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像当时大多数脱险的人们一样，程杰也相信自己住的这一片是灾情最重的，他当然也听说过别人的事，但他没有太留意，更没有详细打听什么。对于那些救出了自己亲人的战士，他也只留下一个红五星的形象。他说，当时自己太小了。或者真是这样，我们都太小了，我们只知道解放军是强者，强者能帮助别人，强者怎么能也需要人去帮助呢？
我曾查过一些资料，证实当年人民解放军共救出被埋压群众1.64万人，而城市当年驻军的2万官兵中，遇难近千人。这座城市曾将这次灾难的死亡人数精确到个位数，而那些异乡的战士，我们却说不上一个名字。我和我的朋友都很想对那些年轻的、如流星般倏然滑过的生命表达一份敬意，都很想为那些遥远的如今已统统进入耄耋之年的父母道一声珍重，这些日子，在我寻遍了我所能够达到的领域后，我得到的结论是一个，逝者如斯，找不到了。
找不到了，白所长摇着头说，近30年了，部队几经整编，原来那部队已没有了，就是上一级部队，也不可能再保留你想找的那些资料了。我说，至少我还能找到他们的墓地吧，前几年，我曾到过唐山许多公开的墓地，寻找遇难军人的归宿，但我仅仅发现两处，那么多遇难的军人，该会有一大片的墓地吧？准确的位置又在哪儿呢？白所长说，和地震中所有的遇难者一样，战士们的遗体都自然安葬了，在那些埋葬遇难群众的地方，也许就有我们的战士，在那些墓地，没有人能分清哪是军人，哪是百姓，哪是本地人，哪是外地人。只是，我们的那些战士，没有人去祭奠……不，我说，我认识一个朋友，他就是在这个大院长大的，他每次祭奠亲人时，都没有忘了子弟兵……
几天前的一个午后，在乙酉初冬的太阳下，我站在唐山人引以自豪的唐山抗震纪念碑广场，读着那镂刻在纪念碑上的碑文“……二十四万城乡居民殁于瓦砾……”时，我的眼睛湿润了。公祭的242419名逝者，也许并没有我们的子弟兵。那以后，我曾翻阅了几乎能找到的所有的公开刊物，没有谁能自豪地说起，他曾经帮助过一个遇险战士……像我的那些朋友说的，可惜我们没有救出一名战士，哪怕在他们负载很重的身上，撤下一片砖瓦。
沧海桑田，2006年的“7.28”，30年过去了，鲜花已遮掩了墓地，白骨已化为泥土。当这座城市曾以万人空巷欢送子弟兵离唐，当这座城市曾一次又一次获得双拥模范城称号，我相信那情感的真挚，那真挚，是欢笑，也有泪水。我不敢想当年那些十几岁的孩子的父母，在遥远故乡的感触，这个普天同悲的日子，我们展示的爱里多少有了一丝苦涩。在记叙上面文字的时候，不习惯用烧纸祭奠亲人的我，用它们献给那些无名的亲人们吧，它也将飞扬成一只蝴蝶……愿这异类的关爱为我和我的朋友们的回忆增添些许的温馨。
同样的，10万抗震救灾子弟兵撤离唐山的时候，是整整30年前了。那个同样初冬的早晨，阳光仿佛出奇地刺眼，拥挤的人群中，许多人往战士们怀里揣着煮熟的鸡蛋和包好的水果。那天许多人都哭了，唐山是草绿色托起的城市啊！
30年前的初冬，在由解放军报记者和新华社记者采写的记述百万唐山人送别解放军这一动人场面的长篇通讯中，提到一段最令唐山人动情的情节：一名解放军战士６次闯入废墟抢救遇险群众，第7次时，他牺牲了。这是第一次公开披露的烈士，那以后，唐山人似不忍提及这些事了。直到如今，我采访各界人士，而人们能叫出名字的烈士也只有这一个——王彦修。许多善良的人们甚至相信，当时，真的只有一个解放军战士为抗震救灾牺牲了。
在冀东烈士陵园二楼的双拥工作展厅，我见到了王彦修的遗像，那是年轻的如朝阳般的年龄。这个入伍刚刚5个月的新兵，刚刚结束了师里的集训，返回唐山驻地刚下火车便赶上了地震。这个家乡距邢台不足80公里的宁晋县的小伙子，立即意识到遇到了什么的。他叫喊着从候车大厅冲到广场，当他看到候车大厅倒坍时又奋不顾身冲进去救人，他一连救出6个人，当他第7次冲进废墟时，余震发生了，他被砸断了双腿，身上多处砸伤，他那双热情的眼睛再也没有睁开。第二年4月，中央军委授予他“雷锋式的战士”荣誉称号，直到今天，他所在的部队以他名字命名的班，依旧是战士们的骄傲。
但当我一步步接近那个残酷的谜底，我想我该告诉所有善良的人们，就像原唐山抗震救灾指挥部成员，原市委领导张乾十分肯定地对我说的：“决不止一两个的，不止的！可惜那时唐山死了几十万人，每天都有人去世，即使听到有战士牺牲，也只是叹息几声，哪有工夫细问哪！”是的，那是不容人回头的日子，可人们总该有回头的时候，当日子过去近30年时，我知道，这件事必须去做了。
我的采访是从市民政局开始的。唐山抗震20周年前夕，民政局也有统计牺牲的解放军烈士们的想法，但没有办成。按常规，烈士牺牲所在地民政部门要为烈士出具牺牲证明，但那时是非常时期，这道手续被简化了，所以，在市民政局，没有牺牲的解放军烈士这一栏。民政局扶贫办的郑印庆告诉我，当时援唐的10万大军中，下至营级上至大军区的建制共有100多个单位，而且这些年部队的编制也有了变化。即使地震10年后，部队作家钱钢在《唐山大地震》中也无奈了：“问过许多部队，都说没有死亡的记录。”但烈士是的的确确存在的，郑印庆以当年亲身经历告诉我，老领导张乾的话是对的。
在冀东烈士陵园，我偶然寻到另一条线索，陵园管理处原副主任、冀东烈士纪念馆馆长卞江曾告诉我，在陵园的墓区，还有一位在抗震救灾中牺牲的烈士，但没有人知道他的经历。
陵园很静，高大的英雄纪念碑前，一群军校学生正在宣誓。初秋的季节里，高大的侧柏依旧苍翠挺拔，梧桐树却大片大片的落叶了，那么大的叶片，落下来要飘上好一会儿，看上去，就像飞……据说，那叶是在树上时便死掉的，但却不肯落下，一直到春天滋出新芽。
我是在陵园办公室刘主任的陪同下找到那座烈士墓的。墓在陵园墓地的最西侧，孤单单的，是惟一的不是大理石而是水泥浇筑成的，墓碑也是水泥的，背面只简单地刻着几个字：“于1976年抗震救灾中光荣牺牲”。那以后我又采访了许多人，包括当年的冀东烈士陵园管理处主任韩峰,市委老领导张乾、赵俊杰,市民政局、地震局、唐山军分区以及写过许多唐山地震作品的作家王立新，然而都一无所获，没有人知道那位叫刘洪久的，躺在烈士陵园里的英雄是怎样牺牲的。韩峰告诉我，这墓也不知是何人建的，当时陵园的围墙都倒了，埋了许多人，后来都迁出去了，我们看是个解放军，就没动。他还告诉我，这是陵园里惟一的一座实墓，按国家规定，60年代后便不许埋实墓了。但直到退休，他也没见过烈士的亲人祭奠过。我又问过卞江，他摇摇头，说没有人来，从来没有。
墓碑的正面刻着几行字，不知什么人用红油漆描过几笔，仿佛是要人着意记住这样几个字：刘洪久，原籍安徽省阜南县苗集公社，1976年9月9日立。刘主任告诉我，红漆是红领巾们干的，他们来这里给烈士墓碑描字，这里是最后一个，他们的漆用完了，那没能描出的一行字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步兵第359团一连副班长。
刘主任是女同志，很年轻，一袭红衫。我们就那样静静地站在墓碑前，直到她随手采下一株野菊花，放在墓碑上。这时，我似乎才发现这墓的周围竟有无数盛开的金黄色的野菊花。“不知怎么回事，这里就是这种花多，到处都是。”刘主任说。我蹲下身，凑近花束，花有一种淡淡的香，就连那些枯萎的花朵，缩成褐色的一团了，但香气依旧。
在辽阔的中国地图上，我找到了那个叫阜南的地方，那是安徽的西南方，与河南搭界，一条公路通过县城。我用手指算算，离唐山大约700公里。不知道那里是否还有他的亲人？为什么这么多年没有人来看望他？那里会有怎样的风俗，祭奠这早逝的亲人？
曾担任过中国人民解放军某部侦察科长的离休干部曹大连讲了一个他亲身经历的故事。那天，部队的侦察排长叶如松带着几名战士在如今的唐山百货大楼北一栋倒坍的楼房里救人。他们从废墟间隙往里掏洞，掏进3米多时，一次余震，洞塌了。3个小时后，人们把叶排长和一名姓张的新战士扒出来，叶排长的头被预制板夹扁了，早已牺牲，那姓张的新战士双腿粉碎性骨折。那天是1976年的8月3日。至今，曹大连还记得一位当地的老大妈跪在叶排长的遗体前，一面用手指抠他嘴里的土块，一面抚摸着他的头。他才20岁呀！人们只知道他是衡水地区的人。曹大连说，仅在他所在的师直机关，在抢险中牺牲的军人就三四个，可惜后来部队被多次改编，恐怕记录都没有了。
都没有了，地震救援结束后，唐山百万居民送亲人。难道从那一刻起，所有的记忆都淡去了吗？不，不会的。我没见过的一位叫张伯兰的老人说不会的。那年的7月28日傍晚，一辆满载伤员的军用卡车从唐山驶向天津医院，当时同样是伤员的张伯兰老人坐在驾驶室里，司机就是从废墟中把他救出来的解放军，人们叫他连长。连长头上缠着纱布，血浸透了纱布，流过脸颊，染红上衣、裤子，他的嘴里一直自言自语“时间，时间，时间就是生命！”车到天津医院，连长的血已染红驾驶室的地面，他是被医生抬下去的，第二天，医生向打听连长情况的人含泪摇摇头。没有人知道他的家乡，甚至说不清他的姓名。
解放军报记者、作家钱钢在自己的《唐山大地震》中描述了这样一个情节：当年我在唐山机场遇到过一支部队，一天早上开饭前，正在整队，一个士兵突然栽倒在地，过了一段时间，医生回来说：“……死了。”他是连日埋尸的极度疲劳中犯病的，遗憾的是，当时我没有记下这支部队的番号。事后，我向许多部队的领导打听，他们都说不记得本部队有过死亡的记录。
20年后，迟浩田上将在文章《撼山易，撼我军民难》中披露了当年解放军从废墟中救出群众的数字：12245人。而多少子弟兵为此献出了自己的宝贵生命，将军没有说。也许真的如当年在唐山传扬的，我们的子弟兵为唐山人民做的好事，就像天上的星星，看得见，数不清。
数不清喽！就在我记下上面文字的时候，唐山街头寒衣节为亲人焚化的一堆堆纸灰还没有散尽，当我走过这些思念的时候，我的眼睛被泪水模糊了。初冬的夜晚，星光灿烂，我知道每一颗星都有自己的名字,自己的轨迹,自己的故事，不论别人知道还是不知道。
废墟中绽开的花
严彦
30年前，我随部队参加了唐山地区的抗震救灾。作为那段历史的亲历者，我想讲几个与花有关的小故事……
1976年7月29日，我当时所在的部队奉上级命令，自辽宁海城出发，乘火车进山海关，赶赴唐山参加抗震救灾。在河北省昌黎，我们换乘汽车。当车队路过滦县、古冶逐渐进入灾区腹地时，眼前的情形，把我们这些刚刚经历过海城地震不久的人都给惊呆了——这次地震造成的巨大破坏和伤亡，要比海城地震的灾情严重得多，简直就是一场空前惨烈的浩劫！滦河公路大桥被震断了，桥的中间部位垮入河心，两端则歪歪扭扭地斜戳在河边。3辆汽车停在一段尚未完全坍塌的桥面上，还有两辆已经掉进了河里。一些土质松软的地面像布一样被撕裂开，那些宽两三米、深七八米的大裂缝把一条条道路拦腰截断。
厂房、办公楼、商店、居民住宅以及农舍大都坍塌成了一堆堆瓦砾，整个灾区好像是刚刚经历了一场毁灭性的大轰炸。一群又一群的人或抬着重伤者，或扶老携幼，从地震中心区域撤出。在与他们擦肩而过时，我从他们的眼神中感受到的是一种迷茫和惊恐。一个丢失了帽子的警察在指挥拥堵不堪的交通——倒塌的房屋把原先十几米宽的道路挤占得只剩下了两三米的宽度；头上缠着带血绷带的军人在运送重伤员，他们是受到了重创的当地部队官兵。这些情景使我们意识到，这次抗震救灾的任务十分艰巨。
7月31日，我们进入了唐山市区。到达上级指定的地点后，整个部队立即开始了抢救伤员和搜寻遇难者遗体的行动。我们班挖出的第一个遇难者是市陶瓷学校的一位女学生。当同志们小心翼翼地将压在她身上的砖块清理开时，她已经没有了呼吸。这个女孩子满身满脸都是砖灰土末，面容看不太清楚，但她那条拖在脑后的、系着红头绳的大辫子，给在场的人留下了深深的印象。据她的同学讲，她只有18岁，刚刚参加完学校的毕业典礼，正在等待分配工作，没想到就……一个三十多岁、身高足有一米八几、体重有二百多斤的体育教师的遗体被扒了出来。他的头被一根掉下来的水泥房梁砸中，殷红殷红的鲜血从伤口中喷涌出来，流得到处都是。
最令人惋惜的是开滦煤矿某矿一位年仅二十几岁的女党委副书记，她本来已经跑到了宿舍楼的门口，但不幸被瞬间垮塌下来的砖块给砸死了。我们在清理她的遗体时看到，她的眼睛瞪得大大的，嘴巴张成O字型，既像是对突如其来的灾难感到震惊，又像是在大声喊着什么。
唐山是个出水泥的地方，可是，恰恰是这些水泥建筑材料，给我们的搜救工作带来了极大的困难。在没有任何机械的条件下，仅凭双手去搬挪这些堆集成山的水泥砖瓦废墟，是件非常困难的事。由于没有手套等劳动保护用品，战友们的手都被磨烂了。一些尚未被搜寻出的尸体开始腐烂，令人窒息的臭味熏得大家直想呕吐，许多人因此吃不下饭。
震后天气异常，令人烦躁的闷热把大家蒸得汗流浃背。在这种环境中干重体力劳动，不喝水是不行的。由于地震破坏了自来水管线，我们一时找不到干净水，无奈之中只好喝水泡子里的脏水。就这样，战友们纷纷染上了痢疾，一个个开始拉肚子、发烧，有的连走路都直打晃。由于救灾物资不能立即运到，我们吃的饭就是自己用干粮袋从东北背来的高粱米和盐，连咸菜都没有。
面对这一个个令人痛心的场面，平时喜欢说说笑笑、打打闹闹的战士们沉默了，大家的心情十分压抑。困难考验着每一个人的意志。一天，我们班在唐山市机械局宿舍楼的废墟中清理出了一家4口人的遗体。当时的场景，真是令人难过。三十多岁的夫妻二人，各自抱着一个孩子，脸向下，背朝上，同时被砸死在一块水泥板下。看样子，两个大人在楼房倒塌的瞬间，本想用自己的身体保护住孩子，可是，全家人一起遇难了。我们用被子将他们的遗体裹好，抬到送葬车上；将他们的证件和贵重物品登记入册，上交主管部门。就在我们把这一切做完、准备离开这处废墟时，战士小李兴奋的喊声又让同志们停住了脚步：“你们看，这里有花!”大家顺着小李的手指看去，真的是花！在我们刚刚清理开的一堆横七竖八的水泥板间隙中，露出了一株刚刚绽放的、白色的鲜花。这株花的花瓣狭长细尖，清新淡雅，给人一种虽蒙尘却不失其高贵品性的美感。看着它，战友们刚才还十分凝重的面孔上，露出了几许好奇的神情，大家便不约而同地围了过去。小岳说：“楼房塌成这个样子都没把它砸死，它的命可真大！”大姜问：“这是什么花？不光长得好看，还挺香……”他这一说，大家便纷纷开始抽鼻子，可不是，一股股沁人心脾的清香味儿，就是从这些花瓣中散发出来的。小李趴在花前仔细地观察了一会儿，得意地说：“这是白兰花，我们家也有……”
看着战友们高兴的样子，我心中一阵欣慰：连续多日的奔波和超负荷的劳动使同志们的体力严重透支；伤病让大家更加虚弱；更何况，整天扒废墟、搬尸体，一些新战士因此在睡觉时经常做噩梦……现在，这株劫后余生的白兰花却给战友们带来了难得的愉悦。“班长，咱们把它弄出来吧!”小李殷切地向我请求。小岳则带着一副悲天悯人的神情说：“人的命应该救，花的命也该救！你们看，这花的盆已经被砸坏了，如果咱们不把它移出来重新栽上，过不了几天，它也就干死了。”我同意了大家的意见。全班冒着酷暑，抬开了几块水泥板，将这株白兰花从废墟中移了出来。小李确实有栽养这种花的经验。他找来一只旧花盆，把带着原土的花栽进盆里。那天晚上，我们把这盆花带回了宿营地。浇水、松土、施肥，在大家的照料下，白兰花越开越旺。我们离开唐山时，将这盆花送给了当地一对经常协助我们工作的小姐妹，并告诉了她们这株花的来历。多少年过去了，直到现在，我仍然记得那株白兰花婀娜的身姿和幽幽的清香。
第二个关于花的故事发生在唐山市工商银行路北区分理处。一天，连长对我说，工商银行路北区分理处的房子全被震塌了，为了保护国家财产不受损失，你们班要立即赶过去参加护卫工作。接到这个命令，我们马上赶到了分理处的所在地。
在地震中侥幸脱险的分理处主任带着几个职工一直坚守在已经倒塌的营业部、办公室和金库周围。他们虽然神色疲惫，但仍然拿着枪封锁住了办公区。我们接管了警卫工作，同时协助银行的同志开始清理埋在瓦砾下的账簿和钱物。搜寻工作进行得很艰苦，我们甚至把房基上所有的瓦砾都搬挪开了。
工作中，一个背着美式卡宾枪的同志很快就和我混熟了。原来，他也当过兵，复员后才被分配到银行的。当我问起他家在地震中的伤亡情况时，他眼角噙着泪水说，母亲被埋在瓦砾中死了，弟弟受了伤被转运去了外地医院，全家只有他被邻居及时扒出来才幸免于难。听他这样一说，我的心里也非常难过。
当我们把埋在废墟中的账簿、票据、现金等全部清理出来后，一对账，竟然一分钱都没少！这个结果真是令人难以置信，可事实的确就是这样。那些掉在地上、埋进土里的硬币，也被一枚一枚地清理出来。现场清理工作完成后，我们马上在办公区原址搭起防震棚，接着，分理处就恢复了营业。
一天，我看见那位背卡宾枪的同志拿着一小盆花走进防震棚，便问他：“上班端盆花来干什么？”他带着眷恋的神情说：“这花叫四季海棠，是我母亲的，别看不是名贵品种，可我母亲喜欢它。”他告诉我，他在地震中脱险后，刚把母亲和弟弟的事处理完，正想再把家里的财物从废墟中扒出来，就听说一些人把商店和仓库抢了。他心急如焚——担心坏人趁乱抢劫银行，便马上赶到分理处，参加了守卫金库的工作。
现在，社会秩序恢复了，分理处也营业了，他便抽空儿回了趟家。当他把这盆花从废墟中扒出来后，心里特别激动，因为这是母亲给他留下的一个“念想”。他对我说：“你看，它的生命力多强，这枝子上的花骨朵都快绽开了……”以后，这盆花便被他摆在了他的办公桌上。
看着这株花，我感悟到：这些同志和别人一样，热爱自己的家，热爱自己的亲人，但是在灾难面前，他们没有忘记自己的岗位和职责。他们在地震中所表现出来的社会责任感和奉献精神，是多么的纯朴而高尚。其他同志知道这件事后，也很受感动，大家在工作中更加努力了。
在这期间，还有一件关于花的事也让我难以忘却。
随着抗震救灾工作的进一步展开，许多工矿企业在十分困难的情况下，不坐等国家救济，积极想办法恢复生产，以实际行动减少地震造成的损失。我们天天和工厂的同志们一起工作，目睹了唐山人民的辛勤劳动，亲身感受到了他们在战胜地震灾害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坚韧精神。 为了帮助陶瓷厂恢复生产，上级又把我们连队派到了那里。 刚进厂时，眼前的景象残破不堪：一些厂房、办公楼、仓库坍塌了，许多机器设备被砸坏；扭断成几节的水泥电线杆把供生产用电的电线拽得乱七八糟；自来水管断了水，全厂生产、生活用水全靠厂区内的一口大井供应；运输原材料和成品的汽车不是被砸坏，就是缺少燃料……
厂领导对全厂人员进行了分工，组织大家利用现有条件恢复生产。我们连队也被作为突击队使用。有一个重要生产车间，虽然没有倒塌，但房基上半部分横向错移出去了半米左右。如果把它拆了，短期内就不能恢复生产；但要继续使用，则必须排除可能出现的险情。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厂领导请来建筑专家，在得到“不拆可以，但要科学加固”的答复后，便立即组织工程技术人员和工人师傅制定出了修复厂房的方案。在我们连队的配合下，厂里相关人员连日突击，用“垫实房基、增加房体支架、四周固定”的方法，很快就把厂房加固了。为了把制陶生产线恢复起来，许多工程技术人员和工人师傅没日没夜地工作。一位工程师原本就患有“美尼尔氏综合症”，地震后又得了严重的肠炎。为了修复机器设备，他带病坚持工作，始终没有离开工作岗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