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姻兄，袁慰庭要大用了。荣仲华如果进京，想来必是臬司代拆代行。是吗？”
“是！荣仲华当面告诉我，一奉旨意，预备让袁慰庭护印。不过，”杨崇伊特别提高声音，“他也说过，实在以中堂回北洋为宜。不过，他自觉身份差中堂一大截，不便冒昧举荐，所以关照我上折。”
“喔，”李鸿章很注意地问，“他真是这么说的？”
“我不敢骗中堂。”
李鸿章闭着眼想了好半天，然后“咕噜，咕噜”抽水烟。显然的，他在考虑，是不是可以同意杨崇伊作此尝试。
“上了也好！”他终于开口了，“做个伏笔。”
“是！”口中这样答应，疑问却摆在脸上。
“回北洋，只怕我今生休想了！”李鸿章说，“多少人想夺我的兵权，尤其是荣仲华这样厉害的角色，岂肯轻易放手？”
“不然！”杨崇伊说，“他跟我表示过了，还是想入军机。”
“入军机亦未必不能掌兵权。这也不去说它了！姻兄，”李鸿章忽然问道，“你觉得我回北洋有意思吗？”
“北洋到底是北洋……”
李鸿章摇摇手，不让他再说下去；“老夫耄矣！哪里还能做重振雄风的春梦？看机会，像从前左文襄那样，能择一处善地容我养老，此愿已足！”
听得这一说，杨崇伊才知道李鸿章志在两江或者两广。这两处“善地”都是膏腴之区，以李鸿章的资格，不难到手。所谓“上了也好”，正就是表示，纵或不能重镇北洋，不得已而求其次，亦比在京“入阁办事”来得强。
李鸿章确是这样的想法。但开府北洋，威风八面，究竟不能忘情，所以等杨崇伊一告辞，立即关照：“拿我的名片，去请总理衙门的陈老爷来！”
这位“陈老爷”是贵州人，名叫陈夔龙，字筱石。光绪十二年的进士，大卷子上错了一个字，名列三甲，分发到兵部当司官，兼充总理衙门章京，忠厚练达，相貌堂堂，颇得李鸿章的赏识。
不过，这天他要找陈夔龙，另有缘故。因为陈夔龙官只五品，却能上交名公巨卿。他前后三娶，元配是以前四川总督丁宝桢的侄女；现在这位续弦的太太，是已故军机大臣许庚身的堂妹，与现任军机大臣廖寿恒两度联襟，目前就住在东华门外廖府。所以李鸿章找他，能够打听到军机处的消息。
其次，荣禄当兵部尚书时，在司官中最看重陈夔龙。不论查案，或是视察，每次出京，必以陈夔龙为随员。同时，袁世凯倚为左右手的幕僚徐世昌，是陈夔龙的同年。所以对于天津的消息，他是相当灵通的。
更其重要的是，陈夔龙在总理衙门，深得庆王奕的信任，专管与北洋往来的密电。李鸿章知道，荣禄有何密奏，慈禧太后有何密谕，都由庆王转承，亦必都由陈夔龙经手译递。所以，要打听眼前的一切最高机密，更非找陈夔龙不可。
第三章泥菩萨过江（1）
“筱石，”李鸿章开门见山地问，“北洋有什么电报？”
“很多！”陈夔龙问，“不知道中堂问的哪一方面？”
“听说荣仲华又要进京了？”
“是！是奉太后的密谕，带印进京。大概明后天可到。”
“带印进京？”李鸿章诧异地问，“莫非北洋不派人护理了？”
“不！电谕上说明白的，直隶总督、北洋大臣都由袁慰庭护理。”
李鸿章认为袁世凯将要“大用”的看法证实了，反倒有怅然若失之感。惘惘之情，现于形色，好半晌说不出话来。
“听庆王说，上头对袁慰庭还不大放心，是荣中堂力保的。不过，荣中堂对他亦未见得放心，无非骤当大变，力求安定而已。”陈夔龙忧形于色地说，“宫闱多故，剧变方殷，有些传闻，真为臣子所不忍闻。”
“喔！”李鸿章很注意地问，“有些什么传闻？”
“说皇上曾一度离开瀛台，结果被拦了回去。”
“真是闻所未闻！”李鸿章不断摇首叹息，“大局决裂到如此地步，着实可忧。只怕内乱引起外患，我看各国公使快要插手干预了。”
“英国公使原在北戴河避暑，已经赶回来了。听说就在这一两天之内，怕要写信给中堂。”
“写信给我？”李鸿章问，“所为何来？”
“听说张樵公逮问，英国公使颇为关心。或许会写信给中堂，试图营救!”
“营救？”李鸿章是觉得很好笑的神气，“今日之下，我李某算老几？别说泥菩萨过江，没有力量救他。就有……”
他突然发觉自己失言，虽缩住了口，但亦跟说出口来一样，倒不如索性说明了它。
“筱石，有件事不知道你有所闻否？我这趟出总署，就是张樵野捣的鬼。这十几年以来，我对他处处提携，而他总觉得有我在，他就出不了头，所以早就存着排挤我的心。谁知道他也有今天这样的下场！人心如此之坏，难怪大局会糟到今天这个样子！”
陈夔龙对张樵野——张荫桓虽无好感，但亦并无恶感。李鸿章“早年科甲、中年戎马、晚年洋务”，无论从哪方面看，都有足够的资格批评张荫桓。但自己是个司官，不便对上官任意指摘，因而保持沉默。李鸿章亦就很知趣地不再往下说了。
“中堂还有什么吩咐？”
“不敢当！”李鸿章想了一下说，“我如今闭门思过，除非特召进宫，平时步门不出。外面的消息都隔膜了，既不敢打听，亦没有人见顾。老骥伏枥，待死而已！”
“中堂千万不必灰心！”陈夔龙就知道他还有千里之志，很恳切地安慰他说，“谋国还赖老成。慈圣训政，一定要借重中堂的；如果有什么消息，自当随时来禀告。”
“承情之至！足下不忘故人，感何可言？长日多暇，欢迎你常来谈谈。”
“是！”陈夔龙起身告辞。请安起来，又低声问道：“荣中堂一到，大概总要见面的，中堂可有什么话，要我带去？”
“话很多，不过，都不要紧。”李鸿章沉吟了一下说，“只请你带一句话，我很想出京走走！”
“是！一见了荣中堂我就说。”
也不过天色方曙，庆王就派了侍卫来请陈夔龙，说在府中立等见面。
匆匆赶来，只见庆王公服未卸，是刚刚朝罢回府的模样。陈夔龙刚行过礼，看见门上又领进一个人来，是他的同僚，工部郎中兼充总理衙门章京的铁良。
“有件案子，非请两位帮忙不可！”庆王说道，“为张樵野他们拿问，崇受之上了一个折子……”
原来刑部尚书兼步军统领的崇礼，经办大捕新党一案，深感责任太重，不胜负荷。所以依照“重大案件奏请钦派大学士、军机大臣会同审讯”的成例，上折请求援例办理。奉到的懿旨是：“派御前大臣、会同军机大臣、刑部、都察院审讯，克期具奏。”
“御前的班次，向来在内阁、军机之前，所以大家公推我主持。这一案非比寻常，交给别人，我不放心！请两位辛苦吧！”
“是！”陈夔龙觉得有句话不能不问，“王爷，原奏请派大学士、军机；何以旨意改派御前？此中或有深意，不知王爷想过没有？”
“如果是派大学士，当然由李少荃主持。慈圣的意思是不愿他为难。”庆王接着又说，“同案的几个人，情形不同，听说杨锐、刘光第都是有学问的人，品行亦很好。如果一案罗织，有欠公道，应该分别办理。两位到了刑部，可以把我的意思告诉他们。”
陈夔龙心想，不派大学士决非体谅李鸿章，不愿使他为难，多半是怕李鸿章会有所偏袒。由此可见，慈禧太后对惩办这一案，主课重刑。而听庆王的口风，杨锐、刘光第可从宽减，其余只怕不是大辟，便是充军的罪名了。
于是辞出庆王府，转到总理衙门，先备咨文，知照刑部，著明会审缘由。其时宫门抄已经送到，其中便有崇礼所上奏折的原文，而上谕指明受审是徐致靖、杨深秀、杨锐、林旭、谭嗣同、刘光第、康广仁共七人。至于张荫桓，“虽经有人参奏，劣迹昭著，惟尚非康有为之党，着刑部暂行看管，听后谕旨。”最后特别宣示：此外官绅中有被康有为“诱惑之人，朝廷政存宽大，概不深究株连，以示明慎用刑之意”。
总理衙门的官儿，常跟洋人打交道，在局外人看，都不免有新党之嫌。如今连受康有为“诱惑”的人都可不受株连，新党自更不在话下。因而看完这道上谕，无不有如心里放下一块石头的轻松之感。
第三章泥菩萨过江（2）
可是看到另一道上谕，心情却又沉重了；皇帝自道：“从四月以来，屡有不适，调治日久，尚无大效。京外如有精通医理之人，即着内外臣工，切实保荐候旨。现在外省者，即日驰送来京，勿稍延缓。”
大家都明白，这是废立的先声。京中早有许多流言，说“迟早必换皇上”。这道上谕，已见端倪。但是“皇上”是那么容易换的吗？总理衙门的官儿都有些耽心；怕因此而会引起各国公使的干预，又无端引起许多难以料理的纠纷。正在相与咨嗟之际，听见马蹄得得，夹杂着轻快的轮声，入耳便知是与后档车不同的西洋“亨斯美”马车，当然是有洋人来了。
来的是法国署理公使吕班，要见庆王或者任何一位总理大臣——李鸿章被逐，张荫桓被捕，庆王及由军机大臣兼任的总理大臣，很难得来。在衙门里的，只有一个曾为翁同所排挤，这一天又奉旨回本衙门的吏部左侍郎徐用仪。
总理衙门办事的规制，凡是与洋人会谈，必由章京作笔录。章京以国别分股，法国股的章京，一共九个人，最能干的是一个杭州人汪大燮，与籍隶海盐的徐用仪是浙江同乡，当然顺理成章地由他来作笔录。
翻译姓吴，是吕班带来的。宾主四人，在一张大餐桌的两面，相对坐定，略作寒暄，谈入正题，吴翻译先有所透露，吕班此来，是为了探问皇帝的病情。
一听这话，徐用仪先吃一惊，知道遇到难题了！向汪大燮使了个眼色，示意他亦用心想一想，倘或穷于应付时，须作支援。
等吕班发过言，吴翻译照实译告：“今天看到皇上有病的上谕，颇为诧异，亦很关心。上谕中说，四月里以来，就有不适，何以三四个月之中，未见谈起？”
“多谢贵公使关心。”徐用仪慢条斯理地答说，“圣躬违和已久，常有传说，贵公使何以不知，其故安在？本大臣未便悬揣。”
吴翻译听他这样回答，脸有难色。显然的，对于皇帝有病的传言，受雇于法国公使馆的中国人，如吴翻译等等，一定不曾告诉吕班。倘或据实转译徐用仪的回答，或许他就会受到责备，所以显得为难。
不过，他还是跟吕班长长地说了一大篇，辅以手势，似乎在解释什么。吕班听完，点点头问道：“皇帝生的是什么病？”
这不便瞎说，亦不能用打听确实了再来奉告之类的话搪塞，徐用仪只好含含糊糊地答说：“皇上是积劳之故，精神不振，胃纳不佳，夜眠不安。”
“这是一般病人都有的徵象，到底是什么病？”
这样逼着问，颇使徐用仪受窘。汪大燮便疾书一个“肝”字，将纸片移到徐用仪面前。
“大致是肝病。”徐用仪问吴翻译，“吕公使要打听得这么清楚，是为什么？”
“我想他总有道理。”吴翻译问道，“徐大人这话，要不要译给他听？”
“不必！且听他说。”
吕班说的是：“肝脏有病的人，容易动怒。皇帝生这种病，在他左右的人，常会受到严厉的处罚，实在是件很不幸的事。”
“是的。不过皇上赋性仁慈，倒未听到有什么处罚左右的情形。”
“那很好！”吕班停了一下说，“上谕中要求大家保荐医师。敝国有几位在华传教的神甫，精通医道。我想举荐两位，为皇帝诊治，以敦两国交谊。”
徐用仪听完译语，吃惊不小，急着答说：“多谢贵公使关爱，本大臣先代表敝国致谢。不过，荐医一事，本大臣必须请旨办理。此时不能作任何切实的答复，请原谅。”
吕班对于他的回答，并无不满的表示，只问：“什么时候可以得到答复？”
“大概要两三天。”徐用仪说，“此事自须慎重，要问问御医，也还要垂询大臣。两三天是最快的了。”
“那么，我准定三天以后，来听回音。”
说完，吕班随即告辞。徐用仪送客出门，刚回来还未坐定，又有通报：英国公使窦纳乐爵士来访。
这次是由英国股的章京，江苏太仓籍的唐文治作笔录。见了面，窦纳乐首先向徐用仪道贺，接着便取出一封信来，随带的郑翻译说：“窦公使这封信是给李中堂的，请总理衙门转交。”
“既是致李中堂的信，何以不直接到贤良寺去？”
“窦公使的意思是，李中堂虽已退出总理衙门，但英国仍愿以李中堂为交涉的对手，当他仍旧在总理衙门。”
“噢！”徐用仪颇为不快，但不便发作，忍气吞声地说，“好吧！我派人转送就是。”
等郑翻译转告以后，会谈本该结束了，谁知窦纳乐还有一番话：“信中表达了英国的一种意愿，希望李相能设法营救张大臣。”
张大臣当然是指张荫桓。徐用仪心中冷笑。张荫桓虽得李鸿章的提拔，但交谊不终，李鸿章未见得肯营救张荫桓。而况，李鸿章正在倒霉的时候。这几天方兴未艾的一场大波澜，他能避免卷入漩涡，已是万幸，何敢多事，自讨没趣？窦纳乐其人骄狂可恶，让他撞木钟去！
因此，他冷冷地答说：“知道了！我会转告李中堂。”
“不光是转告李相，还希望贵大臣转告执政者，保全张大臣，对于促进中英邦交，很有帮助。”
这又是使徐用仪无奈之事，惟有这样答复：“我会转陈庆王。”
等窦纳乐一告辞，徐用仪立即吩咐套车，带着汪大燮、唐文治所作的两份笔录，直趋庆王府。
“王爷，”徐用仪说，“下诏求医那道上谕真不该下的！惹得洋人插手干预，麻烦很大。请王爷看这份笔录。”
庆王一面看，一面皱眉。看完说道：“人家也是一片好意，似乎未便峻拒。这件事，你有什么好主意？”
“现在都得看慈圣的意思，谁也不敢胡乱出主意。我看，王爷不妨跟王、廖、裕三公谈一谈。”
“我也是这样想，且等明天跟他们谈了再说。”
第三章死不瞑目（1）
王文韶、廖寿恒、裕禄都以军机大臣而兼总理大臣，所以庆王要找他们谈公事，最简捷的办法是亲到军机处。
军机处本是禁地，但贵为亲王，自成例外。庆王排闼直入，而且在上位落座，开门见山地道明来意。
三位兼在总理衙门行走的军机大臣还未答话，不在其位的刚毅却谋其政，“这不是狗拿耗子吗？”他大不以为然地说，“岂有此理！”
说法国公使荐医为多管闲事，已失臣道；外使荐医为皇帝诊疾，用“狗拿耗子”的俗语来譬喻，更觉不伦。庆王心中不悦，便即正色答道：“这也不能说是人家爱管闲事。平常人家，亲友交好，荐医也是常有的事，何况一国之君。更何况下诏求医，是自己请人家来管闲事。子良，你没有办过洋务，不知道其中的甘苦委曲！”
“我是说，皇上有病，外国岂能干预。”刚毅犹自强辩，“再说，外国医生也不配替皇上看病。”
庆王懒得再理他，看看年纪最长的王文韶问：“夔石，你看这件事，应该怎么办？”
“当然要奏请懿旨。想来慈圣不会答应。”
“那是可想而知的。咱们得找个理由，怎么谢绝人家？”
王文韶想了一会，慢条斯理地答说：“有个说法。从前曾袭侯得病，请西医诊脉，结果不治而死。俞曲园太史的挽联中有句话：‘信知西药不宜中。’中西体质互异，曾侯之薨，实非西医的过失。今以万乘之尊，不敢轻试西医。法使的盛意，只有心领而已。”
这个说法比较婉转得体，都表赞同，庆王决定照此回奏。另有英国公使要救张荫桓一事，因为有刚毅在座，他不愿谈论；而况上谕中已指明张荫桓并非康党，只交刑部暂行看管，谅无死罪，亦可不谈。
这样想停当了，便关照侍卫“递牌子”，等候召见。这一等等了半个钟头，犹无消息，不免奇怪，“此刻是谁的起？”他问，“这半天，还不下来！”
“是荣仲华的起。”刚毅酸溜溜地说，“当今一等一的大红人，又是‘独对’。只顾了他自己讲得痛快，也不想想我们都在这儿等着！”
单独召见，称为“独对”。是军机大臣最犯忌的事，因为不知道“独对”些什么。“上头”忽然问到，会无从置答。而历来召见的惯例，军机总是在最后，为的先前召见的臣工，有何陈奏，好跟军机商量。因此，荣禄进见的时候太久，军机大臣便只能枯等了。
在荣禄与刚毅之间，庆王自然倾向前者，所以忍不住替荣禄不平，“你也别那么说！这一次的剧变，亏得荣仲华因应得宜。”他停了一下又说，“而况，今天的独对，是太后宣召，并非仲华自己请起；太后有话要问，他不能不答。怎么怪得到他身上呢？”
刚毅碰了个钉子，只能退到一旁生闷气。他的气量最狭，暗中咬牙，非跟荣禄作对不可。因此，等叫了庆王的起，军机大臣由于礼王病假，由他带班进见时，凡遇荣禄的建议，他必持反对的论调。
这天名为“训政”，其实是慈禧太后独揽大权，因为皇帝根本不在座。是何缘故，太后既未宣示，臣下亦不敢问；只是行礼以后，静候垂询。
“这两天外面的情形怎么样？”
“欢声雷动！”代为领班的刚毅，毫不思索地回答。“都说慈圣训政，拨云雾而见青天了。”
“有人说，人心很不安。可有这话？”
如果有这话，当然是荣禄所奏。刚毅便即答道：“奴才看不出来，有什么人心不安？害怕的只不过是新党。至于百姓，哪个不额手相庆？不过，奴才说的是京里的情形；地方上或者因为该管督抚，处置不善，难免人心浮动。奴才请旨，是不是该寄信各省，责成疆臣，加意防范。倘有造谣生事，扰乱地方情事，惟该督抚是问。”
“倒也不必这么张皇。”慈禧太后又问道，“你们看裁撤的六个衙门，应该不应该恢复？”
“皇太后圣明。”刚毅磕个头说，“奴才替那六个衙门的大小官员，叩谢慈恩。”
“其实……”慈禧太后踌躇了一会儿，慨然说道，“！哪个衙门该留，哪个衙门该裁，也不去说它了！反正要恢复都恢复。写旨来看！”
于是，刚毅侧转脸去，向廖寿恒看了一眼。廖寿恒便磕个头，伛偻着身子退出殿去。找个可以安放笔墨的地方，亲自撰拟上谕。
“此外应兴应革的大事还多，不过得慢慢儿来。”慈禧太后视线越过刚毅，落在他身后诸人脸上，“裕禄，你们几个看，如今必得马上要改的，有哪些事？”
“朝廷广开言路，原是好事。不过，国家大政，也不是人人都能议论的；不该奏事的人，都凑热闹上折子，有些是老生常谈，有些是隔靴搔痒，还有不知所云的，真正是徒乱人意，一无用处。奴才愚见，以为应请明降谕旨，凡不应奏事人员，不准擅递封奏，以符定制。”
“这是应该的！”慈禧太后问道，“王文韶，你经得事多，看这几个月的所谓‘新政’，老百姓最痛恨的是哪几件事？”
王文韶双耳有些重听，除了听见慈禧太后喊自己的名字，以及看出意在询问之外，“上头”说些什么，一无所知。遇到这样的情形，他有个应付的办法，便是守着道光以来那班“太平宰相”一脉相传的心诀：“多磕头，少说话”。
此时磕头，表示没有意见。慈禧太后便又指名问钱应溥。他陈奏了两件事：一件是朝局务求安定；一件是各省祠庙，不在祀典者，一律改为学堂一事，地方奉行不善，形成骚扰，请降旨禁止。
慈禧太后对于安定朝局这一点，不曾有何表示；停止各省祠庙改设学堂则深以为然。接下来再问兴革事项，刚毅可就又忍不住要发言了。
他亦是陈奏了两件事：一件是原有诏旨，自下科起始，乡会试废止八股，一律改试策谕。刚毅建议，一仍其旧，恢复八股文。
“八股文的卷子，我也看过，竟不知道说的是些什么？”慈禧太后一面说，一面摇头，“两把儿头”上的明黄流苏，晃荡得很厉害，“倒是策论，问什么答什么，谁有见识，谁没有见识，还看得出一个好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