黄越一家，幸哉复幸哉，此亦命亦夫？
庆幸过后仍觉得，在命运的无常面前，我们还渺小得很。
被锁进记忆的那个黎明
解玺璋
有人惊呼，有人大笑，有人急着找躲藏的地方，还有人索性就在原地蹲了下来。原来，匆忙惊恐之中，有人来不及穿衣，竟“裸奔”下来了。
1976年7月28日，是个很平常的日子。但是，在经历了那个不平静的黎明之后，它就变得很不平常了。
那天的天气有些闷热。我睡在厂里，宿舍是一座五层楼房，我住的地方在三层。因为热，睡觉时就没有关门。大约到了后半夜，忽然感觉到一阵摇晃，我从梦中惊醒过来，“地震了”，也来不及细想，随手抓了一件工作服，就跑了出去。楼道里亮着昏黄的灯，晃动着惊慌的人影。从宿舍到楼梯口有几十米，平时显得稳稳当当的，现在却左右摇摆起来，晃得很厉害，忽而斜向这边，忽而歪向那边，跑起来，脚底下就觉得有点儿不稳了，不时地还要扶一下墙。
楼下是个篮球场，平日我们在这儿打篮球，也看厂队和别人的比赛。这时，这里已经站满了人。大家抬头望天，有人说，看见天上闪过一道白光，我好像什么也没看见。脚踩在地上，心里踏实多了，就注意到了周围的情况。开始还有点儿发懵，转瞬之间，忽然就反应过来了。有人惊呼，有人大笑，有人急着找躲藏的地方，还有人索性就在原地蹲了下来。原来，匆忙惊恐之中，有人来不及穿衣，竟“裸奔”下来了。
我工作的地方是一家化工厂。厂子地处东郊，现在叫四环，那时却是偏远的郊外，只有两路公共汽车通往这里，联系着工厂和这座城市。我们这些青年工人平时都不回家，吃住都在厂里。有一年忽然来了很多农民子弟，都是密云县人。很多年后我听说，当年修密云水库，有几万人从库区迁移出来，一直得不到妥善安置。这些年轻人就算是幸运的，进城，转非，当了工人，有了固定的收入。但他们很多人还保留着农村的生活习惯，睡觉时一定要脱得精光净，于是才有了后来的那一幕。一个小伙子平时很腼腆的，说话爱脸红，这时已羞得不知如何是好。我手里还抓着那件工作服上衣，赶紧递给他，把“下半身”围上了。
余震不断，但人们已经没有了开始时的惊恐。胆子大点儿的，陆续上楼，接着做自己的好梦去了。我也回到宿舍，却不想再睡，看看表，四点多钟，天也该亮了，就找件衣服穿了，再下楼去。我觉得应该回车间看看。这次地震，感觉很厉害，想是离北京不远。10年前的1966年，邢台地震，北京也有感觉，动静儿就比这小多了。我担心，有些设备可能扛不住这样的摇晃，那些个氯气、氢气……哪个跑出来都不是闹着玩儿的。前两年氯碱车间跑过一次氯气，熏倒过好几十个建筑工人，同仁医院的楼道都摆满了。
车间里热闹起来。书记、主任、工段长都来了，一些团员、青年也来了。有人是骑车从家里赶来的。我们书记是团干部出身，很会鼓动工作，车间的风气照例都很积极。夜班的师傅们已经把所有设备全部检查过了，大家聚集着，又议论起这次地震，不知道什么时候能过去。那时的资讯没有现在这么发达，也不讲“知情权”什么的，最快的消息也要等广播电台早晨7点钟播出的新闻。如果领导人觉得什么事不应该让大家知道，一个字都不报道也是有的。那时大家都比较茫然，不知道震中在那儿，震了多少级，其他的地方怎么样，有没有伤亡？这些具体情况一概不知，只有零星的身边的见闻，说来说去没什么意思，也就散了。
这时，天上飘起了小雨，而且越下越紧，越下越密。阴霾沉重，浓浓地压在我们的头上。我离开车间，蹬车上路。刚才有人说，北京城里有的房子都被震裂了，还有震塌的。我不放心家里，就跟领导打了招呼，要回家看看。今天本来也是我的公休日，但情况特殊，我不能一走了之。正是上班时间，满街都是自行车。我顺着三环路一直向北，那时的三环路就到大北窑，两侧也没有现在这么热闹，过了呼家楼、白家庄，车渐渐地少了，路也显得冷清了许多，晨雨横扫过来，更增添了一种凄凄然的感觉。我家住在牛王庙，几座农家小院，散落在机场路边的树林里。后来修建三元桥，这里就拆了。我们是先搬走的，父亲单位分了宿舍，在东直门外大街，我们也结束了十几年租住农民房的日子。但那时的牛王庙，还住着我们一家七口。主人住正房，我们住的是两间东屋。对着我家门口，院子中央，还种着一架葡萄，像是家门口立了一座影壁。房子很矮，空间也不大，大约20平米的样子。父母带着两个妹妹住里屋，我和两个弟弟住外屋。不过，大弟、大妹先后去郊区插队了，我住宿舍，家里就剩下父母带着两个弟妹，倒也清净。
那天早晨，我推开家门，看到大家和往常一样，父母准备上班，弟妹准备上学，没有一点异常，就像什么事都没发生似的。据说，我们住的那种房子，虽然破旧了一些，却是不容易倒塌的，就是墙倒了，房柁也不会掉下来。我不知道是不是真的这样牢固？但后来我做过几次梦，都是墙倒屋塌。人们说，梦都是反的，也许有些道理。总之，那一次真的就没有发生什么事。几天后，家家户户都盖地震棚，我家也盖了一个。记得是把葡萄架用上了，上面铺几层单位发的油毡、塑料布，算是地震棚。这真的是个棚子，不像有些人家，索性就起架盖房了。后来，北京城满大街都是违章建筑，地震棚是始作俑者。
我们家的地震棚盖好以后，一直没人住，只有吃饭、乘凉的时候坐一坐。我有时回家，图凉快，睡过地震棚。可蚊子太多，咬得很厉害。
高中时代的最后一个暑假
马智
也许因为天人感应般地巨星陨落，也许因为清明节人民英雄纪念碑前如海的白花，也许因为波澜壮阔的“文革”终于结束，也许更因为惊心动魄的唐山大地震，1976年的记忆不曾尘封。
严格地说，我算不上那场大灾难的亲历者。1976年唐山大地震发生的时候，逗留在远离唐山近千公里的松花江畔的我，探奇之旅刚好完成一半。
与唐山火车站诀别
那是我高中时代的最后一个暑假。记得北京的那个夏天出奇的闷热，离放暑假还有一个来月，我的心就几次飞离了纪律涣散的课堂，飞离了闷热难耐的北京——因为妈妈已经允诺假期中将带我去做一次“探奇之旅”。这个令我心驰神往的旅行，便是去探访“天外来客”的降落地。当时稍微关注新闻的人大概都记得，1976年3月8日，一颗陨星疾速坠入地球大气层中，与稠密的大气发生剧烈摩擦，成为一个大火球，在我国吉林市郊区上空发生爆炸，随即在方圆500多平方公里的范围内降下了一场世界罕见的陨石雨。这批“天落石”中有三块重量超过100公斤的大块头，其中最大的一块重达1770公斤，被称作“吉林一号陨石”。经证实，它是世界上收藏到的最大的石陨石，一时轰动中外，妈妈则是闻讯在第一时间前往会晤这批天外来客的“地球科研人”之一。
作为新中国最早培养的地质学专业的学子，我的父母一直继续着他们的专业道路，偶然的机遇使他们的事业坐标有了新的定位：1966年邢台地震之后，从事地质构造学研究的爸爸同成千上万的同行们一起，开始结识陌生的对手——地震，并从此与之结下了不解之缘；而留在高校站讲台的妈妈，则专注于黄土、岩石学的课题，直到吉林降落了那场罕见的陨石雨，那以后陨石便紧紧拴住了妈妈的心。在妈妈和“天外来客”接触了几个月后，即确定了那次于当年7月下旬再次到吉林陨石降落地科考的行动。这难得的机遇理所当然被我列入暑期计划，理由再充分不过：七八月份学校放暑假、正是我成为自由人的时光，况且这是我高中时代的最后一个暑假，况且那个异常闷热的北京之夏让我只想泡在水里，况且姥姥家就在那个坐落在松花江畔的美丽城市，更况且我当时就透彻地意识到，若放过这次专门组织的科考，就别想再有机会亲眼见识到那个让我充满好奇心的大陨石坑。
如愿以偿地登上了北去的列车，一张卧铺我和妈妈换着睡。那个年代从北京到吉林的乘特快列车也要20多个小时，沿途众多大小车站一个个从眼前掠过，或零乱肮脏、或破旧不堪，惟有唐山站成为与众不同的例外：它古朴、整洁，落落大方。令我印象尤为深刻的是，清爽的站台上竟整齐摆放着一盆盆怒放的鲜花，整个站台因此而五彩缤纷，生机盎然。火车一声长鸣，远离了唐山，遂将那映在眼中的美丽留在了心底。万万没想到，这惟一的一次与唐山火车站的短暂相识，竟然成为和它的诀别——8天后那个黎明前的恐怖时刻，这座有着跨世纪历史、有中国第一条标准轨距铁路原点之称的古老火车站，在大地震中变为一片废墟。
大地震搅乱了所有人的心
北国之夏凉爽宜人，野外科考让我感受了诸多新奇的“第一次”。对踏勘一号陨石坑的印象尤为清晰，那是一个深3米、直径2米多的大坑，据说那颗巨星“下凡”时撞入地下6.5米深，震起的土浪高达数十米，土块飞溅到百米以外。妈妈和同去的叔叔阿姨们围在大坑边兴趣盎然地聊着，似乎忘记了时间。距一号陨石坑仅20多米远的地方有座农居，满口东北腔的男主人对陨石落地时的一番描述我至今记得：“那大石头落地时一声巨响，震得俺这屋子直颤悠，屋外茅坑的木板都震飞了，就是没伤人。其他的石头也没伤人。听说天上掉石头与伟人离世有关，这不，周总理离世整俩月，就掉下这么些大石头，可没砸着人，我寻思是总理在保佑俺们百姓……”其后几天，我继续跟研讨会的代表在陨石雨散落地寻访，其间还有幸见识到日寇侵华时期修建的丰满水电站，饱览了碧波岩影的松花湖……正当我兴高采烈地准备将这充满新鲜感的快乐行程进行到底的时候，唐山大地震发生了。
华北大地的强烈震颤并未波及北国江城吉林，而那天崩地裂的消息传来却搅乱了所有人的心：“河北省唐山、丰南一带发生7．8级强烈地震……地震波及天津、北京。”格外惜墨如金的官方消息，无不让每个家在北京的与会代表忧心忡忡。一位刚做父亲、来自北京某天文研究单位的小伙子，焦急万分地一次次往北京打电话，却总也拨不通，愁得他搓着手不住地念叨：“糟糕，我爱人正坐月子，儿子刚刚几天，可别……”妈妈除了惦念家里，还有另一层担忧。她悄悄对我说，你爸爸去干校劳动还没到该结束的时间，发生了这样的大地震，他一定回地震局了。这些天余震不止，我真担心会让他去唐山。听了妈妈的话，我的心也开始乱起来，脑海里翻腾的全是地震时房倒屋塌的恐怖画面。
后来虽然得知地震震中在唐山，北京没有重大伤亡，但回北京仍然成为身在异地的北京人们迫不及待的行动。然而，所有途经唐山的火车都停运了，只有等。妈妈焦急地四处打听何时能通车的消息，我则心绪不宁地在姥姥家挨时间。这期间，关于大地震的传言已纷纭于耳际：当医生的大舅舅被选入医疗队派往唐山，几天后回来，又黑又瘦，“距唐山几十里那气味就熏得人受不了”，他皱着眉头回忆着，“真惨，一死一家子，暴雨刚停跟着就是大太阳，那味儿……”小舅舅则面带鄙夷地讲述刚刚听来的故事，车间里一个师傅说，吉林市也接收了不少从唐山送来的伤员，想不到竟有这样的事，一个小子吊起胳膊，化装成伤员混在伤残者中骗吃骗喝，让人发现揪了出来，多碜！姥姥街坊家比我小两岁的小刚不住嘴地发布一桩桩让人半信半疑的新闻：知道不？地震中好些人被砸进了炕洞，男男女女，扒出来时都浑身黢黑；听说了吗？一个外地警察跟踪逃犯追到唐山，正赶上地震，结果逃犯不见了，警察给砸死了……传闻林林总总，焦点全是地震，全是唐山。
地震棚汪洋中的北京城
开往北京的火车终于恢复运行，凭着妈妈北京大学的工作证，通过舅舅一个朋友在铁路部门的熟人，终于买到了两张回程车票。两个土黄色的地质背包里装满了大大小小的陨石，那是妈妈未来的科研标本。这些来自宇宙的石头分量比地球上的石头重得多，本来可以钉上木箱邮寄，但妈妈坚决要亲自携带回北京，说地震后到处乱糟糟的，万一陨石寄丢后果不堪设想。
回北京的列车没有经过唐山，而是绕行过那片废墟。当列车上的广播里报告更改后的列车行驶线路时，我的脑海里一遍遍地浮现出两星期前路经唐山火车站时见到的美丽，心中特别难过。
因为绕行，路程延长，火车到北京已是晚上十点多钟。背着装满陨石的背包吃力地走出北京站，眼前的景象让我恍惚：这还是我熟悉的北京吗？大街小巷、广场、马路边，眼前横搭竖建全是抗震棚。这景观伴随着我们换乘公交车回家的路途，从城里一直延续到郊外，公交车外不断闪过的抗震棚，有的透出灯光烛影，更多的是黑乎乎的一片，只被清冷的月光勾勒出大致轮廓。
我家宿舍楼的周围也出现了影影绰绰的临时搭建物。
难以置信，奶奶和弟弟竟还都住在家里。我们急忙打听地震时的情况。“晃得厉害，楼道里全是躺倒的自行车，也不知道你弟弟是怎么跑出去的。后来就下大雨，没处躲，我们就凑合着住了几天别人家临时搭的防震棚，真遭罪。那大雨下的……”提起震后几天住在外面受的磨难，奶奶一肚子苦水。
妈妈判断得没错，地震发生当天，爸爸就从位于北京大兴的干校火速回到国家地震局，捎信儿来说没工夫回家，让送套铺盖去。自行车的后架上夹着被褥，我主动陪同妈妈前往，想见见几个月都没回家的爸爸。位于三里河的国家地震局办公楼几乎成为“空城”，隔着马路，对面的运河岸边有些新搭建的简易木板房，这就是国家地震局的“地震应急指挥中心”。没见到爸爸，说去人大会堂汇报情况，要夜里很晚才回来。一位叔叔匆匆安排我们将带来的被褥放在办公室墙边铺着稻草的地上。地震局里，电话铃声此起彼伏，所有人都忙得不可开交，显然没有时间应酬其他。走出地震局，妈妈幽幽地叹息道，你爸可真能将就，那地上只有层稻草。可当时那些不分昼夜为灾难应急忙碌的地震科技工作者们，又有谁可以不去将就？能偎在地上打个盹儿已经是种享受，每个人都在夜以继日地工作，每双眼睛都熬得通红。
被地震波侵扰的日子
已出了三伏天，学校开学了，却没有开课，我们每天在学校附近那片老旧的平房居民区参加救灾劳动。一些解放军战士为市民修复被地震毁坏的房屋，我们帮助搬砖、运稻草、和泥打下手。太阳依旧烤人，总盼着天上的那团火能更久地淹没进大片云海中。
震情非但没有缓解，反而日益紧迫，几乎天天都传来新的震情消息，且预报内容一次比一次更具体：“这星期可能有地震”；“大家提高警惕，明天下午要地震，大概5级左右”；“晚上谁也别睡觉啊，11点钟要震，7.2级”……没有人对这样的预报多一分理性的分析，没有人对地震明白得更多，处于惊弓之鸟状态的民众，对震情预报宁可信其有，绝不信其无，直到三番五次地被告知“狼来了”却又久久不见动静之后……
在我们居住的家属区，那段时间常有人（熟识或只是见面点个头的人）向妈妈了解震情，或询问、核实是否又一次大地震真的已迫在眉睫，都是因为直接或间接地知道我家有人在国家地震局工作，还是搞震情分析预报的。快人快语且一贯热情助人的妈妈面对这些询问却一脸的为难，别说地震发生后爸爸根本没回过家,就是回家我们也决无指望能从他那里得到关于震情的消息，不仅如此，就连从其他途径听来的音讯（尤其是小道消息）我们也极少参与议论，惟恐被他人误解为是正宗渠道的权威消息。妈妈“无可奉告”的态度更让一些人认为我家肯定知道震情底细只是碍着诸多因素而不便说，便愈加耳目留意。而此时，面对新一轮建抗震棚高潮的兴起，我家的态度更成为邻居们积极行动与否的风向标。囿于建棚材料短缺和能力不济,开始几天我们没有动工,谁知家属革委会的干部风风火火地找来了,说你家若不搭抗震棚好几户也跟着不动,都说你家有人在地震局都不着急,想必不会有大动静……为了消除这种种对抗震避险的消极因素,我们只好融入了男女老少齐上阵的劳动大军。
楼前的那片空旷的沙土地原本是家属区孩子的地盘，堆沙堡、挖沙坑、练投掷、玩打仗，我们居住区的孩子没有几个不是在那里玩沙子长大的，现在成了抗震棚建设工地。我们好不容易在两家邻居划好的建棚地界之间占到一块空地，便开始舞锹弄镐。我们实在缺乏建棚的必要材料，在物资供给方面，高校的教学单位远远比不上后勤部门，人家发了油毡、木板、塑料布，甚至窗纱，再看妈妈系里发的——全部建筑物资只有几根细细的竹竿和几块不大的塑料布。“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何况我们不是巧妇。支不起地面上的窝棚，只好向地下努力，多亏妈妈系里两个学生的帮助，我家才挖出了一个不足两米见方、一人多深的大坑，坑边铲出能让人上下的台阶，坑上横竖架置细竹竿，再将塑料布拼遮在上面，周边压住砖头。我们的抗震棚也只能建到这样的水平了，再说像这样还不如菜窖顺眼的抗震棚也并不少见。可也不乏能工巧匠，住对面楼的一户，家中有三个儿子，一个在工厂当工人，两个插队期间从广阔天地撤回京城坚守家中，全家兵强马壮，抗震棚建得有模有样；住在我们楼上钱姓的上海邻居，家中有四人在北大数学系教学，搭棚时便巧妙地利用几棵树的位置来规划抗震棚的布局。只见家中最年轻的女数学家攀在树上现场指挥，张口就是几何专业术语：“法线！这里用法线……”最让我惊叹不已的是有户人家竟独具慧眼地看中了楼旁某工程备用的水泥管，在直径一米多的水泥管管口两端各搭上块塑料布，便大功告成。唉，瞧人家那脑子动的，不费力就拥有了无比安全结实的水泥避难所，我们怎么就没能想到——我懊悔又羡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