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太祖、太宗(6)
上曰：“五年灭寇，便是方略，朕不吝封侯之赏，卿其努力，以解天下倒悬。”辅臣韩爌、刘鸿训、李标、钱龙锡等奏曰：“崇焕肝胆识力，种种不凡，真奇男子也。”
崇焕奏曰：“臣在外调度，所有奏闻，一凭阁臣处分，阁臣不可不着力主持。”
上顾谕阁臣，阁臣奏曰：“敢不承命”
崇焕又奏曰：“边事四十年，蓄聚此局，原不易结，但皇上宵旰于上，正臣子枕戈待旦之秋。臣尽心竭力，约略五年；但五年之中，须事事核实，第一钱粮，第二器械，户工两部，俱要悉心措置，以应臣手。”
上顾谕两部尚书王家桢、张维枢，奏曰：“敢不承命。”
崇焕又奏曰：“臣承命在外，止以灭寇为事，五年之中，事变不一，还要吏兵二部，俱应臣手，所当用之人，选与臣用；所不当用之人，即予罢斥。”
上顾谕两部尚书王永光、王在晋，曰：“敢不承命。”
崇焕又奏曰：“圣明在上，各部公忠，毫无不应臣手，但臣之力制东事而有余，调众口而不足，一出君门，便成万里，忌功妒能，岂遂无人？即凛于皇上之法度，不致以权掣臣之肘，亦能以意乱臣之心。”
上曰：“朕自主持，不必以浮言介意。”
崇焕又奏曰：“有皇上主持，臣不孤立……”
张岱行文，所要强调的是，袁崇焕要挟需索，得寸进尺，最后竟想钳制言官。但既皆许诺，则袁崇焕杀毛文龙，亦为便宜行事，无足为罪。至于“一出君门，便成万里”，确为当时实情，崇祯既许以“朕自主持，不必以浮言介意”，而到头来毕竟听信浮言，陷袁崇焕于孤立，且以杀身，则是君负臣，非臣负君。
至于毛文龙，自有取死之道，此人为杭州无赖，浪迹辽东，因缘时会，得领师干，捏造战报战功，得升为左都督，据辽东半岛、鸭绿江口的皮岛，以筹饷为名，大做走私的生意，满洲所需物资，多从皮岛而来，核其行为，“资敌”无疑；但“日以参貂交结当道”。既见杀，当道不复再能得贿，因而怨及袁崇焕，先造蜚语，说袁崇焕通敌；而清太宗提出要求，以毛文龙的首级为信物。这话由“当道”(包括言官以至宦官，日言于崇祯，信之不疑，所以后来一闻浮言，即以为袁崇焕果然通敌。是则杀袁崇焕，亦不尽由于崇祯庸暗。总之，万历一朝四十余年，冤气戾气凝集不散，遂有天启东林之祸，阉党横行，崇祯初虽有“逆案”，但君子道消、小人道长之势未改，几无正人君子容身之地。此是明朝气数已尽，崇祯既昧于天命，不能返躬修省；更不能善尽人事，唯果于杀戮，足令志士丧气，不亡又安可得？
《石匮书》记毛文龙被诛事，颇为细致，足当实录。本传云：
(崇焕至双岛(高阳按：指琼岛及皮岛，文龙往宁远，迟之两日，见江上战船将士，皆傲视不顾，谕以“督师亲至地方，尔辈何不晋谒？”对曰：“未奉将令，不敢晋谒。”
按：此足见毛文龙心目中根本无袁崇焕。但绝不能谓为袁崇焕以其无礼，杀之以为报复；袁崇焕的想法是：有此心目中无主帅之将，则缓急之间，不但不可恃，且紧要关头，反足以助敌，亦未可知。袁崇焕所以有五年复全辽的把握，端在能保有完全彻底的指挥权。今有此将，安可不除？且知毛文龙交结当道，如果循正当之途径去毛，必不能如愿，因而采取断然行动。本传续载：
崇焕愕塞，不发一言。但日与幕客数人，沿江闲步，拾沙际文石，攫夺为戏，或呼酒席地，小饮成狂。兵船侦探见者，皆曰：“督台轻狂若是。”皆不以为意。
平情而论，袁崇焕此时虽已有必去毛文龙之意，但亦非不可挽回，只要毛文龙能示诚受节制，袁崇焕亦乐于有此一支海上呼应支援之兵。只是根本上毛文龙便轻视袁崇焕，那就不能不决裂了。
当时等毛文龙回来以后，袁崇焕并未动手，相与燕饮，每至夜分；席上谈公事，袁崇焕主张变更营制，并设监司理民政，毛文龙怫然不悦，话就谈不下去了。
于是袁崇焕讽示毛文龙辞官回乡；毛文龙说：“我一向有此意思，但唯有我知道‘东事’；等‘东事’告竣，朝鲜衰弱，一举可以占领。”所谓“东事”即指对满洲的军事而言。毛文龙大言不惭，已使得袁崇焕大感不快，而居然还存着占朝鲜的妄想，则他的兵即令能打，亦必保存实力，对袁崇焕五年复辽的计划，完全没有帮助。至此，袁崇焕才决定采取行动。
于是以邀“观射”为由，将毛文龙诱至袁崇焕设在山上的行帐；随行士兵摒拒在外。其过程在张岱的笔下极其生动。
《石匮书》记袁、毛打交道，尚有他语；又袁崇焕所带亲兵无几，而双岛毛军数千，袁崇焕何能从容执法？则袁之机智，自别有过人之处，仍须看《石匮书》方知其中曲折奥妙：
(崇焕索其兵将名册，以给犒赏；文龙不肯进册，漫应曰：“本镇所带亲丁，现在双岛者，三千五百余人耳。明日领犒。”
按：毛文龙不肯进册者，因袁崇焕一直要查核他的饷项支出，恐一进册则据名册核饷，情弊立见。乃约次日犒军，登岸较射。
乃传令中军，带亲丁四面摆围，崇焕坐帐房犒赏军士。文龙来谢，坐语良久；崇焕曰：“明日不能踵别，国家海外重寄，合受焕一拜。”拜已，相约减从，山上亲丁仍于山上摆围。文龙从官百二十人，俱绕围兵，内丁千名截营外，崇焕乃命各从官过见，慰劳之曰：“各将官海外劳苦，粮多不敷，使汝等空乏，情实可悯。汝等亦受我一拜。”拜已，众皆感泣。
按：向毛一拜，以宽其意；向众从官一拜，是一种试探。“众皆感泣”则知可以感化，可以理折，可以气夺，然后可以杀毛文龙。
遂问将官姓名，有言毛可公、毛可侯、毛可将、毛可相，百二十人俱姓毛。
按：此似近乎儿戏，其言夸诞。实则不然。当时投身行伍，有不知其姓者，主事者乃任意制一姓名予之，如王得标、王得胜之类。有轻率者，则故意制一恶姓怪名以相戏，湘军中不乏其例。然亦有喜舞文弄墨，特为制一与其人不称之嘉名相赠，如鲍超目不识丁，贵后始识其姓，而字“春霆”，即其一例。彼时通文墨者，每以屈事武夫为耻，遇有机会，每加戏侮。如鲍超曾得部下献董香光屏条四幅，相传系李闯部下得自明宫，鲍超谓幕友：“何无上款？”此幕友答谓：“好办！”援笔在下款之上加一上款：“春霆军门大人雅正。”文士狎侮武夫，类皆如是。所谓“毛可公”、“毛可侯”的题名，亦是一时相戏，未必有何深意；而毛文龙不说真话，遂成口实。
崇焕曰：“汝等岂可都姓毛？”文龙应曰：“皆是小孙。”崇焕作色对文龙曰：“此便欺我！此辈皆异姓之人，今皆姓毛！吾闻天子方可赐姓；汝今擅改人姓，欺君罔上，罪莫大焉。”顾官曰：“汝等还该复还本姓，为朝廷出力，自立功名，何得为此欺罔之事？”因大声问文龙曰：“我到此数日，披肝沥胆，望尔听我训诫。岂意汝狼子野心，总是一片虚词。目中已无天子国法，岂容宽假？”语毕，西向叩头，请皇命，褫文龙冠带。
第三章 太祖、太宗(7)
按：清制有“皇命旗牌”，而无“尚方剑”，皇命即等于尚方。明制有皇命，有尚方剑，两者权威有差减。凡出镇，必赐皇命旗牌，而尚方剑则系特赐。一请尚方，其人必死。袁崇焕先请皇命，后请尚方，步骤不乱，自见其智珠在握。
数之曰：“女(汝有应斩十二大罪：兵马钱粮，不经查核，夜郎自据，横行一方，专制孰甚，当斩一；说谎欺君，杀降诛顺，全无征战，却占首功，欺诳孰甚，当斩二；刚愎撒泼，无人臣礼，牧马登莱，问鼎白下，大臣无道，当斩三；每岁侵饷银数十万，每月给米三斗五升，克减军粮，当斩四；私开马市，潜通岛裔(夷，当斩五；命姓赐氏，不出朝廷，走使舆台，监(滥给劄付，犯上无等，当斩六；劫掠商人，夺船杀命，积岁所为，劫赃无算，身为盗贼，当斩七；部将之女，收为姬妾，民间之妇，没入为奴，好色诲淫，当斩八；逃难辽民，不容渡海，日给碗饭，令往掘参，畏不肯往，饿死岛中，草菅民命，当斩九；拜魏忠贤为父，迎冕旒像于岛中，至今陈汝明一伙，盘踞京师，交结近侍，当斩十；女真攻破铁山，惨杀辽人无数，逃窜皮岛，掩败为功，当斩十一；开镇八年，不复守土，观望养寇，当斩十二。”
又谕各官曰：“毛文龙十二罪，汝等说当与不当？若杀之不当，汝等上来先杀了我。”延颈就戮，众官皆相视失色，叩头乞哀。
毛文龙为之气夺，只叩头求免；袁崇焕问毛可公、毛可侯那班人：“文龙当斩否？”都唯唯称是；中有人以为毛文龙虽无功劳，亦有苦劳，但为袁崇焕作色一喝，亦即住口。
此时，袁崇焕方始请尚方剑，斩毛于帐下，随即宣布，只诛文龙，余俱无罪。乃重新部署，将毛文龙的兵分为四协，以毛文龙之子毛承祚及副将陈继盛分别率领。同时大犒将士，传檄各岛，将毛文龙的各种苛政尽皆革除。恩威并用，贴然绥服。
回到宁远，上奏具言其事，最后自陈：“文龙大将，非臣得擅诛，谨席藁待罪。”崇祯看袁崇焕如此作为，心里不免害怕，这就种下了袁崇焕不得善终的基因；亡国之君之所以为亡国之君，就在这些地方！从古至今，只有英主才能用英雄。或谓庸主亦可用英雄，如刘阿斗百事不问，唯倚武侯。此亦不然，刘阿斗是个特例：武侯为顾命之臣，刘阿斗倚恃如父，论其实际，并非信任。若如官文，自可谓之庸，但能重用胡林翼，此识人的眼光及用人不疑的襟度，亦就不庸了。
话虽如此，崇祯自亦不能不优诏相答。于是袁崇焕又上言：“文龙一匹夫，不法至此，以海外易为乱也。其众合老稚四万七千，妄称十万，且民多，兵不能二万，妄设将领千，今不宜更置帅，即以副将陈继盛摄之。”又请增饷至十八万。报准奏。
平心而论，袁崇焕的处置，确有些欠考虑；当毛文龙叩头求免，从官畏服，则权威已经建立，只逮捕毛文龙置于左右，其子承祚及部将为求保毛之命，必然听命，一样亦可达到整顿的目的。以前方大将，除非有反叛犯上的逆迹，不能不断然处置以外，绝无请尚方剑立斩的必要。那就无怪乎有人造作蜚言说袁崇焕通敌，而以毛文龙的首级为信物了。
是年十月，清太宗率兵破边墙，自遵化侵北京；《东华录》载：
天聪三年即明崇祯二年，十二月辛丑，大兵逼北京。上(按：指清太宗，此时尚自称“金国汗”营于城北土城关之东，两翼兵营于东北，侦知满桂、侯世禄等集德胜门。上率右翼诸贝勒前进。又闻瞭见东南隅有宁远巡抚袁崇焕、锦州总兵祖大寿以兵来援，传令左翼诸贝勒迎击。
癸卯(按：中隔一日，遣归顺王太监赍和书致明主。
上率诸贝勒环阅北京城。
乙巳(按：又隔一日屯南海子。
丁未(按：又隔一日进兵距关厢二里。
戊申，闻袁崇焕、祖大寿营于城东南隅，竖立栅木，令我兵逼之而营。上率轻骑往视进攻之处，谕曰：“路隘且险，若伤我军士，虽胜不足多也。”遂回营。
如上所引，自辛丑至戊申，历时凡七日，太宗只在城外盘旋，并未能攻城，原因是京城高大坚固，且无攻城之具，所以虽兵临城下，并不危急。只看袁崇焕、祖大寿援兵到后，并不急于接战，而在广渠门外构筑工事，有断其归路之意。按：清兵此次由喜峰口破边墙入关，陷遵化，蓟州巡抚王元雅自经死，驻关门的总兵赵率教赴援阵亡，清兵遂趋蓟州，越三河，略顺义，而至京城之北。及至袁、祖入援，屯营东南即广渠门外，则通州及三河在控制之下，俟各路勤王师集，清兵不复再能由三河、蓟州、遵化而出喜峰口、南天门，则只有自顺义北走，经密云出古北口，袁崇焕自必早有伏兵，而屯德胜门外的总兵满桂，率师追击，三面夹攻，清军危乎殆哉。太宗本怯袁崇焕，所以此次进关绕道蒙古、热河，不敢正面攻守锦州的祖大寿及坐镇远的袁崇焕，勘阵以后，复有“路隘且险，若伤我军士，虽胜不足多”之语，自度已难力敌，因用智取。
说起来似乎齐东野语，而确为实情，赵普半部《论语》治天下，清太宗一部《三国》败明朝。这部《三国》还不是陈寿的《三国志》，而是罗贯中的《三国演义》。
满洲之有文字，始自万历二十七年，系蒙古文的改良。最早译成满文的少数汉文书籍，其中就有一部《三国演义》。太宗熟读此书，且颇以自矜；他的用兵，自战略至战术，往往取法于《三国演义》中的故事。计杀袁崇焕，则脱胎于“蒋干盗书”。兹接前续引《东华录》如下：
先是获明太监工人，付与副将高鸿中、参将鲍承先、宁完我、榜式达海监收。至是回兵。高鸿中、鲍承先遵上所授密计，坐近工人太监，故作耳语云：“今日袁巡抚有密约，此事可立就矣。”时杨太监佯卧窃听，悉记其言。
庚戌，纵杨太监归。杨太监将高鸿中、鲍承先之言详奏明帝，遂执袁崇焕下狱。祖大寿大惊，率所部奔锦州，毁山海关而出。
《东华录》据清朝官文书所记如此；再看明朝方面的记载如何，仍引《石匮书》袁传以见当时的情事及舆论：
崇焕奏：“臣守宁远，寇被臣创，决不敢侵犯臣界。只有遵化一路，守戍单弱，宜于彼处设一团练总兵。”遂以王威为请。兵部以王威新奉部劾，不肯即予，留难移时，北骑果于遵化入口。
按：张岱此传可取，即在叙事公正，并不因为其时对袁崇焕皆曰“可杀”而一笔抹杀。袁崇焕料敌如神，既已提出遵化单弱的警告，兵部即应事先防范；而留难不予王威，全然不符当日平台召见，事事应手的许诺，则追究北骑入口的责任，全在“本兵”。应斩者实为王在晋，而非袁崇焕。
崇焕与祖大寿率蒙古壮丁万余骑，进援蓟镇。北骑至蓟镇，与崇焕兵遇，不战，离城数里扎营。次早直趋京师，崇焕尾其后，亦至京师城下，即上疏，请入城养病，俟病稍痊出战。上不许，召崇焕陛见，劳以裘帽，即命归营。是日北骑绕城北，山海总兵满桂方到，兵未成列，北骑袭之，大败，全军覆没。满桂侄杀入阵，救出满桂。满桂创重，伏马上驰出城，至城下，请入陛见，遂言崇焕于女直主殂，差喇嘛僧往彼议和，杀毛文龙以为信物，今勾引入犯，以城下之盟，了五年灭寇之局。上犹未信，有二内官被掳，囚营中逃归，言亲见崇焕差官往来，语言甚密者；又言城上瞭望，有见敌兵与我兵嬉笑偶语、往来游戏者；又言满桂战不利，差人往崇焕营，速其放炮，及放炮，皆无钱粮(弹药者。
第三章 太祖、太宗(8)
以上所记，得诸传闻，颇有失实之处，如谓袁崇焕奏请“入城养病”云云，已涉于离奇；以下所记，亦复如此：
上大怒，即遣中使二人，召崇焕面议军事。崇焕欲不往而难于辞，乃以军中见疑，请以二中使为质；上即以二中使留质军中。崇焕陛见，即命满桂与之面质，满桂见崇焕御前赐坐，拉之下跪，尽发其通敌奸状，并言其接济寇粮，凿凿有据。崇焕见满桂色变，遂不能辩，免冠请死。上命锦衣卫堂上官拿送镇抚司，即令满桂往统其军。
谓袁崇焕不敢陛见，以及见满桂色变，皆为必无之事。满桂并未“全军覆没”，创亦不甚重；否则，崇祯不致“即令满桂往统其军”。
事实上是袁崇焕与祖大寿同时奉召陛见，事先毫无迹象显示此去有何危险，因此召对时骤缚袁崇焕，使得祖大寿股栗无人色。既退，闻山海关、宁远将卒不肯受满桂节制，祖大寿乃引所部兵出山海关。如关宁将卒愿受节制，以祖大寿的本性而言，还是会跟满桂合作，共御北骑。及至祖大寿既奔，满桂营于永定门外，为清兵所破，满桂战死。
其时已复起孙承宗督师，驻通州收容溃卒。当务之急自然是安抚祖大寿，孙承宗与袁崇焕皆于祖大寿有恩，因而孙承宗请袁崇焕在狱中作书，召祖大寿听命于孙承宗，仍遣出关守锦州，关外局势暂时可以稳住了。
关内则永平沦陷，由阿敏领重兵驻守，其余清兵于崇祯三年二月退回奉天。五月，孙承宗督师攻复滦州，阿敏怯敌不敢赴援，屠永平官民，偕迁安、遵化守将弃城而遁，孙承宗部将张春追击，斩获甚众，永平、遵化、迁安、滦州四城皆复。阿敏则因此被罚，免死幽禁，他与他的儿子洪可泰自关内所夺得的人口、奴仆、牲畜，俱给阿敏的胞弟济尔哈朗，镶蓝旗从此易主。时为天聪四年，即崇祯三年六月。
八月间，袁崇焕被难。阉党本拟借此翻案，目标还不止于袁崇焕，而是借袁案株连钱龙锡。孟心史《明本兵梁廷栋请斩袁崇焕原疏附跋》云：
时阁臣钱龙锡持正，不悦于阉党。阉党王永光复用为吏部尚书，引同党御史高捷为龙锡所扼者。遂以龙锡与崇焕屡通书，讦议和，杀文龙为龙锡主使，并罢龙锡。时起用孙承宗，御建州兵，兵退；遂于三年八月磔崇焕。九月逮龙锡，十二月下龙锡狱。
阉党借议和、诛毛，指崇焕为逆首，龙锡等为逆党，谋更立一逆案，与前案相抵。(按：崇祯即位，整肃阉党，此案名为“逆案”。所谓“前案”即指此。内阁温体仁、吏部王永光主其事，欲发自兵部，而兵部尚书梁廷栋不敢任而止。仅议龙锡大辟，决不待时。帝不信龙锡逆谋，龙锡亦悉封上崇焕原书及所答书，帝令长系。
明年，中允黄道周申救外，而帝亦诏所司再谳，减龙锡死，戍定海卫。在戍十二年，两赦不原。其子请输粟赎罪，周延儒当国，尼不行。南渡后始复官归里卒。崇祯宰相五十人，龙锡尚为贤者，崇祯初与刘鸿训协心辅政，朝政稍清，两人皆得罪去。崇焕则以边事为己任，既被磔，兄弟、妻子流三千里，籍其家，无余赀，天下冤之。
按：崇祯即位之初，诛魏忠贤，定逆案，撤九边监军太监，罢苏杭织造，用钱龙锡、刘鸿训、来宗道等入阁办事。来宗道虽有“清客宰相”之称，钱、刘则皆为不附魏忠贤而于天启朝见斥者。崇祯初政，确有一番清明气象；所惜除恶不尽，且乏知人之明，于是温体仁值经筵，周延儒为礼侍，而刘鸿训不旋踵罢去，逆阉流毒复起，可为扼腕。
袁崇焕死得很惨，《石匮书》本传：
于镇抚司绑发西市，寸寸脔割之。割肉一块，京师百姓从刽子手争取生啖之。刽子手乱扑，百姓以钱争买其肉，顷刻立尽。开膛出其肠胃，百姓群起抢之，得其一节者，和烧酒生啮，血流齿颊间，犹唾地骂不已。拾得其骨者，以刀斧碎磔之。骨肉俱尽，止剩一首，传视九边。
此段记载，似有言过其实处，但必有其事，则毫无可疑。其家属在辽者，流贵州；在籍者，流福建。史书皆谓其“胤绝”。乾隆四十八年，高宗手诏查问袁崇焕后裔下落，广东巡抚尚安查奏：“袁崇焕无嗣，系伊嫡堂弟文之子入继为嗣，见有五世孙袁炳，并未出仕。”后蒙恩得授峡江县丞。
民初东莞人张江裁作《东莞袁督帅后裔考》，据云：袁下狱定罪后，其妾生一子，先匿民间，后依祖大寿，其子名文弼，以军功编为宁古塔正白旗汉军，后居黑龙江瑷珲。传七世而有弟兄三人，其季名世福，即富明阿，咸丰六年官至副都统，从钦差大臣德兴阿辗战江南，为满洲名将，光绪八年卒，年七十六，官至吉林将军。富明阿多子，长子寿山、六子永山皆显达，但惜隶于旗籍。袁崇焕地下有知，不悉其为欣慰，抑为遗憾。
袁崇焕一死，最大的影响是不复再能用祖大寿。《清史列传贰臣传》记祖大寿云：
(崇祯三年正月，大兵(按：指清军克永平，下迁安、滦州，各留师镇守。(孙承宗檄大寿率兵入关规复……四月，大寿同总兵马世龙、杨肇，副将祖大乐、祖可法等袭滦州，以巨炮击毁城楼。我兵在城中及永平、遵化、迁安者，皆不能守，弃城出关而归。大寿仍镇锦州。
能“以巨炮击毁城楼”，则城何可守？阿敏弃四城而遁，事非得已，于此可知。太宗命阿敏守蓟州四城，实为借刀杀人之计。欲除阿敏的动机，早肇于太祖新丧之际。《东华录》崇德八年八月，召责阿敏旗下大将傅尔丹时，追述往事云：
太祖皇帝晏驾哭临时，镶蓝旗贝勒阿敏遣傅尔丹谓朕曰：“我与诸贝勒议，立尔为主；尔即位后，使我出居外藩可也。”朕召……等至，谕以阿敏(云云，若令其出居外藩，则两红、两白、正蓝等旗，亦宜出藩于外，朕已无国，将谁为主乎？若从此言，是自坏其国也……复召郑亲王问曰：“尔兄遣人来与朕言，尔知之乎？”郑亲王对曰：“彼曾以此言告我，我谓必无是理，力劝止之。彼反责我懦弱，我由是不复与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