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据说”都来自郭松龄方面。事实上内外形势都已转变为对张作霖有利。在内，冯玉祥与郭松龄的密约，在河南的国民军并不知道；当然也不会知道直隶、热河的地盘已划归李景林这一协议，所以国民二军、三军的邓宝珊与徐永昌两部，仍着着向李景林的防区进逼；同时冯玉祥派张之江率领三旅之众在丰台待命。准备支援郭松龄的计划，亦被李景林误会为将与邓徐两军，合击会师。这一年多来，李景林饱受国民军的庄迫，至此认为忍无可忍，决心与国民军见个高下，重金礼聘德国军事顾问，在北仓一带，秘密构筑有电网与地雷的新式防御工事。
这一下，当然导致了李郭关系的根本变化，由“中立亲郭”转而为“拒冯远郭”；十二月二日发表了表明立场的通电。
他的立场是“职司守土、保卫地方，此役倘有对于直隶扰害秩序、破坏和平者，惟有率我健儿、捍我疆土，人不侵我，我不侵人。”明明白白地表示，直隶是他的地盘，不容许国民军侵入。当然，他作此强硬的表示，须有所恃，首先想到的是张宗昌，论公，直鲁唇齿相依，是一起磕过头的弟兄，所以“直鲁联军”的新番号，很快地出现了。
十二月三日，李景林所部与国民二军邓宝珊部，在直隶大城进行了历时一个半小时的侦防战，正式开火决裂，接下来便是第二天李景林发表痛低冯玉祥的通电。同时李景林对郭松龄亦采取了行动，一面释放郭松龄交给他看管的奉军将领高维岳等人；一方面隔断了冯玉祥与郭松龄之间的通路。
这对郭松龄还不是太大的打击；打击最重的是，关东军司令白川向奉、郭双方提出书面警告，表示两军行动如果扰乱到南满铁路两旁的附属地带，及日军守备区时，关东军职责所在，必要时将采取武装行动。换句话说，郭松龄的部队，不准越过南北向的南满路及西东向的京奉路之交叉点的“老道口”，这个交叉点在沈阳以西；倘不能逾此点而东，即无法到达沈阳，无异为张作霖加上了最后的一道保障。
郭松龄当然要提出交涉。由他的驻京的胞弟郭大鸣转托黄膺白，向日本驻华公使芳泽谦吉严重抗议，理由是过去奉军入关，都是畅通无阻；即就眼前而论，南满路向亦正在运吉、黑两省的奉军南下支援，何得独独限制郭军？这样说法，理直气壮；芳泽表示，果真郭松龄能打过辽河，乘胜往沈阳追击，应该没有问题。
问题是郭松龄能不能打过辽河？张学良集结残部，在锦州拒郭的一战，打得并不好，只靠率部退过大凌河时，破坏了铁桥，暂时阻遏了攻势，未来情况如何，颇为难说。因此张作霖特地于十二月八日，在沈阳召开军事会议，检讨局势。
通盘检讨下来，仍旧大有可为：第一、有关东军帮忙；第二、李景林态度转变，尤其是李景林与国民军已经开火，如果直鲁联军能够击败国民军，必然挥师山海关，自郭军后路逆击，郭松龄有天大的本事，亦难逃束手就擒的命运；第三、郭军仓猝出关，冬天的装备不够，北国冰封，天气严寒，大大影响了郭军的战斗力及士气；第四、京奉路的铁轨，破坏得很厉害，郭军工兵团，修一段走一段，进展很慢，最狠的一着是，张学良接受了他的好友，也是英文老师，任职京奉路局的英国人爱尔顿的建议，将沿线水槽完全破坏，火车行驶全靠水火相济，缺水跟缺煤同样动弹不得；拉民亻夫挑水，费时费事，自然限制了部队的行动；第五、吴俊升的骑兵，虽以中东路的俄国人，间接响应郭松龄，拒绝载运，但已入吉林然挑南，正越过科尔沁大草原，兼程南下，“黑龙江马队”，自乾隆年间的海兰察，一直到清末的僧格林沁，赫赫有名，这支生力军一到，可使战局改观。
但最重要的一点是，张学良个人的号召。郭松龄回师出关，是打的张学良的旗号，而正面抗拒的正是张学良本人。这一来郭松龄便变成师出无名了。而旦，张学良驭下有恩；郭军将士，愈逼近老家，便愈觉得自己的行为合不合中国军队传统中所强调的“忠义”二字？因此张学良在前线喊话的效果很大，郭部团长以上的军官几乎个个在军用电话中，与张学良诉道衷曲。只要时机一到，楚霸王四面楚歌、兵败孩下的故事，立即可以出现在郭松龄的身上。
因此，在这一次军事会议中检讨下来，重新鼓舞了奉军的信心，决定整兵再战，全部兵力计有张作相所部两万八千；游金纯军八千；汤玉麟四千；张学良的总预备一万，合计五万人。主要装备有野炮一百门。作战方针是坚守辽河，以待局势的变化。张学良除在辽河左岸，筑了一道一英里长的战壕以外，另外修筑了一条接连京奉路的轻便轨道；他的司令部就设在装甲火车中。
在内外各种因素牵制之下，郭松龄竟有些举棋不定了。本来他的左翼已占领了营口，如果由张作霖的老家海城北上，经辽阳，柑沈阳之背，出这一支奇兵，以张作霖的后防空虚必然震动，可以导致其崩溃。但郭松龄顾到，第一、路程较远；第二、这条进攻路线正沿着南满铁路，可与关东军发生冲突——他新请到的秘书长梁启超的儿女亲家林长民，可能提出与关东军冲突，十分不智，主张循外交路线，取得日本谅解的建议，因而在军事上，失去了制先的机会。
见此光景，反而促成了日本军方见机而作，准备打落水狗的计划。其时沈阳人心浮动，老百姓纷纷避难，西关的火车站中，挤满了老弱妇孺，张作霖每天开会，除了大骂“郭鬼子”、“小六子”以外，束手无策。于是在辽阳的关东军进驻沈阳，派出部队在沈阳八个城门口站岗，代为维持秩序。
这样到了十二月十五日，日本方面有了新的行动，一方面在朝鲜日军有一部分渡鸭绿江，向奉天移动；另一方面，关东军司令白川，派了一个叫安河内的中佐，向郭松龄的外交代表齐世英，提出了第二次警告，南满铁路两侧二十华里，亦即十二公里以内，两军不得交战。
这是不平等条约上所规定的，日军从来没有执行过；一旦执行，对郭松龄构成了严重的抵制，因为自南而北的公路，是与南满路平行的。郭松龄无法利用这条公路就什么也谈不上了。
但郭松龄仍旧相信芳泽谦吉的话是有效的，只要奉军一垮，“乘胜追击”，通过南满路不成问题。事实上，他亦只有这条路好走，因此，集中五万兵力，野炮二百四十门、迫击炮一百五十门、重机枪一百五十挺，沿京奉线由沟帮子、大虎山一直开到巨流河西岸的新民屯，与张学良指挥的守军，隔河对峙——这一仗打起来，是一场其硬无比的歼灭战。
不过，这只是郭松龄的想法，他的部下并不同心。其时他的部队中，已流传了一句口号：“吃老张家的饭，不打老张家。”同时郭部高级将领，邹作华、高纪毅、张振鹭、刘伟、范浦江等人，在新民屯透过奉天总领事古田茂所派的代表，与张学良取得了联系；甚至还利用日本的通讯设备，将郭松龄的部署通知了张学良。
在战线上，郭军高级将领，自亦有很“实惠”的支援行动，最明白的一个现象，由河面打过来的炮弹，落地不爆炸；当然是指挥炮兵的邹作华动了手脚，将炮弹的引信秘密拆除，或者把螺丝松开，引信与炮弹的接触不良，自然无法引爆。
话虽如此，张学良还是一步也不敢放松，连官长都抬了机关枪上前线。其时巨流河已经结冰，怕郭军履冰而过，直扑十里以外的沈阳，所以士兵除白天作战以外，晚上还有一个任务便是用铁铲凿冰，使河面的坚冰，不至连成一片；沈阳城内每家皆备的铁铲，一齐都被征用。
这样到了十二月甘一日，吴俊升所派援兵的先头部队，骑兵四团由骑兵第七旅旅长王永清率领，星夜急驰长驱南下，侧击东西对峙的郭松龄，而且目标对准新民西南的白旗堡，打算截断郭松龄的归路。
这就到了郭松龄唱“霸王别姬”的时候了。二十二日晚上，他在一家粮店召开军事会议，表示将亲上前线督战，作背城借一之计。出席的高级将领，个个面现疲惫之色，有的瞠目不语；有的索性低下头去，仿佛倦极入梦。见此光景，郭松龄长叹一声，宣布散会。壁上的挂钟，嘡嘡地打了十二下，又是新的一天开始了。
会后郭松龄接到密报，他的部下由参谋长陈在新出面，代表邹作华、高纪毅等人，正式经过新民日本领事分馆向奉天接洽投降，提出的条件是：第一、赦免郭松龄；第二、保护投降者的生命财产。新民分馆通知了总领事吉田茂，他亲自向张作霖接头，得到的答复是：第二条接受；第一条拒绝。理由是奉军的将领反对。
郭松龄发觉已为部下出卖，就只能私下逃亡了。新民是七路交会的要冲，正东，越巨流河经张学良司令部所在地的兴隆店，而达沈阳；这条路郭松龄想走而走不通，自然不必再谈。东南也是越巨流河，经大民屯至辽阳，亦无从考虑；西南到白旗堡，变成自投罗网。他唯一能走一条路是沿着巨流河西岸往南，希望能与占领营口的部队会合，性命可以保住一半。
依照郭松龄的意思，打算骑马逃走，但韩淑秀不会骑马，他又不忍抛弃夫妇兼“同志”双重身分的结发之妻。仓猝间只好弄来一辆大车，连同林长民、饶汉祥，一起在凌晨二时，于大雪纷飞中，匆匆上路。
这时，军用电话中传来天津的消息：十二月十八日，张之江下令总攻击，与李景林的部队，激战了三天三夜；张之江大概读过唐书，知道“雪夜入蔡州”的故事，命令士兵反穿老羊皮袄，利用雪色作掩护匍匐前进，竟能穿过对方防御工事的铁网，一直冲到敌军阵地前，猝然发动攻击，李军大败。十二月甘二日李景林退入天津租界；部队则往德州方向撤退。
天津局势的变化，如果早几天发生，作为郭松龄盟友的冯玉祥占了上风，或许在声势上，能对郭军产生呼应支援的作用；同时留守山海关，防阻李景林，对郭松龄最忠心的魏益三，亦可进兵支援，但此刻对郭松龄来说，竟似讽刺他的兵败如山倒了。
十二月二十三日，在大风雪中走了一天，入夜到了辽中县属的老达房地方，得到警报，外号“天下好”的王永清，已率领骑兵追赶下来了。郭松龄虽有卫队，但都是些年轻魁梧，虽有训练、却无战斗经验的新兵，决难抵挡。事急之际，只有先觅地躲藏，等王永清冲过去之后，再思脱身之计。
于是找到一家富农家的地窖，郭松龄夫妇与饶汉样错缩在里面；林长民不愿“入地”，仍旧住在大车里面。将近午夜，人马喧阗；王永清的部队到了，他可能已获得情报，下令搜索。林长民急急下车逃命，却为流弹所击毙；郭松龄夫妇被捕；饶汉祥却比林长民来得幸运。奉军看是个窝窝囊囊的老头子，一身又脏又臭，还长了一头的癣，当时就把他放掉了。
郭松龄夫妇被解到老达房西北的白旗堡。作为张作霖讨逆军总司令吴俊升；吴部的第十七师师长万春麟；以及王永清的直属长官第十四师师长穆春，都已赶到白旗堡；对于如何处置郭松龄当然要向张作霖请示。
吴俊升接通了沈阳的电话；张作霖说道：“把他押回来！我倒要问问他，为什么造反？”
放下电话，吴俊升沉吟不语；万福麟问知结果后，主张遵令办事，将郭松龄移交给张学良，可是吴俊升不同意。
“郭鬼子一见了汉卿，就死不掉啦！不能留着他。”
吴俊升作此决定当然知道杨宇霆会支持他，张作霖怪罪下来，有杨宇霆在，不必担心。不过，虽说不能留着他，还是留了半天；将郭松龄双手钉在大车车厢上、游街示众，让所有的奉军看看造反者的下场，颇有明朝末年处置失律叛逆之将，“传首九边”，以励军心的味道。
张学良得知郭松龄夫妇游街以后枪决的消息，对吴俊升颇致不满；但张作霖却认为处置明快，着实可嘉。至于投降的郭军高级将领，由新民日本领事分馆护送到沈阳以后，杨宇霆主张从严处置，为首者一律枪决。但张作霖左右手之一的张作相不以为然。
“郭鬼子闹出这么大的乱子，也是有原因的。我们不能不先自己反省一下，自己也有错处。现在郭鬼子已经枪毙了，其他的人就不必罗织在内。如果一开杀戒，都是东北子弟，我们要结多少冤家？”他提出建议：“善后工作，不妨交给汉卿，让他从宽处理吧！”
事实上，张学良早就由兴隆店渡河，在新民作了宽大的处置；一并且收容了在锦州、绥中等处的残部。除了在山海关的炮兵第二旅魏益三所部，改投了冯玉祥以外，第三、四军团的实力，并没有受到重大的伤害。
善后工作告一段落，张学良才回到沈阳。这场大祸都是他用人不当闯出来的，料想他父亲不会轻易饶他；所以大家商量好，由他的父执张作相、吴俊升陪着他去请罪，一见了面，自然是双膝着地、长跪不起。
张作霖一半是气愤，一半也是做作，拔出手枪、连哭带骂：“你这小子，结交匪类，阁下滔天大祸，要你老子的命不说，害苦了弟兄，害苦了东三省的老百姓。不亏你老子还有几位过命的老弟兄帮着，咱们早就死在郭鬼子手里了。今天我不毙了你这小子，对不起老弟兄，对不起东三省的老百姓。”说完唏哩哗拉地拉手枪的保险闩。
唱这出“辕门斩子”作陪配角的张作相、吴俊升，赶紧跪下来为张学良求情，“大帅饶了他吧！不然咱们不敢起来。”
“罢！罢！”张作霖扔下手枪去搀扶两位老弟兄，“看两位大爷的面子，暂且饶你的小命。从今以后，不准你再胡闹”
郭松龄的职务改由韩麟春继任，他亦照郭松龄一样，综理三、四两军的军务。张学良暂且韬光养晦、啸傲烟霞——在郭松龄倒戈那段期间，张学良心力交瘁，一天睡不到两三小时，不能不靠鸦片来支持，就此抽上瘾了。
05
心腹之患，起于肘腋，侥幸敉平，但善后事宜，不仅仅止于整理军队，张作霖最头痛的是两件事，第一是地方元气大伤。奉系本来就不受欢迎，经过这一场事变，通货膨胀、益发贬值；而一向以理财见长的奉天省长王永江又因为态度上同情郭松龄，内不自安，已辞职回返金州故里，使得地方财政问题，益形严重。
第二是郭松龄之失败，主要原因是受制于日本关东军。张作霖对日本人的野心有深刻的了解；对于应付日本人，他多年来抱定一个宗旨：不亢不卑，公私分明。你要我张作霖个人帮忙，一句话，交个朋友嘛！但如果日本想在东北地方获取什么丧权辱国的利益，他总是须先透过日本顾问，设法疏解；万一疏解不成，便来个硬挺，甚至用“口说无凭”四字来作“挡箭牌”，日本人拿他亦无可奈何。
这一回关东军帮了他这么一个大忙，显然不能施展“硬挺”这个法宝。因此他越发重视“公私分明”这个原则，先派他的顾问陆军大佐町野武马到旅顺，先行致谢，同时安排他亲访旅大。
日本在满洲的军人及官员，对此都表示欢迎。他到了旅顺、大连以后，分别拜访关东厅长官儿王、关东军司令白川、满铁总裁松冈；然后将他在正金、朝鲜两银行的存款约五百万日圆，全部赠送白川，请他支配，分赠日本出力人员，他说：“日本人讲武士道精神，仗义扶倾，施思不望报；但中国人讲思义，虽一饭之恩，亦不能不报。这一回是我张作霖个人受了关东军绝大的恩惠，只有尽我个人的力量来报答。”
张作霖的这番举动，大出日本满洲的军政负责人的意外，当时竟无法作任何表示。张作霖专为办此事而来，事毕，无片刻逗留，专车返回沈阳；这番举动，干脆利落，做得非常漂亮。日本人很佩服，他自己亦很得意。
其时已是年底，国内的局势却起了变化。首先是冯系大将李鸣钟指挥以张之江一军为主力的国民军攻占天津后，冯玉祥向执政府保荐孙岳为直隶军务督办兼省长。此举引起李鸣钟的高度不满，联络了冯部的几员大将，向冯玉祥表示，天津是他们打下来的，国民二军、三军并无功劳，为什么督军、省长都给了国民三军的孙岳？
但冯玉祥有冯玉祥的打算，第一、他知道张作霖与“十省联军总司令”吴佩孚，都以他为假想敌，形势孤单，需要笼络孙岳；第二、李景林虽然失败，但实力仍在，与张宗昌合组“直鲁联军”后，定会回师反扑，那时孙岳不得不打头阵，自己则可相机行事，进退不受牵制。好在他驾驭部下，另有一套手法，只要说一声：“我辞职，你们看谁来干？”大家便都让步了。
就在这扰攘不安之际，有个新闻人物到了北京，这个人就是为段祺瑞极端赏识与尊重的徐树铮。
段祺瑞由于黄膺白不考虑后果而鲁莽发动的“首都革命”，因缘时会，得以复起执政；但整个北京都在冯玉祥控制之下。段祺瑞知道徐树铮的个性，与冯玉祥决难相处；而且冯玉祥的嫡亲舅舅，曾任袁世凯的军政执法处处长，外号“陆屠夫”的陆建章，曾因拥护冯国璋、反对段祺瑞的原因，于民国七年夏天，在天津为徐树铮所杀。有此一段深仇，冯玉祥不会放过徐树铮，所以段祺瑞不但不愿意找他来襄助，而且在十四年一月，给了他一个“考察日本及各国政治专使”的名义，厚给旅费，组织了一个相当规模的考察团，促他出洋。
徐树铮在这一年中，遍游欧美，声华甚盛；所至各国，往往由元首及当政者接见，尤其是在意大利，与墨索里尼密谈至两小时之久，即有传闻，说徐树铮已代表段祺瑞与墨索里尼达成了一个军火借款的协议。
当郭松龄发动奉变时，徐树铮已由日本回到上海，受到各界隆重的欢迎，孙传芳并特地到上海去看他，并相偕至南通访晤张謇，在在看出政局可能正在酝酿一个极大的变化。
见此光景，段祺瑞大起戒心，密电上海，叮嘱徐树铮暂时不要去北京；因为张作霖正在酝酿入关，而奉军跟徐树铮过去的合作，很不愉快，他这一去，在奉张是个刺激，会加深猜疑，于大局有害无益。
但徐树铮认为考察回国理当回京复命；同时自以为是在北洋军人中唯一具有国际声望的领袖之一，没有人敢对他有何不利的行动，因此还是不顾一切地摒挡北行。
他是带着随员，由海道赴天津的，到津那天，正值李景林兵败逃入租界，而郭松龄在大雪天逃命的十二月甘三日。有人为他向英国领事馆借了一辆汽车，直驶北京。谒见段祺瑞时，相对而跪，抱头痛哭；这一副眼泪是哭国事，还是哭段祺瑞坐困愁城的境遇，就全不分明了。
其时冯玉祥已决定要杀徐树铮了。“替舅舅报仇”自然是主要的动机；但亦不无忌惮徐树铮果真获得墨索里尼的支持而得势，中国会走上法西斯的道路，与他的亲共的国际政治路线，发生严重的冲突，宜乎先发制人的因素在内。
这个任务，冯玉祥交了给他的心腹鹿钟麟。鹿钟麟是北京卫戍总司令，要杀徐树铮很容易，问题是何以善其后？他追随冯玉祥多年，深知冯玉祥；徐树铮一死，他决不肯承认是为了“替舅舅报仇”；那一来所有的责任都会落在鹿钟麟双肩。因此行事十分谨慎，在专线的军用电话上跟冯玉祥谈了好几次，始终谈不出一个能不落任何把柄痕迹的妥当办法，因而拖了下来。
到了十二月甘九日，消息越来越坏，冯玉祥以外，奉张积极向山海关的魏益三进攻，魏部已有不支的模样，徐树铮认为亦以走避为宜，因此这天下午决定出京，通知津浦路局，代备专车，预定夜间九时离京。
就在离京之前，收到段祺瑞派急足送来一封信，打开来一看，是一张不知何人笔迹的字条，上面八个大字：“树铮不可行，行必死。”据说是在段祺瑞书桌上发现的，特地送来告警。
徐树铮付之一笑，照原定时间，带了随员上车。北京到天津二百四十华里，普通车三小时可到。过站不停的专车，只须两小时，但因兵车壅塞，每站必停。随员们心里恐慌，不断下车去催；冯玉祥的运输司令，一名撤职的师长许祥云，不断接到驻各站的联络参谋报告，感到难于应付，想了个釜底抽薪的办法，打了个电话给张之江，请张之江给尚在途中的徐树铮去一个电话，说明兵车拥挤，路线调度不开，以致耽误专车的行程，请徐树铮原谅。
冯玉祥要杀徐树铮，并命鹿钟麟主持其事，张之江是知道的；他是基督徒，为人亦比较忠厚老实，不知道鹿钟麟明知徐树铮已经出京，而并无行动，原是解患于无形的一种手法。只当徐树铮是私下逃出北京，所以很诧异地说：“咦！鹿总司令怎么没有来电话？等我问一问再说。”
一个电话打到北京卫戍总部，鹿钟麟知道事情坏了；以冯玉祥治军之严，他不敢暗示张之江装糊涂，容徐树铮过关，只慢吞吞地答说：“小徐出京，我也是刚刚才知道，正要向督办报告。请你先转饬各车站，尽量拖延专车的前进，等我跟督办通过电话，看他有什么指示，我再转告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