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天晚上，大概就是我们转变思想、调整计划的不眠之夜。还说我们防疫大队吧，主要是明确了自身的硬任务，坚持喷药消毒，预防瘟疫。此外还有很多新发现的任务：第一，由于雨水浸泡大量尸体，流进井里河里，污染了水源，再喝这里的水，就会引发传染病，所以要从北京运饮用水来。 第二，北京正在制作大量干粮，支援灾区，我们防疫大队不与灾民争干粮，自己运来。 第三，回北京的空车，载运伤员。 第四，再运一批口罩来。我们原来有口罩，是喷药时用的，现在要多加几层，防尸臭。那是一种极端的恶臭，熏得人头疼，后来有人戴5层口罩。
第四天的情形有很大改变。救灾部队可能得到新的命令，不再集中“啃硬骨头”，而是分散开来，救援(容易挖掘的)坍塌平房中的百姓。解放军毕竟是吃苦耐劳的主力呀，就在这一天，大量幸存者得救了。与此同时，几条主要街道上的瓦砾已被清除，汽车可以通行，运送伤员的效率大大提高，饮用水、干粮、帐篷、毯子、苇席等救灾物资也源源不断地运来，而且有了发放的场所。大量挖掘出来的尸体开始外运。我们防疫大队也找到了消毒的重点地段：几处伤员急救所，大多是部队和北京来的医护人员，给伤者进行止血、消炎和包扎，然后送往北京的各个医院。存放和分发干粮、饮水的场所，彻底消毒，病从口入嘛。尸体集中和掩埋的地方，天晴了，气温高，尸体迅速腐败，不但恶臭呛人，还引来大群苍蝇，这些地方是消毒防疫的重中之重，我们集中了一批喷雾器，还调来杀虫剂敌敌畏，昼夜不停地消毒、灭蝇。一连7天，陆续有刚挖出来的尸体，越是后送来的腐烂程度越重，而且已经生蛆，必须彻底杀灭，绝不能让这些地段成为瘟疫的源头。当然啦，遵照“总指挥部”的指示，我们并没有放松面上的工作，普遍喷药消毒，因为此时还有很多腐尸埋藏在废墟之中。
这几天也出现了不少“趁火打劫”的败类，他们在地震中没有受伤，也有从郊外跑来的农民，不去救援他人，反而劫掠钱财，甚至强奸受伤的妇女。解放军派出巡逻队，抓获了一批这样的罪犯，迅速制止了刚巧抬头的“无政府状态”。我就看见一些罪犯被捆在路边示众，他们抢劫的财物挂在自己胸前，有的胳膊上戴满了手表。现在回想起来，控制无政府状态十分重要，2005年夏天美国新奥尔良遭受飓风袭击的大灾之后，同样出现了这种无政府状态，也是派军队控制局面的。唐山市上百万居民，除去死者，活着的人们，如果处于无政府的混乱环境中，伤员怎么救治?饮食、衣物如何发放?由此可以看出，越是重灾区，就越需要解放军控制局面，建立和维护灾区秩序。
30年前的唐山大地震，波及天津、北京，伤亡之重，在我国历史上也属罕见。它发生在炎热的夏天，发生在人口密集的大城市，瓦砾堆中到处都有腐烂的尸体，毒菌随着雨水流淌，污染面很广。由于及时、全面地喷药消毒，杀灭蚊蝇，转移伤员，疏散人口，集中处置尸体，以及远程运送饮用水和食品等有效措施，控制了大灾之后通常都会发生的瘟疫，而唐山大地震后则是一个奇迹，其中的一些重要经验，今天仍值得借鉴。
地震应急进入尖峰时刻
张国民
1976年除唐山大震外，还发生5月29日云南龙陵2次7.4级地震，8月16日和8月23日四川松潘2次7.2级地震，加之宁夏、内蒙等地的6级以上地震，正可谓举国大震。从黑龙江到海南岛，全国一度有一半人口在防震避震。
一 小序
唐山地震是20世纪全球最大的地震劫难。这一凝聚了24万同胞生命和鲜血的无字墓碑，将永远镌刻在每一个地震工作者的心中。作为一个亲历唐山地震的地震科技人员，在这场劫难发生30周年之际，理应写点文字以资纪念。然而几次动笔竟不知从何写起。
大震时，当我从地震波的晃动中惊醒后就顾不上一切，趿上拖鞋就跑到了我当时的工作单位北京地震队的震情值班室。此后那段日子就和单位的同志们一起，融汇成一体，不知几月几日，不知是星期几，甚至不知白天黑夜……昏天黑地忙在震情工作中。此间，有的同事出去架设流动地震台，有的被派出去宏观考察，有的出去作地质构造调查，有的整天转辗落实异常，有的轮番去台站修理和维护仪器，更多的人则整天收集资料、分析震情。地震队的许多同志平时基本与家人“失去”联系。只有到了周末，有的家属才会带着孩子来地震队看望忙碌着的亲人，有的还带来在家中包好的饺子。每当此时，大家才想起歇一歇，高兴地共享美味。在那段不寻常的日子里，我真不知家人是怎么度过的。
当时我家里有一位年近70的老母，还有两个小孩，女儿4岁，儿子1岁。爱人也忙于地震工作，好在她在地球物理所上班，不像我工作在北京地震队，昼夜不能离开岗位，所以她晚上能回家照看一下家里。那时，街道组织大家搭防震棚、挖地坑等防震工作，我们全然没有顾上。老奶奶带着孙儿、孙女，全靠邻里相帮，度过这非常时期。事后，老人给我讲过一事，有一次一周岁的儿子发高烧，急得老人不知所措。这时一位邻居老奶奶突然想到前一天女儿女婿带回家一个西瓜，虽然瓜瓤已挖出来吃了，但瓜皮还在。于是两位老人齐心协力，挖出了一大碗瓜皮瓤，给孩子喂下。病中的孩子也似乎特别乖，把一碗瓜皮瓤都吃掉了。说来也奇，孩子吃后睡了大半天，醒来后高烧竟奇迹般地退了……
由于那时顾不及家里，不知家人如何艰难度日，因而也无法写些文字。而自己的工作，则是一天天连轴转，转得昏天黑地、晕头转向，因而也不知写些什么。近日，偶尔翻阅唐山大震时的工作笔记，竟发现内中有几首当时忙里偷闲、苦中作乐写的小诗。所谓小诗，其实称不上诗句，却也是当时工作情景的点滴实录。
二 小诗
（一九七六年八月）
（一）
电话彻夜响
电报催鸡叫
专群结合测震兆
处处传震报
（二）
车轮滚滚跑
震情似火烧
踏遍青山查异常
冷雨去目困扰
（三）
灯火露天照
会商难分晓
蚊虫陪累睡去了
不觉天又晓
（四）
领导任更重
日理事多少
夜来防震同商讨
宵夜宴油条
（五）
大震撼山摇
小震似鼓敲
全民奋起齐抗震
攻关志更高
三 小注
对上述5首小诗做一点小小的注解。
第一首诗是写当时震情值班室的。大震后，震情值班室是地震队的第一道景观。值班室有电话和电报传输两套通讯系统。电报是专用于地震台站数据传递的，有时也传递重要文件和紧急通知等。电话是当时最直接最繁忙的通讯工具，直接联系国家地震局、北京市政府等上级部门，北京市各部、委、办、局等职能部门，北京市各区、县、各大型厂矿企业的地震办公室，以及各地震台站、群众测报点和社会各界公众。因此值班室里整日整夜电话铃声大作、此起彼伏。除了原有的几部电话机外，又安装了多部电话机，并专门组建了有一位老同志挂帅，四五位年轻人参加的值班组，昼夜24小时收集、整理、汇综各类信息、资料，并沟通各方面情况，做好上情下达，下情上传等各种事宜。
第二首诗是写落实异常的情况。唐山地震震撼京城，造成北京地区部分人员伤亡、建筑物倒塌和财产损失。加之唐山大劫难造成的公众心理毁伤，使北京地区风声鹤唳。同时，大地震造成的地壳强烈振动和变形使各种观测资料出现剧烈变化；各专业地震台站、遍布全市的各业余测报点的异常现象群发和突起；各地村镇、饲养场、动物园报来的动物、井水、地声、地晃动等宏观异常比比皆是。为正确判定震情，我们每日里白天黑夜地派出各类专业人员去落实异常。人手紧缺，北京大学地球物理专业和地震地质专业的师生赶来和我们共同工作。地震队有一个司机班，只有两三辆车，远不能满足工作需要。于是各方无偿支援。首都出租汽车公司派来一组师傅，连人带车在北京地震队无偿工作了一年多。二炮司令部机关也派来多位战士司机，带着车不分昼夜与地震工作者一起调查异常，考察震情。正可谓“车轮滚滚跑，震情似火烧”。1976年的8～9月份，雨水特别多，在野外调查考察，经常被浇得浑身湿透，使十分疲倦的身体和大脑顿觉清醒。
第三首是写震情会商会的。大震后每天的震情会商，成为各方关注的焦点。当时北京市分管防震救灾的一些领导同志，有的亲临地震队参加会商，有的坐镇市抗震救灾指挥部听取每日震情会商意见。那时正值盛夏，各方面工作又已全从办公室搬到临时搭建的帐篷中，所以每当夜幕来临，电工班就拉起电灯，准备好露天会商会场。面对群发突起的各类微观、宏观异常和错综复杂、瞬息多变的严峻震情，会商会上总是争得难解难分，差不多每天要开至下半夜，有时甚至开到拂晓，连整夜叮咬我们的蚊子都累极而睡了，我们还在汇总意见、上报震情。
第四首是写向上级领导汇报震情的。由于北京地震队是国家地震局和北京市双重领导单位，所以一方面要与国家地震局领导和科技人员一起向国务院防震救灾指挥部汇报，同时还要向北京市防震救灾指挥部汇报。在震情最紧张的时期，有时几乎天天都要带着最新的观测资料、最新的震情分析意见向领导同志汇报。在汇报中看到，防震救灾指挥部的工作真是万分地沉重，调兵遣将部署抗震抢险；动员全国力量统筹安排数十万伤病员救治；调动各部门尽快恢复或部分恢复灾区的生产；动员和部署逐步恢复灾区人民群众的正常生活秩序等等。因此，我们的震情汇报，常常放在深夜。汇报到夜半时分，往往会安排一点夜宵，一般是稀饭和小馒头，有时碰上油条和小烧饼，则是美味佳肴了。
第五首是总结性的。1976年除唐山大震外，还发生5月29日云南龙陵2次7.4级地震，8月16日和8月23日四川松潘2次7.2级地震，加之宁夏、内蒙等地的6级以上地震，正可谓举国大震。从黑龙江到海南岛，全国一度有一半人口在防震避震。在全民奋起抗震的形势下，作为地震科技工作者，想得更多的是科学技术攻关。只有揭示地震孕育、发展、发生的科学规律，从科学上解决地震预报问题，并在地震预报基础上做好防震抗震，人类才能减轻震魔带来的危害。
“7.28”我在大兴
徐德诗
真是巧，这么大的地震，让我这个刚接触工作的人碰上了，而且还该我值班……
“地震啦……地震啦！ 快起来……快起来!”刚放暑假、带着五岁的儿子来县里探望我的妻子急促、惊慌地喊叫，把我从熟睡中惊醒。
我赶快伸手到枕边摸眼镜，没有！
此刻，用长凳、床板临时搭起的床在晃动，撞在紧挨着的墙上“哐、哐”作响。“是地震!”
我伸手去划拉从门边悬拉过来的灯拉绳。“啪嗒”，随着声响，悬挂在房顶的四十度灯泡大幅摇晃着亮了。我没戴眼镜的眼睛恍恍惚惚看到，灯光下，屋内所有东西都在动,纸糊的顶棚沙沙地抖动着，屋顶和山墙上的老土块和尘土从山墙和顶棚间隙落到床上、桌上、地上、蚊帐顶上。
晃动的床上的蚊帐中，妻子抱着惊醒的儿子在往床边移动。我终于摸到了我的眼镜，它已从枕边滑到了床边。
我一声“快出去！”妻子挟着孩子下床趿拉着鞋，我紧随其后，蹿出了屋门，踏入院子。
院子大地还在低声吼叫、微微颤抖，闷热的空气中夹着刚刚蓬起的土腥味儿。我们回头看，刚离开的屋子里还在沙沙响、房山墙上的院灯晃得房影、树影乱动。
当年，我工作的北京大兴县地震办公室，位于大兴县县政府大院内，是通道东边第二排靠通道的三间房。
两个多月前，我从甘肃铁道部第一设计院调回北京，来到这里，从人工地震勘探改做天然地震的监测和管理。虽然尚未入门，但我已经参加了值班。三天值班一次、通过电话收集全县八九个测报点的土地电、土地应力、土地磁、地下水位的日均值，向市地震办公室报数并索回当日磁情指数（K值）。
真是巧，这么大的一次地震，让我这个刚接触地震工作的人碰上了,并且还正该我值班。
当我们蹿到院里，院内有人住宿的房内也纷纷亮起灯，一个个光着膀子的人陆续跳入院内，相互询问是否地震了。
我还记得，头天晚上，天气格外闷热，人人身上汗流浃背。政府办公室前，就是大通道上还放了一场露天电影。两院的干部和家属散坐在各排房房角、通道中央，边看电影边纳凉。电影结束，很多人不回家了。那时候，别说空调，就是电风扇也很少见。县委、县政府两院的房子虽也是平房，但相对一般宿舍要高大，院内又有树木，比一般家里多少凉快些。人们摇着扇子在院内纳凉、闲聊，到午夜才陆续回屋休息。有的人刚入睡就震了。
我正要与院内慌乱的人们交流、与住地震办公室跑的人们打招呼，室内电话铃声骤响。我一下意识到自己的职责，一个箭步冲入值班室。抓起电话，是旧宫中学地震测报点的刘老师。他报告：“旧宫这块震感强烈。”我说：“县城也很强烈。”他问：“地震多大？在那儿？”我回答：“还不知道。 感觉不会小，又上下颠、又前后左右摆，远不了。”我大声说着，也为让围到地震办公室跟前的人听见。
这时候，顶棚和墙的间隙中还在掉小土块和尘土。有人喊我：“快出来吧。里边危险。”
又有人叫：“大徐，你那儿老占线。政府办公室给你打不进来。”我赶紧中断和小刘老师的通话，给县政府办公室拨通了电话。县政府办公室要我快给领导报告地震情况。我答应着挂掉这个电话，又拨了市地震办公室的电话。市地震办公室有三部电话，也许是我这个电话打得早，市地震办公室工作人员蔡火片同志接了我的电话，回答我，市里震感也很强。但国家地震局还不知道在哪儿发生了多大的地震。此时，可以听到耳机里市地震办公室其他电话的铃声响个不断。我又分别要通地球物理研究所四室、白家疃地震台的电话，知道了北京临近的许多地震台的测震记录都出格了，一时定不了震中和震级。我赶紧将情况向县政府办公室报告上情。
此后，我接听电话一刻未断，有测报点的、有各公社的、有领导的、有老百姓的……都是问是不是地震？大不大？在哪儿？还有没有？
此间，值班室前后窗口的人换了一拨儿又一拨儿。家在县城的郑文卿主任和同事刘永凤都赶来了，打开了东边沼气办公室的门，用屋里的电话了解全县各地的情况。
将近早上6点钟，即地震后两个多小时，县委常委、县公安局马局长来电话，要我立即到政府大院门口乘车，随他去位于大兴县东南的采育镇。刚才从基层报告中了解到采育镇发生灾情。县领导反应真快。我赶快报告郑主任，回我屋里穿上长裤、汗衫，之前的两个多小时我一直是穿了条运动裤衩在接打电话。此时，妻子才告诉我，五岁的儿子震后又晕又吐。我哪分得开身,只好让她一人带儿子去县医院。
跑到大院门口，斜对面公安局大门里驶出一辆212吉普车，前排右座上是马局长。我拉开车门上车坐到了空空的后排。
司机一加油门，吉普车在政府前街上飞驶而过。清晨的县城街上空荡荡的。虽然凌晨发生大震时，许多居民跑到了街上。但现在两个多小时过去了，看看县城没什么明显破坏，很多人又都回去休息了。那时公众防震减灾意识很薄弱、信息传递缓慢，别说唐山，就是本县采育的情况都不知道。
吉普车冲上通往采育的柏油路，高大的白杨树在这清晨灰蓝色的天空下飞速退后，车窗外吹来比县城里新鲜得多的清风。眼前景色怎么能和大地震联系得起来？
因为刚到县里工作,与县领导还不熟悉,上车后我只向马局长问了声好，再没说话。车出了县城，马局长说话了：“这地震到底是在哪儿？咱们这儿采育厉害。咱们两边通县、房山也有破坏。市里还有破坏。”公安系统信息灵，马局长对全市震灾已有了解。我仍然报告市地震办公室还没通知，但凭自己感受说，北京全市震感都厉害，这个地震小不了、也远不了。
接着，马局长就问：“这是不是你那天晚上汇报的那个地震？”我思索着、谨慎地回答：“应该是吧。”他又问：“那为什么不通知大家？”我小心地说：“我那天晚上汇报的不是正式预报意见，只是会议上讨论的情况。不能通知。”其后,我汇报了相关情况。
县委常委们都没说话。崔书记就说：“咱们听上边的。你们县地震办公室勤问着点儿。有情况马上报告。”
采育镇位于凤河中段的河东北岸。凤河是大兴县东部自西北向东南流淌的一条河。县里来的公路在采育镇口过桥穿镇。公路过桥前，有很长一段与凤河平行，河边依依垂柳一排排、一行行，给公路提供荫凉，给镇子立了一道屏风。今天，给马局长和我却是一个震惊。
到大兴工作虽仅两个多月，我已来过两次采育。镇上有个采育中学，位于县里来的公路在采育镇口过桥后的北边河岸上。中学建立了一个业余地震测报小组，在一位叫宫朝月的物理老师的带领下，业余地震测报活动搞得很有起色，不仅设置了土地电、土地磁、水位等观测手段，还发动学生搞动物宏观观测。这个小组是全县群测群防的骨干。
地震发生后，到我离开县城，许多业余地震测报小组都给我们县地震办打过电话，就没接到宫老师的电话，不知采育的情况。
吉普车在采育桥西头戛然而止。
桥东一片混乱：沿河的一些房屋，有的已整个塌倒、有的房角垮落、房顶塌落、门窗玻璃碎落；嘶哑喊叫的声音此起彼伏；房前屋后废墟上、公路上灰尘飞扬、人影攒动。这是我第一次看到地震现场，还不是极震区，就已使我震惊不已。
过了桥头，一群慌乱的人哭喊着、抬着一个被褥卷从一条小巷里出来。我们赶快让到一边。这群人后面，几个人喊着“马局长！”朝我们跑来，其中有宫朝月老师。他们个个蓬头垢面、人人悲情流露。为首的抓住马局长的手，连说着：“惨哪，惨哪，太惨啦。”马局长让他慢慢说。
为首的一边带着在镇上察看，一边汇报已了解到的灾情：灾重的就是镇上。尤其是沿河岸的房子几乎全完了。据刚才统计，伤亡已有14人。
此时，宫老师来到我身旁。我问他，“你们怎么不给县地办打个电话？”他赶紧告诉我：“断啦，通讯全断啦。”他指着为首的低声说：“那是采育公社书记。他说的那些死的，有的真不值、真冤。”
他讲了两个死亡者的例子。一个人是大震时房子没倒，已经跑到了院子里，一看自己没穿衣服，又回屋去取衣服，刚进屋，房顶就砸了下来；另一个人是房屋倒塌时，他已到了院子里，如果就待在院子里也不会有事，他却还往大街上跑，通过窄巷子，让院墙和落瓦给砸死了。都是缺少地震知识和防震常识。我问宫老师测报手段的情况。他眼圈红了，让我跟他去了学校。
穿过挤满避难人群的操场，宫老师带我来到原来的观测室，已成了一片废墟。几个学生正在挖掘、清理观测设备和资料。宫老师告诉我，昨天，观测土地电的微安表的指针一直不稳定，晚上，指针抖动得把微安表打坏了，原计划今天进城去修理的，这回连房子也毁了。看来昨天土地电不稳就是前兆异常啊。我一边让他把资料抢救整理出来，一边跟他商量赶快恢复观测。
回县的路上，我们心里都沉甸甸的。其时，我们还不知唐山发生的更大的灾难呢。马局长问我：“采育破坏这么重。青云店离它那么近，也看不到什么破坏。为什么？”我想了一下，回答了三条：一是从国家地震局发的“京津唐张震中和地质构造图”看，采育镇有一北东向断裂通过，且是拐点，应力易集中；二是河岸上建房，基础差，遇震易遭破坏；三是采育那些破坏严重的房子有的本来就破旧，有的建筑材料太差。马局长表示同意。
将近九点，我们回到县里。此时，天开始下雨了。我直奔办公室。刘永凤同志还在忙碌地接打电话。没等我问，她就告诉我：“上边还没通知‘三要素’；郑主任和县领导都下乡看灾情去了，让咱们盯着电话，知道哪儿震，赶快报告；还让你随时准备跟县领导下现场。”
我想，还是得先搞清地震的情况，但市地办的电话总占线，我就问其他区县地办。从通县知道，它们西集公社死了不少人。又从平谷知道，市革委会领导往他们那儿去了。震中在平谷？有可能。历史上，那里发生过八级大震啊。但这次还没听说死人。这地震到底在哪儿？多大？太可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