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敏请率本旗出藩，即有不愿臣服之心，迟早必成肘腋之患。济尔哈朗幼育于太祖宫中，小于太宗七岁，情谊如同胞，故太宗思夺镶蓝旗予济尔哈朗，为理所必至之事。蓟州四城本由济尔哈朗占守，两个月后，命阿敏接防，以其时祖大寿由孙承宗慰抚，将领兵入援，事先遣谍潜入永平侦察，为清军所获斩于市，乃知锦州明军将入关。祖大寿威名素著，因以阿敏代济尔哈朗，借攫其锋：胜则损其实力，败则以此为罪。其为借刀杀人，情势显然。
收复蓟州四城后，孙承宗逐渐整顿防务，由关内扩及关外，崇祯四年七月，命祖大寿筑大凌河城。大凌河在锦州以东，在此筑城，即为向前推进，是采取攻势的明证。太宗自不容此城之成，自率主力渡辽河，出广宁大道，而以德格类等率偏师出锦州以北的义州，遥为呼应。八月，师至城下，城内军民工役三万余人，粮食是一大问题，太宗因定长围之策，兵分十二路，南北东西每一面三路，大将在前，诸贝勒、台吉在后，佟养性率包衣跨锦州大道而营。其时清军已有红衣大炮，命名“天佑助威大将军”，即由佟养性督造，亦由佟养性为炮兵指挥。围城的工事，规模浩大，据《清史稿祖大寿传》：
周城为壕，深广各丈许；壕外为墙，高丈许，施睥睨。营外又各为壕，深广皆五尺。
因此，朽山、锦州两路援军，都未能到达大凌河城。九月，辽东巡抚邱禾嘉、总兵吴襄(吴三桂之父，祖大寿的姊夫。吴三桂为祖大寿的外甥，合军七千人赴援，亦为太宗亲自领兵击退。
第三章 太祖、太宗(9)
太宗长围的目的，不在得地而在得人。一则曰：“(明善射精兵，尽在此城。”二则曰：“我非不能攻取、不能久驻，但思山海关以东智勇之士尽在此城，若杀尔等，于我何益？”(俱见《清史列传祖大寿传》尤以生致祖大寿为志在必得，所以设围之初，即再次致书招降，第二通中有这样的话：
倘得倾心从我，战争之事我自任之；运筹决胜，唯望将军指示。
这不仅是请祖大寿当他的“军师”，直是请祖大寿发号施令。这当然是从《三国演义》中“三顾茅庐”得来的灵感；而此后之善视祖大寿，则参用曹瞒之于关云长的故智。当大凌城中“粮尽薪绝，杀人为食，析骸而炊”，亦即是到了以人骨作薪煮人肉的地步时，祖大寿终于投降，事在崇祯四年十月。
祖大寿初降，太宗与之行“抱见礼”，亲以金卮酌酒慰劳，赠以黑狐帽、貂裘，明日用祖大寿策，奇袭锦州，《清史列传》本传载其事云：
命贝勒等率八旗诸将及兵四千人，俱作汉装；大寿率所属兵三百五十人，以二更起行，趋锦州，炮声不绝，为大凌河城中人突围奔还状。会大雾，人觌面不相识，军皆失队伍，为收兵而还。
如果没有这场大雾，我很怀疑，一入锦州，此作汉装的四千清兵，恐将不复再得回辽东。祖大寿始终无降清之心，此非我好做翻案文章，证以此后情况，事实确是如此。
或谓：“然则先降之三千余人，包括其嗣子泽润、亲子泽洪、养子可法在内，又将如何？”我的答复是：祖大寿知道太宗不会因他的归明而杀此三千余人；果真屠杀，亦符大寿之愿，其部下终不为清所用。
《清史列传》本传又载：
十一月庚午朔，谕诸贝勒曰：“朕思与其留大寿于我国，不如纵入锦州，令其献城，为我效力。即彼叛而不来，亦非我意料不及而误遣也。彼一身耳，叛亦听之。若不纵之使往，倘明国(朝别令人据守锦州，则事难图矣。自今纵还大寿一人，而携其子侄及诸将士以归，厚加恩养，再图进取，庶几有益。”
此真是看得透，做得出。太宗与崇祯在位同为十七年，何以此胜彼败？最大的原因即在太宗真能知己知彼；而崇祯则既不知彼，亦昧于自知。本传续记：
乃遣人传谕，询大寿曰：“今令尔至锦州，以何计入城？既入城，又以何策成事？”大寿对曰：“我但云昨夜溃出，逃避入山，今徒步而来。锦州军民，俱我所属，未有不信者。如闻炮则知我已入城，再闻炮，则事已成，上可以兵来矣。”遂以其从子泽远及厮养卒二十余自随。既渡小凌河，舍骑徒行，遇锦州探卒，偕入城。越三日遣人至大凌河语其所属诸将曰：“锦州兵甚众，将从密图之。尔诸将家属，已潜使人赡养，后会有期。倘有衷言，即遣人来，无妨也。”于是上将旋师，赐敕大寿，令毋忘前约。大寿复遣人赍奏至，言：“期约之事，常识于心，因众意怀疑，难以骤举。望皇上矜恤归顺士卒，善加抚养。众心既服，大事易成。至我子侄，尤望垂盼。”上命毁大凌河城，携大寿从子泽洪等及诸将以还，优赉田宅服物器用。降兵万余，咸分隶安业。
祖大寿初回锦州时，只言突围而出，但副将参将等高级将官投清，这件事是瞒不过的，辽东巡抚邱禾嘉密疏上闻。崇祯当然要杀祖大寿，却不敢明正典刑，一面命邱禾嘉加以羁縻；一面如清太宗之于阿敏，行一条借刀杀人之计。《清史列传》本传：
唯以蒙古将桑噶尔寨等赴援不力，战败先遁，密令大寿歼之。事泄，桑噶尔寨率众蒙古，环甲三昼夜，欲执大寿来归本(清朝。大寿慰之曰：“我视尔如兄弟，尔安得若此？”桑噶尔寨曰：“闻欲尽杀我等，图自救耳。”大寿曰：“杀我自必及尔；杀尔自必及我。”共之盟誓而定。
按：在辽东明军，杂有甚多蒙古部队，此即王象乾所优为的“行款”，而在兵部夸张为“以虏制夷”的战略。观上引之文，情形是很明显的：祖大寿只带“从子泽远及厮卒二十余”回锦州，何能歼灭桑噶尔寨所率的“众蒙古”？又“事泄”者，当然是邱禾嘉依照指示，故意“放风”。祖大寿谓桑，“杀尔自必及我”，则是已知为借刀杀人之计，为桑揭穿底蕴，自然相安无事。此一段记叙中有隐笔。
一计不成，又生一计；本传又记：
敕使自京师召之者三，大寿语锦州将士曰：“我虽竭力为国，其如不信我何？”终弗往。
有袁崇焕平台被缚前车之鉴，祖大寿何能上当？但从此数语中，可以推知祖大寿当时的心迹：第一，力竭投降，并非本心，仍旧希望能为明守边，甚至牺牲在满洲的亲属亦所不惜；第二，由“其如不信我何”这句牢骚，可知其寒心，素志固犹未改，但可知其已无殉国之心。
此后三年，清太宗致书，不报；多铎征锦州，则力拒。于是到了崇德元年，明清之间又另是一个局面了。
我以前谈过，所谓“天命”、“天聪”，只是一个不伦不类的汉文称号，究其实际，在天聪八年以前，国号为“后金”，自称“金国汗”；至崇祯八年，始定国号为“清”，并建正式年号“崇德”。也可以说，在此以前，希望以山海关为界，划疆而守；在此以后，始决心进窥中原。而促成太宗此一决心的最大原因是：在察哈尔获得了一方“传国玺”。
走笔至此，先作一篇“传国玺考略”。按：“皇帝”一词，起于秦始皇；以故作为“恭膺天命”之凭证的玺，亦起于秦始皇，《太平御览》云：
第三章 太祖、太宗(10)
传国玺是秦始皇所刻，其玉出蓝田山，是丞相李斯所书，其文曰：“受命于天，既寿永昌。”
秦始皇打算者，天下万世一系，传之无穷，因名之为“传国玺”，但仅及二世；刘邦先入咸阳，子婴降于道左，此玺遂为汉得。明人刘定之作《玺辩》，述其源流甚详：
汉诸帝常佩之，故霍光废昌邑王贺，持其手解脱其玺组。王莽篡位，元后初不肯与，后乃出投诸地，螭角微玷(按：玺为螭钮。董卓之乱，帝出走，失玺。
孙坚得于城南甄官井中。袁术拘坚妻，得以称帝。术死，玺仍归汉传魏，隶刻肩际曰：“大魏受汉传国之玺。”
魏传晋，晋怀帝失位，玺归刘聪，聪死传曜。石勒杀曜取玺；冉闵篡石氏，置玺于邺；闵死国乱，其子求救于晋，谢尚遣兵入邺助守，因绐得玺归晋。方其未还也，刘、石二氏以玺不在晋，谓晋帝为“白板天子”；晋益耻之。(按：时为东晋穆帝永和八年。
谢尚到底是否骗回这方秦玺，大成疑问；但自南北朝开始，“其间得丧存毁真赝之故，难尽究诘”，直谓之秦玺已亡，亦非过言。
自唐朝开始，“传国玺”改称“传国宝”，为太宗所制，文曰：“皇天景命，有德者昌。”贞观四年，隋炀帝萧后，自突厥奉玺归，亦非秦玺，而是很可能为永和年间所制的晋玺。至后唐庄宗遇害，明宗嗣立，再传废帝，因石氏篡立自焚，则连晋玺亦亡。
“儿皇帝”石敬瑭入洛，又制一玺，后世称为“石氏玺”；契丹灭晋，明知此“传国宝”的来历，但对外不道破真相，辽兴宗耶律宗真试进士，且以“有传国宝者为正统”命题。“石氏玺”后为天祚帝耶律延禧失落于桑乾河。
至此，所谓“传国玺(宝”者，共得三玺：
一、秦玺，文曰：“受命于天，既寿永昌。”亡于南北朝。
二、晋玺，文曰：“受命于天，皇帝寿昌。”毁于后唐废帝。
三、石氏玺，文曰：“受天明命，惟德允昌。”辽末失落于桑乾河。
在此以前，宋哲宗时忽有咸阳平民段义，献一青玉玺，谓即“传国玺”，曾巩曾上表称贺，且改元为“元符”。事实上是“元祐正人”被排斥后，继承真宗朝奸臣丁谓的另一班奸臣蛊惑庸主的花样。朱子曾有《书玺》一短文：
臣熹，恭维我太祖皇帝，受天明命，以有九有之师时，盖未得此玺也。绍圣、元符之后，事变有不可胜言者矣！臣熹敬书。
“绍圣”即哲宗于宣仁太后既薨，排斥正人后所改的年号。绍圣四年改明年为元符，又三年而崩，徽宗即位而北宋亡。朱子所谓“绍圣、元符之后，事变有不可胜言者”，真是史笔。
金兵入汴梁，得玺凡十四，其中即有此段义所献之玺。至金哀宗完颜守绪死于察州，则连宋玺的下落亦不明了。
元至元三十一年，御史中丞崔彧由故官拾得之妻处购得一青绿玉，四寸方，三寸厚，经监察御史杨桓鉴识篆文为“受命于天，既寿永昌”，以为即秦玺而进献。其实此即宋哲宗朝奸臣假造的“传国玺”。此伪秦玺至元亡，顺帝挟之走沙漠，犹自夸“我有传国宝”。其后不知所终。
至于清太宗所获自察哈尔一玺，非元顺帝挟以北走的伪秦玺，而是另一唐朝以后所制，为元顺帝走沙漠时所失落的玉玺。《清史列传多尔衮传》：
有元玉玺，交龙纽，镌汉篆曰：“制诰之宝。”顺帝失之沙漠。越二百余年，有牧山麓者，见羊不食草，以蹄撅地，发之乃玺，归于元裔博硕克图汗，后为林丹汗所得。至是多尔衮令额哲献于上。
据此可知，由察哈尔发现的玉玺，非宋玺，非石氏玺，非晋玺，更非秦玺，清史铁记太宗得“传国玺”者皆妄。但此玺为唐以后所造，而来自元宫，则确凿无疑。
至于太宗征服察哈尔，则为得以亡明的一大关键。当时满洲三面受敌：西面的明军；东面的朝鲜；西北的察哈尔，明朝称之为“插汉”，为内蒙七大部之一。其中尤强者三部：一为科尔沁，居内蒙东部，当辽东之北、黑龙江之南，与满洲密迩；二为鄂尔多斯，居内蒙西部，河套之中；三即察哈尔，居内蒙中部，包括今热河、察哈尔、绥远等地。在此三部中，察哈尔更为强中之强。
科尔沁酋长姓博尔济吉特氏，亦为元裔，曾参加“九国联军”之役，其后化敌为友，和亲降附。太宗孝端后，孝端之侄、世祖生母孝庄后，以及多尔衮、多铎的福晋，皆出此族，与清朝世为国戚，其后裔中最有名的就是——科尔沁博多勒噶台亲王僧格林沁。
察哈尔为元顺帝嫡系子孙，所以酋长称“汗”。其时的林丹汗雄桀为内蒙七部酋长之冠，一向轻视满洲，且倚仗士马强盛，侵凌同族，与科尔沁更是极不相能。而明朝“行款”笼络“西虏”以制“东夷”的“西虏”，即指林丹汗而言，自是满洲的大敌。
天聪四年大凌河之役以后，太宗静待祖大寿举锦州来降，暂无举动，因而用其兵攻察哈尔，林丹汗率师西遁，太宗降其部众数万，收兵而返，并未彻底解决。至天聪七年六月，向臣下征询：“征明及朝鲜、察哈尔，何者当先？”都以为应先征明，但太宗一则不愿与祖大寿交锋，再则打算着相机攻林丹汗，所以沿长城西行，由龙门关入口，纵掠宣府一带，兵围大同，死伤甚众而无功。
闰八月将班师时，有一意外喜事，《清鉴纲目》卷首《平定内蒙古》载：
(林丹汗徙其人畜十余万众，由归化城渡河西奔，沿途离散，仅存十之二三。及至青海大草滩，林丹汗忽病痘死；其子额哲，拥众万余，居河套外。
额哲未降，但林丹汗同族的有力分子，以及林丹汗的妻子窦土门福金却投降了。
林丹汗死后，妻子数人为太宗父子兄弟所分占，《天聪实录》载：
八年闰八月辛亥，察哈尔国林丹汗……窦土门福金携其国人来降……众和硕贝勒等公议奏云：“天特赐皇上察哈尔汗窦土门福金，可即纳之。”上固辞曰：“此福金朕不宜纳，贝勒中有妻不和睦者，当以与之。”代善等复力劝上纳……曰：“此福金乃天所特赐，上若不纳，得毋拂于天耶？上非好色多纳妃嫔者比；若上如古之庸主，悖于义而荒于色，臣等岂特不劝之纳，有不于上前力谏者乎？今此福金，皇上纳则臣心欣悦，不纳则激切滋甚矣。”……上因思行师时驻营纳里特河，曾有雌雉入御幄之祥，揆此不纳，恐违天意，于是纳福金之意始定……护送福金多尼库鲁克喜曰：“我等此行乃送福金，非私来也。皇上纳之，则新附诸国与我等皆不胜踊跃欲庆之至矣。”
代善等力劝太宗纳窦土门福金，即因一开其例，诸贝勒便可“人财两得”；护送者亦认太宗能纳，则以此为和解的表示，降附事完，方能心安。而太宗恐额哲以此为仇，故不能不踌躇。下一年，太宗命多尔衮招抚额哲所部，《清史列传多尔衮传》：
第三章 太祖、太宗(11)
九年二月，上命多尔衮同贝勒岳托、萨哈璘、豪格统兵一万招之。四月至锡喇珠尔格，降其台吉索诺木及所属千五百户，进逼托里图，恐其众惊溃，按兵不动。额哲母业赫，贝勒锦台计女孙也；其弟南楚暨族叔祖阿什达尔汉，皆为我大臣，遣宣谕慰抚，额哲遂奉其母，率宰桑台吉等迎降。
按：锦台计即金台吉。前面谈过，他是太祖的内兄，亦为代善的岳父。金台吉有一子名德尔赫尔，其女归林丹汗，生额哲。阿什达尔汉为金台吉同族兄弟，早已降清，著有战功，太宗时“典外藩蒙古事”，等于后来的“理藩院尚书”。南楚又名南褚，其姐即额哲生母。
除了窦土门福金及额哲之母以外，林丹汗还有三个妻子：一个叫囊囊，一个叫伯奇，一个叫俄尔哲图，此时从额哲的身份而言，称为“太后”。囊囊太后先到，太祖劝代善纳此妇，代善不愿，《天聪实录》九年七月载：
上纳察哈尔汗大福金囊囊太后。先是……囊囊太后至，上遣人谓大贝勒代善曰：“此人乃察哈尔汗有名大福金，宜娶之。”言数次，代善对曰：“人虽名为大福金，但无财帛牲畜，吾何能养之？闻察哈尔汗尚有大福金苏泰太后，待其至，我将娶之。”
此“苏泰太后”即额哲之母，《蒙古源流》称之为“苏台太后”。而囊囊太后为“多罗大福金”，满语“多罗”译成汉文为“理”，此“理”字有多种解释，在此作“正式”之意。满蒙部落酋长多妻，辄称之为“福金”，即汉语“夫人”；而称“多罗大福金”，表示林丹汗生前经过仪式正式迎娶的妻子，纵非元配，亦为继配，所以太宗谓之“有名”。但既为元配或继配，年龄与林丹汗相差不远，老丑而又无赀，故代善不欲。而苏泰太后则太宗以济尔哈朗爱妻已亡，早以苏泰太后相许，他说：
“先既许弟(按：济尔哈朗为太宗堂弟，后复与兄，是无信也。朕言既出，岂有更易之理？此福金可娶之。”往谕数次，代善不从。时阿巴泰贝勒(等闻之，奏上言：“此福金因无财畜，故大贝勒不娶。臣等若早闻许大贝勒之说，亦必劝止。此人乃察哈尔汗多罗大福金，皇上宜自纳之，不可与他人也。”
按：所奏之言，文义稍有未协。意谓代善不欲娶囊囊太后，不妨听之；如早闻太宗有此意，亦必劝阻。此下有一段没有说出来，而太宗自能意会：囊囊太后虽老丑而无财畜，但她的名号在察哈尔有相当的号召力，如有异心，可利用为工具。因劝“皇上宜自纳之，不可与他人”，即为防微杜渐，预遏乱源之计。
于此，我又别有看法：代善之不欲娶囊囊太后，既非嫌其无财富，亦非嫌其老丑，只是避嫌疑、表心迹，小心谨慎而已。只看他推辞的理由，只因“无财帛牲畜，吾何能养之”，便知是托词。以后，代善娶了林丹汗的妹妹泰松公主；而察哈尔的三太后——伯奇、俄尔哲图、苏泰，由豪格、阿巴泰、济尔哈朗分娶。元玺即由苏泰太后带来，为额哲换得一个亲王的封号。
察哈尔既平，朝鲜则于天聪元年，曾为二贝勒阿敏所败，订盟约为兄弟，力所能制，亦无后顾之忧，而又适得元玺，遂有中原之志。天聪十年(崇祯九年四月朔，祭告天地，受宽温仁圣皇帝尊号，建国号大清，改元崇德，即以天聪十年为崇德元年。
既即帝位，当然要获得邻国的承认，遣使征聘于朝鲜，朝鲜国王李倧不肯推戴。按：朝鲜之于明朝，始终不贰，至清初犹然；此中有个特殊的原因：明成祖生母碽氏，籍隶三韩，所以他是朝鲜的外甥。李朝各王，向来事明犹父；而明朝之于朝鲜，保护亦不遗余力。由于有此深厚渊源，所以不愿事清，因而引起战争，《清鉴纲目》崇德元年十一月：
(太宗亲率大军，再伐朝鲜，渡汉江，克其都城。(朝鲜王李倧奔南汉山城，告急于明。明舟师出海，守风不敢渡；而太宗围南汉山城急，破朝鲜诸道援兵，获倧妻子于江华岛。倧惧，始遣使乞降，弃兵械、服朝服、献明室所给封册，而躬自来朝。太宗见之于汉江东岸之三田渡，自是朝鲜世为臣仆者二百四十余年。朝鲜既服，皮岛势孤，太宗遣兵与朝鲜夹攻取之。
其时明朝方苦于流寇，自顾不暇，实在无力庇护藩属；而朝鲜总以为天朝大国，不管满洲，还是流寇，无非跳梁小丑，只要出兵，无不克取，寄望甚深，因而态度强硬。及至登莱总兵陈洪范出师阻风，清朝又大破其诸道援兵，李倧方知明不可恃，投降得颇为彻底。太宗先虏了李王及其大臣的家属多人；和约既成，仍留朝鲜两王子为质子。至于征朝鲜得济，则由于孔有德之降清，为袁崇焕操切从事杀毛文龙的后遗症之一。
孔有德、耿仲明、尚可喜、吴三桂为清朝所封的四异姓王。顺治九年，孔有德殁于桂林，有一子为桂王部将李定国所杀，嗣绝、爵除，是故康熙年间，止称“三藩”。
孔、耿皆为毛文龙部下。袁崇焕杀毛文龙，以陈继盛代领部众孔有德认为不足与共事，偕耿仲明渡海至山东，为登州巡抚孙元化用为参将。大凌河之役，孔有德奉命率骑兵八百赴援，途中乏食，纪律无法维持，而孔有德犹以军法从事，军心更为不稳。行至德州以北的吴桥，为部下劫持，终于造反，于是回军自西而东，一路大肆掳掠，王师变成土匪。到得登州，约耿仲明为内应，破城得三千余人，都是他的辽东同乡。登州对岸的旅顺，以及旅顺口外的广陆岛，驻有副将两员，亦举兵反明，山东半岛与辽东半岛的两支叛军合流，声势甚壮，孔有德自称“都元帅”，登坛拜将，耿仲明等四人皆为“总兵”，四出攻掠。明朝调动保定、天津、昌平三镇兵会剿，历时一年，劳而无功。
因此，兵部定以辽制辽之策，将祖大寿在宁远的部队调进关，以祖大寿的一弟一姐夫：祖大弼、吴襄两总兵率领，包围登州。孔有德看看守不住了，决定投清，一面派人联络，一面调集战舰突围，过旅顺口为总兵黄龙所袭，至鸭绿江又为朝鲜兵所攻。与孔、耿同时起事者共六人：四“总兵”，一“副帅”、一“副将”为父子，亦为创议造反之人，经此三番接击，不是阵亡，就是被擒。其中是否有借刀杀人的情事不可知，不过只有孔有德、耿仲明未死，达成了投清的目的，说是巧合，亦未免太巧了些。
《清史列传》中，由乾隆定名的《贰臣传》，以为清效命、被难祠祭者居前，孔有德列于第三，当其天聪七年投清时，本传记其所受“恩遇”如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