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施从滨的铁甲车虽已过桥，却并未脱险，铁轨已拆到离固镇桥不远之处，当司机发觉情况不妙，急忙刹车时，由于速度过快，无法及时停止，铁甲车出轨倾覆，施从滨和他的随从，全部被俘。
“大家辛苦了！”须眉皆白的七十老将施从滨，还很友善地向敌军慰劳。
谢鸿勋倒亦待之以礼，派营长一员，护送施从滨到蚌埠，还写了一个报告给孙传芳，请求优待施从滨。
“孙联帅”的司令部已推进至蚌埠，部下打得很好，他便显得很悠闲，躺在司令部会客厅的大炕床上，自己在烧烟泡。施从滨一进去，向他立正敬礼，他身子都不动一下。
“施老，”孙传芳笑一笑说：“你不是来当安徽督军吗？马上上任去吧！”
原来杨宇霆、姜登选匆匆北走，留下来江苏、安徽两个督军缺，张作霖以此作为对张宗昌、施从滨的奖品。孙传芳的卫队长知道这是个暗号，将施从滨拉了出去，枪声两响，让他到阴间“上任”去了。
孙传芳得意忘形，随随便便就杀了战俘，他部下的高级将领，对此都表示不满，有的人甚至还说：他迟早会有报应。孙传芳事后亦颇悔轻率，勉强解释：这是杀鸡骇猴，给陈调元一个脸色看。至于有没有报应，他却并不放在心上。
孙传芳的联军，一直打到徐州以北，与山东交界之处，方始停止。一个多月的工夫，占领了上海与江苏、安徽两个省，自是踌躇满志；福建、江西等省，以及苏北的地方势力首脑，纷纷贺电祝捷。孙传芳除了—一复电至谢以外，并决定在江宁正式召开浙闽苏皖赣五省联军成立大会，会中决定了五省军政人事，孙传芳本人是五省联军总司令兼苏军总司令，韩国钧为江苏省长；卢香亭为浙军总司令，蔡朴为浙江省长；周荫人为闽军总司令，萨镇冰为福建省长；陈调元为皖军总司令兼安徽省长；邓如琢为赣军总司令，李定奎为江西省长。此外又“封”了一批镇守使，连清帮大字辈的张仁奎，亦当上了南通镇守使。一时弹冠相庆，将星闪耀，夫子庙的歌台酒家着实做了一笔好生意。
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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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南形势的改变，以及泰军遭遇重大挫折，使得在岳阳楼饮酒赋诗的吴佩孚雄心复起。首要之着是获得孙传芳的支持，秘密派人去接头，反应相当良好。
原来孙传芳虽是王占元的部下，但自王占元为湖北人所驱逐，由吴佩孚接任两湖巡阅使以后，对孙传芳颇为器重，十一年冬天派他援问，就此起家。一则感恩图报；再则孙传芳崛起为五省雄长，但在北洋中的资格毕竟还浅，五省军队的总司令，亦非全为嫡系，能把吴佩孚捧出来，毕竟多一重保障。
其次接头福建的周荫人，得到的答复，更令人安慰，是“惟命是听”四字。有了这两方面的支持，吴佩孚便派人到湖北去征求萧耀南的意见；萧耀南特派二十五师师长陈嘉谟，到岳州去见吴佩孚传话。
“大帅要出山，尽管出山，不过暂时请不要到湖北来。”
“为什么？”吴佩孚很不高兴瞪眼问说。
“因为萧珩帅需要时间。”萧耀南字珩珊，他之需要时间意思是在湖北脚步尚未踏稳。
“我要出山自然是在湖北。”吴佩孚换了一副神色，“我问你，你私人对我出山，有什么意见。”
“大帅出山，我个人愿效犬马之劳。”
“好，你回去告诉珩珊，孙馨远、周荫人都拥护我，看他怎么说。”
陈嘉谟回去跟萧耀南商量，认为形势对吴佩孚有利，出山为不可避免之事。湖北的地盘，本来是吴佩孚的；而且第二次直奉战争，并未动员萧耀南，实力得以完全保存，现在亦应该为老长官效效劳了。
“江山本来是他的，他要断送也由他。”萧耀南终于发了迎吴出山的电报。
于是吴佩孚在岳州发出通电：“奉军深入，政象日非。孙馨帅兴师讨奉，坚请东行；福建周樾帅电称，惟命是听；湖北萧市帅率湖北全体将领电称，此次共伸大义，欲动人心，首资号召，拟请钧座出山，希早命驾等语。救国锄奸，岂容袖手，兹定于二十一日赴汉，特先奉闻。”
第二天就是十月二十一日，吴佩孚乘舰东下，萧耀南率领全省文武，在汉口码头上迎接，与上次吴佩孚过汉口时的情形，炎凉不同。迎入行辕开会，首先讨论名义，有人提议用“十四省讨贼联军总司令”；吴佩孚还嫌十四省的范围太小，删去此三字，称为“讨贼联军总司令”，这个“贼”字指奉张，亦指为吴佩孚恨之切骨的冯玉祥。
这一支讨贼联军，由湖北、四川、贵州三省及一部分广西军队组成，共分十路。司令部的成员，十分煊赫，参谋长是日本士官第一名毕业，由日本天皇赐刀，以后又赴德国留学，公认为军事学权威的蒋方震；秘书长是当过广西省长的张其鍠；总参议更足壮吴的声势，是鼎鼎大名的章太炎；此外外交处长张志潭、交通处长高恩洪，都是总长级的人物。原来的参谋长张方严降为高参；杨云史屈居秘书帮办。如果吴佩孚讨贼成功，掌握政权，这个司令部立刻就可以改成军政府。
其时张作霖亦在积极作因应之中。他深知吴佩孚的“讨贼”，主要是对付倒戈的冯玉祥，而冯玉祥的国民军对奉军的威胁及敌意，日深一日。在打倒冯玉祥这个相同的目标之下，一旦采取讲和的手段，吴佩孚要他化敌为友，联合讨冯，是相当有把握的。因此，他的军事部署，表面对付吴佩孚的主力孙传芳，实际上却完全以冯玉祥为对象。
张作霖预备组织三个军团，以李景林为第一方面军军团长；张宗昌为第二方面军军团长；统率京榆驻军，亦即奉军全部精锐的是第三方面军，军团长自然是张学良，而“张不离郭、郭不离张”，副军团长非郭松龄莫属，这个军团预备改编为三个军，番号亦编好了，是第八、第九、第十；军长内定由姜登选、韩麟春、郭松龄担任。郭松龄其时在日本观操，张作霖急电召回。郭松龄一回到天津，随即称病住进义国医院。
原来郭松龄已经决定要倒戈了。郭松龄对张作霖之宠信杨宇霆，非常不满。郭杨势不两立，在奉军中是公开的秘密，但由于老帅的威望，少帅的感情，郭松龄一直隐忍未发，及至杨字霆将姜登选挤到了安徽，姜登选再一挤，把他的安徽督军挤掉了。如果杨宇霆能在江苏站住脚，倒也罢了；或者杨宇霆，卸甲丢盔，逃回关外，老帅加以惩处，也还能平服军心，谁知杨宇霆不但安然无恙，而且受宠如故，素来气量狭窄的郭松龄，如何咽得下这口气。
本来郭松龄虽与冯玉祥站在敌对的地位，但两家的眷属，却有往来。郭松龄的妻子韩淑秀出身燕京大学，而冯玉祥的妻子李德全亦在北京念书，与韩淑秀是旧识。两家“老爷”驻区相近，时有走动，所以郭松龄对冯玉祥的情况是相当了解的。
在日本观操时，国民军亦派有军官团，领队是韩复榘，跟奉军观操团，住在同一座旅馆，因此常有接触。郭松龄的亲信也是同学的高纪毅，知道郭的心事，极力建议郭冯合作。郭松龄接纳了建议，便由高纪毅跟韩复榘初步联络，获得有利的反应后，郭松龄才与韩复榘正式密谈。
在这次谈话中，郭松龄向韩复榘透露了一个秘密，奉军进攻国民军时，将由日本供应军火。郭松龄表示乞援外国，掀起内战，他们不赞成；如果奉军有进攻国民军的命令，他不会听从，甚至倒戈。
及至郭松龄接到召回的电报，向韩复榘重申前言。所以郭一动身，韩亦兼程回国，到包头向冯玉祥秘密报告。冯玉祥不肯相信，因为郭松龄跟张学良的关系太深，如说郭会倒戈反奉，在他觉得是件不可思议之事。
因此冯玉祥便说：“既然郭茂宸自己提议，就请他亲笔写一个类似条约的文件，派两名亲信送来。”
韩复榘赶到天津，传达了冯玉祥的要求；郭松龄便在义国医院的病房中召集亲信会议，除了高纪毅以外，另有第二旅旅长刘伟；第六旅旅长刘振东；机要秘书李愈三、及郭松龄的胞弟郭大鸣。
会中大家一致支持郭松龄与冯玉祥合作的决定，认为奉军精锐，尽在掌握；关外的留守军，不足为敌，打回沈阳，决无问题。
于是由郭松龄亲自执笔，写了一个密约条款，以冯玉祥为甲方；郭松龄为乙方；李景林为丙方，但此密约，仅须甲乙双方签字，便即生效。
这个密约一开头，先捏造张作霖已与日本帝国主义签署了一个企图进攻国民军的祸国条约，以此作为反对的理由。条款主要内容计三点：第一、奉军进攻国民军时，郭军即倒戈相向，回攻奉军。第二、郭部出关后，专门开发东北，不问关内之事。第三、直隶、热河请划归李景林。
显然的，第一点是一个借口，奉军不必进攻国民军，郭松龄亦可起兵出关；而冯玉祥便可以奉军进攻为由、出兵助郭。第二点是表示弃绝张宗昌的部队；第三点则为免除李景林制肘的后顾之忧。
这个密约由李愈三、郭大鸣送到包头，冯玉祥表示满意，只加了一条，郭松龄的军队统称为东北国民军，然后就在密约上签了字，交原使者带回。
十一月二十六日郭松龄在滦州一家火柴公司楼上，召集团长以上会议，首先由郭松龄讲话，历数第二次直奉战争、官兵死伤惨重，但至今对遗属未发一文抚恤金，孤儿寡妇都靠同袍接济。当然这都要归罪杨宇霆，说到“上将军”如何宠信杨宇霆，以及杨宇霆如何弄权祸国时竟忍不住痛哭失声，好久不止，只好扶他到别室休息。由韩淑秀继续讲话。
“今日之事，是为东三省人民，也是为我们整个团体，决非任何个人之事，希望诸位先生信任你们的军长，跟着他走，我们只有前进，不容后退！”团体是当时军阀称自己的派系习用之词。
郭松龄所掌握的奉军精锐，计有六个步兵师、两个炮兵旅、一个骑兵旅、以及辎重工兵等，一应俱全。他的办法是，策动亲信旅长夺位，将忠于老帅的第五师长赵恩臻、第七师师长高维岳；第十师师长刘恩铭；第十二师师长裴春生扣押起来，然后送交李景林看管。李景林因为有直隶、热河两省地盘，而且自此可以不受国民军的压迫，自然乐于替郭松龄作“看门狗”。
在十一月计二日，召开军事会议，正式宣布起兵以前，郭松龄先在义国医院，找了亲信来安排人事，决定组织四个军，军长是刘振东、刘伟、范浦江，以及旗人霁云，原来都是旅长，飞跃而为军长，无木大感兴奋。另外两名亲信，魏益三是先遣军司令；彭振国是车站警备司令。此外炮兵第一旅旅长邹作华，郭松龄打算派他为参谋长，却为大家一致反对，因为邹作华跟郭松龄不和，是大家都知道的事。
及至郭松龄情绪稳定后，复又出席，宣布退回关外，专心从事东北建设，永远不再参与内战的决心，要求大家签名赞成。然后发表东北国民军总司令部的人事。又派他的秘书齐世英，专诚邀请黎元洪的秘书长饶汉祥来草“露布”。
通电一共三通，最重要的，当然是“张上将军钧鉴”那一通，劝张作霖退休，由“英年踔厉，识量宏深，国倚金汤，家珍玉树”的张学良来主省政，郭松龄自愿“竭诚匡功”；那时“三省富强，四邻和睦”，张作霖大可“婆婆岁月，赏玩烟霞”。
通电之后，继以行动，先遣军司令魏益三，率兵两团，偃旗息鼓，潜出山海关，预定第二天一早占领沈阳，第一团已顺利出关，第二团却遭遇了奉军张作相十五师的截击。原来张作相的儿子张廷枢时任团长，在深州开会时，悄然溜出会场，向他父亲告密，因而破坏了魏益三的突袭计划。
在此之前，郭松龄在义国医院召开第五次“榻前会议”时，住在天津曹家花园的张学良，已经得到密报；深夜十一时下达了紧急集合的命令，他的卫队是一个骑兵连，住在河北王义客栈，大多数都在侯家后的寨子里饮酒作乐，只集合了六十五个人，连同总部的军法处长朱克沐等人，上了火车，到达沈阳时，正好张作霖接到郭松龄的通电，一见张学良，跳起来嚷道：“好！小六子，你来干！我让给你干就是了。”
张学良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只是发愣；张作霖仍然跳脚大骂，在座的黑龙江督办，外号“吴大舌头”的吴俊升，劝着他说：“大帅，你不能怪汉卿。郭鬼子造反，总要借个名目，他说拥护汉卿，哪里是真的拥护，汉卿一定不知道这件事，如果知道，先就跟郭鬼子拚命了。”
郭松龄生得人高马大，又跟张宗昌的白俄军那样，爱穿粗布野战服，所以外号“郭鬼子”。吴俊升的话虽不错，但木本水源，凡事总有个起因，如果不是张学良过分信任郭鬼子，何致于奉军精锐，全归他人掌握？张作霖越想越气，复又跳起来骂道：“小六子，我跟你今生父子，前世冤家，你看你交的好朋友！”
“我跟郭茂宸，今生朋友，来世冤家。”张学良说完，转身就走。
张作霖大喝一声：“你去哪？”
“我到前方去看看。”
“汉卿，汉卿！”吴俊升拦着他说：“咱们先商量商量。”
知子莫若父，张作霖知道张学良颇得军心，一到得前方，很可将被郭松龄胁从的部队拉了回来。再说，变起肘腋，不叫自己的儿子上前方，又怎能叫他人去拚命？所以他又拦住吴俊升说：“让他去。”
等张学良一走，张作霖自己来调兵遣将——杨宇霆因为郭松龄指名要消除他，为了缓冲局面起见，征得张作霖的同意，避往大连；同时打算着到关东军方面活动。因此，张作霖不得不自己来发号施令。
可是，环顾北大营，将在哪里，兵在何处？“完了！完了！”六神无主的张作霖勉强定下心来，筹划应变的措施，跟五姨太秘密商量，决定将能够调动的现款两百七十万元，寄存于“满铁奉天公所”，作为逃亡日本的准备。
由于魏益三的计划受阻，郭松龄倒戈的战事，不得不由山海关开始，一路势如破竹，首先被打垮的是张作相的第十五师；伤亡惨重，部队长只剩下一个少校副营长。接着是韩麟春、游金纯、汤玉麟的部队，亦都不支，或退或降，俱告瓦解。
在政治方面，冯玉祥、孙传芳分别通电响应，李景林亦有通电，声明与奉天脱离关系，并将京奉运输总司令，杨宇霆的亲信常荫槐，以及兵站司令张宣等人扣留。此外梁启超的研究系，乘时投机；梁启超的儿女亲家林长民随同郭松龄夫妇行动。策划张作霖垮台以后的奉天政局。
不过，尽管张作霖坐困危城，已在作逃亡之计；张学良在秦皇岛旅顺一带栖栖皇皇；热河的阚朝玺亦有反奉的趋向，看来郭松龄的气势如虹。但奉军中亦有冷眼旁观的人，认为郭松龄能否成事、颇成疑问，因为他起兵倒戈的动机，值得怀疑，尤其是杀姜登选一事，强烈地显示出，郭松龄只是气量狭窄，志在报复私怨。
当十一月甘二日，郭松龄在深州召集军事会议时，恰好姜登选乘专车出关路过深州，即将到站，郭松龄的副官长马之福。向郭松龄请示，要不要去迎接？
马之福的意思是，郭松龄去一接，姜登选自然要在滦州住一晚，就此加以软禁。但郭松龄只是关照：“你代表我去请他下车住一晚，明天早晨我去看他。”
等马之福照实转告，姜登选这样答说：“不必了！我跟你们军长沈阳见吧！”
姜登选不上钩，马之福只好硬拦了，交代站长，姜登选的专车，不准开行；同时驰报郭松龄，将姜登选硬请下车，安置在车站前面的一处民房之中。
至此姜登选才知不妙，一夜未曾合眼；第二天一早写了封信给郭松龄，要求会面；回信是一时无暇，容后再说。这样软禁了五天，姜登选被杀；事先有人劝郭不要杀他，而郭松龄不听。因为第一、姜登选挤掉了他的安徽的地盘；第二、曾任黄兴的参谋长的李书城多嘴，将姜登选所说的，第二次奉直战争时，“在山海关没有杀郭松龄，实在是他的运气”的话，告诉了郭松龄。新仇加上旧恨，便不惜处决了在此役中完全无辜的旧日同袍。
就从这一天开始，局势逐渐发生了变化，首先是张学良与郭松龄的日籍顾问宇田与仪战，经过日本方面的安排，在滦州接触，试图找出停战的途径。张学良要求先行停火，再商善后；而郭松龄提出的条件是：山东归岳维峻、直隶归冯玉祥、热河归李景林，郭松龄本人回奉天，执掌东北军政。彼此的距离，南辕北辙；张学良知道与郭松龄已无可再谈，便由秦皇岛转赴旅顺，偕同杨宇霆回沈阳，决心与郭松龄以武力周旋到底。
其次是冯玉祥与李景林发生了矛盾。当郭松龄倒戈的通电一发表后，冯玉祥便加强了对北京的控制。冯玉祥一向厌恶“安福系”，因此权倾一时的京畿卫戍司令鹿钟麟，逮捕了安福系的要角曾云需与姚震，同时派国民军分别驻守车站及东交民巷，以防要人避匿。
见此光景，段祺瑞大感威胁，一面改组执政府，让梁鸿志解职，改派许世英接任；一面派黄郭与许世英赴张家口向冯玉祥征询时局意见。结果冯玉祥发表“拥护执政，始终不渝”的通电；而段祺瑞则以改组执政府作为回报，一向担任段冯之间桥梁的贾德耀，出任陆军总长；由张作霖推荐的代理农商总长莫德惠请辞照准。
但冯玉祥却希望他留任，更希望他留京。原来冯玉祥之跟郭松龄合作，多少有些投机性质，他不以为郭松龄能顺利成功；也不以为张作霖会，败涂地，到得相持不下时，他可能会发生举足轻重的作用，所以想留住莫德惠，作一道他与张作霖之间的桥梁。
为此，冯玉祥特派他的挂名参谋长，清帮大字辈的张树声，向莫德惠致恳切挽留之意。莫德惠跟他的机要秘书’王冠吾商量，认为张作霖对郭松龄倒戈，李景林的脱离，所受的刺激甚大，此时最需要的是精神上的支持，莫德惠回东北以示与张作霖共患难，对他是一种极大的鼓舞。不过对冯玉祥不必表示得太明显，不妨虚与委蛇。此外，王冠吾安排莫德惠与段祺瑞作了一次秘密的会晤，段祺瑞保证，除非郭松龄能彻底控制关外的局势，他不会发表他的东北职务。同时请莫德惠转告张作霖，尽可能坚持，切勿轻言离开沈阳。
不过，北京的治安，鹿钟麟完全掌握；冯玉祥既然要留莫德惠就不会轻易让他离开北京。所以想了一条“喧宾夺主”之计，由王冠吾带着一班莫德惠的“班底”，离京赴津；而莫德惠便化装为“班底”之一，安然通过鹿钟麟派在前门车站的便衣侦探的耳目。一到沈阳，张作霖大感欣慰，特开帅府仪门迎接，大张盛宴。
宴后密谈，张作霖最关心的是李景林的态度，他希望李景林之通电声明与东北脱离关系，只是权宜之计。基本上仍倾向奉天。为此，特派许兰洲为密使，到天津活动。许兰洲的行囊中，除了正金银行的四十万元支票以外，还有李景林老母的一封家书，告诫李景林善自为计，莫入歧途，希望能策动李景林来个“反倒戈”。郭松龄如果后路有变，沈阳方面再发动反攻，前后夹击，形势就大为不同了。
当然，李景林的态度重要，还不如日本态度的重要。当所谓“奉变”初起时，张作霖便找他的日籍顾问问计。张作霖的日本顾问有好几个，但最亲密的是，由日本陆军参谋本部推荐的，前关东军高级参谋松井七夫；他的哥哥便是日本陆军“少壮派”要角之一的松井石根。在张作霖准备逃亡时，松井七夫将五姨太及张作霖的年幼子女，都接到他家里去住，同时建议张作霖分两条路线求援于日本，一条是外交路线，活动日本驻奉天总领事吉田茂，致电外相币原喜重郎要求支持张作霖，结果是加藤内阁决议，对郭松龄发出警告，不得损害日本在东三省的利益。这个警告，便成了日本在华外交、军事、经济各方面驻在人员，处理“奉变”的行动纲领。
另一条自然是军事路线，除了由松井七夫直接致电参谋本部要求出兵干预以外，最重要的活动对象是“关东厅长官”儿玉，及关东军司令官白川。不过，日本军方初期对张作霖的军事支持，并不积极，只是由关东军指派驻辽阳的第三十九联队所属的一个大队与一个工兵中队，进驻沈阳；以及关东厅增派“巡查”一百余名，担当沈阳城内城外的警备而已。
十二月四日这一天，对郭松龄、张作霖来说，都是个大日子，郭军前锋占领了出关第一要地的锦州；而就在日本阁议对郭松龄提出警告的这一天，据说关东军司令白川到了锦州，以日军不干涉郭军行动为交换条件，要求郭松龄承认张作霖与日本所订的各种条约：郭松龄表示不能接受，白川拂袖而去。
又据说：郭松龄到达锦州后，热河都统阚朝玺曾派他的参谋长邱天培来谈合作，阚朝玺的条件是，保全张作相吉林督军的地位；阚朝玺自行进攻黑龙江，取吴俊升而代之；奉天则归郭松龄。可想而知的，郭松龄必然拒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