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永凤同志抓空又告诉我：“你爱人背着孩子已进城回家看你们老人去了。下雨了，我们让她别走。她还是走了。”我知道，妻子一是怕她和儿子在这里，我工作不踏实；二是怕我不放心在北京城里的老人。我很感激她对我工作的理解。
午前，市地震办公室和县政府办公室几乎同时通知，地震发生在唐山，震级7.8。我半天说不出话来。唐山！竟然是在唐山——一周前我刚刚离开的那座重要的工业城市。接近八级的地震是特大地震，对于城市是灭顶之灾啊！
雨越下越大，各公社的灾情不断传来。除采育死了人，其他公社还没有，但报来了大量的房屋破坏、院墙倒塌、喷沙冒水等情况。我们就上报县政府办公室和市地震办公室。由于没有交通工具，远处情况无法自己去落实，只好电话请临近地震测报小组去落实。近处，我和从家赶回县地办的王春圃同志骑自行车去落实。
那时，大兴县城范围不大。骑车一会儿就出了城，但大雨之下的乡村土路泥泞不堪，自行车常常沾满泥浆无法滚动，只好车骑人了。临近县城，房屋破坏虽不严重，但农民们没人敢进屋。大雨中，他们挤缩在刚刚搭起的简易棚下。最严重的是广阔的庄稼地里，已积了没过小腿肚的水、还未成熟的青玉米周围盖上了厚厚的黄沙，一个个喷沙孔四处遍布，沙水混合着从地下涌出。
就是站在县城西临卢城公社的这样一片水汪汪的地里，我和几个落实情况的同志又赶上了一次地震。先是听到低沉的隆隆声，我还以为是从地里上空通过的电话线通话响。还没抬头，脚底下就传来震动、紧跟着人就晃动起来了，眼前水面从西向东泛起波浪，那一个个喷沙冒水孔似乎获得了一股巨大的动力，大股大股地喷出沙冒水来。“又震啦，又震啦！”大家纷纷嚷了起来。虽然嚷着，可谁也不敢乱动，直到大约一分多钟后，脚下不再感到震动了，我们才一步步挪出这片喷沙冒水地。雨，瓢泼似的下着，谁也不说话，却都闷头往县城走，任凭全身湿透，真是惊吓得不轻啊！
回到办公室，看到电话机已挪到了屋门口，为的是一有情况，马上往院子里跑。我换了身干衣服，又来守电话，替下仅剩一人看家值班的刘永凤同志。她爱人下乡了，只好把刚一岁多的孩子带来了。这会儿，下面询问、报告的电话又多了。报告房屋破坏的多了。
天黑后，知道了刚才那个地震是在滦县，还是唐山那块儿，震级是7.1。虽然震级比主震小，对我们这儿影响可不小。本来因下雨，已回到屋里的人，这会儿宁可淋雨，也不回屋了。
市里、县里都下了紧急通知，要求各级政府、各单位组织大家避雨防震。各级各部门的工作逐步开展起来了。一批批县委县政府的干部冒雨下了乡。县领导直接指挥我们县地办的工作，把灾情的收集、汇总、上报交给县政府办公室；县地办负责从上下掌握震情、组织群测点观测、分析、提出预测意见、落实宏观异常。大兴县进入了唐山地震抗震救灾令人难忘的日日夜夜。
这一天，我是第一次经历地震。从此，我与防震减灾结下了不解之缘。
我在震灾现场应急指挥
张咏
当时交通工具紧缺，没有移动通信工具、也没有设录像设备，更没有基于计算机平台的地理信息系统（GIS）和全球卫星定位系统（GPS）。由于当时的科学技术现状，我们甚至都不能够及时为政府提供大地震的准确地点。“7.28”凌晨在市委紧急会议上，市政府领导期待而无奈的目光，让我一生无法释怀。
天津市于1975年5月在原地震队（天津市地震办公室）的基础上正式组建了地震局。一年后突然发生的唐山大地震考验了位于京津唐地区特殊地理位置的天津地震局。
我有幸参与了天津局的组建，作为第一届领导班子成员（副局长，党的核心小组成员），在震后第一时间组织了地震队伍的应急快速响应工作，迅速去市政府汇报请示，并在数小时内迅速率队奔赴天津市重灾区宁河县卢台镇。在地震现场担任天津市地震现场应急指挥，坚持工作达一月之久。
6月25日赴云南龙陵地震现场考察
1973年我参加工作三年，时年27岁，已先后在中国科学院地质研究所、地球物理研究所，石油部641厂（即现在的大港油田）工作，3月间我来到刚刚组建不久的天津地震队，翌年担任副队长，从此在天津地震部门一干就是31年。
1975年建局后我分管预报监测业务和台站基建。那时候，蓟县、宝坻、武清、宁河、静海五个县刚从河北省并入天津市辖区，我负责在在五个县进行地震台选址和基建工作（宝坻是在原地震台址扩建）。我国地震部门成功预报了是年2月4日发生在辽宁海城的7.3级地震，给专业队伍和人们极大鼓舞，所以在我的思想上对地震预报并没有多大压力。海城地震主震前发生了520多次小震，“小震闹，大震到”，成为当时一种判断模式。后来残酷的现实证实海城地震成功预报仅仅是个别经验预报实例，时至今日我们距离地震理论预报和对于地震物理机制清晰解析仍然有极其漫长的道路。
1976年5月29日 20时23分和22时在云南龙陵先后发生7.3级、7.4级地震，5月31日 13时08分又在龙陵附近的潞西发生6.5级地震一次，我国地震界称之为“龙陵－潞西”地震，并判定为双震型，震前震后都作了较好的判断。当时“龙陵－潞西”地震把人们的目光吸引到了少数民族聚居的中缅边界的云南边陲。
天津市区域不大，但在“京津唐”地区所处的位置特殊。根据我市抗震、地震应急工作的需要，由我带队，抗震处刘毓琨处长参加，选择两名地震预报技术人员和两名抗震技术人员：尹伯忠、薛志照、樊效良、彭国杰，共六人组成考察组赴云南地震现场进行综合考察。
考察组6月25日飞抵昆明后乘坐云南地震局两辆吉普车在蜿蜒曲折的山路颠簸了三天两宿到达到西南边陲的龙陵现场。我们向国家地震局在现场的局领导和现场指挥部汇报了来意，随即划分小组开展工作，我们考察地形、地貌破坏、山体滑坡、塌方、房屋损坏等；会见了县政府和县地震机构负责人。最远处我们到达距缅甸仅一河之隔的瑞丽，实地考察遭到破坏的一个甘蔗制糖厂。每天晚上我们住在现场指挥部的帐篷里。龙陵现场的经历使得后来我在唐山地震时的宁河地震现场有一种似曾相识的感同身受。
从现场回昆明的途中在澜沧江畔陡峭的山路上，我们乘坐的一辆吉普车不幸发生了车祸，一位白族简姓年轻司机给予及时救助，到保山后不得不停留数天，一是为伤员检查、诊治，尹伯忠同志伤势较重，军分区医院给了我几瓶当时改称“红药”的云南白药，二是等候交通工具。7月2日我们全体人员回到天津。
当时天津局对于“京津唐”地震趋势作过发生“4.5级”的预报，也有预报人员个人预报“京津唐”地区有发生5～6级地震的可能。那种估计距离实际发生的地震震级太悬殊了，因为唐山大地震从能量上相当于3万5千多个5级地震。
地壳孕育的巨大能量使得震惊世界的唐山大地震正在步步进逼，终于在20多天后突然向我们袭来。
夜色苍茫雨纷纷 唐山大地震突然袭来
1976年7月28日凌晨，我在三楼办公室里睡得正香，房间墙角斜靠着几根基建用的钢管和角铁，这些铁器撞击声和楼房剧烈摇晃把我从梦中惊醒，我意识到地震了！此时，楼内已断电，我摸黑披着上衣匆匆直奔二楼的震情值班室，得知3时42分发生了大地震，但是不知道震中地点。在摇曳的烛光中，大家紧张地忙碌着：接电话、找图纸。住在附近的职工很快赶到。电话源源不断打进来，震后约7分钟，我接到市政府（当时称“市革命委员会”）的第一个电话是市委书记解学恭同志打来的，询问地震情况，后来他又打来过一次电话。随后接到主管地震部门的建委主任杨拯民（杨虎城之子）的电话，询问震情。我如实报告说：“正在快速收集信息，地震地点、震情发展正在分析中。”我将干部职工进行分工，指定了临时负责人，组成震情信息、震灾情况和后勤安全三个大组，责成分析组组长张肇诚负责震情值班室电话和信息汇总。有的地震台站通信中断，下面的信息一时不能报来，剧烈震动又将地震记录仪器记录笔打出格，超出最大限幅，无法计算出地震参数。
当时地震局局长林启予正在天津市北郊青光地震台“蹲点”指导工作，我责令后勤火速派车去接回林启予局长。
大约在凌晨5时许，我带领抗震处长刘毓琨、分析预报室副主任杨国军，驱车到市政府汇报。外面淅淅沥沥下着小雨，途中看到严重的房屋破坏和人员伤亡才骤然意识到情况极其严峻。我们开车来到位于和平区泰安道的市委和市政府所在地——那座解放前建成的坚固的开滦矿务局大楼，在地下会议厅见到市委、市政府领导和各委办局首长，约30人正在召开紧急会议，这实际上就是天津市第一次抗震救灾会议，警备区部队首长也在场。
解学恭同志平静地询问了关于地震的情况，我如实把我们收集到的包括北京方面的情况做了汇报。至今感到羞愧不安的是：作为地震部门没有能够在政府最需要的时候在第一时间提供出准确的信息。
市委常委那次紧急扩大会议紧张有序进行，很快从铁路系统获悉通往唐山的茶淀车站破坏严重，综合各方面情况，判定这次大地震是在宁河到唐山方向。市委领导指示我们地震部门加紧工作。我根据地震局的实际情况和地震现场的需要，提出了两个请求：一是地震局机动车辆太少，二是需要提供无线电台支持，以解决应急通信问题。解学恭同志立即责成杨拯民主任和公用局（也归建委分管）刘肖岩局长派出十部吉普车到地震局待命；由人民防空办公室的张福恒主任调派两部大功率电台支持地震局。我们紧急返回地震局后，正值林启予局长从青光地震台返回，另一名从空军转业老干部、副局长黄若影也来到机关。青光地震台的赵慧君同志凭多年的观测经验，快速正确地判定出大地震的准确方位在唐山。林启予局长遂正式向市政府作了报告。我们确定了震中位置在唐山方向，决定由我带第一支队伍立即赶赴地震灾害现场——天津的宁河县县城：芦台镇。
大约早晨7时左右，我带领7个人分乘两辆吉普车，紧急向地震现场进发。
一路上看到大批解放军车辆和队伍浩浩荡荡沿津榆公路（即天津—山海关205国道）向潘庄、芦台和唐山方向开进。潘庄大桥已经严重损坏，车辆只能单向通行，队伍滞留约一个多小时。我们继续东进，距离蓟运河芦台大桥以西约2公里处，也是宁河地震台所在地附近时，已经看到大地震发生后的悲惨境况：公路北侧河沿的田埂上已经有了很多新坟和燃烧的纸钱，但是没有哭声，只见老乡们个个黑青着脸，凝眉呆目，匆匆前行。我们快要到达芦台大桥时，又看到有七八个从倒塌的县招待所逃生出来的男人，身穿内裤，身被浴巾，步履蹒跚迎面向西走过来。
1956年建造的横跨蓟运河的钢筋混凝土结构的芦台大桥，原来桥面上为飞天双拱，此时已被地震摧毁断裂，大桥桥身已经侧斜跌落河中。所有车辆都停留在芦台镇对岸公路一侧，我们下车在道边后看到很多地震后形成的仍在喷沙冒水的环形泥沙穴群。
解放军舟桥部队正在紧张地搭建舟桥，在蓟运河西岸岸边，我巧遇到当时主管农业的市委副书记冯勤，他是我在党校学习时的班长，他孤身一人从宝坻县赶到宁河县。我们一块步行走过舟桥，到达对岸后分手。大约在下午1时我们一行七人横穿芦台主要干道，没有看到一间完好的民房，那些土坯房在地震中埋葬了我们多少百姓啊！只有残留的门楼依然孤独地站立在雨中。我们不时能在道路两旁，街道空地上看到并排摆放的死难者遗体，七八个一堆儿，覆盖着棉被和衣物。看到眼前的惨状，我们心情极其压抑，感到难以名状的沉痛，因为我们是地震工作者。死难者也是我们的亲人啊！
在县委那座未被震倒的三层砖混办公楼前，我见到正在指挥救灾的县委常务副书记张云祥，我们在宁河地震台选址和为地震台选调地方干部工作接触过很多次，我们瞬间相对无言。我简要把我们到达现场的意图向他通报，告知他准备把地震专业队伍的前线指挥部设在与芦台一河之隔的宁河地震台站。
下午3时许，我在蓟运河畔等待林启予局长和后续队伍。在压抑、劳累和郁闷中无法顾及雨后满地泥泞，不知不觉在河边乱石堆中睡过去几分钟。
我们现场人员集结后回到芦台大桥西岸的宁河地震台，现场指挥部就设在这里，由我负责现场工作。
在距离台站约百米的途中，又突然发生了18时45分的7.1级强烈余震，我和抗震处彭国杰当时正走在泥泞的河渠道路上，站立不稳，无法行走，看到河水水面剧烈地晃动、翻滚。此后，我们在地震现场经历了数十次5级以上有感地震，地震晃动几乎成了家常便饭。
地震现场30个日夜
市人防派来的军用无线电台和部队通信兵战士，公用局支援的机动车辆和司机陆续到达现场指挥部——宁河地震台，首先保证了通信和交通的畅通。我们架设地震仪器连续观测记录和报告地震活动情况，用电台保持同市局和市政府的联络通信。
大家夜以继日、废寝忘食地工作。随后，现场指挥协调和人员生活成为突出问题：停电，无水，没有粮食。经请示后决定由我和地震台长刘化洲，分析预报负责人杨国军组成现场领导班子和临时党支部。刘化洲同志负责生活后勤，他是本地人，原本是宁河县粮食局系统的模范粮站站长，他去附近的粮库凭关系借到几袋面粉。头几天的生活用水是从附近一个停产倒闭的公社工厂的废水柜中取来加热后饮用，后来我们就在院里临时挖了水坑，取用地表咸水解决燃眉之急。
我们每天都将现场观测记录到的地震情况加以分析上报，综合面上情况后再提出现场意见，及时报告给上级。约一周后，后方陆续解决了我们现场的生活问题，特别是饮水、食品饼干和发电机等，部队同志带来军用战备压缩饼干，也和大家一块儿分享。
现场人员最多时达到30余人，其中有兄弟省市派赴现场参与监测考察的地震专业人员。江苏、安徽省单独在宁河县北面的板桥农场架设临时地震台，坚持了很长时间的观测记录。
我们在现场还组织技术人员，对芦台镇及其周边地区的地震宏观破坏，做了考察，绘制图件。当时，震后的灾害评估并没有作为地震部门的职责。
现场行政组织工作的压力不比业务技术工作压力小。车辆、司机、住宿、饮食生活、人员调换，每天都会遇到大量问题。特别是公用局来支援工作的司机，他们自身及家庭也有很多困难，经历了最紧张的十几天后，经请示逐步将他们放送回原单位。
在地震后大约十多天，我带领主要技术骨干开车去到了唐山市区。一路上，我们在车中只要闻到阵阵恶臭刺鼻的腐尸味道，就能从车窗内看到路旁和倒塌的建筑物瓦砾中摆放着的一排排遇难者尸体。行车穿行唐山市区，几乎所有建筑都被夷为平地，震中就在唐山市区的脚下。我们个个心情沉重，回来后好多天后，只要闻到饭桌上的咸菜就会联想到尸体的臭味，恶心不止。
我们夜以继日地忙碌。在紧张繁重的工作面前，现场人员的饮食起居无规律可言。20多天后我患上严重的痢疾，仍坚持到在8月下旬，我奉命调返回市局，此时地震现场工作也进入尾声。
从发生地震那一刻起，我没有同自己的家人联系过，局人事处同志专程看望了我在大港油田的家人。地震一个月后，我回到大港油田的家中，仅仅休息两天就返回工作岗位，因为当时监测预报任务依然繁重。11月15日我第二个女儿出生后第六天，发生了宁河6.9级强烈地震，它也属于唐山老震区余震序列。
在当时地震部门始终把主要工作职责重点放在震情监测和预报上。我从现场回到局内很长时间后，仍然坚持每天签发一期《震情简报》，分为两类：一是发到各区县局的，一是专门呈报市委主要领导的。大约是在9月份以后，才改为每周一报。
回眸历史 奋力前行
在亲历唐山大地震中，历史让我站到了天津地震应急指挥和现场工作组织者的位置，直接经历了那场灾难的洗礼。多少年过去了，当时的震感和震灾现场的情景依然历历在目，那是一种割不断的记忆。
当时朝夕相处、风雨同舟，共同经历了灾难考验的许多地震工作者和老同志，很多人已经离开了工作岗位，有的永远离开了这个世界，但他们的音容笑貌依然留在我心中。
当时交通工具紧缺，没有移动通信工具、也没有设录像设备，连BP机也是若干年以后的事。更没有基于计算机平台的地理信息系统（GIS）和全球卫星定位系统（GPS）。由于当时的科学技术现状，我们甚至都不能够及时为政府提供大地震的准确地点。“7.28”凌晨在市委紧急会议上，市政府领导期待和无奈的目光使我永远难忘，一生无法释怀。
时间过了20年，国务院主管领导要求国家地震局必须在震后第一时间向中央提供地震灾区的震情、灾情和社情信息。1996年在上级支持下，我主持研制“地震现场动态图像传输系统”，应用国际先进的计算机技术与卫星通信装备，科学集成，自主开发程序，研制开发成功装备地震现场应急队伍的便携、移动、全天候和抗恶劣环境野外“轻骑兵”。开创性解决了地震应急灾害现场图像压缩、存储与信息实时传输等难题。1999～2000年两年间，中国地震局将该系统装备到全国15个地震重点监视区的省、市地震部门，在地震应急快速响应和现场工作中发挥了重要作用。2002年在首都圈勒鸺踉窒低彻こ讨薪徊酵晟粕叮τ玫奖本⒑颖焙吞旖颉?004年我编著出版了《地震现场应急通信技术系统及装备》。
唐山大地震时我在天津市地震应急响应和地震现场的组织指挥等经历，是我后来专注于防震减灾信息处理技术研究的动力。我把这些年来的勤奋工作，艰苦攻关作为自己一生对那段历史的纪念和对在震灾中24万死难同胞的深深悼念和缅怀。
唐山震波蔓延的日子
伊夫
2004年年底的印度洋海啸，据路透社报道，截至2005年6月26日，政府和卫生官员提供的数据表明，此次灾难中的遇难、失踪人数为232010人，而1976年发生在唐山这座百万人口城市的大地震，遇难人数为242769人。
1976年，是中国史书上难忘而又多舛的一章。这一年，有太多惊天动地的重大新闻，比起第一夫人江青等高层人物的政治失势，属于天灾的大地震，至今回忆起来依然令人后怕和压抑……
可怕的瞬间
7月28日，正值北方炎热的暑伏天，那时别说空调，就连电扇也没有进入中国普通家庭。饱受闷热煎熬的老百姓刚刚入睡不久，凌晨3点42分，一场毁灭性的天灾便突然降临了。
我清楚地记得,床铺剧烈起伏如同在风浪中行船，伴随着窗外刺目的蓝、白色的光闪烁。更骇人的是，还夹杂着沉闷的轰鸣声。虽然通常大暴雨降临，也是电闪雷鸣，风雨交加。但这次“电闪雷鸣”超乎寻常，我感到有一种世界末日的恐怖。
当时中国的国际环境非常险峻，在身边第三世界朋友不多的情况下，同时与苏美两个超级大国交恶，“备战、备荒、为人民”的口号一直没有停息。在意识到是发生了强烈地震前，我首先以为是“美帝”或“苏修”扔来了原子弹。
仿佛持续了很长时间，床铺渐渐地平稳，日光灯不再摇摆，轰鸣声消失，蓝、白光退去，但整个院子却是人声鼎沸，哭喊一片……
震后第一天
“地震了！”没有人再误判是核爆炸，全院人倾巢涌出，有些人披一条床单，但大部分人几乎是赤身裸体地在院里颤抖。“大地震啊！”成年人用无助、惊恐的目光互望着，孩子们则被惊吓得哭叫不停。
就这样，挨到天亮。
我当时是住在位于宣武门一带的伯父家，单位在广渠门的安化楼附近。清晨，从宣武门通往广渠门的路上，虽然沿街没有看到倒塌的房屋，但街头到处滞留着不知所措的市民。
工厂失去了往日的热闹，每天7点半前两分钟，一直是职工进厂流量最大的时刻，争分夺秒地一路小跑，赶在上班铃鸣响的刹那迈进大门口。但今天职工们稀稀拉拉、无精打采，并不害怕那曾经颇具威慑力的上班铃了。是啊，几小时前可能瞬间就没了命，现在迟到两分钟还算个什么呀？
没有人敢往楼道里走，包括党、团员，中层干部。大家都聚集在楼外较远的宽阔地带，交流着夜里遭遇天灾时的可怕心境，猜测着地震级别和震中在何处。一小时后，车间主任传达厂部精神，考虑到安全和休息两个问题，除每个班组留一个值班的，其余组员可以回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