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修复工厂的变压器，电工班的同志顶着烈日一干就是一整天。可谁又知道，电工班里有两位工人师傅的家人在地震中遇难，他们只是把死者简单地掩埋后，就回到了自己的工作岗位上。
就这样，经过大家的共同努力，厂房被清理干净了，机器设备能够正常运转了，供电供水恢复了，运输用的车辆可以行驶了，原材料也准备齐了，生产即将恢复。在开工动员会上，一个活泼俊秀的青年女工提出了一条建议：工厂是在抗震救灾中恢复生产的，为了展示全厂干部职工的精神风貌，我们应该在厂区摆上鲜花。这个建议，得到了大家的赞同。
可是，到哪里去找花呢？“到我家去挖吧！”一个男青工态度踊跃，“我父母在院子里种了一畦月季花，这次地震压坏了一些，可还有不少仍然活着。”我们便和厂里的几个同志一起去他家起花，方得知，原来这个小伙子正在追求那个提建议的女青工。于是，大家便和他开起了玩笑，说他是把劫后余生的“福花”献给了心上人，夸他献花献得正是时候。开工的那天，工厂被这些鲜艳的月季花装扮得漂漂亮亮，大家可高兴了。
30年的时光匆匆而过。现在，每当我想起自己参加唐山抗震救灾的那段经历，心中仍然会发出许多感慨：严重的自然灾害无疑会给社会造成极大的伤害，但是，生命的希望就像自然界中的小花一样，只要能够经受住灾难的考验，就会更加坚强、充满生机。在科学不断发展的今天，我相信，人类一定能够总结出抵御自然灾害的经验，把灾难损失降低到最小的程度。
那一年，唐山地震
苏叔阳
那一天，我被释放回家，是因为我荣幸地成为抗震救灾医疗队第七队的成员，而且官居“大队秘书”，管理医疗器械、手术安排、队员的食宿以及一切意想不到的杂事。这是我有生以来做过的最有实权的职务，也是我最觉光荣的事情。
1976年7月28日凌晨，我刚从难挨的闷热中睡着，就被一阵猛烈地摇晃惊醒。我大叫一声：“快走，地震！”抱起熟睡的小儿子，拉起懵懵懂懂的大儿子，跑出我们的小屋。妻在后面紧跟着，还顺手抱起一件夹被。我们跑过院子，在狭窄的过道里，邻居码在窗台上的蜂窝煤纷纷倒下，砸在我头上、胳膊上，我紧紧护住儿子的头，还以为是房倒屋塌，心里莫名其妙地升起一股悲壮感，我真是个不可救药的好动感情者。院外的小广场上，已经有邻居们跑来，粗壮的古树连枝带叶都瑟瑟发抖，脚下的土地像是颤动的棉被让人几乎站不住脚。我看看四周，只有这小广场还比较宽敞，街上是无法存身的，单是两旁的住户就会把它塞满。天还在下着淅淅沥沥的小雨，幸亏妻带出了塑料床单和夹被，蒙在孩子身上，可以避避雨。不知是学校的哪位负责人（当时我们住在一所中学的宿舍里），动员大家平整出一块平台，又搭起临时的帐篷，让人们躲进去，这才平息了暂时的惶恐。天明时分，震动小了，大家纷纷回家取出一些必要的衣被和吃食，准备在外面待几天了。
我急急忙忙去上班。那时候，人们仿佛组织纪律性特别高，因为稍一松懈，就有被打成“反动分子”的危险。我不知道此一去，竟然多日不归，让妻和孩子们面对突来的灾难。
来到学校，见教研室的同事们都严肃之至。我的顶头上司吩咐我去支援解剖室，将存放在地下室的尸体标本放到安全地方。我高高兴兴地去了。如今想起来，那天支援队里的朋友，几乎都是各单位“另册”上的人物。我们只配和死尸打交道，而那些“左派”都分坐在书桌旁、树阴下“值班”。搬完了标本，我又被派去修理危房，给那些墙壁砌上“卧牛”。我的那些“革命派”同事，依旧“值班”或者备课。单单从他们将救灾的劳动视为惩罚，就说明“革命派”是怎样的不革命。
那一天，我被释放回家，是因为我荣幸地成为抗震救灾医疗队第七队的成员，而且官居“大队秘书”，管理医疗器械、手术安排、队员的食宿以及一切意想不到的杂事。这是我有生以来做过的最有实权的职务，也是我最觉光荣的事情。今天我愿意写这篇短文就是这自豪感的表现，虽然我们的医疗队什么也没做成，但有过这样一个编制，我是这编制中的一员，便足够我咀嚼一生。那些指派我这个医疗上的纯粹的外行担当如此专业职务的人，我鄙夷你们。你们将救灾视为惩戒，将救人看做“脏活”，把这样神圣的事业交给我这样你们认为的“不可靠的人”，是何居心呢？是准备让失误打倒我自己，还是让我光荣牺牲在前线？岁月已经将这一切洗成淡白，除非真诚的悔悟，那些“永远的正确者”决然不会想到在几乎灭顶的灾难前，他们的作为是何等的卑鄙。
我回家收拾行装，匆匆作别家人，和我的队友一起出发由天津转道去往唐山。我们坐汽车去天津，一路上看见地震洗劫的痕迹，天津受地震波及的影响比北京大得多。进入天津市和平区，冷冷清清，马路两旁的楼房有的裂开了缝，有的震掉了门窗。我们从一个不知名的小站登上火车，原以为此去直奔唐山，我也急忙忙把口罩、手套发给大家。谁知，火车开了没一会儿便停下，停下便没有走的迹象。那时没有手机，也没配备无线通话器材。队长（他是位好医生，如今已去往天国。愿他的灵魂安息）和政委（我同一个教研室的倒霉蛋，许久未见，祝他健康）急得团团转，许久，才有人传达命令，要我们原地待命，做好随时出发的准备。队长这才松了一口气，命令大家清点器材、药物，分别按照手术室的规格做同时进行两套手术的准备。政委又命令，做完医疗准备之后，男女队员分开住进不同的车厢。这么一进行临战准备才发现匆匆组队的弊病。我们的队员由于“政治第一”的原则，大部分是我的伙伴。主要是妇科和儿科的医务人员，只有不超过三位的外科医生，护士居多，医生较少，主任级的医生如凤毛麟角。手术室的规矩是不能马虎的，在一位外科医生的指导下，好不容易整备完毕，我在小本子上又是写又是画，把我平生从不知道的学问囫囵吞枣地装进肚里，乞求救主不要让我犯错误，那可是人命关天哪。收拾好这一切，才发现，整备了两间手术室，队员的宿舍就只剩下了一间半车厢，那半间是车尾的“信号间”，就是与沿途的车站打旗语的列车员休息的小车厢。于是那间大车厢当中拉起布幔，男女分开。又分出上下铺，年事稍高者睡下铺，像我这样的年轻人则须登高而卧（那年我不满38岁）。那半间，是队长和政委的宿舍兼储藏室。我这样唆地说这些无关紧要的事，是为了说明这支临时仓促组队的救灾队伍，是在怎样的条件下工作的。临战的整备，让队长和医生们着急，队长命令从明天起，全队紧急演练，由外科医生指挥和上课。而我，除了跟大家一起演练外，还要解决全队的一日三餐和饮用及洗漱用水。车停在漫荒野地，离我们最近的天津站的一家小工厂也有几公里的路程。感谢那家工厂的工人弟兄，在那艰苦的条件下，他们答应为我们提供水和饭食，又借给我们一辆小推车，往来运送。那是8月中旬，正是骄阳如火时节，队员们每天紧急演练，又在附近的农村找来一些伤病员，救人和备战两不误，其艰苦可想而知。伙食虽难称丰美，不过是烧饼、冬瓜汤，但那时也就算不错。惟其水成了大问题。道岔边有个给火车上水的大水管，可我不敢用那里的水，万一有位队员出了毛病，那就是“破坏抗震救灾”呀。于是每人每天三杯水，还要争取节余，给女队员晚上擦洗一下。队里有位主要的医生，如今是位大专家了，是位回民。他自己从不提出应当提出的要求，又要感谢工人兄弟，他们知道了这情况，每天都准备下回民餐。这让我至今欷，不知这可心的关切是否还如春风一样遍地吹拂。
我们在待命的阵地守候了半个多月，经常看见载着伤员的列车从远处驶过。也从偶尔来这儿传达命令的人那里听到一些唐山的情形，每个人的心里都非常着急，但谁都不说，残酷的政治运动让每个人噤若寒蝉。一天，队长从指挥部里回来，一脸的乌云，他找那位回民医生谈话，然后召集全队训话。他说：前线的伤员，经常被“抢救”出大毛病来。譬如：人家砸伤了腰，来了俩人，一个架头，一个抬腿，把人家的脊柱弄断了，流出脊髓，这人就半身瘫痪了。这是犯罪呀；有人把伤员连拉带拽，弄得浑身都痛，弄不清伤在哪儿，到了火车上才发现，人家腿断了，你给人家胳膊上打了石膏，腿没治好，又搭上一条胳膊。还有，把伤员拉到集中地，风风雨雨躺上几天，才来个拖拉机，那是救人吗？他说：我们是后上的队伍，要吸取经验教训，类似的错误决不能犯。他让那位医生详细地解说救助伤员的具体知识。大家有些松懈的情绪又绷紧起来。
忽然，那天清晨命令来了，要大家仔细清扫车厢，喷洒消毒剂，处理好与驻地的一切事务，大家知道要上前线了。一会儿，来了一辆汽车，放下许多又长又大的塑料袋，一捆捆地扔在地上，走了。我急忙点数，分发。谁都知道，这是存尸袋。这么多的袋子，意味着数量不少的死者。大家的心都沉重起来。谁都不说话，沉默地等待，等待那出发的命令，好去奔往那死亡和顽强的生命搏斗的战场。太阳落山了，又传来命令，说是我们将接受一批伤员，护送到安徽的芜湖。于是又整理出应急的手术室。汽笛响了，车轮转了，大家不由自主都一下子站起来，奔向车窗。望那飞速后退的树木、田野，还有偶尔闪过的灯光，我们知道此去唐山不远了。
谁知道，我们到了北京！到了，却不下车，等着，谁也不知等什么。次日清晨，汽车来了，把我们拉回各自的单位。这就是我们第七医疗队的凯旋。
我们又开了一个会，总结，评比，我竟然被全队兄弟姐妹选为第七队的模范。我差点掉下泪来。大约我的当选，很不让一些人满意。所以，当毛主席逝世，群众瞻仰遗体时，我这个“抗震救灾模范”排在当时被称作“摘帽反动权威”者的行列里，以最后的序列走到那伟人的遗体前致哀。
我们第七队没作什么，但因为站在前线的临界点上，就得到了一些值得思考的信息。在排除了当时极其荒谬的“政治原则”之后，在应急措施上应当格外注意：一、建立一切医务人员的业务档案，知其所长，在发生紧急事故时可以准确使用其长。二、应当建立公民的生理档案，比如，个人的血型应当准确无误。我的血型在1994年4月（在医疗队出发18年之后）我作肾切除手术时，才知道是A型，而在我的医疗队服的帽子上写的是B型。得亏我没有给人输血，否则，要出人命的。三、平时要教会群众紧急抢救的知识，不要发生把伤员“救”成重伤或“救”死的问题。四、最重要的是提高全民的互爱、互助、互救意识。把抗灾救灾视为神圣的人道事业。五、国家建立应急机构，能有效地指挥有序的协调的救灾行动。应急措施的水平和能力是衡量一个国家现代化水平及施政能力的准绳，更是国家政治透明度和清廉度的准绳。
我的没有作为的救灾医疗队生活，已经消失在云端，而那岁月的风还如絮语在我耳边。作古的队友只留下名姓，或许也终将淡漠。健在的，也已停止了奔驰。但那曾有的待命出发的激动还挂在心头，像传说中的武士的剑，虽然在墙头高悬，却也时时发出铮铮的响声，期待再次奔向战场。有人说，一个医生，做一次救灾医疗队员，那他一生都是救灾医疗队员。我相信这话是真实的。
携百台消毒器奔赴唐山
赵大年
我们几个干部心存疑惑，为什么要这么多机动喷雾器呢？100台！莫非唐山的灾情比想像的要大得多？
正在深夜熟睡中，床铺突然剧烈跳动，我被惊醒后的第一反应就是大叫一声：“地震!”
妻子也惊醒了，我俩急忙跑到小床边一人拉起一个孩子，跌跌撞撞地跑出房间和四合院，站到胡同里较宽绰的地方，大地还在上下抖动。这种上下抖动大约持续了20秒钟，我一家4口也就是在这20秒短促时间里从惊醒到脱险的。
何谓脱险?因为大地刚平静了一小会儿，又横向晃动起来，也是20秒吧，许多房屋抗住了纵向震动却禁不住这横向摇晃，砖头瓦块纷纷滚落，我们四合院里还倒了一面墙，后来才知道，北京市塌房一万多间，不少居民就是在这时候被砸伤的。我们在“第一时间”跑出来，还比较容易，因为地皮上下抖动，人们还好走路，而横向摇晃的时候就困难多了。
这是1976年7月28日凌晨3点42分的事情。回想起来，当时人们对地震比较敏感，因为几年前的邢台大地震，北京地区就有明显的震感，前不久又出现过云南地震，尤其是1975年辽宁的海城地震，由于事先发布了准确的预报，政府和群众做了各方面准备，地震虽然强烈，却没有造成大的人员伤亡，还使人们增长了许多知识，譬如大地震之前会有若干征兆：气候反常，井水变浑或水面升高，蚂蚁搬家，鸟儿和家畜躁动不安等。以及地震发生时，要尽快跑出房屋，站到空旷的地方。正因为报纸、电台介绍了这些知识，在那个地震频发的年代，人们多少都有一些心理准备。我下放劳动时住过的京东平谷县大华山公社，1975年深秋，枣树突然“疯了”：像春天一样生出细嫩的枝叶，反常开花，结果一场霜冻，约有20万株“疯枣树”被冻死。当时大家就在议论，气候反常，地温升高，枣树上当受骗，以为春天到了，所以提前开花，这是不是大地震的前兆呢?因此种种，当大地震真的来临时，我才在大地抖动、被惊醒的第一秒钟就做出正确判断，带领妻儿迅速跑出房屋。
邻居们也先后从四合院里跑出来。我们这条光彩胡同东口，有一段比较宽绰的开阔地，为躲避墙倒屋塌的砖头瓦块，人家都聚在这里。此时互相看看，彼此穿着背心裤衩，光着脚，连鞋都来不及穿。此后余震不断，头顶的电线来回摇摆，谁也不敢回屋取衣物。好在天气不冷，若是冬天，人们肯定冻坏了。渐渐地，胆子大了一些，行动迅速地年轻人就跑回屋里拿几件衣服，又赶紧跑出来。我也两次跑回屋，拿些穿的、吃的、塑料布和毛巾被，把妻儿安顿下来，不能一站几个钟头呀。
天色渐渐发白。当年没有手机，普通居民家里也没有电话，就算有收音机，(后来才明白)消息也是严加封锁的。总之，得不到任何信息。邻居们议论着这次地震，猜测它的震中是不是北京?已经发生过的是预震还是大震?如果是大震那就好啦，我们已经脱险了。如果是预震，此后还有大震，那可怎么办呢?我跟妻子商量了几句，再次跑回屋去，把“贵重物品”拿出来，其实就是粮票、户口本、购粮本、副食本和几十元人民币，连同两个孩子全都交付给她，我必须骑自行车到局里去上班。越是紧急时刻越要坚守岗位，提前上班，这是国家干部的职责。
我是北京市农机局管理处的技术员，当年统称干部。赶到局里一看，提前上班者大有人在，几位局长办公室的灯光明亮，听门卫说，地震刚发生半小时，领导干部就陆续赶来了，有的骑车，有的跑步。值班室的电话不停，传出的第一个信息，是市委要求我们局机关联络下属工厂，及时了解情况，加强安全保卫，保持上通下达。我们农机局虽然是个“小局”，也有数万职工和家属，联系着郊区各县、社的拖拉机站和修配厂，掌握着农用车辆和油料，参与救灾，能量颇大。
上午，我们在办公楼前公路边的绿化带搭了一溜帐篷，也叫防震棚，局长决定，把一部分住平房(危房)的家属接过来，由局机关食堂供应吃喝，以解除干部的后顾之忧。下午，“时局”逐渐明朗，知道了震中在唐山，天津的灾情也比较重，灾情较轻而且距唐山最近的大城市就是北京了，从中央到市委，要求北京各部门紧急动员：支援灾区。当然啦，解放军部队是最迅速的救灾主力，唐山市附近的驻军已经跑步到达重灾区，第一批受灾的伤员也用汽车送到了北京。我们此时还不知道唐山灾情的规模和严重性，只是推测，北京到唐山直线距离180公里，北京塌房上万间，唐山的灾情小不了，也许会有成千上万的伤员吧。北京的交通、卫生部门都动员起采了，紧急运送和接待伤员。傍晚，农机局派出几十名干部，分头组织车辆运送举电机组、抽水机组、推土清障机组，连夜奔赴唐山。另一项很有远见的任务交下来：调集100台机动喷雾器到唐山喷药消毒。因为“大灾之后必有大疫”，必须防止瘟疫流行。
对这项任务，我们几个干部心存疑惑，为什么要这么多机动喷雾器呢?外人不了解，我们农机干部心里有数：医院消毒和农村社队防治病虫害大都使用手动喷雾器，而机动喷雾器是新产品，它由一台小型发动机为动力，喷药的效率(比手动的)高几十倍，消耗药液的数量也很大，要100台，莫非唐山的灾情比想像的要大得多?疑惑归疑惑，执行任务谁也不讲价钱。我们连夜调集物资，把北京喷雾器厂和农机公司的库存机动喷雾器如数调齐，会同卫生局，提供消毒药液，紧急抽调技术工人和技术员，编队编组，以及安排车辆、油料，在29日深夜出发，奔赴唐山重灾区。现在回想起来，这些人员、物资，都是无偿提供的，市委一声令下，我们只用电话八方联系，不用书面文件，派人去洽谈也来不及，而基层单位接到局里的电话，要人要物，都是一口答应，而且自己派车，按时把人员、物资送到。一切行动听指挥。一方有难，八方支援。体现了社会主义优越性。
30日早晨，我们“防疫大队”到达唐山。车队根本进不了市区，街道已被倒塌的房屋瓦砾阻塞。我惊呆了，这哪里是唐山市呀，简直就是一大片瓦砾堆。我们在市郊找了一块空地“安营下寨”，人员、器械、药液(桶)和帐篷等物资都卸下来，以此地为“大队部”，大卡车腾空待命(这一招儿很明智，后来证明这8辆大卡车承担了多项重要使命)，几辆吉普车立即行动起来：一辆指挥车，由大队长乘坐，去寻找“总指挥部”(我不知道它的全称，大概是“唐山抗震救灾总指挥部”吧)，去报到，建立联系，接受指令。其余的是交通车，把喷药小组尽可能地送进市区，开始消毒作业。这种四轮驱动的越野型吉普车显示了优越性，可以在田间行驶，阻塞不太严重的街道，它也能在砖头瓦块上爬过去。
进到市区，我们遇到的难题一个接着一个。首先是不知道往哪里喷药?按照原先的计划，要求重点保护水源，保护厨房或炊事场所，保护抢救伤员的医疗场所，控制蚊蝇孳生地。而眼前的实际情况是一片混乱，到处房倒屋塌，瓦砾成堆，原先计划的那些地方你根本就找不见。这时是地震后的第三天，说准确点，是地震后的 56小时，天下着雨，余震不断，残垣断壁继续坍塌，许多瓦砾堆中还传出呼救声和呻吟声。我们是不是应该放下喷雾器去救人呢?不能见死不救呀!
当天傍晚，回到“大队部”吃晚饭的时候(大家都没吃午饭)，才知道许多防疫队员自动改变了任务，放下喷雾器去扒房救人了，被压在坍房里的老百姓又哭又喊，你还怎么喷药呢?没工具，用手扒，不少队员的双手磨破，有的指甲盖都磨掉了。大队长没有批评我们，但他传达“总指挥部”的命令，防疫大队的光荣任务就是喷药消毒，普遍喷药，不准擅自改变任务!大队长又说，这次大地震发生在人口密集的唐山市，又是夜间，人们都在家里睡觉，伤亡人数不止十万八万，这是夏天，大量尸体很快就会腐烂，必须普遍喷药消毒，不是不让同志们扒房救人，这是革命分工，如果发生瘟疫，就会牺牲更多的生命!同志们一定要顾全大局。
晚饭是我们自己带来的馒头咸菜，饿了一天，却吃不下去，队长命令大家必须吃。白天扒房救人的惨象历历在目，伤者大多赤裸身体，道路阻塞，我们把他们往哪儿送?扒出来的尸体，血肉模糊，也只能排放在路边。我曾参军10年，在朝鲜打仗，没少见死人，不用队长下命令也能吃饭，只是心里堵得慌。那么多解放军跑步来救灾，来得比谁都早，为什么没看见他们扒房救人呢?也许只是我没看见吧。
几天之后才陆续听到一些说法，原来解放军救灾部队也有计划，有重点，就是首先抢救党政机关，银行，水电通信枢纽和职工宿舍。不能说这种计划是错误的，救灾也应该有重点，只是随机应变的能力较差，因为这些单位大多是楼房，坍塌之后，那些预制水泥板，一块千斤重，没有吊车(从北京；调来的汽车吊，被瓦砾阻滞，也靠不拢)，战士们集中起来用手抬，费尽力气也是事倍功半。大家议论，如果一开始就去抢救民房百姓，一定能够救活更多的人。今天写上这一笔，只为探讨经验：抢险救灾，也要根据实际情况，及时调整计划。譬如，首先清除主要街道上的障碍物，这比较好办，因为都是碎砖瓦，用不了多少时间，而打通道路，救灾工作的全局就“活”了：汽车吊可以靠近坍塌的楼房作业；战士们分散开来，到居民区扒房救人；伤员和尸体也便于外运；指挥车、通讯车都可以发挥更大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