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按《东华录》，顺治十三年只有十二月间册“董鄂氏”为皇贵妃的记载，并无八月间先册封为贤妃的明文。但可信的是，七月七日确曾行册封礼，后世以襄亲王之丧甫四日，而帝竟册妃为嫌，故删其事，但删而不尽，仍有迹象可寻。考释如下：
顺治十三年六月十九，封已死两姊为长公主，各立墓碑，遣大臣致祭。
六月廿六谕礼部：“奉圣母皇太后谕：定南武壮王女孔氏，忠勋嫡裔，淑顺端庄，堪翊坤范，宜立为东宫皇妃，尔部即照例备办仪物，候旨行册封礼。”按：此孔氏即孔四贞，孔有德阖门殉难后，为孝庄所抚养，待年封妃。所谓“东宫皇妃”非谓太子妃，只是所居后宫在东，表示位分较高。吴梅村别有“仿唐人本事诗四首”，专咏孔四贞，心史先生亦有考证，此为另一事，不赘。
七月初五：襄亲王博果尔薨。
七月初六：“上移居乾清宫。”
七月初七：大赦天下。
又：道光年间，庄亲王绵课之子奕赓作《括谈》，有一条云：“顺治十三年定，王以下，奉恩将军以上，大福晋嫡妻病故，其侧福晋及妾准立为嫡，将姓名送部，照例给与封册诰封。今此例久废。”
凡此皆为董小宛将封妃的前奏。端顺长公主为皇十一女，为博果尔的同母姊；姊已嫁，未封公主，弟则封为亲王，更见得博果尔的爵位来得不寻常。至于特颁恩诏、许亲贵以侧室扶正，此可推想世祖当时已有废继后以小宛正位中宫的打算。
以下“己酉，襄亲王博尔薨”；“壬子，上移居乾清宫”；“癸丑，大赦天下”。衡以“诏罢骊山宴”句，可确信小宛封贤妃的典礼照常举行，只是原定赐宴的节目取消而已。其理由可得而述者如下：
一、壬子为七月初六，正当溽暑，倘无必要，不会有由别苑移居大内之理。正因次日有册封之典，颁诏须由天子正衙，方显得隆重。
二、癸丑为七月初七，缘何“大赦天下”唯一可以扯得上的原因，即是册封贤妃。其实，册妃非立中宫，原无大赦之理但御制端敬皇后行状中，一再以小宛矜囚恤刑为言，“故重辟获全、大狱末减者甚众；或有更令复谳者，亦多出后规劝之力”。又梅村《清凉山赞佛诗》：“微闻金鸡诏，亦由玉妃出”，虽为顺治十七年之事，但既可因皇贵妃之薨而行赦，自亦可因封妃而颁恩诏。于此更不妨一谈“丁酉科场案”中世祖的态度。按：顺治十四年科场大狱，南北两闱南士被荼毒，为北派勾结满人对南派的大举进攻。《痛史丁酉北闱大狱记略》：
至四月二十二日忽接上传，拿取各犯御前亲录。故事：朝廷若有斩决，镇抚司开南角门；刑部备绑索、嚼子，点刽子；工部肃街道。是日早间备绑索四十副，口衔四十枚，刽子手四十名，厉行刑刀数口，簇拥各犯入太和门。当是时，上御殿引问，众皆惕息，便溺皆青。独张天植自陈“孤踪殊遇，臣男已蒙荫，富贵自有，不必中式；况又能文，可以面试”等语，特蒙赐夹，校尉虾(高阳按：侍卫，满语曰“虾”等欲夹双足，上竖一指，遂止夹一足。坚不承认，曰：“上恩赐死，无敢辞；若欲屈招通关节，则必不承受。”上回面向内久之，传问曰：“朝廷待汝特厚，汝前被论出，朝廷特召内升，何负于汝平日做官，亦不甚贪猥；奈何自罹于辜今俱从轻，各拿送法司，即于长安街重责四十板候旨。”
驾起，而科官不论列，以引咎而免责；其牵连在内，如于孑文等，首难如蒋文卓、张汉等，俱不与焉。当有刑部员役遵旨行杖，杖太重，若必欲毙之杖下者然。唯时大司寇噤不出一语，独少司寇杜公(高阳按：刑部侍郎杜立德奋起大诟诸皂曰：“上以天恩赐宽宥，尔等必置之死，以辜负上意耶止可示辱而已。若不幸见罪，余请独当之；尔辈不肯听吾言，吾将蹴蹋死若曹矣”于是诸校始稍稍从轻，得不死。是晚杖毕，仍系至刑部狱中。
按：“上回面向内久之”一语，最可注意，或者“贤妃”遣内侍有所面奏。殿廷深远，情状不可见、不可闻而已。
三、“诏罢骊山宴”之骊山指华清宫而言，见《唐书地理志》。按：如为寻常宴乐，乃至叙家人之礼，举行家宴，不过侍卫传旨、敬事房记档而已，不见明诏。如礼节上有赐宴的规定，因故不克举行，始特下诏令。因此，“诏罢骊山宴”必因礼部先期进册封贤妃仪注，中有于西苑赐宴贤妃母家一项，乃因襄亲王之薨，特诏停止。
下接“恩深汉渚愁”，言董小宛与博果尔的关系，如甄后(洛神之与陈思王曹植；博果尔既薨，小宛感念相待之情，自必哀伤。但方当封妃之喜，现于形色者，只能有淡淡的忧郁，故下一“愁”字。梅村之为梅村，诗史之为诗史，洵可谓只字不苟。
第四章 世祖(14)
于此又生一大疑问，即博果尔死得突然：年方十六，不可能暴疾而薨；倘如早有痼疾，则册妃之典，必早延期；若为暴死，如堕马、溺舟，必有官文书记载。其中最大的疑问是，既薨无谥；谥“昭”为康熙年间追谥。《谥法考》：“容仪恭美曰昭。”博果尔生平无可称，只得用此字。
依会典规定，亲王薨予谥，定例一字；唯追封者不予谥。襄亲王何以薨而不谥，清朝官文书中无任何解释，合理的推测是，这跟世祖废后不见下落，是同一缘故。襄亲王博果尔之死，出于自裁。不予谥一方面是对他不识大体，遽而轻生的惩罚；另一方面亦无适当的字眼可谥。亲王谥法中，最差的一个字是“密”。照《谥法考》：“追补前过曰密。”清朝的亲王谥“密”者两人，一是康熙废太子胤礽，为雍正封为理亲王，谥密；再一个是入民国后庆亲王奕劻。博果尔自裁即是一大过，既死又何能“追补前过”？所以康熙追谥，只好从无办法中想办法，从仪容中着眼，谥以“昭”字。
结尾两句，玩味诗意，乃为博果尔所咏，长枕大被，兄弟友爱，结果所欢被夺；想到友于之情，反增伤感，故曰“伤心长枕被”。而小宛又定在七夕册封，其情难堪。是日开宴，自然在座；十六岁的少年，自忖还经不起那样的刺激，举动会失常度，而又无计规避，则唯有一死，既得解脱，亦以抗议。所谓“无意候牵牛”，就是不想再过这年的七夕了。
心史笺此诗结句谓：“梅村以宫中恩宠，盛指七夕为期，而会有弟丧，无复待牵牛者，谓不行册礼也。梅村正咏其事。后仍于八月册立。”且不论玩味诗意，“无意候牵牛”，解释为“不行册礼”，殊嫌牵强；且最明白的证据是，《东华录》无此记载。以《东华》与《实录》相较，则《东华》可信成分，较雍、乾两朝一再删改的《实录》为可信。此为心史先生自己的议论，奈何忘之
引证当时名流诗词之咏董小宛者，当然也不能忘掉冒辟疆的知交之一赵而忭。他的挽词是七首词，题作：“壬辰秋末，应辟疆命悼宛君，赋得七阕录寄，非敢觞哀，聊当生刍耳。”
如此制题，就很特别：第一，既为知交，应自动致意，岂有应命作悼词之理第二，“壬辰”已在顺治九年，庚寅正月初二至壬辰秋，相隔卅个月，即令三年之丧，例服二十七个月，亦已释服，何得再补作悼词？凡此不合常情之处，正见得曲折之深。至于赵而忭所赋的七阕词，只看他所用的词牌及所步的韵，便知别有寄托。
这七首词末的自注是：
一、用辛稼轩“忆旧游”调。
二、右调“传言玉女”韵。
三、右用周美成“凤凰台上忆吹箫”。
四、右调“惜分飞”用宋人韵。
五、右调“忆秦娥”用李夫人韵。
六、右调“雨霖铃”用柳耆卿韵。
七、此柳耆卿“秋夜”原韵，用以谱冒子未尽之意。雪儿有知，亦恐不当丽词歌也。
“雨霖铃”用唐明皇追忆杨玉环故事；“雪儿”则为玉环所畜鹦鹉名。最后书此一段，所以暗示此七首词不足为外人道。赵而忭其时正入词林，其父开心则长御史台，铁骨铮铮，得罪的人很多，因而不能不格外慎重。兹录引“凤凰台上忆吹箫”一阕如下：
孤影何凭只看初月，教人犹倚搔头，彼少年才蕊，一笑吴钩。生许鹣云蝶露，依画雉，子夜咸休。如此后，魂埋一夏，意让三秋。
悠悠，巧期过眼，非绿水红桥，可任翔留。况采芝成阙，分玉为楼。回念英雄相守，多足偿生后双眸。衔云外，神仙亦添，几样痕愁。
(用周美成“凤凰台上忆吹箫”。
我现在先不查清真词，不知美成有无此一阕愁字韵的“凤凰台上忆吹箫”，但李清照却有此词，录引如下：
香冷金猊，被翻红浪，起来慵自梳头；任宝奁尘满，日上帘钩。生怕离怀别苦，多少事，欲说还休；新来瘦，非干病酒，不是悲秋。
休休这回去也，千万遍阳关，也则难留。念武陵人远，烟锁秦楼；唯有楼前流水，应念我，终日凝眸。凝眸处，从今又添，一段新愁。
此与赵而忭之作，韵脚完全相同，唯“休”字犯重，所以换头应押韵的“休休”，改为“悠悠”。这就发生一个有趣的疑问了，美成、清照为同时人，但清照已入南宋，行辈稍晚；故如美成有此“愁”字韵一词，则清照为步韵，赵而忭谓“用周美成”韵亦不错。问题是，以词意而论，赵而忭明明是步清照的韵，清照此词，题作“别情”；而全首词上半阕如为董小宛而作，而下半阕如为冒辟疆而作。李容斋的百首宫词中，有“睡足日高犹慵起”句，与“起来慵自梳头，任宝奁尘满，日上帘钩”，情事差相仿佛。
于此可知，赵而忭加注“用周美成‘凤凰台上忆吹箫’”的用意，不出两端：一是有所讳，怕人找出李清照的词来对看，所以特标“周美成”；一是有所隐，即是留此疑问，作为暗示，只看李清照的那首“别情”，便是董冒二人两地相思的写照。
董小宛殁于顺治十七年八月十九日，世祖崩于十八年正月初七，在此四个多月中，宫闱不宁，出乎常情，观《汤若望传》及时人记载，参以上谕，情事如见。《汤传》记：
这位贵妃于1660年产生一子，是皇帝要规定他为将来的皇太子的，但是数星期之后，这位皇子竟而去世，而其母于其后不久亦然薨逝。皇帝陡为哀痛所攻，竟致寻死觅活，不顾一切。人们不得不昼夜看守着他，使他不得自杀。太监与宫中女官一共三十名，悉行赐死，免得皇妃在其他世界中缺乏服侍者。全国均须服丧，官吏一月，百姓三日，为殡葬的事务，曾耗费极巨量的国帑。两座装饰得辉煌的宫殿，专供自远地僻壤所召来的僧徒作馆舍。按照满洲习俗，皇妃的尸体连同棺椁，并那两座宫殿，连同其中珍贵陈设，俱都焚烧。
此后皇帝便把自己完全委托于僧徒之手。他亲手把他的头发削去，如果没有他的理性深厚的母后和汤若望加以阻止，他一定会充当了僧徒的，但是他仍还由杭州召了些最有名的僧徒来。那些僧徒劝诫他完全信奉偶像，并且把国家的入款，浪费于庙宇的建筑上。
这段记载，信而有征，张宸《青雕集》记：
端敬皇后丧，命诸大臣议谥。先拟四字不允，而六字、八字、十字而止，犹以无“天圣”二字为歉。命胡、王二学士排纂后所著语录，其书秘，不得而传。
按：皇后封号，如为嫡后，往往用“承天辅圣”；如因子而贵，则必有“育圣”二字，上用“赞天”等字样。小宛晋后，除“端敬”为称号外，谥为“孝献庄和至德宣仁温惠”十字；以无“天圣”字样为歉者，诚如心史先生所说：“端敬既不以嫡论，亦不得以子嗣帝位而得一‘圣’字。”于此可知，小宛之子预定将成东宫，《汤传》所记不误。
这段叙述中，有两项重要的透露：第一是董小宛以端敬皇后的身份所获得的哀荣；第二是世祖确有出家的打算。先谈前者。
第四章 世祖(15)
小宛的丧礼之隆重，在中国历史上是一般后妃身后少见的。《汤传》的记载，信而有征；吴梅村《清凉山赞佛诗》第二首，在“可怜千里草，萎落无颜色”以下，共有六韵十二句描写《汤传》中所说的“满洲习俗”，如“破万家”而织成的“孔雀蒲桃锦”、大秦珠、八尺珊瑚，都用来装饰《汤传》中所说的“两座辉煌的宫殿”，即吴诗中所谓“割之施精蓝，千佛庄严饰”，而结果是“持来付一炬”；以下“红颜尚焦土”句，进一步证实了所焚者为“精蓝”。
又张宸《青雕集》记世祖初崩时的情形说：
十四日，焚大行所御冠袍器用珍玩于宫门外。时百官哭临未散，遥闻宫中哭声沸天而出，仰见太后黑素袍，御乾清门台基上，南面，扶石栏立，哭极哀。诸宫娥数辈，俱白帕首白从哭。百官亦跪哭，所焚诸宝器，火焰俱五色，有声如爆豆。人言每焚一珠，即有一声，盖不知数万声矣谓之“小丢纸”。
此“丢纸”即满洲丧礼。既有“小丢纸”，自然还有“大丢纸”。张宸又记世祖梓宫移往景山寿皇殿的情形：
有鞍马数十匹，刻金鞍辔镫；鞍首龙衔一珠，如拇指大；鞍尾珠之，如食指大，背各负数枕，备焚化，枕顶亦刻金为龙衔珠，如鞍首，共百余。
驼数十匹，繁缨垂貂，极华丽，背负绫绮锦绣，及帐房什器，亦备焚……近灵舆，各执赤金器、金瓶、金垂壶、金盘、金碗、金盥盆、金交床椅杌等物，皆大行所曾御者，亦备焚。
这就是“大丢纸”。不过为小宛发丧，“大丢纸”大到烧两座宫殿，此真古今奇闻。董小宛以秦淮校书而身后如此，泉下有知，亦足以自豪了。
其次是百官服丧，吴诗于此颇致讥刺，在“红颜尚焦土，百万无容惜”句下接写：“小臣助长号，赐衣或一袭。”所赐之衣，无非青布孝袍，与上文对看，盖见丧礼奢靡过甚。此下又有“只愁许史辈，急泪难时得。从官进哀诔，黄纸抄名入。流涕卢郎才，咨嗟谢生笔”等语。本来除太后外，后妃之丧，外臣不进哀诔，此为例外。又张宸记“端敬皇后丧”：“举殡，命八旗官二、三品者，轮次舁灵，与舁者皆言其重。票本用蓝墨，自八月至十二月尽，乃易朱。先是内大臣命妇哭临不哀者议处，皇太后力解乃已。”所描写的情况，犹过于《汤传》。按：票本用蓝墨自八月至十二月尽，则为百日。清制：大丧百日而服除。小宛之丧，竟与孝端大丧礼节相同。
至于殉葬之说，不见官文书记载，但玉林弟子行峰作《侍香纪略》云：“端敬皇后崩，茆溪森于宫中奉旨开堂，且劝朝廷免殉葬多人之死。”则确有殉葬之事。《汤传》所记“共三十名”，或者如行峰之师兄茆溪森不加劝谏，则所死者犹不止此数。
其次是世祖手自削发，这一点非常重要，证明出家之说，自有由来。同时从吴梅村的诗句，以及官文书中，可以推断出许多未为人知的事实。我可以这样说，世祖本人已经削发；十八年正月初二日，又幸悯忠寺，为太监吴良辅祝发，心史先生谓此为“代帝出家”，实则不然，吴良辅是日后世祖出家五台山时，预定留在那里陪伴他的侍者。
这就是说，世祖以后是否真能出家，固大成疑问，但此时却已下了决心。另外一个有力的旁证是：世祖曾拟传位于从兄弟。《汤若望传》：
一位继位的皇子尚未诏封，皇太后力促皇帝做这一件事。皇帝想到了一位从兄弟，但是皇太后和亲王们的见解，也都是愿意由皇子中选择一位继位者。
这是正月初六，世祖自知不起以后的事。若非如此，孝庄亦不会力促世祖立储。事实上，在正月初三，世祖便有此意；说得明白些，世祖是因为决心出家，在为吴良辅祝发的第二天，便曾对继位问题做了安排。《王文靖公自撰年谱》云：
辛丑(顺治十八年三十四岁。元旦因不行庆贺礼，黎明入内，恭请圣安，召入养心殿，赐坐、赐茶而退。翌日入内请安，晚始出。
初三日，召入养心殿，上坐御榻，命至榻前讲论移时。是日，奉天语面谕者关系重大，并前此屡有面奏，及奉谕询问密折，俱不敢载。唯自念身系汉官，一介庸愚，荷蒙高厚，任以腹心，虽举家生生世世竭尽犬马，何以仰答万一岂敢顾惜身家，不力持正论，以抒诚悃也。吾子吾孙，其世世铭心镂骨，以图报效也。
王文靖即王熙，世祖遗诏，出其手笔。韩菼作《王文靖公行状》，谓：“面奉凭几之言，终身不以语人，虽子弟莫得而传。”然则试问：何事“关系重大”何事终身不敢以语人自然是皇位继承问题。《东华录》虽载：“正月壬子上不豫。”壬子为正月初二，是日既为吴良辅祝发，而王熙初二、初三晋见，并不言世祖有病状，则即使有病，亦并不重，何得遽尔议及身后由此可知，世祖既决心行遁，则对皇位不能不有交代。召见王熙所谈的必是两件事：出家与传位。
国赖长君，古有明训；况当甫得天下、四海未靖之际，冲人何能担当大任所以世祖欲传位从兄弟，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事。世祖的这位从兄弟，我推测是太祖第七子饶余郡王阿巴泰的第四子和硕安亲王岳乐。
《清史列传》卷二，记岳乐云：
岳乐，饶余敏郡王阿巴泰第四子，初封镇国公。顺治三年正月，随肃亲王豪格征四川，诛流贼张献忠。五年八月随英亲王阿济格剿平天津土贼；十一月复随英亲王驻防大同。六年九月晋封多罗贝勒；八年二月袭封多罗郡王，改号曰“安”。九年二月掌工部事；十月预议政。十年七月以喀尔喀部土谢图汗、车臣汗等违旨，不还所掠巴林户口，又来索归顺同部蒙古，命为宣威大将军，驻归化城，相机进剿。寻因喀尔喀悔罪入贡，撤还。十二年八月掌宗人府事。十四年十一月谕奖：性行端良，莅事敬慎；晋封和硕安亲王。
细检诸王列传，其时最贤者即岳乐，且三十七岁，正为能担当大事的盛年；再以谕奖之词而言，不独得世祖欣赏，且信其能为有道之君。因此，可以确定世祖所选定的“从兄弟”，必为岳乐。
至于王熙之所谓“岂敢顾惜身家，不力持正论”则可分两层来看：第一，“正论”必首劝勿逃禅，如听劝则不发生继位问题；第二，如必欲出家，则传子而勿传兄弟。王熙作此忠谏，事实上亦等于反对岳乐继位，倘为岳乐所知，可能会施以报复，此所以有不顾身家之语；而此秘终身不泄，自为明哲保身之计。
世祖拟传“从兄弟”一事，更可得一旁证，张宸《青雕集》记：
初四日，九卿大臣问安，始知上不豫。初五日，又问安，见宫殿各门所悬门神、对联尽去。一中贵向各大臣耳语，甚怆惶。初七晚，释刑狱诸囚，狱一空，止马逢知、张缙彦二人不释。传谕民间毋炒豆、毋燃灯、毋泼水，始知上疾为出痘。初八日各衙门开印。予黎明盥漱毕，具朝服将入署，长班遽止之曰：“门启复闭，只传中堂暨礼部三堂入，入即摘帽缨，百官今散矣。”……日晡时召百官携朝服入，入即令赴户部领帛。领讫，至太和殿西阁门，遇同官魏思齐，讯主器，曰：“吾君之子也。”心乃安。
于此可见，事先必有不传子之说，所以张宸急“讯主器”，闻“吾君之子”，心乃安，是因为倘传从兄弟，则又恢复到太祖时代的合议制，则非一纸诏书可定，须诸王贝勒共推有德有力者居之，势必引起不安。再看张宸前面所记，是日曾经戒严，“九衢寂寂，惶骇甚”。又记：
二鼓余，宣遗诏，凄风飒飒，云阴欲冻，气极幽惨，不自知其呜咽失声矣。宣已，诫百官毋退，候登极……早，风日晴和，上升殿，宣哀诏于天安门外金水桥下。
第四章 世祖(16)
是日为正月初九；前一日二鼓即宣遗诏，距世祖之崩，只一昼夜。而既宣遗诏：“朕子玄烨，佟氏所生，八岁岐嶷颖慧，克承宗祧，兹立为皇太子；即遵典制，持服二十七日，释服即皇帝位。”却又迫不及待，违反遗诏的规定，在天明即行登极礼，可知是顾命四大臣深恐有变，不待有异心者调兵入京夺位，先让八岁太子即位，造成既成事实，杜绝觊觎大位者。既已登极，则国已有君，倘或举兵，便可以叛逆视之。张宸又记：
阅三日，辅臣率文武百官设誓，旗下每旗一誓词，各官每衙门一誓词。词正副三通，一宣读，焚大行殡宫前；一赴正大光明殿焚读上帝前；一藏禁中。词曰：“臣等奉大行皇帝遗诏，务戮力一心，以辅冲主。自今以后，毋结党，毋徇私，毋黩侦，毋阴排异己以戕善类，毋偏执己见以妨大公，违斯誓者，上天降殛，夺算凶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