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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定神回忆梦境，历历如见，毫发分明，当下挑灯铺纸将“董娘娘”的面容服饰，细细的都画了下来。这幅相画得很得意，去不知有何用处，姑且搁在画箱中再说。
过了两年，朱司务动了游兴，由陆路北上，一直到京，正逢皇贵妃董鄂氏病殁---原来这董鄂氏便是冒辟疆的爱姬董小宛，为多尔衮部下所掳，辗转入宫，作为内大臣鄂硕之女，改了个董鄂氏的满洲姓，被册封为皇贵妃，正就是朱司务梦中的“董娘娘”。
这皇贵妃“董鄂氏”，贤德非凡，顺治皇帝与他生前虽已分床，死后却要同穴，追尊为“端敬皇后”，议谥加到十字之多。不到扬州“瘦马”中除了个崇祯的田贵妃；二十年后秦淮“旧院”中，更出个皇后，无不诧为奇事，更奇的是，顺治皇帝为端敬皇后治丧，连身连前明隆庆、万历、泰昌、天启、崇祯五朝，上百岁的耆老，都倒是闻所未闻。
这端敬皇后是火葬的，黄泉之下要人服侍，于是三十名宫女、太监殉葬，也要有地方住，于是盛世奇珍异宝的一座精舍，付之一炬。这时满洲贵族丧葬中的“大丢纸”，还有“小丢纸”；端敬皇后的眠御之物，亦尽皆焚化，桂圆大的东珠，拇指大的红蓝宝石，霎时间都在“哔哔剥剥”的爆声和五色火焰中化成灰了。
但是，顺治皇帝却还有一幢莫大的憾事，端敬皇后并未留下一张画像。
于是召集专攻人物负盛名的画家，由端敬皇后生前所住的承乾宫中的太监、宫女，细细形容“娘娘”的仪容，但画来画去总觉得不像。这也是当时的一段大新闻，朱司务当然也听到了，有人告诉他这“娘娘”的来历，朱司务恍然大悟：原来吕祖所说得“日后自有用处”，应在今日。
当下走门路托苏州府吴江县人，提倡“十不降”，而新进奉敕，根据“御制端敬皇后行状”作传的“金中堂”金三俊，将他当年所画得“董娘娘像”，上承御前。顺治皇帝惊喜莫名，传示六宫，一个个都以为音容宛在。这一下，朱司务自然要应上赏了。
赏的是“奉特旨授为内阁中书”。这个官儿七品；七品官中神气得很多，至不济当个县令，也有“灭门”的威风；但论真正有权，在前朝是手握尚方宝剑、“代填巡方”的巡按御史，此时却是参与机务的内阁中书，在他人求之不得的美官，朱司务辞掉了，理由是“不懂怎么当官”。金三俊很委婉的为他转奏了不求贵求富的本意，顺治皇帝很慷慨的改赏了一万银子。
于是一夕之间，朱司务声名大噪。那些满洲的王公大臣，想到祖先追随太祖、太宗创业，立下汗马功劳，荫覆子孙，才得有今日的富贵；慎终追远，都要请朱司务画一幅神像。他是画惯了“喜容”的，平生“阅人”以万数，最气派的“同”字脸，面团团的“国”字脸，销尖了脑袋的“由”字脸，尖下巴的“甲”字脸，枣核一般的“申”字脸，各有特征，烂熟胸中，再参以相法的什么鼠形、蛇形，根据个人子孙的追述，神而明之，无不酷肖。不过半年工夫，润笔所入，已是一辈子吃着不尽了。
莽鹄立记起这个在苏州听来的故事，心想，这是个得蒙“特达之知”的大好机会，因而潜心默写，由虚心向人求教，易稿数次，方始上呈。果然，雍正皇帝一见，珠泪双双，不负莽鹄立的一片苦心。
他还当过封疆大吏，放到陕西当巡抚，办粮台贻误军需，为宁远大将军岳钟琪所劾，若在他人，必遭严谴，但莽鹄立圣眷方隆，调回京当正蓝旗都统，兼理藩院侍郎，专跟蒙古王公及西藏喇嘛打交道。不久又兼了内务府的差事，那就不但喇嘛；江西、湖广请来的道士，不知是明史佞幸传中邵元节、陶炳文第几代的徒孙，会画符、懂修炼的王定乾等人，也归他照料了。
雍正皇帝对莽鹄立的第一次酬劳是，简放长芦盐政。盐差是天下肥缺，两淮第一，天津的长芦第二。莽鹄立在天津，一如曹寅之在江宁一样，无所不管，大至天津卫改制、督造水师战船，小至搜求秘方---说起来这也不是小事，世宗曾访求见血封喉的毒药，而这毒药是用来制造弩箭，在征营的军务中，非常管用。
说照料这班方士在西苑西北角一带修炼，倒不如说照料皇帝召见王定乾等人“论道”，来的切合事实。这雍正皇帝，从居藩时起，就是一幅道学面孔，言笑不苟，最讲边幅，因此，炼丹求长生不老之药，还可以谈一谈，想服童便提炼的“秋白”，处子初潮提炼的“红丸”，怎么说的出口？那就全靠莽鹄立先意承志。这一来，他就成了皇帝日夜不可离的宠臣。
在嗣皇帝的想法“我虽不杀伯仁，伯仁由我尔死”，先帝之崩，莽鹄立不能没有责任，但此时还不能办他的罪，因为只有用他来处置王定乾之流，事情才能办的妥帖。
要杀几个道士，算不了一回事，所需顾虑的是，会彰先帝之丑。但也怕那般逃的性命的道士，驱逐回籍之后，以“御前供奉，日侍天颜”自炫，信口开河，乱编“宫闱密辛”，一部“大义觉迷录”，辟无“谋父“、”逼母”、“弑兄”、“屠弟”之事，而天下人人以为“此地无银三百两”，如果还有象前明光宗暴崩的那种传说，先帝在九泉之下，必是片刻难安。
因此，乾隆只要求四个字：“守口如瓶”。莽鹄立承旨以后，心中不免忖度，自己跟王定乾、张太虚他们，算是站在一边的，平时那等亲热，一旦板起脸来，宣布严旨，以死相胁，似乎做不出来。但话说得太轻，不足以收警惕之效，万一出事，首当其冲的，就是自己。这两难之间，必得妥筹善策，苦思焦虑之下，想出来一个以退为进的说法。
于是派人将王定乾、张太虚清到内务府，找了一间极隐秘的屋子相会，主客三人，容颜惨淡，目光闪烁，一派风声鹤唳、草木皆兵的表情，不过，客人是真的胆战心惊，而主人是有意做作。
“两位道长，咱们三年相交，分手就在今日。”莽鹄立招招手，将他俩唤到面前，放低了声音说；“今天晚上就走！到时候我会派人来，这故事千万不能让人知道！走漏风声，不但两位有不测之祸，我这从井救人，也就太冤枉了。”
字字惊心的这番话，听得两位道士神色大变。费解的是，何谓从井救人？不过多想一想，也就明白，莽鹄立的意思，无非私纵他们两人潜逃，愿意顶罪而已。这不是能装糊涂的事，张太虚说：“我们走了，连累大人，于心何忍？这件事万万不可!”王定乾说：“大人从井救人的德意，感激不尽！我在想，此恐非一走能了之事。”张太虚心想，是啊，两家的师傅走了，留下了徒子徒孙怎么办？转念到此，跟王定乾的想法一致了，三十六计，走为“下”策。
“大人，”他问：“我跟太虚走了，留下来的人怎么办？”
莽鹄立早想到它会问这句话；也等着他问这句话，一听把头低了下来，黯然无语。
王张二人，相顾悚然，同时更坚定了无论如何要在莽鹄立身上，求得个平安无事的决心。
“大人，万事瞒不过你，药是王道的，用的霸道，有什么办法？保亲王最通情、、、”
王定乾的话未说完，张太虚边大声纠正：“皇上！”
“是！是，”王定乾忙不迭的更正，“皇上最通情达理，如果大人能、能把用药过量，才出了这么个大乱子的缘故，跟皇上婉转奏一奏，也、也许就没事了。”
莽鹄立一直作出极为关心的神情倾听着，听完更深深点头，可是旋即紧缩双眉，来来回回的踱方步。
突然，他站住脚，面色在自信之中透着忧虑，“皇上已经有话，太监当中，谁要是拿外头的事情，到里头去说一句，马上处死。照这样子看，”莽鹄立停了一下才说：“两位如果至至诚诚做到一件事，我怎么样也要把这个请求下来。”
“怎么不至诚？”张太虚抗议似地，“大人这话，可是太屈我们的心了！”
于是忙许立将他们留在原处，随即进乾清宫去复奏。约摸一顿饭的功夫，有个苏拉来陈设香案，这表示将有上谕宣示，张、王两人不免惊异，莫非明正典刑，降旨赐死？正当心里发慌，脸色发青之际，莽鹄立回来了；后面还有个太监，是内奏事处的首领赵德光。
作者的张太虚、王定乾急忙站立起来，迎上前去，莽鹄立不待他们开口发问，便以眼色示意；由赵德光在，不必多言。接着走到香案后面，朝南站定。
“张太虚，王定乾听宣！”
“是。”张、王二人答应着，朝香案并排跪下。听莽鹄立朗声念道：
皇考万岁余暇，闻外间炉火修炼之说，圣心深知其非，聊欲试观其术，以为游戏消闲之具，因将张太虚、王定乾等数人，置于西苑空闲之地，圣心视之，于非优人等耳！未曾听其一言，未曾用其一药，且深知其为市井无赖之徒，最好造言生事，皇考向朕与亲王面谕着屡矣！今朕将伊等驱出，各回本籍，令莽鹄立传旨宣谕，伊等平时不安本分，狂妄乖张，祸世欺民，有干法纪，久违皇考之所洞见，兹从宽驱逐，乃再造之恩，若伊等因内廷行走数年，捏称在大行皇帝御前一言一字，以及在外招摇煽惑，断无不败露之理，一经访闻，定严行拿究，立即正法，决不宽待。
莽鹄立将白纸蓝笔写的“朱谕”，折好了交给赵德光，“你都看到了，德光，”他说，“他们感激天恩，出自至诚，一定恪遵上谕。皇上要问起来，请你这么复奏。”
张太虚跟赵德光很熟，也想当面托他，口角多嘘春风；哪知赵德光正眼都不看他，携着交内阁“明发”的上谕，扬长而去。
第九章
“两位可真得留点儿神！”莽鹄立再一次郑重告诫“不但雍正爷的事，不能多说一句；关乎今上的种种传说，更加要谨慎。总而言之，回山以后，什么人不见，什么话不说。”
张、王二人连连点头，但有件事想问个清楚，张太虚说：“多亏大人成全，真不知道该怎么说才好。不过，雍正爷在日的情形，瞒不过大人，雍正爷是不是说我们最好造谣生事？跟皇上及亲王说过好几遍，这亲王是那位亲王？”
这道上谕出于方观承的手笔，原来明指“和亲王”；御笔将“和”字钩去，因为不愿明白表示他跟和亲王同胞手足，关系密切。只用“亲王”字样，可以视之为包括理亲王弘皙在内，但在和亲王弘昼看来，这“亲王”舍我其谁？不用称号，正见得他这个亲王与众不同。嗣皇帝的深心，莽鹄立是了解的，但此时已不宜多说，只这样答道：“雍正爷是不是说过，谁也不知道，反正皇上讲说过，就是硕果。两位只紧记着就是了。”
“是！”张太虚看了王定乾一眼，两人都是落寞而不甘的神色。
“我劝两位看开些，有此结果，说实在的，是两位组上有德。”莽鹄立又说：“还有一位的下场，恐怕就没有你们这么便宜了。”
还有一位是谁？多想一想也就明白了，是个和尚---为先帝封为国师的文觉和尚。原来嗣皇帝对文觉深恶痛绝，由来已久，整顿佛门之心，也非一日，本来须年过五十，方准出家，而且要先呈请官府，发给度牒，才能剃度，也惟有身怀度牒，才能云游天下，到处挂单，到的雍正继位，当和尚就容易得多了，但还不至于形成风气。
成风气是在文觉得势以后，雍正十一年，文觉七十岁，敕封国师，奉旨朝山，所过之处，文武大员，跪接跪送，声势煊赫非凡，那几年的和尚本来就很吃香，大小业林，都有斋田，主持方丈，往往就是大地主，各“房”的和尚，不但不更而食，不织而衣，而且食必精美，衣必华丽，甚至还有蓄妻生子的，“全真”中如果是“火居”道士，也是如此。宗风颓坏，本就是文觉有意无意包庇纵容的结果，如今因为他的刻意炫耀，越发使人觉得遁入空门，竟不失为天下极好的行当。
这一来佛门广大，竟成藏垢纳污之地。嗣皇帝居藩时，常跟方观承谈这些事，方观承从江南到塞外，来回走过七趟，风土人情，透彻非凡，据他访闻下来，要最能干的农夫三名“肉袒深耕”之所入，才能供养这样一名酒肉和尚。那时的嗣皇帝正在读《资治通鉴》，手自批点，非常用功，因为这是在学做皇帝的本事，每每掩卷深思，衡量前代帝皇得失，对于唐宣宗尤其注意，因为唐宣宗儿时不慧，受诸侄欺凌，跟他的处境，颇有相似之处。李德裕相武宗，在位六年，善政无数，及至宣宗继位，因为痛恨其侄武宗之故，迁怒于李德裕，只要是李德裕的施政，无不推翻。军国大计，又是自己的天下，这样意气用事，实在太没有道理了！
那时的嗣皇帝，认为唐宣宗大错特错的一件事，是“修复废寺”，本来李德裕已劝导僧尼二十六万多人还俗，收回良田数千万顷，百姓生计大裕，是极好的一件事，不道宣宗轻率的撤销了禁令，顿时僧尼还俗的，有十七万人。换句话说，便有十七万人坐享其成，生之者寡，食之者众，国势焉有不弱之理。
因此，嗣皇帝居藩时，便曾发下愿心，果真得偿所愿，能登大位，一定要将前代帝皇缺失，一一改正过来。而由于张太虚、王定乾、文觉的刺激，整顿佛门，变成了他的第一个改革的目标。
于是到的大行皇帝丧仪大致告一段落，上尊谥为“世宗”，庙号为“宪皇帝”以后，他随即下了一道上谕，清查天下各业林的斋田寺产。同时所有供养在西苑及其他离宫的“高僧”，传旨一律还山。
“文觉此人，罪恶滔天。我要罚他。”嗣皇帝说，“罚他走回苏州，交沿途地方官递解，如敢有私下供给车马者，以违旨论。”
文觉七十二岁了，从京师长行回苏州，又当雨雪载途的隆冬，这惩罚是够重的。
其实嗣皇帝另有深意，罚文觉沿运河一站一站南下，无异“游街示众”，心目中期待着能出现这样一种舆论：原来雍正皇帝那些有悖伦常的举动，都是出于这个和尚的怂恿。因为如此，还有好些相关的措施。先帝为了“辟谣”，最不智的做法，无过于颁行“大义觉迷录”，真是俗语说的“越描越黑”，只要这本书流传于时尚，先帝“谋父、逼母、弑兄、屠弟”的罪名，便永难逃于天壤之间，因此，嗣皇帝嘉纳刑部尚书徐本的建议，降旨停止每逢朔望，在学宫讲解圣祖仁皇帝的“圣谕广训”以后，再讲“大义觉迷录”，而且责成地方官，限期将这本书收缴销毁。
“大义觉迷录”中有个附录，是古今未有的奇特文献，也是古今未有的荒唐文字---湖南的曾静，派遣门徒鼓动岳钟琪起义反清，翻了“大逆不道”的罪名，但先帝逮捕曾静到案后，居然与曾静打了“笔墨官司”，就曾静提出的疑问，一一用书面答复，即象辩驳，又象对质，以帝皇之尊与谋反的犯人有此一段文字渊源，士林莫不诧为奇事。而且出人意表的是，曾静赦免无罪，反而是曾静所敬仰的一个遗民吕留良，身死多时而挖开坟墓，掘出遗尸，锉骨扬灰，子孙斩决的斩决、充军的充军，遭遇凄惨。与曾静相较，不公平的离奇了。
嗣皇帝在先帝生前，易曾微言讽劝，但先帝受了文觉得先入之言，颇有要错也让它错到底的负气模样。此刻配合收回“大义觉迷录”，用“廷寄”密饬湖南巡抚，将曾静重新逮捕送到南京，明正典刑。
当然，先帝所作的受人批评的事，嗣皇帝已决心一一弥补，但有些事需要时间，有些事需要臣僚建言，他亦有许多难处，其中最为难的事是释放“十四爷”不知应如何措辞？
“十四爷”便是已革爵的恂郡王胤祯，他与先帝一母所生，是嗣皇帝真正的胞叔。先帝的皇位，本来应该是属于他的；失位以后，当然有怀恨的言语，而先帝总算还不致于狠到手诛同母之弟，只拿他幽禁起来，先后数移，现在是住在圆明园旁的一座关帝庙内。
嗣皇帝兄弟早年是不准去见“十四爷”的，从雍正八年以后，才获准在每年正月初九“十四爷”生日那天，去探望一次，但也不过叩头道贺，说几句问候的话而已。现在当然不同了，嗣皇帝觉得要弥补先帝手足情份上的缺憾，首先就该安慰胤缜，继位以后，特地派人带了药饵食物去致意，说是此刻还在热孝之中，不便出城去看他，希望他能做一个愿叩谒梓宫的表示，立即便可下一道上谕释放，接进城来相聚，而且对准噶尔的用兵，也很想听听他的意见。
特使回来的报告是，胤祯表示，先帝对他虽有极大的亏负，但他还念着同气连枝的情分，柩前一恸，也是应该的。但如以此作为释放的条件，他宁愿幽居至死。同时又说，嗣皇帝百日服满，亦不必去看他。因为嗣皇帝从前叙家人之礼，给他磕头，他可以坦然接受，以如今的身份，再要照以前的礼节，他当不起；不过，他也决不会给嗣皇帝叩头，彼此不便，莫如不见，是两全之道。
这一答复，以胤祯的性情来说，不算意外。嗣皇帝本想立即降旨释放，授以爵位，但这样做法，与先帝背道而驰的形迹太显了。若有人以“三年无改”之道直谏，很难有令人心服的话来解释，因而名诸王大臣集议，应否释放？
结果是反对的居大多数。此大多数中，一派是以前曾对落井的胤祯下过石，怕他被释之后会翻案，如张廷玉就是。这一派之必然反对，无足为奇；使嗣皇帝不解的是，以鄂尔泰为首的另一派，与胤祯极少渊源，而且使嗣皇帝认为最忠诚可靠的，竟也不能仰体他的意志，那就深可差异了。于是召见方观承细问廷议的经过，并提出他的疑问，方观承造膝密陈，鄂尔泰之力表反对正是为了保护嗣皇帝。
“十四爷，频年与外界隔绝，他是怎么个想法，不得而知。不过十四爷一向在诸王府中，深的人缘，放出来以后，如果有人重提旧事，朝夕怂恿，难保不生事故”方观承说。
“尤其是理亲王，一向很照应十四爷府上，倘或十四爷站在他那一面，即成隐忧，大学士鄂之用心，请皇上体察。”
问到庄王的态度，大致亦是如此。嗣皇帝颇为心感，但他相信年已四十八的“十四叔”，壮志消磨，不只再有意图，此时只是还有一股不平之气横亘胸中，如果他能代父补过，宣泄了那股不平之气，不但无害，而且反会获得支持。
因此，复奏上达御前，批示再议，而结论仍是“事关先朝，未便轻释”。这一下，就迫的嗣皇帝只好独断独行了。
当然，这需要有一番准备，嗣皇帝亲自拟了一个名单，凡是应该加恩的，自宗室至外戚，一一优怡处置。这样一方面是团结人心，一方面也是绝了获释以后的胤祯，召聚党徒的途径。最后的一个处置，不是加恩，而是严谴---个了胤祯的长子弘春的爵位。
胤祯有四个儿子，长子弘春，小名白敦；次子弘明，小名白起。老二敦品好学，而且也很孝顺，雍正幽禁胞弟时，“顺带公文一角”，以“甚为不耻“四字，将他们父子一起看管，其实这道恰符弘明所愿。弘春则利欲熏心，在”四伯父皇上”几次召见，明奖暗诱之下，竟敢出了“卖父”的勾当，奸告其父曾以巨款接济他的另外两个“伯父”--“四伯父皇上”的死敌允禩与允禟，因而得封为贝子，进奉贝勒；雍正九年更进封为泰郡王。称号的这个“泰”字，明明告诫他需记着持盈保泰的古训；而弘春全然不能理会，得意忘形，言语轻佻，而又恰逢雍正打算与胤祯修好，便拿他来“送礼”，由郡王一下子将为初封的贝子。
这一回革爵又不比降封，必须申明罪状，当然，这道上谕，主要的是要为胤祯出气，所以特别指出：“家庭之间，不孝不友，”革去贝子后，而且“不许出门”，最后指示：”宗人府将伊诸弟带领引见，候朕另降谕旨。”诸子中当然包括弘明在内，事实上嗣皇帝早就作了决定，拿弘春革去的贝子，转封弘明，带领引见，不过避免用“释放”的字样而已。
弘明的年纪比嗣皇帝大，是堂兄，为了表示亲热，嗣皇帝叫他“白起哥”，问说：“你知道我想请十四叔回来？”
“知道”。
”三次廷议的结果，你知道不知道？“
“略有所闻，”弘明答说：“其实都是过虑。”
“这话怎么说？”
“阿玛心如止水，常说：社稷至重。怎么样也不能做对不起圣祖仁皇帝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