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三日中，必有许多暗潮汹涌，但雍乾两朝，大删《实录》，只见当时递嬗之际一片祥和，其实不然，幸赖私人记载保存了若干真相。野史之可贵在此。
现在要谈世祖遗诏罪己者共十四款，开宗明义，即以“渐习汉俗”自责：
朕以凉德，承嗣丕基，十八年于兹矣。自亲政以来，纪纲法度，用人行政，不能不仰法太祖太宗谟烈，因循悠忽，苟且目前，且渐习汉俗，于淳朴旧制，日有更张，以致国治未臻，民生未遂，是朕之罪一也。
以下两款是自罪太后生前，子道不终；太后万年之后，不能服三年之丧，少抒太宗宾天，未服缞绖之憾：
朕自弱龄，即遇皇考太宗皇帝上宾，教训抚养，唯圣皇太后慈育是依，隆恩罔极，高厚莫酬，唯朝夕趋承，冀尽孝养，今不幸子道未终，诚悃未遂，是朕之罪一也。皇考宾天时，朕止六岁，不能服衰绖，行三年丧，终天抱憾，唯侍奉皇太后，顺志承颜，且冀万年之后，庶尽子职，少抒前憾，今永违膝下，反上廑圣母哀痛，是朕之罪一也。
按：此当是未经大改的原文。因为人生修短有数，大限一至，非人力所能挽回，所以子道不终，悲痛有之，何足自责唯有应养亲而逃禅，则是不孝之罪。以上第一款对整个满洲，第二、三款对父母，于是第四款：
宗室诸王贝勒等，皆系太祖太宗子孙，为国藩翰，理宜优遇，以示展亲，朕于诸王贝勒等，晋接既疏，恩惠复鲜，以致情谊暌隔，友爱之道未周，是朕之罪一也。
这是对宗室，照文气看，删而未改。“友爱之道未周”下，应有从今连弥补的机会亦没有了，方成自罪的罪状之一。以下两款，可以确信是大改特改，甚至是新增之文：
满朝诸臣，或历世竭忠，或累年效力，宜加倚托，尽厥猷为，朕不能信任，有才莫展。且明季失国，多由偏用文臣，朕不以为戒，而委任汉官，即部院印信，间亦令汉官掌管，以致满臣无心任事，精力懈弛，是朕之罪一也。
朕夙性好高，不能虚己延纳，于用人之际，务求其德与己相侔，未能随才器使，以致每叹乏人；若舍短录长，则人有微技，亦获见用，岂遂至于举世无才，是朕之罪一也。
以上两款，慰抚满员；其下一款，独责刘正宗，疑为保留的末命：
设官分职，唯德是用；进退黜陟，不可忽视。朕于廷臣中，有明知其不肖，不即罢斥，仍复优容姑息。如刘正宗者，偏私躁忘，朕已洞悉于心，乃容其久任政地，诚可谓见贤而不能举，见不肖而不能退，是朕之罪一也。
按：自明末延续的南北之争，至顺治初变本加厉，而主之者一为冯铨，一为刘正宗。刘与方拱乾因指认南朝的伪太子王之明一案，结怨更深。辛酉科场案，为刘正宗所煽动操纵，用以荼毒南士，而尤在倾陷方家子。邓文如《清诗纪事》云：
正宗当国，有权奸之目，丁酉科场之狱，为其一手把持，与慎交水火。自负能诗，力主历下，与虞山、娄东异帜。挤二陈一死一谪，而独得善终。其诗笔力甚健，江南人选诗多不及之，门户恩怨之见也。
“慎交”为复社支派之一，丁酉案中有名的吴汉槎，即慎交中人。“历下”指王渔洋；“虞山、娄东”指钱牧斋、吴梅村；二陈一为方以智的儿女亲家陈名夏，一为吴梅村的儿女亲家陈之遴。
按：丁酉科场案以刘正宗本心，牵涉南闱或北闱的南士，恨不得置之死地；赖小宛之力，流徙已属从轻发落。其后必又以小宛之言，自觉过苛，而又受刘正宗之感因而在顺治十七年，以魏裔介、季振宜之劾，严办刘正宗。《清史列传贰臣传》：
(顺治十六年，上以正宗器量狭隘，终日诗文自务，大廷议论，辄以己意为是，虽公事有误，亦不置念，降旨严饬，并谕曰：“朕委任大臣，期始终相成，以惬简拔初念，故不忍加罪，时加申戒；须痛改前非，移朕优容恕过之意。”十七年二月，应诏自陈乞罢，不允。六月，左都御史魏裔介、浙江道御史季振宜，先后奏劾正宗阴险欺罔诸罪，命“明白回奏”。正宗以“衰老孤踪，不能结党，致撄诬劾”自讼。下王、贝勒、九卿、科道会刑部提问。正宗反复申诉，裔介与振宜共质之。
结果罪名成立，皆经对质；王公大臣会奏，列其罪状：
正宗前自陈，不以上谕切责己罪载入疏内，裔介所劾是实。(其一董国祥为正宗荐举，以降黜之员外越授郎中，后坐贿流徙，正宗不引罪检举，裔介与振宜所劾是实。(其二
裔介劾正宗，知李昌祚系叛案有名，累拟内升，今讯称姓名相同，但前此不谙察究，有意朦胧是实。
正宗弟正学，顺治四年投诚复叛，为李成栋参将，七年复投诚，裔介暗嘱巡抚耿焞题授守备，正宗回奏，只称正学因擒获逆犯，叙功题授，不言从叛情事，饬非讳罪是实。
裔介劾正宗与张缙彦同怀叵测之心，缙彦为正宗作诗序，词句诡谲，正宗闻劾，即删毁其序，诳云未见，其欺罔罪实应绞。
奏入，从宽免死，革职逮夺诏命，籍家产一半归入旗下，不许回籍。
按：刘正宗一案特为列入遗诏，可信其为原文。其时满洲、蒙古及汉大臣之隶属于北派者，已经联结成一条阵线，对江南的高官、士绅及地方百姓展开无情的打击与剥削；但其时还不便明着痕迹，所以仍保留了这一款。
国用浩繁，兵饷不足，而金花钱粮，尽给宫中之费，未尝节省发施，及度支告匮，每令会议，诸王大臣未能别有奇策，止议裁减俸禄，以赡军饷，厚己薄人，益上损下，是朕之罪一也。
这一款也可能是原文，亦确是世祖应自责之罪，与下两款应合并而论。
经营殿宇，造作器具，务极精工，求为前代后人之所不及，无益之地，靡费甚多，乃不自省察，罔体民艰，是朕之罪一也。
端敬皇后于皇太后克尽孝道，辅佐朕躬，内政聿修，朕仰奏慈纶，追念贤淑，丧祭典礼，过从优厚，不能以礼止情，诸事逾滥不经，是朕之罪一也。
按：世祖在冲幼时，受孝庄及太宗旧臣之教，以嬉游为晦，作出明朝武宗、熹宗的模样，示无大志，俾免多尔衮猜忌。及至多尔衮既死，世祖已成了一名超级纨绔，习性不易改变，顺治十年以后，既以方孝孺等江南世家子弟作为文学侍从，出入必偕；复又得小宛为妃，因而彻底汉化，而实为彻底江南化，饮食服御、园林车马，无不极端讲究。声色犬马，四字俱全，复又佞佛，以致靡费无度。此中还包含着遗民志士极大的一个计划在内，西施沼吴差足比拟，当在谈康熙时记论，此不赘。
第四章 世祖(17)
祖宗创业，未尝任用中官，且明朝亡国只因委任宦寺，朕明知其弊，不以为戒，设立内十三衙门，委用任使，与明无异，以致营私作弊更逾往时，是朕之罪一也。
以上言端敬之丧及任用宦寺，可确信非原文，此亦正是孝庄及四辅——顾命四大臣力谋改革的重点。按：内十三衙门设立于顺治十年六月底，当时有一上谕，首历数各朝任用宦官之失，而在“历观覆辙，可为鉴戒”之下，一转而为：
但宫禁役使此辈，势难尽革，朕酌古因时，量为设置，首为乾清宫执事官，次为司礼监、御用监、内官监、司设监、尚膳监、尚衣监、尚宝监、御马监、惜薪司、钟鼓司、直殿局、兵仗局。满洲近臣与寺人兼用。
较之明朝的十二监、四司、八局，虽少了八个衙门，但重要部门完全保留，所删除的监、司、局，恰恰正是上谕开头所谓“不过阍闼洒扫使令之役”，如明朝的“宝钞司”，如顾名思义，以为印制银票、钱票之类，那就错了，一检《明史职官志》，会哑然失笑——宝钞司“掌造粗细草纸”，明宫太监、宫女数万，太监小解的姿势与常人殊，亦须用草纸，由于草纸的消耗量特大，所以特设“司”管理制造。又有“混堂司”，职司为“掌汰浴”，俗称浴池为“混堂”即由此来。如有这些衙门，反而贬低了宦官制度的“尊严”，删之反显得权重。
于此可知，前面斥宦官，以及后面的告诫，“不许”这个，“不许”那个，完全是杜反对者之口的具文。可注意的是“满洲近臣与寺人兼用”这句话。自来研清史者，对于十三衙门的兴发，颇有申论，但常忽略了这“兼用”的一句话。所谓“满洲近臣”即上三旗包衣。但上三旗包衣又何肯以太监自居，而况生理、心理及生活习惯不同，亦难共事。我研究上三旗包衣所组织的内务府，发现跟宦官相争的事实甚多，而合作的迹象极少，一个是顺治十八年二月十五日，世祖既崩一月有余以后，革十三衙门的上谕中，有这样一段话：“乃知满洲佟义、内官吴良辅，阴险狡诈，巧售其奸，荧惑欺蒙，变易祖宗旧制，倡立十三衙门”；以及最后“吴良辅已经处斩，佟义若存，法亦难贷”。知佟义早已伏法，而此人显然就是上三旗的包衣，他的职位应该是“乾清宫执事官”，为内十三衙门的首脑；而吴良辅应该是司礼监的秉笔太监。
另一个迹象是，在明诏革十三衙门的同一天，遣送国师玉林南归，年谱中有“钦差内十三道惜薪司尚公相送”。这尚公当是尚可喜之子。尚可喜有一子名三杰，后来当过内务府大臣；但以年龄而论，可能是尚可喜的次子尚三孝，早期的汉军，亦算“满洲近臣”。
至于佟义，是否佟养性一家，不得而知；不过“满洲近臣”亦可解释为上三旗的侍卫。但不论侍卫亦好，包衣亦好，都只是为宦官集团所利用。十三衙门通过了乾清宫执事官这条直接上达于帝的途径，便可挟天子以令诸侯，凡属于宫中的一切事务，径取中旨而行。世祖既为一名超级纨绔，亦乐得有这样一个简便的指挥系统，予取予携，尽情挥霍，“经营殿宇，造作器具，务极精工，求为前代后人之所不及”，仅是挥霍一端而已，此外巡幸游宴，佞佛布施，漏卮尚多，加以太监从中侵渔，益成不了之局。
按：自汉朝以来，财政制度即有内外之分，国库自国库，内府自内府。天子败家之道有三：一黩武；二巡幸游观，土木兴作；三佞佛好道。除了用兵须国库支出以外，二、三两种靡费，大致皆出于内府，不是太糊涂的皇帝，稍加节制，而又无大征伐，财政上的危机不会太深刻。但看世祖罪己所说，“国用浩繁，兵饷不足，而金花钱粮，尽给宫中之费”云云，则内外不分，挥霍国库，危亡可以立待；世祖不死，清祚必促。乃一死而局面顿改，此真有天意在内；当然这也是孝庄主持之功，康熙对祖母的纯孝，确是有由来的。
《汤若望传》中有一段说：
顺治自这个时期起，愈久愈陷入太监之影响中。这一种下贱人民，当在朝代更替的时期，俱都被驱逐出宫，成千成百地到处漂泊，而这时却渐渐又被一批一批收入宫中，照旧供职。这样被收入宫中而又重新扎根筑巢的太监，竟有数千名之多。这些人使那些喇嘛僧徒，复行恢复他们旧日的权势。还要恶劣的，是他们诱引性欲本来就很强烈的皇帝，过一种放纵淫逸生活。
以上叙述，合两事为一事，乃《汤传》作者对材料未能充分了解消化所致。所谓两事，一事即十三衙门设立以后，“重新扎根筑巢的太监，竟有数千名之多”，此为顺治十年下半年以后的事；另一事即荣亲王之薨，对世祖的情绪为一大打击，“自这个时期起”，即指此而言。荣亲王的殡葬，还引发了一场新旧派之间的政治争斗。
《汤若望传》：
关于这位皇子殡葬的情形，在以后继续数年的历史中，是我们还不得不屡屡提及的。钦天监内所设之一科，应行按照旧规则，规定殡葬正确地点与吉利之时刻。这一件事情是这一科里办理了的，并且还向朝中上有一份呈报。可是这次殡葬仪式是归满籍之礼部尚书恩格德之所办理，他竟敢私自更改殡葬时刻，并且假造钦天监之呈报。于是这位太子便被在一个不顺利的时刻里安葬。这样便与天运不合了，因此灾殃竟要向皇室降临。这位太子母后的不久崩殂，就是头一次所发生不吉利之事件。此外还有其他两件死亡事件继续发生，这两次事件是我们马上就要叙述的。并且最后甚至皇帝晏驾也都归咎于这次殡葬的舛错。
按：《清史稿汤若望传》：
康熙五年，新安卫官生杨光先叩阍，进所著《摘谬论》《选择议》，斥汤若望十谬，并指选择荣新王葬期，误用洪范五行，下议政王等确议。议政王等议：历代旧法，每日十二时，分一百刻，新法九十六刻。康熙三年立春候气，先期起管，汤若望妄奏春气已应参觜二宿，改调次序，四余删去紫炁。天祐皇上历祚无疆，汤若望只进二百年历。选择荣亲王葬期，不用正五行，反用洪范五行，山向年月，并犯忌杀，事犯重大……自是废新历不用。圣祖既亲政，以南怀仁沿理历法，光先谴黜，时汤若望已前卒。
康熙初年的历法之争，为新旧两派冲突的焦点，当留在康熙朝来谈；此处可注意的是，生甫三月的殇子，照子平之术来说，可能尚未“起运”，而殡葬建墓园，选择葬期，讲究“山向”，实同庸人自扰。吴梅村“赞佛诗”：“南望仓舒坟，掩面添凄恻”，证以《汤若望传》所记，信其为实录。世祖之决意逃禅，由爱子、宠妃相继夭逝之刺激，确为实情。他本来是感情极其丰富的人，在爱子既殇，而小宛又因殇子抱病时，变得有些歇斯底里。
顺治十六年郑成功登陆，沿江列郡，除安庆外，几乎都已收复，义师直逼金陵时，汤若望记世祖的感情状态，为一段极珍贵的史料：
当这个噩耗传至北京，胆怯的人们已经为首都的安全惊惧了起来。皇帝完全失去了他镇静的态度，而颇欲作逃回满洲之思想。可是皇太后向他加以叱责，她说，他怎么可以把他的祖先们以他们的勇敢所得来的江山，竟这么卑怯地放弃了呢
他一听皇太后的这话，这时反而竟发起了狂暴的急怒了。他拔出他的宝剑，并且宣言为他决不变更的意志，要亲自去出征，或胜或死。为坚固他的这言词，他竟用剑把一座皇帝御座劈成碎块。他要照这样对待一切人，只要他们对于他这御驾亲征的计划说出一个“不”字来时。皇太后枉然地尝试着，用言词来平复皇帝的这暴躁。她扯身退去，而另遣派皇帝以前的奶母，到皇帝前劝诫皇帝，因为奶母是被满人敬之如自己生身母亲一般的。这位勇敢的奶母很和蔼地向他进劝。可是这更增加了他的怒气。他恐吓着也要把她劈成碎块，因此她就吃了一惊地跑开了。
第四章 世祖(18)
各城门旁已经贴出了官方的布告，晓谕人民，皇上要亲自出征。登时全城内便起了极大的激动与恐慌，不仅仅在老百姓方面，因为他们不得不随同出征；就是在体面的人们，也是一样的在激动恐慌。因为皇上在疆场上一旦遇到不幸——这可是因他的性格的暴烈，极有可能的——那么满人的统治，就又要受危险了。
按：顺治十六年夏，郑成功自海入江，下镇江、薄金陵，为明朝恢复的唯一良机，惜以战略战术的错误，功败垂成。此为顺治朝的一件大事，而与董小宛所代表的背景有密切关系，不能不附带一谈。兹先录“蒋录”是年五、六、七月间的记载：
五月壬申，浙江总督赵国祚奏，官兵自永嘉、泰顺、青田等处进剿海寇，俱多斩获。
戊寅，浙江巡抚佟国器奏：“臣同总督赵国祚、昻邦章京柯魁、梅勒章京夏景梅、提督田雄、水师总兵常进功等，统满汉兵追击郑逆，直抵衙前，贼渠奔遁，又败之于定关等处，焚斩甚多。”
辛巳，浙江总督赵国祚汇报官兵剿杀郑逆成功，得旨，此奏内准据各官塘报，或称砍死海贼无算，或称打落淹水无算，及坏贼船，打死劫粮贼众，动曰不可胜计，或称获刀枪旗牌等物焚毁，或称生擒贼二三名不等斩讫，俱无的据，着确察议奏，凡各官塘报捷功，必临阵斩获若干，所获马匹器械若干，攻克城池营寨若干，确实有据，始可言功，若泛言斩获，及城池失守，贼去即称恢复，皆系饰词铺张，深为可恶。
常见明末行间奏报，辄云杀死无数，获器械无算，掩败为功，相为欺罔，以致误国，今乃仍踵陋习，每多希功请叙，倘沿袭不改，必致贻误封疆，着即通行严饬，以后再有此等奏报者，定治以罔上冒功之罪，不贷，兵部知道。
六月己亥谕兵部，大阅典礼，三年一行，已永著为例，数年以来，尚未修举，今不容再缓，着即传谕各旗官兵，整肃军容，候秋月朕亲行阅视。
传谕举行大阅典礼，即《汤传》所记世祖欲亲征，而且已“贴出了官方布告，晓谕人民，皇上要亲自出征”。“蒋录”谓“秋月亲阅”，为后世所改，并非实录。
当郑成功的海上楼船浩浩荡荡由舟山北指，张苍水亦以义师相从，入晋江抵崇明岛，清朝总兵梁化凤敛兵坚守。张苍水以崇明为江海门户，主张先取之以为“老营”。这是进可攻、退可守的稳扎稳打之计，但郑成功自信过甚，贪功太切，决定径取瓜洲，截断梁化凤的粮道，则崇明不攻而自破。此为一误；及至六月中，既下京口，又有一误。《清史稿补编郑成功载记一》记：
甘辉进计曰：“南都完固，不可骤攻。今据瓜洲，则山东之师不下；守北固，则两浙之路不通；扼芜湖，而江、楚之援不至。且分兵镇其属县，手足既断，腹必自溃，此长策也。”潘庚钟亦曰：“未可骤进，当暂守瓜镇，分据维扬，扼其咽喉，收拾人心，观衅而动；北堵清兵不下，断其粮道，两月之间，必生内乱，此曹操之所以取胜于官渡也。”冯澄世亦言进取不易。成功独排众议曰：“不然，时有不同耳昔汉祚改移，群雄分据，故曹常以胜算制人。我朝历年三百，德泽已久，不幸国变，百姓遭殃，大兵一至，自然瓦解。恢复旧京，号召天下豪杰，千载一时也。若老其师，敌之援兵四集，前后受敌，我势岂不自孤昔太祖得廖永忠，谕通海水师夺采石，取金陵，破竹摧枯，正贵神速耳。”遂于七月布檄各镇，悉师薄金陵。
以下为《东华录》记七月间事：
六月壬子，海寇陷镇江府。
秋七月丁卯，命内大臣达素为安南将军，同固山额真索洪、护军统领赖塔等，统领官兵，征剿海逆郑成功。
丙子，海寇犯江南省城。
庚辰，漕运总督亢得时闻海寇入犯江宁，出师高邮，自溺死。
江宁之战经过，双方说法不同，兹先记江南总督郎廷佐的奏报：
海寇自陷镇江，势愈猖獗，于六月二十六日逼犯江宁，城大兵单，难于守御，幸贵州凯旋梅勒章京噶褚哈等密商，乘贼船尚未齐集，当先击其先到之船，喀喀木、噶褚哈等发满兵，乘船二十艘，于六月三十日两路出剿，击败贼众，斩级颇多，获船三十艘，印二颗。至七月十二日，逆渠郑成功亲拥战舰数千，贼众十余万登陆，攻犯江宁城外，连下八十三营，络绎不绝，安设大炮、地雷，密布云梯，复造木栅，思欲久困，又于上江、下江以及江北等处分布贼船，阻截要路。臣与喀喀木等昼夜固守，以待援兵协剿。至七月十五日，苏松水师总兵官梁化凤亲统马步官兵三千余名至江宁。
援兵唯一的主力为梁化凤的三千余人，此外最多不过金山营的一千人，其他各路赴调者，合计亦不过千，连同八旗之师，总共一万人；而郑成功所部号称十七万，这当然是有虚头的，但即令只是半数，与清军相较，亦为八与一之比。同时张苍水率所部进据上游芜湖，以扼川楚援师；除安庆外，沿江郡县“上印”者三十七，声势大张。郑成功此时如能一鼓作气，进攻西、北诸门，从任何一点来看，都无不克之理，谁知因循自误。《载记》又记：
(七月十七日，各提督、统领进见，甘辉曰：“大师久屯城下，师老无功，恐援虏日至，多费一番工夫。请速攻拔，别图进取。”成功谕之曰：“自古攻城掠邑，杀伤必多，所以未即攻者，欲待援虏齐集，必扑一战，邀而杀之。”云云。
其时义师屯狮子山下，列营凤仪门(今挹江门外；清军则以狮子山为屏障，立三营于神策门之西的钟阜门。延至二十三日，义师尚无动静，清军乃冒险出击。
郎廷佐奏报云：
七月二十三日派满兵堵贼诸营，防其应援，遂发总督提督两标绿营官兵，并梁化凤标营官兵，从仪凤、钟阜二门出剿。贼踞木栅，并力迎敌；我军各将领，奋不顾身，冒险先登，鏖战良久，阵擒伪总领余新，并斩伪总兵二员，击死贼众无算。至晚收军，臣等又公议，满洲绿旗官兵悉出击贼，恐城内空虚，留臣守城，其喀喀木、噶褚哈、马尔赛、梁化凤等由陆路进；汉兵提督管效忠、协领扎尔布巴图鲁、费雅住巴图鲁、臣标副将冯武卿等，由水路进。各统官兵次日五鼓齐出，贼已离营，屯扎高山，摆设挨牌火炮，列阵迎敌，我兵自山仰攻，鏖战多时，贼始大败。生擒伪提督甘辉，并伪总兵等官，阵斩贼众不计其数，烧毁贼船五百余只，余孽顺流败遁。喀喀木、噶褚哈等复领水陆两路官兵疾追至镇江、瓜洲，诸贼闻风乘舟而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