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急忙乘上公共汽车，开始了一整天的全城“车览”。当时的月票3.50元，我这一天就早把月票钱赚回来了。无目的地几乎是见车就上，那年头根本没有巴士公司7字头或8字头的汽车，只要持有月票，可以任意上任何一辆公共汽车。
西直门外俄罗斯风格的北京展览馆，正中央塔尖上的红星被震落下来了；西四路口地质部礼堂的墙壁留下深深地裂痕；北京最大的百货大楼一角没有了；地安门一带不少民居东倒西歪、七零八落……
中午，北京城被暴雨所笼罩，满街的人都是一脸茫然，有家不敢回的老百姓，就举起塑料雨伞惶恐地伫立在街头。上午关门的商店陆续开张，有些头脑稍冷静的，开始考虑生存问题了，用当时必须使用的副食本抢购能抢购到的一点食品或副食品。
持续一夜暴雨，对于已成惊弓之鸟的北京市民，真是雪上加霜！人们在黑暗中传播着各种小道消息，“今天夜里还有更强的地震！”、“震中好像就是北京！”一个赛一个让人恐怖，一个比一个令人沮丧。
简短的报道
29日早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才终于简短报道：河北省唐山至丰润一带，发生了7.8级强烈地震，该市受到极大破坏，并波及京、津两市。简讯没有提到人员伤亡，但大家凭直觉都认为肯定会死不少人！
很快，位于城东部的马圈长途车站就成了蜂拥的热点地区——所有在唐山和天津有亲戚的北京人都急切地赶往。马圈长途车站每天各有一班通往天津、唐山的长途汽车，除火车以外，这是惟一通向灾区的渠道。
从市区通向马圈的路途并不顺畅，原本就非常狭窄的崇文区街道，一夜之间布满了简易的塑料帐篷，35路和23路两条通向马圈的公共汽车缓慢地向东爬行，担心赶不上班车的乘客就哭喊着请求司机开门，上不去车的便哭天抹泪地纷纷向数公里以外的马圈方向跑去。
然而，通向津唐两地的长途车站停运了。因为目的地方向的道路被震毁，车辆已经无法通行。而且有限的道路资源，必须优先让给救援部队使用。火车呢？通向同方向的车次同样停驶。在通讯设施极其落后的年代，交通瘫痪更加重了人们的恐惧和焦虑，最后，一些人就选择自行车，日夜兼程地赶往心中挂念的亲人居住地。
北京东郊火车站外，附近城乡结合部的村民和市民都聚拢在站台外的铁栅栏处，看着从灾区运来的伤员，重伤及时送往市内各医院，轻伤又转往其他城市，显然全北京的医院接待能力已经饱和。
与此同时，唐山及周边地区的灾民开始大批地涌到北京，有关唐山地震的小道消息满天飞。从7月30日开始，北京市的交通、卫生等许多部门纷纷组织了大量的机关工作人员奔赴唐山去“抗震救灾。”
露宿街头的生活
全北京的各个角落，如同雨后春笋，迅速冒出了成片的简易帐篷，渐渐地原材料不再是单一的塑料布，而是铁皮、木板、油毡、苫布，所有能够遮风挡雨的材料土法上马，全部派上用场。后来，这些建筑物中有不少顽强地遗留下来，长期成为北京人口稠密的旧城区一个独特景观。
楼前、巷口自不必说，各个公园一律辟成临时避难所。在人口高度密集的崇文区，昔日空空荡荡的天坛公园，星罗棋布地成了崇文区市民的最大新社区。地铁站口也是众人青睐的理想栖息地，不仅安全，而且凉风习习。
四个月前刚刚爆发“四·五运动”的天安门广场，同样是帐篷的海洋，曾被花圈紧紧簇拥的纪念碑，如今被帐篷死死包围了，甚至连天安门观礼台也没有放过，只要是远离高大建筑物的空地，都被有家不敢回的市民一块不剩地统统占领。
露宿帐篷，最大的困扰还不是嘈杂的噪声，而是蚊子的叮咬。连日的暴雨，使蚊子家族如虎添翼，它们每晚都有享用不尽的盛宴。我实在忍受不了这样的露宿，冒着生命危险，钻进了那幢看似非常结实的安化楼，躺在宿舍的床上，但很快被值班的巡逻人员唤醒，劝说到室外。
工厂停产了，只有值班人员，还成立了急救站，搭起了集体防震棚。所有住在宿舍的外地职工，一律从苏式的高层安化大楼撤出，睡在大通铺上，昔日灯火辉煌的安化楼居民楼，变得冷冷清清。
不仅是崇文区一隅的安化楼，即使是熙熙攘攘的东四、西单这样繁华地区和素有“中华第一街”之称的王府井，高楼大厦里也是一片漆黑，偶尔有一两间亮灯，估计是临时回来取东西，很快也就熄灭了。
与唐山大地震有关的后续报道，除“国防部取消了‘八·一’例行的招待会”外，媒体再次沉默。若无其事的电视台，播放着莺歌燕舞画面，刚刚摄制完成的近似纪录片的故事片——《南海风云》和《雁鸣湖畔》，成了电视台的主旋律。前者歌颂毛泽东的军事思想如何伟大，后者反映办合作医疗的阶级斗争如何激烈。此外，大型的诗朗诵《理想之歌》也在反复播放。
《红旗》杂志发表社论——“人定胜天”，拒绝接受国外资本主义、修正主义的援助（传说美国和苏联都假惺惺地要提供援助），并号召全体人民“警惕阶级敌人破坏”。
民间每天都流传着“今晚有地震”的预言，没有人敢偷听外电关于唐山地震的报道，或许即使有也没人敢对外传播。天灾的余威一直没有间断，露宿街头又为流氓和刑事犯罪分子提供了作案的难得大好机会。关于发案率从未正式报道，但从8月15～26日10天里，公开“镇压”（即枪毙）了两批犯罪分子。
农村并非世外桃源
8月16日和8月23日，四川松潘地区又发生了两次7级以上的地震。由于正式的消息渠道依旧被封死，各种危言耸听的传说让人惶惶不安。尽管当时没有呼机、手机和互联网这些现代化的通讯工具，但并没有影响传播的规模和速度。一时间，仿佛全国到处都要地震似的。家有外地亲戚的北京人原打算先去躲一躲，后又怕躲此一枪，再挨彼一刀。我无论如何也要回远郊顺义一趟，看看还未返城、依然居住在那里的母亲和弟弟。
在交通瘫痪的情况下，我能够选择的交通工具，只能是自行车。
全程60公里。通县和顺义县境内的农田里，农民依旧在埋头种地，不用担心有建筑物会坍塌下来。等到了王辛庄，我发现这里并不是世外桃源。
白天安心“促生产”的农民，一到晚上就回到严峻的现实生活中了。虽然农房仅仅一层，但真来地震还是吃不消。特别20世纪70年代的北京郊区农舍，基本都是土坯房，这些简陋的农舍在经历一次重大考验后，显然经不起第二次折腾了。
没有哪位农民兄弟晚上敢于躺在自家的炕上。“白天累得贼死，晚上睡觉还不跟死猪似的，要真是震起来醒不了，可就瞎了。”后院的大妈说。可是，农村的蚊子更多、更厉害，睡觉要不具备“死猪似的”本领，是根本无法入睡的。
我家没有搭建防震棚，就与后院大妈家共享用一个。夜半，刚刚要昏昏入睡，突然大队部的广播大呼小叫起来：“请注意！请注意！刚刚接到通知，后半夜可能有地震，请大家不要进屋睡觉！”静谧的夜空，被犹如防空警报的广播所唤醒，显得格外恐怖。人们惊魂未定地坐起来，全然没有了睡意。
大妈已经将近80岁的婆婆则一脸安然，据说地震那天夜里她居然就没有出来。其后，这位老奶奶也一直不肯露宿庭院，每天晚上都很镇静地在屋里整理东西，兼负为儿孙站岗放哨的重任。老人安详地说，天塌砸大家。不要慌，要改朝换代了，老天爷要收人了，该收到谁就是谁啦。不过，全家人都为她的不羁言论担惊受怕，“改朝换代”是随便说的成语吗？
“七月损失八月夺”
几天后，回到北京。整个北京城依然被各种谣传所笼罩，人们每天早晨急切地打开半导体，但是所播放的新闻无非是：干旱使英、法两国森林大火蔓延；洪涝让西班牙、葡萄牙成灾；新西兰民众抗议美国核潜艇靠岸；孟加拉把与印度的河水之争提交了联合国；苏联一中尉驾米格25取道日本，投奔美国避难，以及不结盟会议上，一些国家谴责美帝国主义的霸权行径等等……
8月10日晚21点，可能是最后一次传达指示：从现在起至明天上午，请不要进入室内和靠近高大建筑物……
以后的日子里，基本是号召团员、青年，争取在抗震救灾斗争中立新功；“七月损失八月夺”等。16日传达北京市委文件：在还需提高警惕的同时，交通要道的防震棚先开始拆除。一周后，中共中央文件：号召全国人民团结起来，把灾害造成的损失夺回来！
工厂掀起了表决心热，到处张贴标语口号：“加倍生产，大干快上！”在家中被砸伤的工人也及时回到战斗岗位，表示响应号召，在班组会上慷慨激昂地宣读了决心书——与天奋斗、其乐无穷；与地奋斗、其乐无穷；与人奋斗、其乐无穷……
因为参加了“四·五运动”而受审几个月的青年，终于迎来了一个立功赎罪的机会，保卫科科长语重心长地教导着：“你要争取在抗震救灾中改造自己，重新做人。”
于是，工厂的车间开始加班、加点。厂报、墙报、黑板报连篇累牍地宣传老工人揣着病假条每天忘我劳动、领导干部身先士卒，不顾唐山亲人死活而坚持战斗在生产第一线……
不只是工人阶级这个领导阶级，全社会也都积极行动起来，每条街道胡同里的宣传栏，都无一例外地贴满诸如“掀起抗震救灾新高潮”的标语。新闻媒体开始不断推出形势喜人、一派大好的文章，更令人扬眉吐气的是，还报道了中国政府给同样遭受地震的菲律宾捐赠一大笔救灾物资。不过，那时没有号召全民捐款。自然也没有涌现出中国公民踊跃为印度洋海啸受灾国捐款感人场面。
历史在远去
时紧时松、持续整整40天的各类恐怖谣言，终于止于9月9日。毛泽东逝世的消息一经报道，所有关于地震的小道消息全都黯淡失色了。五花八门的防震棚渐渐退缩到院落和公园里，大街上，天灾的后遗症逐步减少了。几乎与地震同步开始的日语教学广播，又重新开播，不过，自学者早没有兴趣，震前为买一本《日语》教材打破脑袋的排队现象不复存在。新华书店里显眼地摆放着新印刷的《日语》教材，但年轻人熟视无睹，匆匆而过。
被崇文区居民长期占据的天坛公园里，传出有一株铁树终于开花的消息。可是，随意出入公园的时代已一去不复返，必须出示入住这里的出入证，方可一睹铁树开花的芳容。其实这难不倒我，在我们工厂参加“学工劳动”的11中学生，全部家住在崇文区，随便借用一下出入证就可大明大摆进出天坛公园了。别说去看千年开花的铁树，就是祈年殿也畅通无阻。
10年后的1986年8月，我从北戴河回来途经唐山时下车。当我漫步在新唐山宽阔的马路上时，感觉脚下处处都是罹难者的白骨。整整十年，唐山大地震所带来的精神恐惧，深深地刻印在脑海里，依然清晰可辨。当时正在建设中的新唐山宛如一个大工地，四处都是推土机、起重机，巨大机械轰鸣声响彻上空。而城南受灾最严重地区，残垣断壁依然没来得及清理干净。
市内的凤凰山凉亭，属于唐山市的最高点。从这里可俯瞰全城。或许是与当地人刚刚交谈完的缘故，我眼里却总是昨天悲惨的一幕：那场浩劫使数十万生命毁于一旦，家家户户几乎都有死伤者。一夜之间，家园消失了、亲人没有了，露天遍地横卧残缺的尸体，废墟下不断传出微弱地呼救和呻吟，大铲车将尸体成堆地撮起，然后投放城外的一个巨大深坑内，撒上一层石灰后再陆续投放另一车尸体……
2000年，我再次开车前去唐山。从东四环出发，不足两个小时抵达唐山，但昔日这路程则让无数北京人骑自行车奔跑了两天！
自从1976年唐山新建以来，前十余年基本没有高层建筑出现，大多数建筑均在5层楼左右。然而，近年来随着人们对那场恐怖灾难的淡忘和可用土地的日趋紧张，由银行、税务、保险、电力等一批财大气粗的行业，率先使自己的办公楼鹤立鸡群地傲视于市中心。随后，饭店、商厦等也不甘落后地在那个瞬间就推倒一切的土地上，纷纷矗立起高楼大厦。
如今，唐山也同全国所有的城镇一样，房地产开发商把这个呈L形字母的城市外围不断扩充，新的居民小区亮丽、高大，一扫震后建筑一片灰蒙蒙的色调。80年代末期曾高耸的“抗震纪念碑”，如今在市中心竟由“高山”蜕变成了“盆地”。
外地人所能看到的仅有几处历史见证之一，就是新华西道南侧河北理工学院保存的一座图书馆废墟。那座生不逢时的图书馆刚刚竣工，尚未内部装修就轰然坍塌了。原本四层的楼房只剩下三层歪歪斜斜地变形的钢筋水泥框架，整整一层被深陷地里。当地人对这一切尽量轻描淡写，或许早已麻木不仁或许不愿旧事重提。
我的唐山朋友们，差不多每个家庭都有死伤者。时隔20余年，我依然不敢问身处震中的他们当时的感受，他们也不愿多谈，只是淡淡地一句：“唉，太惨了……”
心灵深处的震撼
德伟
地震把分割两个院子的墙震塌了，很长时间没有修复。虽然院墙塌了，不用再绕道，但是我再也没有去过后院……
我出生在北京什刹海湖畔的一个四合院里。1976年，我13岁。
我们这一代，是在三年自然灾害末期降生，从小营养不良。而后在混乱不堪的日子里度过童年，耳闻目睹“打砸抢”、打群架等那个年代特有的社会现象。懵懂岁月里的一场灾难，唤醒了我们沉睡中的良知，伴随着痛苦与欢乐交织的日子，我们慢慢长大了。
伙伴离去
唐山大地震留给我最深的记忆，莫过于一对双胞胎同学——国栋、国梁的遭遇。国栋、国梁住在我家后面一条胡同里，我们住的两个院子紧挨着，有一个门相连，北京俗称“穿堂门”或“后院门”。后来流行的词汇“走后门”大概就是因此而来。开始这个门开着，后来因为来往穿梭的人太多，溜门撬锁经常偷东西，大人们就把它堵死了。孩子们对堵死“穿堂门”很有意见，但也没办法。虽然这样一来两个院子里的人来往要绕很远的路，但这并没有影响孩子们的交往。我和国栋、国梁在一个班，又在同一个学习小组，放学后总在一起写作业。那时候不像现在，孩子们放学后都躲进小楼里自成一统。我们是根据居住位置，分成学习小组，一起写作业，然后一起到什刹海河边捉鱼捞虾，有时玩晚了，就在一起吃饭。国栋、国梁的老家在唐山，父母都是老师，工作很忙，但对孩子们的学习抓得很紧，经常给我们辅导功课。国梁父亲话不多，不是看书，就是干活；而国梁妈大嗓门，操一口响亮的唐山话，总爱说一句：“忒好咧！”那是对我们最大的夸奖。
国栋、国梁哥俩性格各随父母。国栋好静，学习用功成绩优秀；国梁好动，跑得飞快，还参加了业余体校冰球队。地震时正赶上放暑假，国栋随母亲回唐山探亲，国梁参加体校训练，和父亲留在家里。结果，国栋和母亲被地震夺去了生命。
从此以后，国梁变得沉默寡言，上完课就去训练。学习小组也散了,那曾充满着国栋、国强小哥俩欢声笑语、回荡他们母亲响亮唐山话的后院，变得寂静无声。转年冬天，不幸再次降临到国梁身上。冰球队到结冰不久的后海训练，冰层坍塌，国梁落水。等教练和路人把他救上岸时，国梁再也没有睁开眼睛。
地震把分割两个院子的墙震塌了，很长时间没有修复。虽然院墙塌了，不用再绕道，但是我再也没有去过后院。两个小伙伴永远消失了，在我的心灵深处留下了难以愈合的创伤。国梁的父亲后来也搬走了。临行前，他来到我家，用颤抖的手，把小哥俩用过的一枝钢笔送给我。那枝笔，我珍藏至今。
抗震棚
地震发生后，大家猝不及防，纷纷跑到开阔的地方躲避。我家附近的疏散地点是刹海湖业余体校的运动场。记得7月28日天亮之后，全院老少都跑到那里，运动场上聚集了很多人。但是很快开始下雨，而且越下越大。大家都没有带雨具，很快就坚持不住了。一些人开始回家。我们的院子比较大，但都是老房子，地下还有防空洞，当时属于“危险地带”。街道上很快来了通知，说最近还有余震，绝对不能回到屋子里居住！于是，我们院子里十几户人家在大院当中搭建了一个足有100平米的大棚，并且集体入住。从此，就开始了住抗震棚的日子。开始时好奇，觉得这种兵营似的集体生活很有趣，同龄的孩子们在棚子里追逐打闹，很是热闹。住长了，才发现不是那么回事。一是热，苫布搭成的大棚像个蒸笼，人又多，哪儿都不敢去，挤在一起像煮饺子一样，一觉醒来，浑身上下全是汗；二是蚊子多，怎么都赶不走。用蚊香吧，四面透风的大棚又兜不住烟，只好用清凉油把露在外面的身体涂满。即使这样，也免不了被咬上十几个包。
随着天气渐冷，院子里的大棚没法住了，大家都纷纷在院子外面马路边上搭起自家的抗震棚来。搭建地震棚的材料五花八门，大都是各个单位下发的救灾物资。有苫布、油毡、塑料布、毡子、毯子、瓦楞板、钢筋、木料等等。于是，各种各样的抗震棚星罗棋布地点缀在胡同里。有大的，好几间房子连着，下面砌着矮墙，里面通着电线，外面涂上油漆，非常漂亮；也有非常简陋的，灰不溜秋，四面透风，像农村西瓜地里的窝棚。可惜当时没有相机，没能留下那些奇特的街景。
从1976年7月28日以后，我和父亲一直住在抗震棚里，直到1977年元旦前夕——这是按照母亲的“指示”办的。我是家里惟一的儿子，又最小，母亲对我格外操心。记得秋后的一天早晨，母亲突然叫住正要去上学的我，嘱咐说，今天要格外小心。我很不以为然。母亲却十分认真，告诉我，昨天做了个不好的梦，我家的抗震棚失火了，要多加小心。没过多久，母亲的话应验了。离我家不远的一个抗震棚真着火了。幸亏发现及时，不然来个“火烧连营”，那麻烦就大了。这以后，母亲不让我们在抗震棚里点蜡照明。入冬后，有的抗震棚里开始生火，危险性更大了。母亲只让我们晚上到抗震棚睡觉，她每天都要检查几遍抗震棚里的炉子，并嘱咐父亲千万别睡沉。
一个初冬的黄昏，我放学回家，天色已暗，却见母亲站在大院门口，正等着我。原来有人在我家抗震棚附近挖了个坑，母亲怕我掉进坑里摔着。寒风里，我看到母亲花白的头发飘扬着，显得非常苍老，心里不禁一阵发紧，母亲才50岁呀！
露天课堂
1976年9月，我们上初中了。那时候叫“戴帽”初一，还是在原来的小学上。由于地震警报尚未解除，我们被临时安排在什刹海体校操场上课。
露天学校只上三门课——语文、数学、体育。老师拎着黑板，我们每人带一个小马扎。每个班圈出一块地方，就开始讲课。操场紧挨着马路，环境嘈杂，汽车喇叭声经常打断老师的讲课，大家也无法集中精力。那段时间学习的内容，早已忘光了。
由于在体校操场上课，守着好多篮球场、排球场，所以体育课特别多。体育课实际上就是玩。常常是几个班的孩子一起打球。由此结识了同年级的一个女孩子——小叶。小叶的父母被地震夺去了生命，她成了孤儿，被一位好心的体校教练收养，并安排她进入体校排球班，那里有每月十几元的伙食补助。我们几乎每天都能看到小叶发疯似地训练。听老师说，她每天练习滚翻救球几百次，大腿内侧都磨烂了，却从不叫苦。同学们知道了她的遭遇，都很同情。而我则从她忧郁的眼神里，似乎看到了国梁的影子。有一次，我和几个同学凑了几元钱，委托老师交给小叶。过了几天，老师拿来一只排球，告诉我们，这是小叶用我们给她的钱买的。小叶说，大家的心意她非常感激，愿意和同学们成为好朋友。后来，我们经常在一起打排球。小叶的个子不高，但防守技术非常好，她的年龄应该和郎平相仿。虽然她没有成名，但经历了那样一番磨炼，相信足够她应付人生的任何挑战了。
地震后的四合院
从记事起，我们居住的四合院发生了几次大变化。第一次是挖防空洞，第二次是地震，第三次是盖小厨房。
挖防空洞把四合院的格局和地面破坏了，地震则使四合院雪上加霜。我们住的院子在挖防空洞时，把原来的影壁、大门、二门、回廊都拆了，地面的方砖也被清除。原来那个古色古香、青藤绕墙的院落变得面目全非，只剩下一个模糊的轮廓。地震又造成了进一步破坏，部分院墙坍塌，北屋的两间耳房也掉了顶子。但四合院还是显示出了顽强的生命力。老北京人常说“墙倒屋不塌”，这就是四合院里老房子的一大特色。房屋的结构非常坚固、合理，四梁八柱，而且都是用传统的榫式咬合，即使墙倒塌下来，房屋整体并不垮架。所以，唐山大地震对北京老四合院的破坏并不像挖防空洞时那样严重，修复起来也比较容易，把塌了的墙和顶子修补好就行了。但是地震以后人为的因素，却进一步加剧了四合院的衰落。先是在院子里盖地震棚，后来这些棚子慢慢变成了水泥加砖头垒砌的小屋子和小厨房，每家都自己挖沟修上下水，四合院原有的疏通排泄系统和生态环境被彻底破坏了。一些人家还乘机抢占地盘，把外地的亲戚接来入住，原来只有6户人家，猛然增加到13户。人一多，矛盾接踵而来，原先古朴和谐的民风逐渐消失，邻里不和，吵架拌嘴成了家常便饭，有两家邻居还为芝麻大点事差点闹出人命。惟有几家老邻居一直和睦相处。地震后不久，北屋里两位老人先后患脑血栓瘫在床上，他们惟一的女儿在内蒙古插队没能返城。我父母等几位老邻居悉心照顾，一直到老人的女儿返回父母身边。后来，我们那个院子拆迁，临别之际，几位老人相拥而泣，久久不愿分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