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慈禧太后提到这段往事,要皇帝亲口复述,等于要皇帝向群臣自责,已纳忠谏而又背弃。无信不立,皇帝何能自承失信;可是在慈禧太后严厉的眼光之下,无可奈何,只好嗫嚅着说了恭王的遗言。

“你呢?你许了你六叔没有?愿意听他‘人之将死’的那句话?”

“人之将死,其言也善。”慈禧太后不必再表示自己的态度,就这半句成语,便肯定了法不可变;康有为不可用!皇帝已无法逃避责任,惟有自承:“儿臣糊涂!”

“你们听见了吧!”慈禧太后大声说道:“恭亲王一死,小人就都猖狂了!隔不了几天,御史杨深秀上折子要‘定国是’;又要废八股;又说什么请皇帝‘御门’,跟大家立誓,非变法不可。以后又有徐致靖上折,也是要定国是。这都是罪魁祸首,最叫人想不到的是,变法的上谕,居然是翁同拟的。三朝老臣,两朝师傅,官做到协办。国家哪点对不起他?他要带着皇帝胡闹,毁祖宗的成宪!真忘恩负义到了极点!”

慈禧太后提到翁同,大为激动。戴满了戒指的右手,连连击桌,一下比一下响,震得皇帝一阵一阵地哆嗦,而臣下亦悸怖于女主子的雷霆之怒,相顾失色。特别是与翁同有深切关系的人,更是将颗心提到了喉头,深怕慈禧太后还饶不过已被逐回乡的“翁师傅”。

“当然,罪大恶极,说什么也不能饶的是康有为!”慈禧太后环视而问,“如今怎么样了?”

这是询问捉拿康有为的结果。照廷对的惯例,应该由领班的庆王回奏。如果庆王不明究竟,即应指定适当的人发言。谁知庆王还不曾开口,军机大臣刚毅已越次奏对,“回皇太后的话,康有为确已坐上英国轮船,逃到上海去了!”他说,“奴才愚见,应该责成总署跟英国公使馆严加交涉,转告该国轮船,不论在何处泊岸,立即将康有为捆交当地地方官,才是正办。”

第二章一径难通的瀛台(2)

难题到了庆王头上。他久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知道类似情形除非曾经订立引渡的条约,否则就是一件决不可能的事。但如照实回奏必定会遭责难,且先敷衍了眼前再说。

因此,他不待慈禧太后作何表示,抢先说道:“据报,康有为坐的是重庆轮。这条轮船是英国太古公司的。奴才回头就跟英国公使去交涉。”

慈禧点点头,方欲有言。也是御前大臣,紧跪在庆王身后的端王载漪大声说道:“奏上老佛爷,康有为迟不走,早不走,就在袁世凯回天津那天,从京里逃走。哪有这么巧的事?依奴才看,一定有奸细给他通风报信。这件事不能不查。”

“你们要知道,是谁给康有为通风报信的吗?我给你们看两样东西。”慈禧太后捡了两封文件对跪得最近御案的庆王说:“你念给大家听!”

这两封文件,一件是杨锐的复奏——在七月廿八,皇帝赐杨锐一道密诏:“今朕问汝,可有何良策,俾旧法可以全变,将老谬昏庸之大臣尽行罢黜,而登进通达英勇之人,令其议政,使中国转危为安,化弱为强,而又不致有拂圣意。尔其与林旭、刘光第、谭嗣同及诸同志等妥速筹商,密缮封奏。”慈禧太后命庆王念杨锐的复奏,就因为其中引了密诏全文,可以让大家知道,在皇帝的心目中,眼前的大臣,无非“老谬昏庸”,当“尽行罢黜”。至于杨锐的复奏,语气很平和,劝皇帝对变法宜乎渐进。只是提到曾与康有为商议,便似坐实了他是康党。庆王知道他是张之洞的得意门生,本性不主激进,亦非康党,很想保全,所以含含糊糊地念完,随即再念第二件。

第二件是从康有为寓所中搜查到的一封信。“四京卿”之一的林旭,在八月初二带出一件赐康有为朱笔密谕,催康有为尽速离京,到上海去办官报。一开头便说:“朕命汝督办官报,实有不得已之苦衷。”而林旭的这封信,便是为康有为解释,皇帝的“不得已之苦衷”,是慈禧太后对康有为深恶痛绝。如再迁延不去,恐有生命之危。

大家都明白了,慈禧太后的意思是,端王所指的“通风报信”的“奸细”,就是皇帝。果然,只见她厉声向皇帝问道:“你说,你是不是包庇康有为?”

“儿子不敢!”震栗失次的皇帝惟有推诿,“那是,那是杨锐的主意,要康有为赶快出京。”

“给袁世凯的那道朱谕呢?”慈禧太后问,“莫非也是别人的主意?”

最使得皇帝惶恐窘迫,无词以解,无地自容的,就是这件事。派兵包围颐和园,劫持皇太后,是以下犯上,大逆不道。皇帝而有此十恶不赦的大罪,何以君临天下?所以此时面色如死,垂首不语。

慈禧太后久想收权,但总是找不出一个可以说得过去的藉口;谁知竟有这样梦想不到的意外机缘,转祸为福,自然不肯轻易放过。看皇帝哑口无言,越发逼得凶了。

“你们问皇帝,他叫袁世凯干的是什么丧尽天良、鬼神不容的事?”

这等于叫臣下审问皇帝。再狂悖的人,亦知不可;惟有志在当太上皇帝的端王,有落井下石的念头,嘴唇翕动想开口时,却晚了一步。

“你说啊!”慈禧太后冷笑,“有什么说不出口的?你可要放明白一点儿,你是皇帝,可也是我的儿子!寻常百姓家,儿子忤逆不孝;亲友邻居都可以出首告官,或打或骂。你是皇上,没有人能管你,可别忘了还有我!”慈禧太后看了一下,大声问道,“谁是‘宗令’?”

专管皇族玉牒、爵禄等等事务的衙门,叫做“宗人府”;堂官称为“宗令”,下有左右两“宗正”。宗令向例派行辈高的亲王充任;此时的宗令是礼亲王世铎。慈禧太后当然知道,明知故问,无非为了炫耀权威而已。

世铎一无所能,最大的长处是恭顺。听得这一问,未答先碰一个响头,然后高声说道:“奴才,在!”

“传家法!”

此言一出,无不大惊!慈禧太后竟要杖责皇帝,这是清朝开国两百多年来从未有过的大事,也是从来没有听说过、想到过的奇事怪事。于是东面一行居首的庆王奕,西面一行居首的文华殿大学士,不约而同地伏地磕头。其余的王公大臣,亦无不如此。一时只听得砖地上“咚、咚”地响。皇帝不由得亦跪倒了。

这是为皇帝求情的表示。慈禧太后不能不买君臣的面子。不过虽不再传家法,却仍旧要逼着皇帝开口。

“总有人替你出主意的吧?”慈禧太后再次警告,“你就护着人家不肯说,我也会知道。到那时候,我可再不能姑息了!岂止罚她,连她娘家人亦该罚!”

皇帝蓦地里警悟,原来慈禧太后疑心到珍妃了!情急之下,脱口说道:“是康有为、谭嗣同有那么个想法。不过,本意也只是兵谏,决不敢惊犯慈驾。不然,儿子岂不是成了千古罪人?”

“你们听听!皇帝多孝顺啊!”

慈禧太后的本意,是要皇帝自己承认,曾有犯上的密谋,既不足以为君,亦不足以为子。这一来,不但可为她的训政找出一个不得不然的理由,而且亦为进一步废立作个伏笔。至此目的已达,她就振振有词了。

“你们大家都听见了!皇帝这样子胡闹,非断送了大清朝的天下不可!除非我咽了气,想管也不能管。不然,我怎么能眼睁睁地看着,不闻不问?能对得起列祖列宗吗?”慈禧太后拿块手绢擦一擦眼睛,又捂着鼻子擤了两下,接下去又说:“皇帝四岁抱进宫,身子不好,是我一手抚养。白天睡在我床上,晚上由嬷嬷带着,睡在我外屋,一夜几次起来看他。皇帝胆子小,怕打雷。一听雷声就会吓得大哭,要我抱着哄个半天,才会安静下来。这样子辛辛苦苦抚养他成人,你们看,他如今是怎么对待我?这不叫天下做父母的寒心吗?本朝以仁孝治天下。我把皇帝教养成这个样子,实在痛心,实在惭愧!真不知道将来有什么脸见文宗?”

说到这里,慈禧太后已有些语不成声的模样;皇帝则伏地呜咽,不知是愧悔,还是委屈。殿前群臣,亦无不垂泪。可是谁也没有出声——有些人不便劝;有些人不敢劝;而有些人是不愿劝。

“这几个月真是国家的大不幸。”慈禧太后收泪说道,“从四月里以来,乱糟糟地一片。如今非切切实实整顿不可!你们把这几个月的新政谕旨,大小臣工的奏折,按日子先后,开个单子送来我看。”

“是!”庆王与礼王同声答应。

“康有为一党,决不轻饶!你们要赶快办!此外还有什么在眼前必得处置的紧要事件,军机处随时写奏片送进来!”

“是!”这次是礼王与刚毅同声答应。

略等一会儿,别无他语,便由庆王领头“跪安”退出,回衙门的回衙门,回府的回府,各随自便。惟有皇帝身不由主,仍旧被送回三面环水、一径难通的瀛台。

第二章人人自危(1)

军机大臣回到直庐,第一件要办的事,便是拿办康有为的党羽。可是,谁是康有为的党羽呢?

军机大臣一共六位,只有刚毅主张大大地开一张康党的名单。领枢的礼王并无定见。王文韶心里明白,不应多所株连,可是不愿开口。廖寿恒因为常在皇帝与康有为之间传旨,不无新党之嫌,不敢开口,敢开口的只有裕禄与钱应溥。

“子良,”裕禄很婉转地说,“政局总以安静为主。倘或搞得人心惶惶,未必就是皇太后的本意。依我的意见,康党有明确形迹可指者,不过四京卿而已!”

“寿山,”刚毅喊着裕禄的别号问道,“照你这一说,连张樵野都是冤枉的,应该请旨,马上放掉他!”

“张樵野自当别论。”

“中堂,”钱应溥赶紧接上去说,“就开五个人的名字吧!看上头的意思再说。”

刚毅看礼王、王文韶、廖寿恒尽皆沉默,颇有孤掌难鸣之感。事出无奈,只好点头同意:“好吧!看上头的意思,等驳下来再说。”

奏片写就,正要呈进,寝宫内发出来一道奏折。礼王未看正文,先看折尾,上面是慈禧太后的朱笔亲批:“速议奏!”

急急看罢正文,礼王伸了伸舌头,大声说道:“好大胆子!真有不要脑袋的人!”

这一声惊动了一屋子的人,刚毅问道:“谁不要脑袋?”

“还有谁?杨漪村。”

听得这话,廖寿恒首先一惊。杨漪村就是杨深秀,山西闻喜县人,光绪十五年己丑科进士,而廖寿恒是那一科会试的总裁;师生之谊,自感关切,急急问道:“杨漪村又妄言了?”

“哼!”正在看折子的刚毅冷笑,“岂止妄言而已!”

原来一士谔谔,举朝只有杨深秀一个人上疏诘问皇帝何以被废。引经据典,历数国有女主,必非社稷之福;请慈禧太后撤帘归政。

传观了这个奏折,无不摇头叹息。刚毅向裕禄说道:“你看,你要安静,偏有人要闹事!寿山,你怎么说?”

“太不智了!”

“仲山!”刚毅又问廖寿恒,“你看,贵门生该得何罪?”

廖寿恒是刑部尚书,身份尴尬,更难回护,只能这样答说:“这要公议。”

“眼前呢?是不是拿交贵部?”

这样咄咄逼人,廖寿恒感到事态严重,若无明确表示,不但于杨深秀无补,恐怕自己的前程亦会不保。看这样子,就想回护门生,亦必不能如愿,那就不如放聪明些。

于是,他毅然决然地答说:“当然。不过逮问言官,必得请旨。”

“当然要请旨!”刚毅环视问道,“诸公之意如何?”

大家都不作声,但礼王不能不说话:“请旨吧!”

“好!”刚毅喊道,“请郭老爷来!”

“郭老爷”是指郭曾,福州人,汉军机章京头班的“达拉密”。应召而至,照刚毅的意思,写了个奏片:“立即拿交刑部治罪。”

“杨漪村上这个折子,自己也知道会有怎么个结果。”刚毅掉了一句文,“求仁得仁,夫复何憾?”

刚毅肚子里的墨水有限,偶尔想到这八个字,自以为是隽语,十分得意。而在旁人听来,有点说风凉话的味道。谁也不搭他的腔。郭曾也面无笑容地,持着奏片,掉头就走。

“春榆,春榆!”刚毅将别号春榆的郭曾召回厅堂,眼看着同僚说道,“各位看,杨漪村会不会自裁?”

此言一出,四座愕然。可是细想一想,刚毅这一问,倒不是匪夷所思。杨深秀敢冒此天下之大不韪,当然了解到后果的严重,多半已存着必死之心。步光绪初年吴可读的前尘,来个尸谏,亦未见得不可能。

“子良这句话却非过虑。”裕禄说道,“得要想个法子保全。”

“保全”二字,刚毅觉得不中听。微微冷笑着说:“我在秋曹多年,什么样的案子都经过。此辈的用心,真正叫洞若观火。就像杨某人这折子一上,如果没事,白得个敢言的名声,自然不会死;倘或拿问,知道事情弄糟了,索性一死,至少还落个尸谏的名声。他这件案子,情节甚重,上头是一定要严究的,不能不预为之计。事情明摆在那里,一定拿问。既然如此,何不先行看管?”

刚毅的想法和说法都很苛刻。只是“看管”亦为“保全”。清朝还没有杀过言官的例子,这个好歹先留下他一条命来的打算,总是不错的。因此,都同意了刚毅的办法,通知步军统领衙门,先行逮捕杨深秀。

“好兄弟,”王五脸色凝重地说,“你不能不走了!恐怕你还不知道,杨都老爷,跟张侍郎一样,也让九门提督抓走了。”

“哪位杨都老爷?”

“山西人……”

“喔,杨漪村。”谭嗣同有些困惑,“怎么不抓我,抓他呢?”

“兄弟!”王五大不以为然,“莫非你有那个瘾,非坐牢才痛快?我想过了,你说怕连累老太爷,这话不错;不过,这到底不过一句话,是不是真的会连累老太爷,也很难说;万一连累了,那时你再投案,为父赎罪,是个孝子,朝廷没有不放老太爷出来的道理。既然这样,何必自己多事?”

“话不是这么说。从来办大事,总要有人不怕死,才能感动得了别人,接踵而起……”说到这里,谭嗣同停了下来,自觉辞不达意,很难跟王五说得明白。

王五其实明白,“兄弟,”他说,“我也知道你有番大道理;不过,我实在不能眼看着你让人抓走。你不要救皇上吗?人、钱,我都有,就没有人出主意。兄弟,非你不可!”

这是有意拿大帽子套他。谭嗣同明知其意,不便说破,只这样答道:“五哥责以大义,我不敢不听。不过,今晚上总不行了。这里也不是细谈之地。这样,明天上午,我们仍旧在大酒缸见面。”

王五无奈,只得应承。作了第二天一早相会的坚约,方始告辞。

哪知,次日清晨,谭嗣同刚刚起床,步军统领衙门的官兵,带同大兴、宛平两县的捕役,已经到门。同案被捕的,除了杨锐、林旭、刘光第以外,还有一个曾经保荐康有为的署理礼部侍郎徐致靖。连张荫桓与杨深秀,一共七个人,都移解刑部,在看管所暂住,每人一间屋子,不准见面,更不准私下交谈。

上谕一发,凡是新党,或者前一阵子赶时髦,上书言事,荐举新政人才,以及论改革官制、废科举、筹设文武学堂及派员游学、筹办新军及团练、兴农工商务、设银行改币制、开矿筑路、设报馆及译书局等等新政的大小官儿,人人自危。自觉必不可免而能够筹得出川资的,纷纷作出京走避之计,以致前门车站,突然比平时热闹得多了。

当然,弹冠相庆的人更多。本来一个月前,有道上谕,京中詹事府、通政司、光禄寺、鸿胪寺、太仆寺、大理寺这些属于“大九卿”的衙门,都已裁并。冗员变成灾官,不下万人之多,人心惶惶,莫可终日。一看太后复掌大权,继以逮问新党,可知一切“光复”,照样又有官做。不过,有些衙门,一闻裁撤的诏令,来个卷堂大散,不但印信档案无存,连公署的门窗板壁亦都拆得光光。毛虽可附,皮已不存,也是件愁人的事。

当然,真正兴奋得睡不着觉的人,只有少数几个,其中之一就是杨崇伊。从他窥探懿旨,与荣禄定计,在八月初三上了请太后训政的折子以后,成了京官中的头号要员。关闭九城、停开火车的那天,前门车站开出一列专车,只挂一个车厢,里面坐的就是杨崇伊,直放天津,与荣禄相会,承命回京,另有献议。

第二章人人自危(2)

原来荣禄虽得慈禧太后的宠信,在京里却是相当孤立的。有些人是不愿他往上爬,怕他一冒上来,相形见绌,就会失势;有些人是觉得他平时过于跋扈,应该加以裁抑;还有些对慈禧太后固然严惮,而对皇帝却也存着一片深藏未露的拳拳忠爱之忱,看荣禄惟知有母,不知有子,内心愤慨,当然也不会替他说好话。因此,荣禄得找个人替他开路,才能内召大用。

杨崇伊的第二个折子,便是替荣禄开路,建议“即日宣召北洋大臣荣禄来京”。来京干什么呢?不能明言让荣禄入军机,即使能说,荣禄也不愿意他说,因为大学士在军机上行走是真宰相,耻于为从五品的监察御史所荐。

因此,杨崇伊找了个藉口,说康有为在逃、梁启超亦未拿获,康广仁、谭嗣同虽被捕而未处决,深恐康党勾结洋人,以兵舰巨炮相威胁,应该即日宣召北洋大臣荣禄进京,保护皇太后及皇帝。

但北洋为海内第一重镇,不可一日无人。荣禄进京保护圣躬,总得有人替他才行。杨崇伊这三年来苦心孤诣,想在朝中掀起一场大波澜,目的就是为了此刻可以举荐一个代荣禄而镇守北洋的人。此人非别,正是目前寄居贤良寺,傺傺无聊,郁郁寡欢的文华殿大学士李鸿章。

原来杨崇伊与李鸿章是至亲。李鸿章长子叫李经方,虽为胞侄入继,却如己出,视为克家令子。而李经方就是杨崇伊的儿女亲家。李大小姐闺名国香,嫁的是杨崇伊的长子杨圻。

杨圻字云史,是个少年名士。他之得为相府娇客,也许是看中了他的人才。但亦可能由于杨崇伊是江苏常熟人,他的同乡前辈翁同,以帝师之尊,颇得重用,李鸿章想以此渊源,对一向与他不大和睦的翁同,取得一种较为亲密的关系。如果他真有这样的企图,那可是彻头彻尾落空了!

杨李两家这门亲事,结在光绪十八年。那时的李鸿章,勋名功业,看来如日方中,其实是“夕阳无限好”。两年以后的甲午之战,北洋海军,一举成空。事先翁同及他的门下如汪鸣銮、文道希,以及珍妃的长兄志锐等等,全力主战;事后则翁党纷纷纠参李鸿章,先剥他的黄马褂,拔他的三眼花翎,最后夺了他的北洋大臣直隶总督。马关议和回国,朝命入阁办事,其间虽有贺俄皇加冕的海天万里之行,订下自以为“可保数十年无事”的中俄密约,但始终未获重用,既不能入军机,亦不能掌兵权,甚至连个总理事务大臣的兼职亦竟保不住。

李鸿章失势,杨崇伊便无指望,因而恨极了翁同一党。他看得很清楚,慈禧太后还是眷顾老臣的,只为皇帝听信翁同,才压得他的那位“老姻长”不能出头。所以死心塌地做了“后党”,处心积虑想翦除皇帝的羽翼。首攻珍妃的老师文道希,恰恰符合了慈禧太后不喜珍妃的心意。这次首先发难,奏请训政,更是大功一件,自觉为“老姻长”效力的时机,已经成熟了!

背后对人称李鸿章为“老姻长”,见了面,杨崇伊仍然用“官称”,恭恭敬敬叫一声:“中堂!”接着将奏稿双手捧上,“晚生拟了一个折子,请中堂过目。”

“姻兄,不敢当!”李鸿章也很客气地,用双手相接。

展稿细读,看完前面请召荣禄一段,李鸿章想了一下才往下读:“至北洋紧要,不可一日无人,司道代拆代行,设有要事,尤恐缓不济急。可否请旨饬大学士李鸿章即日前往,暂行署理。究竟曾任北洋各将领,皆其旧部,紧要之际,似乎呼应较灵。”

看到这里,他停下来说:“多感盛情。不过,恐怕没有什么用处。”

杨崇伊一听这话,大为泄气:“中堂!”他说,“今日北洋,岂是袁慰庭所能主持的?何况中堂朝廷柱石,久蒙慈眷。际此危疑震撼之时,当然要借重老成。”

“你说我‘朝廷柱石’,这话倒不错,无非供人垫脚而已。”李鸿章说,“今天的邸抄,姻兄看了没有?”

“还没有!”

“你看了就知道了!”

取来当天的宫门抄,李鸿章指出荣禄的一个奏折,是为“督练新建陆军直隶臬司袁世凯”规仿西制所设的“同文、炮队、步队、马队四项武备学堂”的官兵报奖,以炮队学堂监督段祺瑞为首,一共保了十六员。奉朱批:“照所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