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同的是，克服死亡的过程不同。追求永不冷场的人们，是用孩子，用热热乎乎，用周围都是人（想想所有的娱乐方式：打麻将、看电视、唱卡拉OK、亲戚饭局…）、都是声音。这样的人当其死亡时，必然渴望周围被人和声音包围；靠艺术克服死亡者，思想、阅读、写作…都是寂静的，都要长期一人，独对斗室，岑寂一如修行。这样的人，当其死亡时，必然也渴望安静，三两亲人也可，独自一人也行。一如独在斗室去世的张爱玲。许多人怜悯她，去世许久才被发现，殊不知，她选择了自己的死亡方式，预知死亡时机，并为此做好准备（换好衣服，床上躺好）。这份坦然从容已迹近大修为者。
但是，无论过哪种人生，街上的高音喇叭都应该关掉。印象深刻的是在德国或法国时，街上安静到连汽车喇叭都是罕物，更别提高音喇叭。走在寂静中，说话不必靠喊，你可以轻轻哼歌，听到风吹过草尖，空中鸟儿拍打翅膀，只有在此时，散步才成为享受。这是人生存的基本环境，就像菜里不能多放味精、食物里不能滥用添加剂。说到底，环境安静，人才能思考，或者说，思考些安静的问题。轰炸性播凤凰传奇，只能轰炸出炸鸡般的大脑，里头除了热闹，别无所有。
25、我能想象的幸福生活/邵夷贝
我能想象的幸福生活
不会有寂无声响的漫长黑暗
白天喜悦清醒 夜晚宁静安眠
时刻有心流在交换
没有人在经历孤单
生活在这样一个国度
即使没有无垠的海岸线 森林或者麦田
也四处尽是花园
人们扯下万千的面具和口罩
放肆地笑
街上四处是暖心肠的好人儿
这不稀缺 有些泛滥
大家互相照料
擦肩而过时注视微笑
心存戒备是什么？
没有人知道
我的家人 过最接近生活的生活
安全的饭菜 牢固的屋舍
不警惕危险 不担心病患
房门大开 道路通畅 窗口便是公园
孩子们看得到彩虹 蜻蜓和蒲公英
车辆为他们缓行
老师教他们自由
即使一个人在夜里迷路 也不会走失
总能找到回家的路
家永远在那里 从不迁移
每个人都擅长歌舞
音乐是一种语言
节奏流淌在血液里
人们边走边飞舞 愉悦倾盆
骨头自由 脚趾头打着节拍
感受不到束缚
思维轻松无比
从不慌张
在任何情况下
从不慌张
生命中没有出现过一种叫做：
“我有好多事需要去做，
但是我不知道接下来该怎么办”
的情况
不为任何的停滞而惴惴不安
从不比较
爱人是永恒的 炙热的 深情的
一寻就找到 携手至变老
他靠近你 你知道他懂得你
他离开你 你知道他思念你
用沉默的注视 或者 甜蜜的言语
长久的拥抱 或者 双唇的轻碰
时刻保持两颗心的亲近与爱的恒温
陌生人 充满善意
不需要知道你的身份
(名字是否响亮也不重要)
可以坦然对视 眼神不再游离
分享琐碎而有趣的经历
没有夸耀
每个人都带着满腹的幸福之光 急需分享
即使坐在冷冬的路边
也会暖出金色的亮
每一次相遇 都升出一个太阳
热爱劳动 尽情享受汗水挥洒的喜悦
不劳动的人似乎很难快乐
大概是为了获得作为人的存在感
这个与进化有关
金钱可以买的东西很少
因为消费不能产生持久的快乐
那种瞬间的狂喜
总是紧随着愿望轻易被实现后的失落
毫无吸引力
没有人喜欢
所谓信仰 并非任何形式上的偶像崇拜
而是我们信奉统一的价值观和行为准则
一切向善
每个人都有与生俱来的梦想
写在身份证件上
不会被别人的观点而改变
是一切兴奋和努力的源泉
最大的喜悦便是见证梦想的实现
最大的恶便是阻止别人去实现它
阻止梦想实现的混蛋会受到最严厉的惩罚
责令销毁他的梦想
等同于不得善终
每个人都终究会实现与生俱来梦想
就像每个人都终究会死去一样
它是隶属于生命完结的一部分
使得所有好心人的长眠
都怀抱着无可挑剔的幸福感
26、爱情/张怡微
六月时，我和学妹小蓓一起去参加剧本课程最后的全班聚餐。从木栅动物园到内湖，在捷运上的时间，几乎就要整整一个小时。文湖线是台北捷运中比较特殊的一种，无人驾驶。木栅又是山区，一路像古早的火车，比缓慢更缓慢。我们并排坐在阒静的车厢里，想要说些什么重要的话，却总归词不达意。
我们没见过几次，且每一次都是在上课前后。我们上课的那间教室也不是普通的教室，而是学校相对华丽、典雅，展示性的课堂，像古代的私塾。第一次上课时，我被安排坐在第一排，眼前全是长枪短炮，集中了台湾各大报社的记者。小个子的吴念真导演被里三层外三层的人团团围住，但他十分镇定，游刃有余。一直从岛内政治，聊到为什么要来学校兼课，从大台北的几起新命案一直聊到看好班上哪位学生。他指着我对桌的一个男孩子，说“他的作品我选中两篇，很不容易”，刹那间所有的镜头都调转，对准那个男生一阵狂拍。在那一刻，像童话里的点石成金。几年前我也当过不短时间的兼职记者，对这样的场面很不陌生，我们班上还有一位当过几十年记者的学生，他和我一样，在如此分明很熟悉的场合里，坐得一动不动，连上网都不敢。只是默默地、有力地注视。说不清楚到底在想什么，像退役后看比赛，明明内心惊涛骇浪，还硬当自己是观光客。
在台湾读书我总是很愧赧，尤其是面对选拔。这似乎也源自童年开始生怕被嫌弃的阴影，所有的珍惜都带着惶恐。但另一方面来说，我也喜欢上写作课，喜欢故事轰炸，喜欢听各种人说起自己的家。暖流派的导演自不必说，他常常轻描淡写地石破天惊。淡淡说，曾经教过我的一个老师，名字是挺有意思的，叫“傅抱石”。或者，有天李登辉说有本书很好看你要不要看，我一看日文，看不懂。他说“你怎么可能不懂日文！”
其实我也觉得他应该是懂日文的。有的人长得就很像听得懂某种外语。
而他最擅长的，莫过于聊到父母、衰老和死亡。许多故事已经听过很多遍，但仍然比不上现场从他口中说出的那一遍。我们的辅导老师更加善感，几次像中学教导主任似的将我们特地留下，只说“我不知道你们怎么想，我每次上完导演的课，回家都哭着跟我老公说，我好感动。”其实我们也很感动，但我们当中还没有一个人有老公。无法分享，都显得有点弱势。女老师总是带着嘴里的老公来上课的，这种青春期的感受倒也挺久违。
小蓓就是在第二次课程结束之后，主动与我打招呼。一般会主动和陆生打招呼的台湾年轻人只有两种，一种是对大陆有兴趣、去过大陆的人，另一种是非台北人，他们觉得台北人有点冷漠，觉得自己也是异乡人。小蓓属于后者。
但异乡人到底还是有能级之差。很多本地人并不会知道这种细腻的差别。到台湾以后，我一直在学习怎么当外地人、外省人，生怕犯错，被大做文章。至于台南人、彰化人、云林人、澎湖人、金门人则对我一点差别也没有，总之都是台湾人。但在他们之间，却似乎仍有远近之别。
小蓓从台南来，是家里最小的妹妹。在学校念法律系，今年是毕业年，已经考上台南成功大学的硕士班。也就是说，我们的相识，是注定很快就要分别的，像那种签证到期前遇到一个谈得来的人。我已经过了那种真的相信“反正网上联系也很方便”的年纪，但我也不知该怎么跟她尽诉，我曾经遇到过很多像她这样的女孩子，如果天时地利，就一定可以人和。可惜被各种偶然分开了，尤其MSN倒了以后，有很多人真的再也找不到了。
小蓓写作经验不多，但十分认真。但凡老师给她一点意见，她都回去重写一遍。我也不确定老师是不是知道她的努力和顶真，我记得中学时候班上总有这样的女生，但到了现在渐渐无迹可寻。导演有时开玩笑说“你们法律系的人最无聊了。”我都觉得她脸部肌肉很不自然，像承受了重拳。隔周她就带来一个显得不那么无聊的新剧本，都是写她的家族生活。
而我真正开始喜欢这个学妹，也确是从她说自己家的事开始。她父亲继承家业开中药铺，母亲原来在贸易公司上班，后来辞职和父亲一起开店。我说，那可真是需要很大的勇气，你妈妈很爱你爸爸的吧。她说，我从来没有想过这样的问题耶，或者我应该去问问妈妈。我说，那让你为了一个男人放弃学完七年的法律，去开中药店你愿意吗？
她说，不愿意。
那个时候我就笑了，我觉得挺好玩的。我心里估摸，她以后是一个会愿意的人。而我这种心肠很硬又总说愿意的人，才是真的基本属于反之。
我们后来常在一起聊天，每节课前，她都带我到附近吃饭。我们宿舍在山上，那时候我已经吃遍了宿舍楼下便利店几乎所有的便当，我还和室友打赌比赛，看还能不能吃到比现有冠军更难吃的口味。人人以为台湾是美食天堂，但对我们来说温饱和天堂的距离只相隔一个互联网。
小蓓带我去的，大多是学校附近平价的小食店。在台湾我遇过许多人扬言要带我去吃“全台湾最好吃的”“全台北最好吃”的某种东西，但小蓓从来不夸这种口，这反而让我觉得，她真没当我是游客。我觉得她是带我去到了政大附近的兰州一拉、盖浇饭、老鸭粉丝汤之类的舌尖上的某大，而且看她吃的那么津津有味，我大致知道，还是因为我是外地人的关系，我吃不惯他们的各种甜酱，而非真的不好吃。
正因为没有掩饰，才显得那么朴质珍贵。我就不太喜欢百货公司、伴手礼店的所谓人情味，因为有时他们表面很客气，却把垃圾桶藏在店里深处。小蓓是另一种台湾的好，节俭的、用功的、认真的好。
那之前我还参加了学校另一个写作坊，指导我们的老师是一个杂志的编辑。他选了我一个小说发表，那也是我在台湾发表的第一个短篇小说。我很久都没有这样的感受，到书店去问了几次那本杂志有没有来，过了高中以后，我觉得去书报亭等杂志是一件挺幼稚的事情。
售货员跟我说周五可以来，而周五我又约了小蓓吃饭。于是便毫不避忌地带她一起去问。杂志果然来了，我兴高采烈的买了两本。她很为我高兴，仔细翻了了一下，并没有买。但隔周上课的时候，她告诉我，她去那间书店把小说看完了。我问她觉得怎么样，她说看了很难过。
我有点惊恐，但没有细问，直到那趟漫长的地铁旅途中，她忽然说起。“那个不在的人，影响全家的人，让我想起我表姐。我表姐的爸妈和弟弟，都在九二一过世，你知道那件事吗？台北有大楼倒塌，建筑的材料都是不合格的。我表姐的一家都在里面。后来，我表姐就回南部跟阿公生活，现在已经大学毕业了。又回到台北。”
又回到台北。
我心想。为什么呢。
“她过得很辛苦吧。”但我似乎只能说出这样的话。
“嗯。但我们都没有问她。”
“有赔偿吗？”
“拖了很久，后来表姐说，真的不想再打官司，阿公也老了。后来就拿了很少的钱。”
她很难过吧，所有认识的亲人都不见了。
我心想。
“老天也会对她的命运有所补偿，受那么大罪。”我勉强说。
“我们也这样对她说，但她有说过，她宁愿不要任何补偿的。”小蓓认真的说。“我觉得上帝真的不公平。”
那之后，我们又乘过了好几站，一直从大安、忠孝复兴到南京东路，穿过城心。我不知道怎么对她说话，她似乎也不得不适应这种缓慢而漫长的停顿。六月的台北已经湿热，往往是清晨的明媚，而后空气一点一点开始氤氲浑浊，直至大中午一场暴雨，这也是台北盆地的寻常脾气。
导演订的自助餐很高级。我们十几个人，围坐在餐厅四周，他拿着话筒说话，我们都不敢吃饭。导演于是就对着话筒说：你们快点吃饭。我们于是就扒两口饭。
我们每个人，都录制了一段视频送给导演。我们在面对自己崇拜的人时，往往会说出自己的心里话。且辅导老师原来跟我们说，这段录像只会给导演一个人看。我是不相信的。但很多人都信。譬如有的人对导演说，自己有一个姐姐身体残疾，她从小就要谦让她，虽然这是应该的，但难免觉得好烦。厌烦中又带着歉疚，于是就把这样的两难说了出来。有个同学出生于警察世家，全村的人都知道他只要考上警察学校，就会维系门楣的荣耀。但他却喜欢文学，考了中文系。也喜欢电影。直到现在他硕士班毕业回到老家，都有老邻居对他说：“那个时候你要是考上警察学校，你爷爷奶奶爸爸妈妈叔叔阿姨都会开心死…”他问导演，我真的应该去当一个警察吗？如果我现在也不知道到底要做什么工作的话…
小蓓的那一段里，支支吾吾反复说：“导演，我真的很珍惜这次课程，我有一天做了一个梦，这也是我的梦想，我们加课了。”我不知道很久以后她会不会成为一个律师或者法官，但我觉得许多事似乎都有微妙的联系。譬如她喜欢导演的电影、小说，譬如她想当一个主持正义的人，譬如她不喜欢台北。这座城市的人情对她来说是有所创伤的。
我记得导演在最后一堂课上，说了他和弟弟的故事。有一个小说叫《遗书》里写过，弟弟一直都活在他的阴影之下。负债累累的弟弟自杀后，他从裤子口袋里拿出一张沾着尸水的纸，上面写着“哥哥，你说过会照顾我们家…你辛苦了。”后面还有一句话，说“其实当你的兄弟，也很辛苦。”
许多同学都哭了，小蓓也是。我看见她的哀愁中，有一种特别纯净的东西，势要和那种活着的辛苦做抵抗。我在想，可能一直以来，我所喜欢她身上的特质，就是那一种斗志。那是我失落已久的，对于死亡的不甘、对于他人命运的不甘、对于冷漠的不甘。
我对小蓓说的最后一个故事，是关于我刚到台湾时的室友。无人驾驶的列车一再温吞地爬行，我一直在犹豫是不是应该说一件类似的事来回应她对我的震动。我的室友，是我三年前最早认识的台湾人，带我去吃各种好吃的，还常常嘲笑我很土。有天晚上她不肯睡觉一直在打字，我问她在做什么，她支支吾吾说不清楚。后来我发现，她是在为第二天的考试作弊。于是我说我来打吧，我们早点睡觉。她见我打得飞快，大叹一声“你们大陆人真的超吊的。”我心想你才天真，作弊都那么累还不如背一下。我替她买过便当，她还欠我一些钱。我们说好一起过生日，她给我准备了假睫毛和高跟鞋。后来她回新竹拿家人送的生日礼物，死在一个酒驾的厢型车下。为此我还去了她的老家。
她父亲为我们整个班级准备了便当，我不敢看他的眼睛，拿了便当就走。他叫住我，说，“妹妹你还有一个养乐多。”我一直记得那句话，从那么无助、哀伤的口中说出来。
“妹妹你还有一个养乐多…”
这件事我写过很多次，我对小蓓说。如果没有这件事，我大概不会一再到台湾来，我也说不清楚为什么，我也没有再去看她。
对的。小蓓说。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要来台北，但我来了四年，看到我表姐毕业。但我想，我以后还是会回去的。但我有一点舍不得你。”
小蓓真的这么说的时候，搞得我还挺难过的。我觉得我说“我也是”实在太怂，我都快三十岁了，所有的舍不得都在记忆力的日渐退化中忘记得一干二净。但我最后还是说，“反正网上联系都挺方便的。”
我是异乡人，最不缺路过。也许我看不到她很久以后的美好的样子，她也看不到我。因为我一踏上那片土地，就受限于倒计时。但我想，那段无人驾驶的路程，应该会一直留在我的心里。我们去赴约，却开了一个巨大的小差，有一点难过，像梦见对方离开。
27、皮囊/蔡崇达
我那个活到99岁的阿太（我外婆的母亲），是个很牛的人。外婆50多岁突然撒手，阿太白发人送黑发人。亲戚怕她想不开，轮流看着。她却不知道哪里来的一股愤怒，嘴里骂骂咧咧，一个人跑来跑去。一会掀开棺材看看外婆的样子，一会到厨房看看那祭祀的供品做得如何，走到大厅听见有人杀一只鸡没割中动脉，那只鸡洒着血到处跳，阿太小跑出来，一把抓住那只鸡，狠狠往地上一摔。
鸡的脚挣扎了一下，终于停歇了。“这不结了——别让这肉体在折腾它的魂灵”。阿太不是个文化人，但是个神婆。所以讲话总偶尔文绉绉。
众人皆喑哑。
那场葬礼，阿太一声都没哭。即使看着外婆的躯体要进入焚化炉，她也只是斜乜着眼，像是对其他嚎哭的人的不屑，又似乎是老人平静的打盹。
那年我刚上小学一年级，很不理解阿太冰冷的无情。几次走过去问她，阿太你怎么不难过。阿太满是寿斑的脸，竟轻微舒展开，那是笑——“因为我很舍得”。
这句话在后来的生活中很经常听到。外婆去世后，阿太经常到我家来住，她说，外婆临死前交待，黑狗达没爷爷奶奶、父母都在忙，你要帮着照顾。我因而更能感受她所谓的“舍得”。
阿太是个很狠的人，连切菜都要像切排骨那样用力。有次她在厨房很冷静地喊哎呀一声，在厅里的我大声问，阿太怎么了？“没事，就是手指头切断了”。接下来，慌乱的是我们一家人，她自始至终，都一副事不关己的样子。
病房里正在帮阿太缝合手指头，母亲在病房外的长椅上和我讲阿太的故事。她曾经把不会游泳的、还年幼舅公扔到海里，让他学游泳，舅公差点溺死，邻居看不过去跳到水里把他救起来。没过几天邻居又看她把舅公再次扔到水里。所有邻居都骂她没良心，她冷冷地说：“肉体不就是拿来用的，不是拿来伺候的。”
等阿太出院，我终于还是没忍住问她故事的真假。她淡淡地说：“是真的啊，如果你整天伺候你这个皮囊，不会有出息的，只有会用肉体的人才能成才。”说实话，我当时没听懂。
我因此总觉得阿太像块石头，坚硬到什么都伤不了。她甚至是我们小镇出了名的硬骨头，即使九十多岁了，依然坚持用她那缠过的小脚，自己从村里走到镇上我老家。每回要雇车送她回去，她总是异常生气：“就两个选择，要嘛你扶着我慢慢走回去，要么我自己走回去。”也因此，老家那条石板路，总可以看到一个少年扶着一个老人慢慢地往镇外挪。
然而我还是看到阿太哭了。那是她92岁的时候，一次她攀到屋顶要补一个窟窿，一不小心她摔下来了，躺在家里动不了。我去探望她，她远远就听到了，还没进门，她就哭着喊，我的乖曾孙，阿太动不了了，阿太被困住了。虽然第二周她就倔强地想落地走路，然而没走几步又摔倒了。她哭着叮嘱我说，要我常过来看她，从此每天依靠一把椅子支撑，慢慢挪到门口，坐在那，等一整天我的身影。我也时常往阿太家跑，特别遇到事情的时候，总觉得和她坐在一起，有种说不出的安宁和踏实。
后来我上大学了、再后来到外地工作，见她分外少了。然而每次遇到挫折，我总是请假往老家跑——一个重要的事情，就是去和阿太坐一个下午，虽然我说的苦恼，她不一定听得懂，甚至不一定听得到（她已经耳背了），但每次看到她不甚明白地笑，展开那岁月雕刻出的层层叠叠的皱纹，我就莫名其妙地释然了许多。
知道阿太去世，是在很平常的一个早上。母亲打电话给我，说你阿太走了。然后两边的人抱着电话一起哭。母亲说阿太最后留了一句话给我:“黑狗达不准哭。死不就是脚一蹬的事情吗，要是诚心想念我，我自然会来看你。因为从此之后，我已经没有皮囊这个包袱。来去多方便”。
那一刻才明白阿太曾经对我说过的一句话，才明白阿太的生活观：我们的生命本来多轻盈，都是被这肉体和各种欲望的污浊给拖住。阿太，我记住了，“肉体是拿来用的，不是拿来伺候的。”请一定来看望我。
28、一次告别/韩寒
也许很多人不知道，我在小学的时候是数学课代表。后来因为粗心和偏爱写作，数学成绩就稍差一些。再后来，我就遇上了我的初恋女朋友，全校学习成绩前三名的Z。Z是那种数学考卷上最后一道压轴几何题都能用几种算法做出正确答案的姑娘，而我还是恨不得省去推算过程直接拿量角器去量的人。
以Z的成绩，她是必然会进市重点高中的，她心气很高，不会为任何事情影响学业。我如果发挥正常，最多也是区重点。我俩若要在同一个高中念书，我必然不能要求她考差些迁就我，只能自己努力。永远不要相信那些号称在感情世界里距离不是问题的人。没错，这很像《三重门》的故事情节，只是在《三重门》里，我意淫了一下，把这感情写成了女主人公最后为了爱情故意考砸去了区重点，而男主人公阴差阳错却进了市重点的琼瑶桥段。这也是小说作者唯一能滥用的职权了。
在那会儿，爱情的力量绝对是超越父母老师的训话的，我开始每天认真听讲，预习复习，奋斗了一阵子后，我的一次数学考试居然得了满分。
是的，满分。要知道我所在的班级是特色班，也就是所谓的好班或者提高班。那次考试我依稀记得一共就三四个数学满分的。当老师报出我满分后，全班震惊。我望向窗外，感觉当天的树叶特别绿，连鸟都更大只了。我干的第一件事就是借了一张信纸，打算一会儿给Z写一封小情书，放学塞给她。信纸上印着“勿忘我”“一切随缘”之类土鳖的话我也顾不上了。我甚至在那一个瞬间对数学的感情超过了语文。
之后就发生了一件事情，它的阴影笼罩了我整个少年生涯。记得似乎是发完试卷后，老师说了一句，韩寒这次发挥得超常啊，不符合常理，该不会是作弊了吧。
同学中立即有小声议论，我甚至听见了一些赞同声。
我立即申辩道，老师，另外两个考满分的人都坐得离我很远，我不可能偷看他们的。
老师说，你未必是看他们的，你周围同学的平时数学成绩都比你好，你可能看的是周围的。
我反驳道，这怎么可能，他们分数还没我的高。
老师道，有可能他们做错的题目你正好没看，而你恰恰做对了。
我说，老师，你可以问我旁边的同学，我偷看了他们没有。
老师道，是你偷看别人，又不是别人偷看你，被偷看的人怎么知道自己被人看了。
我说，那你把我关到办公室，我再做一遍就是了。
老师说，题目和答案你都知道了，再做个满分也不代表什么，不过可以试试。
以上的对话只是个大概，因为已经过去了十六七年。在众目睽睽之下，我就去老师的办公室做那张试卷了。
因为这试卷做过一次，所以一切都进行得特别顺利。但我唯独在一个地方卡住了——当年的试卷印刷工艺都非常粗糙，常有印糊了的数字。很自然，我没多想，问了老师，这究竟是个什么数字。
数学老师当时就一激灵，瞬间收走了试卷，说，你作弊，否则你不可能不记得这个数字是什么，已经做过一次的卷子，你还不记得么？你这道题肯定是抄的。老师还抽出了我同桌的试卷，指着那个地方说，看，他做的是对的，而在你作弊的那张卷子里，你这也是对的，这是证据。
我当时就急了，说，老师，我只知道解题的方法，我不会去记题目的。说着顺手抄起卷子，用手指按住了几个数字，说，你是出题的，你告诉我，我按住的那几个数字是什么。
老师自然也答不上来，语塞了半天，只说了一句“你这是狡辩”之类的，然后就给我父亲的单位打了电话。
我父亲很快就骑车赶到，问老师出什么事情了。老师说，你儿子考试作弊，我已经查实了。接着就是对我父亲的教育。我在旁边插嘴道，爸，其实我…
然后我就被我爹一脚踹出去数米远。父亲痛恨这类事情，加之单位里工作正忙，被猛叫来了学校，当着全办公室其他老师的面被训斥，自然怒不可遏。父亲骂了我一会儿后，对老师赔了不是，说等放学到家后再好好教育。我在旁边一句都没申辩。
老师在班级里宣布了我作弊。除了几个了解我的好朋友，同学们自然愿意接受这个结果，大家也没什么异议。没有经历过的人恐怕很难了解我当时的心情。我想，蒙受冤屈的人很容易产生反社会心理，在回去的一路上，15岁的我想过很多报复老师的方法，有些甚至很极端。最后我都没有做这些，并慢慢放下了，只是因为一个原因，Z，她相信了我。
回家后，我对父母好好说了一次事情的来龙去脉。父亲还向我道了歉。我的父母没有任何权势，也不敢得罪老师，况且这种事情又说不清楚，就选择了忍下。父母说，你只要再多考几个满分，证明给他们看就够了。
但事实证明这类反向激励没什么用，从此我一看到数学课和数学题就有生理厌恶感。只要打开数学课本，就完全无法集中注意力，下课以后，我也变得不喜欢待在教室里。当然，也不觉得叶子那么绿了，连窗外飞过的鸟都小只了。
之后我的数学再也没得过满分。之所以数学成绩没有一泻千里是因为我还要和Z去同一个高中，且当时新的教学内容已经不多。而对Z的承诺，语文老师因为我作文写得好所以对我的偏爱，以及发表过几篇文章和长跑破了校记录拿了区里第一名都是支撑我信心的来源。好在很快我们就中考了。那一次我居然数学成绩…对不起，不是满分，辜负了想看励志故事的朋友。好在中考我的数学考得还不算差，也算是那段苦读时光没有白费。
一到高中，我的数学连同理科全线崩溃了。并不是我推卸责任，也许，在我数学考了满分以后，这故事完全可以走向一个不同的结果，依我的性格，说不定有些你们常去的网站，我都参与了编程，也许有一个理工科很好的叫韩寒的微博红人，常写出一些不错的段子，还把自己的车改装成赛车模样，又颠又吵，害丈母娘很不满意。
在那个我展开信纸打算给Z报喜的瞬间，我对理科的兴趣和自信是无以复加的。但这居然只持续了一分钟。一切都没有假设。经历此事，我更强大了么？是的，我能不顾更多人的眼光，做我认为对的事情。我有更强的心理承受能力。但我忍下了么？未必，我下意识把对一个老师的偏见带进了我早期的那些作品里，对几乎所有教师进行批判甚至侮辱，其中很多观点和段落都是不客观与狭隘的。那些怨恨埋进了我的潜意识，我用自己的那一点话语权，对整个教师行业进行了报复。在我的小说中，很少有老师是以正面形象出现的。所有这些复仇，这些错，我在落笔的时候甚至都没有察觉到。而我的数学老师她是个坏人么？也不是，她非常认真和朴实，严厉且无私，后来我才知道，那段时间，她的婚姻生活发生了变故。她当时可能只是无心说了一句，但为了在同学之中的威信，不得不推进下去。而对于我，虽然蒙受冤屈，它却改变了我的人生轨迹，我把所有的精力都花在了那些更值得也更擅长的地方，我现在的职业都是我的挚爱，且我做得很开心。至于那些同学们，十几年后的同学会上，绝大部分人都忘了这事。人们其实都不会太把他人的清白或委屈放在心上。
十几年后，我也成为了老师。作为赛车执照培训的教官，在我班上的那些学员们必须得到我的签字才能拿到参赛资质。坐在学员们开的车里，再看窗外，树叶还是它原来的颜色，飞鸟还是它该有的大小。有一次，一个开得不错的学员因为太紧张冲出赛道，我们陷入缓冲区，面面相觑。学员擦着汗说，教官，这个速度过弯我能控制的，昨天单人练习的时候我每次都能做到的。我告诉他，是的，我昨天在楼上看到了，的确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