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月，命诸贝勒总兵驻岸受降……有德偕仲明携人众辎重来归，给田宅于辽阳。六月，召赴盛京，上召诸贝勒出德盛门十里，至浑河岸行抱见礼，亲酌金卮劳之，赐敕印，授都元帅。寻随贝勒岳托征明旅顺，破其城，黄龙自刎死，有德收辽人数百自属。及还，有德坠马伤手留辽阳，诏慰之曰：“都元帅远道从戎，良亦劳苦，行间一切事宜，实获朕心，至于赞襄招抚，尤大有裨益。不谓劳顿之身，又遭衔蹶之失，适闻痊可，大慰朕怀。”
按：上引孔传，有两点需要解释：第一，大凌河有警，何以须隔海的登州巡抚自陆路迂道赴援？第二，孔有德自登州夺围出海，向鸭绿江西岸的清军投降，取四十五度角，直指东北即可，何以北驶经旅顺口，致为黄龙所邀击？
要研究这个问题，首须了解，辽东在明朝，西起山海关，东至鸭绿江与朝鲜交界，在疆域上都属于山东。入清以后，习惯上辽东改称关东，山东大汉自芝罘渡海北上入辽，称为“下关东”；用一“下”字，即有关东仍隶山东之意。所以然者，顾祖禹在《读史方舆纪要》卷六十七“山东，辽东都指挥使，金州卫”下说得好：
第三章 太祖、太宗(12)
卫(金州卫控临海岛，限隔中外……旧置运道，由登州新河海口，至金州铁山旅顺口，通计五百五十里，至海州梁房口三岔河，亦五百五十里。海中岛屿相望，皆可湾船避风。运道由此而达，可直抵辽阳沈岭，以迄开元城西之老米湾。河东十四卫，俱可无不给之虞。
自正德以后，旧制浸废；嘉靖中虽尝举行，而议者旋以奸民伏匿为言，复罢。
夫创法之初，以辽隶山东者，正以旅顺海口，片帆可达登莱耳。乃修举无术，坐视辽左之匮乏而莫之恤欤？
这是痛惜海运之废。当初的运道，自江苏海州至登州，登州至旅顺，总计一千一百里。山东半岛与辽东半岛南北对峙，中间以一连串的大小岛屿，如链之联，并以区分为黄海与渤海。所谓“限隔中外”者，意指此“链”之西的渤海为内海，而之东的黄海为外海。是故外舰一入渤海，即成内犯。清末李鸿章经营旅顺港，在国防的观点上，绝对正确，无奈亦是“修举无术”。
如上所述，解答了第一个问题，大凌河失守，则金州卫不保，旅顺落入敌手，直接威胁“片帆可达”的登州，所以孙元化不但在行政区分上有赴援的义务，在守土责任上亦有预防的必要。
至于第二个问题，亦可从“岛屿相望，皆可湾船避风”一语中去体会；大海茫茫，不循运道，自取航向，不说当时船舶设备之简陋，就是现代的战舰，亦不能贸然从事。
自旅顺口至海州梁房口三岔河，亦五百五十里。
此海州为辽东都指挥使司属下二十五卫之一的海州卫，即今辽宁海城。《读史方舆纪要》记海州卫所属“梁房口关”云：“卫西南七十里，又东南九十里，即盖州也。海运之舟由旅顺口达者，于此入于辽河。”然则为今之营口无疑。又记辽河云：“在卫西南五十五里，自辽阳界流入，又南注于海，谓之三岔河。”是则三岔河即自辽阳入海的最后一段辽河。凡大川，上下游异名者，无足为奇；辽水自塞外迤逦南来，经铁岭、沈阳而至辽阳西南牛家庄驿(今牛庄附近，纳太子河、浑河，南注入海，形似三叉戟，为三岔河得名的由来。
运道由此而达，可直抵辽阳沈岭，以迄开元城西之老米湾，河东十四卫，俱可无不给之虞。
沈岭指抚顺关口的薄刀山而言。开元即开源。河东者，辽河以东之谓。辽东二十五卫，十一卫在辽河以西，即广宁及中左右共四卫，又前后中左右五屯卫，加义州、宁远两卫；十四卫在河东，即定辽前后中左右五卫，加东宁、海州、盖州、复州、金州、沈阳、铁岭、安东、三万等九卫。定辽五卫及东宁卫，均在辽阳附近，大致南满铁路自开源(安东卫以下两侧之地皆是。当时精华所在，则为金、复、海、盖四卫，“并称沃饶，为之根本”。至于“三万卫”，顾祖禹赞之谓“居全辽之上游，为东陲之险塞”，又记其四至谓“南至铁岭卫百二十里”，又谓安东卫在“三万卫治西南”，安东卫治开源，是则三万卫应在开源东北，而南距铁岭百二十里，夷考其地，应是今之金家屯；更北郑家屯，今为辽源，应为三万卫治北界，亦为辽东都指挥使司辖地北境之限，因为东北即科尔沁左翼中旗，在当时是蒙古的地方了。
按：辽河以西十一卫军食，除屯垦自给以外，不足之数可由关内补给，或由海道运粮至觉华岛屯储。辽河以东十四卫，则以辽河两岸泥淖三百余里，称为“辽泽”，水势涨落不定，大规模的船运极其困难，隋炀帝、唐太宗伐高丽，皆搭浮桥或以车为桥梁。因此河东乏食，难望河西接济。明朝嘉靖三十七年，辽东大水，辽督王忬(王世贞之父请开海禁，以苏辽困；四十年，山东巡抚朱衡以海禁一开，登州防守不免吃重，因以“奸民伏匿，不便”，奏请复禁。此所以顾祖禹有“修举无术，坐视辽左之匮乏而莫之恤”之叹。如河东十四卫得因足食而不撤，则建州三卫，岂得猖狂？此亦清兴明衰之一大关键。
现在回头再谈孔有德。他与耿仲明降清为天聪七年四月，六月召赴盛京见太宗，已见前引孔传。就在这个月，太宗遍谘大臣，征明、朝鲜、察哈尔，何者当先何以早不问，迟不问，问在此时？即因从孔有德处获得两大助力，太宗始有决定战略的可能；在此以前，根本谈不到征朝鲜。
这两大助力，第一是八旗皆以骑射称雄，并无水师。天聪元年阿敏与岳托、济尔哈朗征朝鲜，其王李倧请和，阿敏不肯，而岳托与济尔哈朗密议，以和为宜，阿敏终被说服，原因即在清军无战舰，亦不习水师。如皮岛明军与朝鲜水陆夹击，断其归路，清军岂能幸免？现在有孔有德带来的战舰，情况就不同了。因此，孔有德一军，旗帜虽以白镶皂，为镶白旗汉军，而号为“天佑军”，明白表示天助其成之感。
另一助力是由孔有德而获知旅顺的虚实。在此以前，清军最多只攻到牛庄，不敢再深入。因此，孔有德降清奉召赴盛京后，未几即随岳托征旅顺，大获全胜，因而导致尚可喜来降，《清史列传》本传：
尚可喜，辽东人，父学礼，明东江游击，战殁于楼子山。崇祯初，可喜为广鹿岛副将，值皮岛兵乱，总兵黄龙不能制，可喜率兵入皮岛斩乱者，龙镇岛如故。及龙以旅顺之战死，沈世魁代，部校王庭瑞、袁安邦等搆可喜，诬以罪。世魁檄可喜赴皮岛。舟发广鹿，风大作，不克进；世魁檄愈急，可喜心疑，侦得其情，叹曰：“吾家世捐躯报国，媢嫉者反欲挤之死地耶？”遂还据广鹿，遣部校卢可用、金玉魁赴我朝纳款，时天聪七年十二月也。上遣使赍貂皮赉之。
八年正月，可喜举兵略定长山、石城二邑，擒明副将二，合众数千户，携军器辎重，航海来归；命安楫于海城，赡给糗粮牲畜，并以我兵征旅顺时所获可喜亲党二十七人与之。四月诏至盛京，赐敕印，授总兵，军营纛旗以皂镶白，号“天助兵”。
尚可喜及孔有德、耿仲明皆从征朝鲜，朝鲜既降，转攻皮岛，《清史列传英亲王阿济格传》：
(崇德元年十二月上征朝鲜，令驻守牛庄。二年三月以贝子硕托等攻皮岛，久未下，命引兵(一千往助，四月至军，令都统萨穆什哈率护军前进；都统阿山等率锐卒，乘小舟，疾攻西北隅；兵部承政车尔格督八旗及汉军、朝鲜等兵，乘巨舰逼其城；都统石廷柱、户部承政马福塔从北隅督战。敌不能支，遂克皮岛，斩总兵沈世魁，败诸路来援之兵，俘户三千有奇，船七十，赀畜无算。
此所谓“汉军”，即指天佑、天助两军。尚可喜因与沈世魁积怨，尤为卖力。其时孔、耿、尚均已封王：孔为恭顺王、耿为怀顺王、尚为智顺王。
皮岛既克，清朝在关外已无敌人，可以全力攻明。太宗善用降将，而最重者为祖大寿，打算着到与明朝全力周旋时才用他；此时便是时候了。《贰臣传》本传：
崇德元年，上授大凌河降将世成、泽润(以侄而嗣为大寿长子三等子，泽洪(大寿第三子、可法(大寿养子一等男，皆任参政。二年以蒙古输诚、朝鲜底定、廓清皮岛诸捷音敕示大寿，使密陈征明之策。大寿又不报。
祖大寿不但不理，而且在崇德三年(崇祯十一年清兵大举伐明时，在关外力御清兵。崇德三年之出师，为六次侵明中的第五次，但实际上为正式征明的第一次，《清鉴纲目》：
崇德三年八月，清师再举，太宗自率大兵向山海关，而令睿亲王多尔衮，由密云县北，毁墙子岭而入，会于涿州，分兵八道，由卢沟桥进趋良乡，下四十八县。
第三章 太祖、太宗(13)
又：《贰臣传祖大寿传》：
(崇德三年移驻中后所，邀阻征山海关大兵，互有杀伤。上亲临以敕谕之曰：“数载相别，朕谓将军犹在锦州，欲一晤而旋；不意将军乃驻此地！出城一见，是所愿也，至去留之意，唯将军是听，朕终不相强。若曩则来而释之，今乃诱而留之，何以取信于天下乎？将军虽屡与我军相角，为将之道，固所宜然，朕绝不以此介意，毋因而见疑。”寻命移师攻其兵之列营城外者，至则大寿已收兵入城矣。
由于祖大寿挡住山海关一路，太宗又不欲力战，因而这一次侵明，复又变为“饥来趋附，饱则远飏”式的大掳掠。细考纪传，太宗的战略是，以多尔衮为奉命大将军领重兵破边墙为先锋，而太宗则由祖大寿为助，公然入关，与多尔衮分道完成对北京的包围后，会师涿州，大举进攻。及至山海关被阻，此役即成了多尔衮的重头戏，而他唱得有声有色，《清史列传》本传：
(崇德三年八月，授奉命大将军，统左翼兵征明，自董家口东登山，毁边墙入，掩其无备，取青山营，遣人约右翼兵会通州河西，越北京至涿州，分兵八道，右傍山麓，左沿运河，长驱并进。自北京西，千里内，明将卒皆溃，略地至山西界而还。复东趋临清，渡运河，攻济南，破之，还略天津、迁安，由太平寨出青山关，凡二十余战皆捷，克城四十余，降者六，俘户口二十五万有奇。四年四月凯旋。
按：“河西”者，通州张家湾以南的“河西务”；所谓“右翼兵”，当是太宗长子豪格所率领。《清史列传》本传：
三年九月征明，自董家口毁边墙入，败明兵于丰润，遂下山东，降高唐州，略地至曹州，明兵毁桥拒我师，列阵诱敌，潜渡绕其后，败之。还，下东光县，又遣骑二千败郭太监兵于滹沱河，破献县。四年四月凯旋。
多尔衮、豪格两传并看，战况如见。多传所谓“左沿运河”即指豪格所领的一路，沿运河即沿今津浦路至德州，直下高唐、聊城、阳谷，经寿张至曹州，由原路北归时，破东光，遣别军西攻滹沱河(即子牙河口的献县，然后与左翼会合而还，历时凡七个月。
多尔衮以天聪三年八月破董家口入关，较豪格早一个月，而战功远较豪格为多。董家口疑为潘家口之误。潘家口关在迁安西北一百八十里，喜峰口西；喜峰口之东为青山口关，其南即青山营。如由潘家口破边墙入关，往东奇袭青山营，始可谓之“掩其无备”。既破青山营，其进取路线，当是由遵化而西，破蓟州、三河，南折至河西务会右翼兵，至涿州后，复分左右两翼，而豪格为左翼向东经固安，沿运河南下；多尔衮为右翼，所谓“右傍西山麓”即循太行山麓南行，大致今之平汉路线，自涿州至邢台，路东路西各大城蹂躏殆遍。孙承宗籍隶高阳，即于是役中阖门殉难。
至邢台折而往东，经平乡、威县即至临清，渡运河破济南后，沿海边北上，略天津、迁安后，由青山关口出关。这一个大圈子兜下来，只花了八个月的工夫，当时清兵之强悍，可想而知。所俘“户口二十五万有奇”，自然编入“包衣”。这一役的战果丰硕，对于清军实力之增强，有极大之关系。
其时明朝正苦流寇，大学士杨嗣昌主与清议和，以期外患稍纾解，全力办贼；而廷议争持不决。主战最力者，为前宣大总督卢象昇，此人江苏宜兴人，天启二年进士，慷慨有智略，作战奋不顾身，外号“卢舍命”。自大凌河之役以后，山海关一路有祖大寿，宣化、大同一带有卢象昇，足御清军。崇祯三年五月，卢象昇奔丧回里，八月间，遂有多尔衮破边墙入关，蓟辽总督吴阿衡战死，朝廷急召三边总督洪承畴入援，起卢象昇于墨缞之中，加兵部尚书，赐尚方剑，总督天下援兵。《石匮书》卢传：
(崇祯十一年九月，北骑由墙岭入，蓟督吴阿衡，椒香戚宠，侈兼何孟，厨设银铛百灶，客至，百肴咄嗟立办。以豪勇闻，仓猝出师，歼焉！国人汹汹，仍命象昇督诸援师，晋大司马；陛见，陈三可忧：“山陵，国脉也；通德二仓，国储也；腹地空虚，国腑脏也。臣枕戈待战，唯中枢勿掣臣肘耳。”
按：昌平州有陵寝；通州、德州为水路大码头，南漕北运，皆贮此二仓，而此诸处，皆为北骑所经；且腹地空虚，一遭侵入，如入无人之境，故觉可忧。
所谓“中枢勿掣臣之肘”，即指杨嗣昌而言，因此，嫌隙益深。而山海关监军太监高起潜，为杨嗣昌一党，“掣肘”不必在“中枢”，就地可办。《石匮书》卢传又记：
监臣高起潜扼象昇，宣云一旅不盈万，兵力遂单；北骑挟二马或至三马，日行百里，不税。由易州走平山为一道，由新城入河间为一道，其自涿鹿走定兴者号最众……象昇战庆都，斩馘百余，顾默念敌深入锋锐，我兵自战其地，如内顾易溃，须厚集其阵，伺敌饥饱，疾力战可以得志。奉旨切责，象昇遂分兵援平山，率众至保定决战。
此言高起潜勒兵不发，卢象昇所部只得宣化、云中(大同兵不满万。相反的，清兵不但数量上占优势，而且每人有两匹或三匹马，疲则换乘。“税”者“税驾”，解鞍休息之谓；“不税”即换马不换人，故能日行百里，锐利非凡。至“庆都”当系望都之误，因为古今地名，并无庆都其名。
按：卢象昇的战略是正确的。敌军势锐，而备多力分，徒然牺牲，不如撤退集中，保全实力，等到敌军深入，择适当时机打一场歼灭战；以弱敌强，不得不然。但有处处掣肘的杨嗣昌，必以怯敌畏战为责，于是卢象昇乃由望都北上，在保定决战。
可是，行军所至，遭遇的情况如何？且看张岱所记：
定抚(保定巡抚闭关，不设刍粮，从女墙缒饷千金。时商贾道断，村民兽骇，持金无可籴买，进军藁城，象昇语监军词臣杨廷麟曰：“三日不食，何以遇戎？君往恒，商战守计。”
按：兵至保定，张其平拒而不纳，只从城头上缒下一千两银子助饷。回师至石家庄之西的藁城，一以觅食，一以邀击趋齐之敌。“恒”者恒郡，汉置，以避汉文帝刘恒之讳，改名“常山郡”，当今石家庄以南元氏县、赞皇一带之地，此地有驻军者，故嘱杨廷麟往商战守之计。
卢象昇自藁城南行，在贾庄遇敌，手斩百余人，获小胜。第二天“北骑数万麇至”，力战而死，年三十九。壮烈殉国，而有“要人欲诬象昇不死；获尸群哗”。《石匮书》卢传：
(杨嗣昌遣帐下督三人往验，信；驳杖，裂肤断筋，其二人模棱。有俞姓者，原业贩貂，人呼之“俞貂鼠”，仰首言曰：“卢公实死行间，气英英不腐，必为神。我没其节，则受鬼诛，宁人诛。”卒杖毙。按臣仍驳验；顺德守于颖曰：“日者守臣在定州城门外洗泥土，抱其尸，左颐后胸，刀痕深寸许，身中四箭，凝血犹渍麻衣上。设祭哭，军民雨泣。容谁欺乎？”事乃雪……赠太子太保，赐谥忠烈。
按：此“要人”自为杨嗣昌。既诬以不死，而忽然发现尸首，自然大哗。杨嗣昌命巡按御史遣人往验，确为卢尸；而巡按以为所验不实，用刑逼供，三人中两人改口，独“俞貂鼠”不肯没卢之大节。既已杖毙俞貂鼠，犹欲复验，得顺德县令于颖上言而止。
据于颖所言，卢象昇死于定州城外。定州在明清为直隶州，即今河北曲阳、深泽两县，在正定之北。当是转战败退，至定州力竭阵亡。
第三章 太祖、太宗(14)
此时蓟辽总督已调洪承畴接充。此人在“贰臣”中，故事特多。清兵入关后，亲贵分道典兵，所向有功，实得力于洪承畴的策划。洪承畴久在西北、西南剿流寇，槃槃大才，竟为清所用；但亦以为清所用，乃得剿灭流寇，成其平生未竟之业。此中功罪是非，实在难说得很。
《贰臣传洪承畴传》：
十二年授蓟辽总督。是年冬，我朝兵征明锦州及宁远，总兵金国凤拒战于宁远城北山冈，偕其二子，俱殁于阵。承畴疏言：“国凤前守松山，兵不满三千，卒保孤城，以事权专、号令一，而人心肃也。迨擢任大将，兵近万人，反致殒命，非其才力短，由营伍纷纭，人心不一也。自今设连营节制之法，凡遇警，守城及出战，唯总兵官号令是听，庶军心齐肃矣。”
这是先稳住阵脚，大举决战，则尚有待。自天命三年(万历四十六年太祖以“七大恨告天”侵明以来，真正的会战，只有崇德六年(崇祯十四年的松山之役。《贰臣传洪承畴传》：
(崇祯十三年，总兵祖大寿以锦州围困告急，承畴出山海关驻宁远，疏请调宣府、大同诸镇兵，俟俱集，合关内外兵十五万，又必刍粮足支一岁，乃可战可守。十四年三月，宣府总兵杨国柱、大同总兵王朴、密云总兵唐通各率兵至，与玉田总兵曹变蛟、蓟州总兵白广恩、前屯卫总兵王廷臣、山海关总兵马科、宁远总兵吴三桂，凡八大将，合兵十三万，马四万。朝议以兵多饷难，令职方郎中张若麒促战，乃进次松山。
按：前屯卫，今名前卫，北宁路出山海关第一个大站即是；下一大站为绥中，即中后所；又一大站兴城，即宁远。由山海关至锦州，宁远适当途程之半。宁远、锦州间有两城，一名杏山，杏山之北为松山，由此渡小凌河即为锦州。此外要隘有连山、塔山、高桥，都在北宁线上。连山即今锦西，高桥东北即塔山。洪承畴的八大将、十三万兵，即分布在这一带，而以小凌河南的松山为指挥所。《清史纪事本末》卷三：
(崇祯十四年三月，清兵围锦州，城中蒙古兵内应，破其外城。夏五月，蓟辽总督洪承畴等，帅八总兵、师十三万赴援，屯宁远、锦州间；城守祖大寿遣卒自城中逸出传语，以车营逼敌，毋轻战。承畴持重不发，而朝旨趋战，遂进兵，阵于松山之北。
按：洪承畴疏请调兵十五万，积粮一足岁，乃可战可守，此为与祖大寿商定的战略。自孙承宗、袁崇焕以来，都是这一战略，即以大凌河为界限，巩固锦州至山海关的阵地，稳扎稳打；因为清兵人众马多，粮草补给颇成问题，利于速战，故须以静制动，以拙限速，以重压轻。至清兵师老马疲，锐气渐消，开始撤退时，即为大举反攻的时机。与清军相争而定胜负者，在稳、在久、在耐得住。至于战术方面，清兵人各二马或三马；明军十三万，马只四万匹，利于守而不利于攻。防守之道，针对骑兵而用车营，即营地以大车为防御工事，限制马足，车后伏弓箭手，敌骑迫近时，发矢射人射马。车营可以移动，逐渐推进，步步为营，既守亦攻，故曰：“以车营逼敌。”
松山之战，在清朝实际上是被迫应战。其时清军围锦州，系更番轮代。崇德六年八月，由多尔衮代济尔哈朗，而明军八总兵所属部队都已到齐。太宗患“鼻衄”，本不宜行军，但强敌当前，既有坚忍不拔的祖大寿，又有在西北剿匪、威名素著的洪承畴，此战关乎兴废，乃抱病启程渡辽河。据《实录》载：“鼻衄不止，承以碗，行三日方止。”将至锦州时，先令多尔衮在高桥安营，以便进驻。多尔衮恐有失，请太宗驻驾松山、杏山间，实已绕出敌后。观乎《实录》中记载太宗之言，一则曰“不来，切勿轻动”，再则曰“近则迎击之，倘敌兵尚远，先往迎战，贻累于众，即与败无异”，可知完全是采取守势。如果不是朝臣奉旨促战，相持之下，吃亏的应该是清军。
洪承畴布阵的情况，据《太宗实录》载：
是时敌人于松山城北乳峰山冈结塞，其步兵于乳峰山、松山之间掘壕立七营。其骑兵列于松山东西北三面，合步骑共号十三万。其领兵总督洪承畴、巡抚邱民仰、大同总兵王朴、宣府总兵李辅明、密云总兵唐通、蓟州总兵白广恩、玉田总兵曹变蛟、山海关总兵马科、前屯卫总兵王廷臣、宁远总兵吴三桂，及副将以下共二百余员。癸亥，明总兵八员，率兵犯我前锋汛地，我前锋军击败之，又合镶蓝旗护军追击至塔山，获笔架山积粟十二堆。
据《全辽志》，乳峰山在锦州西南七十里，中峰如盖，东西十二麓，拱城(按：指松山城北向，凭山拒守，复以骑兵列阵于松山东、西、北三面，则当面之敌，不过南面高桥的清军，众寡之势判然，但运动不便，亦以固守为宜；不意出战失利，失去积聚。所谓笔架山，实在是两个岛：笔架山有大小两座，对峙海中，潮退有石如桥，一广八丈，长四里许；一广三丈，长三里许。这跟觉华岛是一样的情形，由海道运粮至此，载两岛。其地在高桥与锦西之间的塔山之南，以地形、位置而言，当即是今之葫芦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