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眼30年过去，我已经步入不惑之年。但是那场地震带来的悲欢离合，那些四合院里发生的故事，那些童年时代的往事，还常常萦绕在心头，永远难以忘怀。
心灵底片上的唐山
刘勇谦
大震过后，燕赵大地上崛起了最年轻的城市——新唐山，而那座在地震中变为废墟的老唐山依然留在我心灵的底片上。多少年后，演员赵丽蓉操一口唐山话活跃在舞台上。那让人熟悉的、有些怪腔怪调的话语在使我忍俊不禁的同时，更会勾起我对1976年唐山大地震的回忆，进而深深触动我心底的痛……
在“文革”爆发前，我对唐山可以说是一无所知。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一次偶然的“看热闹”，才使我第一次接触到“唐山”。当时血统论盛行，红卫兵造反，一帮半大孩子由着性子胡闹，借“破四旧”四处游荡。随意打砸、抄家，突击查问“来路不明的人”，以揪出各路逃亡的地富反坏右的事，几乎天天发生。一天，一队绿军装、绿军帽，腰扎武装带的男女红卫兵小将雄赳赳、气昂昂地踏进邻居家，盘查一位才从外地来北京探亲的老太太的“成分”。这些十三四岁的红卫兵的举动撩起了我们这些“厌死狗”年岁孩子的兴趣，于是一窝蜂般地围上去。只听一矮个儿女红卫兵对着那老太太厉声讯问道：“你是哪里人？”老太太一张口，腔调真叫逗：“烫扇（唐山）的（tàng shàn de）”。“什么出身？”，“孤（雇）农，散（三）代（gū nōng ，sán dài）”……老太太一脸的严肃，而对话的场面和老太太那拐着弯的怪腔调倒有些像说相声，把我们这些一旁看热闹的小孩逗坏了，开始有孩子模仿老太太的腔调，嘻嘻哈哈地扰乱了战斗气氛——在小孩们眼里，那些红卫兵不过是些比自己大个三四岁的大小孩。因“根红苗正”，老太太一身正气，唇枪舌剑令想讨便宜的红卫兵小将占不到上风，加上一帮小孩的添乱，这场审问草草收场了。就这个话题，这个腔调，却被我们这群些淘气包在以后的一段时间里频频谈论和模仿，进而创新、深加工成一个“保留节目”，一遍遍地表演，其乐无穷。其实，老太太讲得是地道的唐山话。
十年过去了，唐山和老太太那听起来让人捧腹的唐山话已成为遥远的过去。由于哥哥、姐姐相继奔赴“广阔天地”，按政策留城的我便进了工厂，成为一名被许多同代人羡慕的、每月有稳定经济收入的青工。但年方20、精力和热情过剩的我并不快乐，每每看着“文革”的混乱局面，就不禁担忧自己的未来，心情一直比较沉重。而就在这时，就在1976年7月28日凌晨，一场震惊中外的巨灾，使唐山——那散落在我遥远记忆中的几枚碎片，顷刻之间攒铸为一方巨石，沉沉地压在我的心中，从此再也无法挪开。
记得那年的7月，天气热得有些反常，27日夜晚更是闷热难耐，我很晚才回家睡觉。天热，睡得不踏实，迷糊中我忽然觉得床在抖，我在摇，晃动越来越厉害，动静越来越大，桌、柜门、窗都在吱吱地叫着，怎么了？一个机灵，我还没完全清醒，已蹿出了房门。站在院子里，我感觉天光大亮，四周白生生的一片，鸦雀无声，万籁寂静——夏秋时节草丛中昆虫的吟唱喧闹和河塘中此起彼伏的蛙鸣此时全然化为一片静寂；映入眼际的景物无不清晰真切、历历在目：远近的房屋、树木、山坡及山坡上的植被，就连高高大树顶上的鸟窝、悬在空中的电线，都能看得清清楚楚。几点了？夜晚还是白天？我懵懂地站着，搞不清究竟发生了什么？这时，邻居们也慌慌张张陆续从房子里跑出来。“是苏修和我们开仗了！”“是工厂爆炸了！”“是阶级敌人搞破坏！”……大家猜测、议论着。这时，大地又开始抖动了，地面先震后抖，如同一面被捶打的大鼓，附近老旧的平房嘎吱嘎吱地喊叫起来；电线也在嗡嗡附和着，上下抖动得如同一根被使劲摇动着的跳绳；树枝左右撕扯，发出“嚓嚓”地响动。几秒钟之后，大地平静下来，但见那些地震中响动大的房山上出现了比较大的贯通裂缝，有的房子屋顶甚至开始掉砖落瓦。继而，又有几次小震袭来，但影响不大。令我惊奇的是，几分钟前亮如白昼的天色此时竟又慢慢地昏暗下来，就像一台大戏开幕了，又迅即谢幕了。这时大家全明白了，是发生地震了，可谁也不知道，谁也不可能想到，这场让我在睡梦中惊醒，并目睹、感受到奇特景观的地震，对相距几百里外的唐山，却是一次灭顶之灾。
回到屋里，谁也睡不着了。不久，天色真正大亮，我像往常一样，与同伴一起赶去工厂。当时京城的北三环路并不宽阔，我们骑着自行车，边骑边聊着刚才发生的地震。一会儿，地面又抖动起来，自行车随之左摇右晃把握不住，人骑在车上像喝醉了酒似的。一些上了年龄的骑车人忙下车，不敢骑了。我们二十郎当岁的小伙子，正是好事的年龄，此时绝不会放弃显示自己车技的机会，骑在不住晃悠、抖动的路上觉得格外刺激。路边的电线边摆动、边呼哨着，路两边的树木和庄稼也不甘寂寞地哗哗附和着。一路上，地面又抖动了两次，但持续的时间都不长，我们对此也没当回事。进了工厂大门，见工人们都散待在院子里。因为厂里有些老厂房的山墙上出现比较大的裂缝，而厂里那座四层高的主楼是当时北三环附近最高的建筑物，为防不测，厂领导不敢让工人进入危房和大楼去工作，人们便三三两两地聚在一起侃大山，聊地震时的经历和感受。其时，大家对地震知之甚少，谈论的中心点不外乎是自己是否被震醒了；跑没跑到屋外等等，只有一位家住东直门当时北京惟一一座八层高住宅楼的师傅讲述几小时前经历的地震时，脸上充满了恐惧。他家住在那座八层楼的最高层，地震时房子晃动得厉害，人就像踩在一个来回推拉的筛子上，站不稳也走不动，家中不少小物件和暖壶摔到地上。由于楼高，地震时各种感应就远大于住平房的，所以师傅对地震的确已是谈虎色变。
正聊着，厂部来了通知：“地震警报没解除期间，工厂由护厂队巡逻、管理。工人们先回家，以后每天还要准时来厂报到，听候安排。”一听说要组织护厂队，青工们都有些跃跃欲试，平日里被牢牢拴在车床和台钳旁的青工，都希望有这么一个男男女女凑在一起神侃联络感情的机会，何况听说参加护厂队每天还会有免费午餐呢！兴奋归兴奋，护厂队可是一种荣誉，这样的好事永远不会落到我们这些“抓革命、促生产”的主力头上。
回家的路上，我看到不少大人领着孩子，已经开始投入抗震棚的搭建，一片热烈、忙碌的场景。不日，抗震棚便如同雨后春笋般地诞生在路边、广场、居民楼周边空地、四合院内外，成为北京最为抢眼的风景。在当时那个人们的表情、服装无比单调的年代，地震棚的样式却称得上是“百花齐放”：有人把抗震棚搭建得既像冬天存放大白菜的地窖，又像大庆油田的“干打垒”；有人就着几棵树拉起铁丝或绳子，像晾晒衣物似的把能遮风挡雨的塑料布、油毡展铺在上面；还有人干脆搬出一张床，竹竿捆绑在床的四条腿上，顶上展开一块油布，像撑蚊帐一样……各式各样集体亮相在各处空地上的抗震棚，其中多数是以东拼西凑材料建成、难挡风雨的“业余产品”。当然，也有的抗震棚用材精良，建得既专业又实用，还有的抗震棚干脆就是展开的一顶顶野营或军用帐篷……在那个物质匮乏的年代，工作单位的性质和家中劳动力的结构决定了抗震棚质量的优劣，而搭建抗震棚的过程亦不乏为一个表现人们不同职业技能的机会，教数学老师对抗震棚的长宽及材料进行了黄金分割计算，找出优化面积和用材；研究物理的先生运用力学原理，以最简单的方法加固抗震棚。在捆绑抗震棚的横梁和支柱上，能见到高空作业的架子工的专业铁丝箍、木匠师傅打的榫、三轮车夫勒货的麻绳扣等等，人们发挥专长，各显身手。
我们单位给职工发的“抗震材料”是几根木料，因为厂里有个车间生产体育用品，木材有储备。看着这几根长长的木方条，我有些犯愁，这可怎么拿自行车往家里运呢？这时，一位大我几岁的师傅凑过来给我出主意，其后便与我商量这几根木料未来的用途。师傅到了成家的年龄，结婚的家具还没有着落，那年代多数东西凭票供应，家具票少大家抓阄碰运气，当然是“肉少狼多”不够分，况且普通工人收入不高，多少年一贯制就是每月三十几元人民币，相形下家具就显得很贵。厂里盛行自己动手打家具，有结婚计划的师傅正在四处踅摸木头，现在发的这几根建抗震棚的木方自然被锁定为他们计划中打家具的用材。师傅打家具正缺几根木方条，想让我地震过后把几根木头支援给他的家具计划。在师傅的帮助下，那几根木方条绑上了自行车。当我骑车驮着那几根木条晃晃悠悠行进在马路上时，注意到因为携带抗震棚材料而左摇右晃的自行车比比皆是。
地震后的几天，大小余震频繁，地动，房动，人也动，危险随时可能发生。一场场瓢泼大雨就像与这些余震约好了似的，你刚唱罢我登场。暴雨下得天白地白，且来去匆匆，瞬间地上积水成河，暴雨刚过又烈日当空。闷热一直充当地震的帮凶，成群的苍蝇、蚊子白天黑夜轮班袭扰人们。我家抗震棚顶部的塑料布因承受不了雨水的重量，几次坍塌，把当时正在棚中抗震的家人一个个地搞成了落汤鸡，狼狈不堪。当然，抗震期间也有乐和：地震给大人、孩子放了长假，不用上学，不用可钉可卯地上班，我也不用成天泡在车床边，真是享受到了“自由”和“解放”。为防不测，一家人都尽量躲在棚中减少外出，没想到的是，住在高楼的亲戚没地方搭地震棚，汇集到我们家的抗震棚避难，平日冷清的家在闹地震的日子里反倒热闹非凡。
夏去秋来，天气由热变凉，工厂已恢复生产，社会秩序逐渐复原。遭地震毁灭的唐山虽然仍是大众的话题，但毕竟地震、抗震棚已经一步步远离人们的日常生活，遍布四野抗震棚陆陆续续地被拆除，曾为我家抗震棚出过力的那几根木方，后来真成为师傅结婚家具上的栋梁之材。当然，震情解除后，仍有些零零散散的抗震棚固执地牵引着人们的视野，在上下班的路上偶尔能见到那些久未有人光顾、也懒得有人理睬的抗震棚，它们在风吹雨打中一天天地残破，最终随着城市全面整容而彻底淡出都市的面庞。而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在北京城里四合院中落脚的抗震棚大多非但没有因为地震警报的解除而完成使命，反倒几经翻修而长久地存留下来，成为住房面积紧张、经济条件也拮据的市民们改善拥挤居住条件的惟一途径。一个有目共睹的事实：地震闹得最凶的时候，这些在北京城内大杂院、四合院中被人们见缝插针搭起的抗震避难棚，理直气壮且别无选择地占据了院落中的必要空间，破坏了历史名城传统院落的合理布局和结构，但震情缓解之后，这些碍眼更碍事的简易棚却真正派上了用场，住房拥挤不堪长久以来一直是无数百姓挖空心思企盼解决的难题，抗震棚的出现则“歪打正着”地为住房狭小而一筹莫展的困难户拓展出有限的居住空间。
如今，多少年过去了，无论是北京城外已经消失了的各式各样的抗震棚还是城内院落中至今遗存的“院中房”，都能勾起我对当年的那场地震和抗震棚的记忆。一场巨灾已经过去数十年，但灾害的后效应却往往要久久延续、存留在历史的长河中。那些使传统四合院面目全非、文化韵致荡然无存的抗震棚，不啻为1976年唐山大地震余波的历史记忆和岁月遗骸。
而压在心头化不去的阴影更是唐山。
大震后的一段日子，“地震”成为人们聊天必及的话题，而“唐山”更成为大家谈资的要点——因为它是这次大地震的中心地带，经历了大震的唐山已不是一座城市，而变为一片废墟。其时，社会上关于唐山的传说耸人听闻：唐山发生了八级、九级、十级甚至更高级的地震；路面裂开了一个大口子，汽车掉下去了，口子又合上了；几层的大楼，一转眼就成了预制楼板堆放处了；煤矿全完了，矿工都闷在井下了，几万人哪；从地上的裂缝就可以看到地下的煤矿；城里死了几十万人，近百万人，一百多万……流言四起，越传越恐怖，使我们这些原本没拿地震当回事的年轻人也开始心里打鼓、疑神疑鬼。一遇风吹草动，人们马上就会想到是地震，真有些“风声鹤唳，草木皆兵”的味道。护厂队的俩队员去“方便”，其中一个家伙如厕练慢功，另一个捣蛋鬼等在外不老实，边等边敲敲打打，动静闹大了些，厕所里的那位愣头青以为真是地震来了，“练慢功”的心被吓飞到九霄云外，不顾一切地窜出来……成为工厂里广为流传的笑料。抗震期间还出过其他笑话：一位师傅在工厂值班，要孩子当晚把所需的物品送去。天已经大黑了，男孩骑车飞驰在北三环路上，不宽的路中央上方悬挂着一盏盏昏暗的路灯，七八月天，路两旁齐刷刷一人高的玉米地，零星的农民土房，显得偏僻、阴森，男孩有点紧张，尽量把车骑在路中间。不久，一只只蹲在路上的猫引进了他的警觉，走不远就会碰到一只，一会儿又是一只，一路上，他着实遭遇了不少只猫，看得他心里直发毛——这动物都出来乱跑会不会是另一次地震的前兆呢？见到父亲，他把一路所见一说，父亲哈哈笑着帮他解开了疑虑，原来是由于庄稼地里有各种昆虫，不少驱光的昆虫一到夜晚就会聚集到灯光下，猫不过是就着灯光捡点便宜——吃昆虫，所以每盏灯下至少会蹲一只等晚餐的猫。这是当时三环路夜晚的一景，与地震没有必然的关系。夸大事实的流传、不负责任的小道消息使全社会的神经都绷得很紧，“一触即发”，更重要的是在于人们的地震科普知识贫乏，加之当时老百姓得不到准确的震情信息，怎么会不主观臆想、猜测，以致人心惶惶呢？
大震过后，燕赵大地上崛起了最年轻的城市——新唐山，而那座在地震中变为废墟的老唐山依然留在我心灵的底片上。多少年后，演员赵丽蓉操一口唐山话活跃在舞台上。那让人熟悉的、有些怪腔怪调的话语在使我忍俊不禁的同时，更会勾起我对1976年唐山大地震的回忆，进而深深触动我心底的痛——地震毁灭了唐山，吞噬了20多万条人命，许许多多的人因这场大灾难而付出了无比惨重的代价。
唐山大地震是人类历史上的一次巨灾，无论从人员伤亡到财产损失都给人类留下了无比深刻的教训。面对地震预报这个目前世界各国地震学家尚未成功破解的难题，面对各种各样威胁人类健康生存的自然灾害，究竟怎样做才可能降低灾难的危害程度呢？30年前发生的唐山地震，一下子就震乱了社会的平静，震慌了百姓的心绪，面对大灾全国上下乱了方寸，几亿国人患上了地震恐慌症，这与人们对地震知之甚少，全社会防震抗震知识的宣传微乎其微，缺乏应对突发灾难的能力有直接关系。弹指之间30年过去了，如今时代发展了，科技进步了，人们的生活质量今非昔比，但在地震知识普及、防灾救灾方面，全社会宣传的力度和对灾难的应急能力如何呢？如果再次出现类似唐山大地震那样的巨灾，又会是怎样的情景呢？这恐怕依然是曾经历过那场大灾的人们这么多年来的担心和疑虑。
幸哉命亦乎？
陈建功
电报局里人头攒动，大多是有亲朋好友在唐山的人们。结果是一样的——我们听到的，是一样的回答：都是一片废墟了，就算有人接电报，往哪儿送？
30年后见到了黄越，她还是十四五岁时那副憨厚实在的模样，嘻嘻哈哈，质朴随和，乐天知命。她已经从唐山调来北京了，因为她的夫君在北京成就了事业——她的先生叫王拥军，年轻的脑内科专家，全国青联委员，先是在宣武医院当脑内科主任，后来出国当了一段访问学者，回来出任天坛医院的副院长。王拥军大概也应该是唐山大地震的幸存者，而黄越，我时不时就会和她开玩笑，我说，幸亏我妈邀请你和你爸一道回家乡，不然你今天的“荣华富贵”全是一场空啊。黄越当然总是开心地哈哈大笑，回应道：“就是就是，要不说梁阿姨是我们一家的救命恩人呢！”
黄越的父亲黄忠民，唐山矿冶学院的教授，和先父应该是中学同学，我不知道他们是否曾经拜过“把子”，但亲如兄弟是千真万切的。从少年时代，他们就在一条街里泡。现在那条街还在，是我的家乡广西北海临近海滨的那条老街，现在已经成为了游客们观赏旧中国南洋风格街巷的观光地。在旧中国，先祖父的生意做得颇大，当时是北海市的商会会长。据先父说，祖父为人任侠豪爽，仁慈忠厚，每到饭口，家里总是要摆两桌席的，一桌，家里人吃，一桌，待客。于是，每到用餐时间，先父及其姐姐们的好友、同学，有凑热闹的，也有“吃大户”的，反正总是来至家中，吃饱喝足再说。少年时代的黄忠民，家境如何我不知道，但没少置身其中凑热闹，这是他直到晚年还常常回忆的旧事。唐山地震后，黄忠民黄越父女滞留北京，好几次和我家人一道用餐时，忍俊不禁：“啊啊，真没想到，几十年后，还是要当你们陈家的老食客呀！”
黄忠民叔叔和先父一道读高中，高中毕业后正逢内战烽火燃起，两人似乎还有一段携手投奔共产党游击队的事迹，后来为什么又没有干下去，不详。解放后，先父从广州的大学里读书毕业，分配到北京人民大学教书，而黄叔叔，则到了唐山矿冶学院。北京唐山相隔不远，两位“发小儿”一次次见面的场面，还在我脑海里历历如昨。黄叔叔性格活泼，粗声大嗓，不断地开玩笑，先父虽也风趣，但好像总是要保持一点兄长之风。黄叔叔一到家中，两人谈笑风生，议古论今，即使是在政治高压的时代，也百无禁忌。大约到了60年代，我们全家看到了一张寄自唐山的照片，是黄叔叔和“小陆”阿姨的结婚照——那时的结婚照简朴得很，没有西装革履婚纱曳地，只是一个中山装一个列宁装，肩贴肩如革命战友模样而已。越一年，又寄来了一张照片，中山装、列宁装中间，是一个胖头胖脸的大娃娃，这就是黄越了。
1976年初，先父结束了江西“五七干校”的劳动生活，回到了北京，因为工宣队要抓“落实政策”的典型，他也沾了“典型”的光，算是把几十年“特务嫌疑”的帽子给摘了。尽管全国人民还沉浸在“天安门事件”的压抑中，我家的气氛却优先宽松了起来。大约已有十几年没有返乡的母亲便设计着要趁暑假之机带着我妹妹回乡省亲。母亲是有严重的风湿性心脏病的，父亲有些不放心却又不敢向工宣队告假，于是便去信询问黄叔叔是否愿意一道同行。这邀请正中黄叔叔下怀，暑期一到，黄叔叔即携黄越来京，与我的母亲妹妹，一道衣锦还乡去也。
那年我27岁，已经在京西煤矿当了8年工人了。3年前在井下出了工伤，被矿车撞折了腰，一休就是一年。工伤后没法下井了，被派到辅助部门率领老太太们筛沙子。恰逢“四人帮”们开始搞“阴谋文艺”，写“反走资派”题材的小说，要请几个工人阶级的“笔杆子”来捉刀。尽管我那时还背着“组织反革命集团”的嫌疑，但毕竟有点舞文弄墨的特长，似乎还是可以利用的。于是，把我派到北京城里，参加有关的文艺学习。这于我，自然是求之不得的——当时我的女友，亦即后来的妻子正在山西临汾做“工农兵学员”，暑期探家回京。我趁机泡在城里，名为公差，实为恋爱。妈妈妹妹又回乡去了，刚刚被“解放”的父亲则忙于“斗批改”，要好好表现表现。我岂不正好天天泡在女朋友家中做实习的东床快婿吗。
当然，在那个时代，这一切也就是说说而已，虽然一天到晚泡在女朋友家，举止还是规矩得很。现在回想起来未免有些后怕——那天晚上因为聊得晚了，而我家又在西郊，便留在女朋友家住下。我住在女友的房间里，而女朋友，则到她妈妈房间搭铺。倘若那晚上不规矩，有点什么西厢故事，到凌晨时突然天怒人怨、地动山摇，双双从一间屋里跑出来，岂不狼狈？我还记得那天天气奇热，躺在床上久久难眠，最后找了一本书，看着看着，昏然入梦。睡梦中忽然觉得床板嘭嘭地跳起来。睁开眼，天花板和四周的房柱，东移西扭，吱吱作响，只听屋外风声飒飒，俄而又寂然，森森可怖。我不知这是真实还是梦境，懵懵懂懂中忽觉门外冲进一个人来，大喊：“快出来！地震了！”一跃下床冲出门外，才知叫我的，是未来的小舅子。而此时，未来的岳母、老婆、小姨子以及外甥等等，都已跑到四合院的空旷处，挤作一团。此时脚下地面仍然在拧动，四周的房舍，也在七扭八歪地拧动中。黑漆漆的天空上，泛动着一片一片的白光，偶有蓝光闪电般划过。震动渐渐减弱，大家才发现自己都没有穿外衣，于是分别跑回屋里，找出衣服穿上。跑出四合院，街上已经站满人了。惊魂未定的居民们交流着惊梦的感受，又询问各家情况如何。好在那个胡同里虽有几家山墙坍塌房顶陷落，竟无一人伤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