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段时间我几乎每天都在喝酒，没有一天不是凌晨才回家。每天穿着大眼儿的丝袜，蹬着高跟鞋，两根手指夹着支烟，给自己涂个大红色的嘴巴走在这个城市。我不知道自己为什么非要这么干，但我只知道，如果当时的我任凭自己的状态消沉下去，我很可能在某个周末被压抑扼死在那个破旧的小屋里。这种想法如今想起来很滑稽，但却是我当时的唯一念头。
没人瞧不起我，没人给我冷眼，我只是突然觉得自己渺小。我按照之前做教师时的工资提了薪资要求，可这个数字在北京这个城市仍显得少到可怜。有时候，我会在下班之后坐在人潮拥挤的国贸地铁口拎着一瓶啤酒看周围的人：他们个个行色匆匆，好像这个城市一直需要他们；他们好像永远那么忙，好像他们就是这个城市未来命运的决定者；他们总说“下班了，回家”，可我总是想：这个城市真的是他们的家吗？能让自己睡个觉的地方就是家吗？他们真的需要一个每平米支付五万块才能买下来的家吗？我们每个人好像一直都在跑，却总觉得自己把心和最后一点安全感落在了千里之遥的家乡。
我开始强迫自己找个北京籍男友，我希望这么做能换来内心的安全感和归属感。我知道有了他就不必再到处问路；我知道有了他不用住在冬天盖三床被子才能暖和起来的旧房子里；我知道有了他能有个关于明天的期许；我也知道，有了他也许就不会让我的孩子跟我一样，不得不面对初到大城市的怅惘。
当我的男朋友第一次带我回家的时候，我并没有看到新楼盘里气派的大宅门，那是一幢破旧的小楼，电梯里黑咕隆咚，开门的是两位老人。我低下头默默吃饭的时候，我听到他母亲在厨房里问他：“怎么是个外地姑娘……”
2011年，因为连续喝酒熬夜和不规律生活，我生了场大病，父母闻讯赶来，给我单独租了一间房子。他们说：回去吧，回家怎么都比这样强。我就乐了，我说我来了就不打算走，要是这么走了我之前受的这些罪就全白费了。我妈开始掉眼泪，她说，我知道你过得不好。我说真的，我过得挺好，我要是真过得不好，我都活不到今天。
之后的日子我开始老实地生活，大约是之前过剩的荷尔蒙都被那一场病搞得消失殆尽，再不需要酒精和彻夜狂欢来消耗它们。我发现日子竟然也能这么顺理成章地过，我再也不在意北京户口，我再也不羡慕三环有房，我再也不动辄就长吁短叹，我再也不把自己搞得狼狈不堪。事到如今，除了每个月让自己活得不再拮据之外，我还能掏出一大笔银子补贴父母。当赚钱、买房这类事情都有可能靠自己的本事实现的时候，我才发现，那些之前以为永远不会过去的东西，竟然就这么简单地过去了。上个月拿钱给我妈的时候，我爸沉默了半天，突然冒出一句话：“没想到，你还是翅膀硬了。”
我仍然不劝所有刚拿到大学毕业证的孩子把这个城市作为就业的首选。我爱过这个城市：我喜欢京腔，我喜欢密布的胡同，我喜欢下午的后海。是的，你可以在这个城市赚到更多钱，这个城市遍地都是机会。但你也要知道，你要为此付出什么样的代价。如果手里已经端稳了一个饭碗，想换个更好的饭碗，你可以来这里；不过如果你此时手里并没有一个吃饭的家伙，想来这儿张开手讨口饭吃的时候，你就要清楚，你可能要下跪。
新年开始的时候，身旁的几个朋友先后离开了北京，选择回家乡去继续工作和生活。走的时候他们跟我说：“当时觉得非来北京不可，现在突然觉得，活着是让自己自在快乐的，这个最重要。”我听着倒是像突然明白了点儿什么。好吧，这个让我们又爱又恨的城市，我没本事让自己成为你孕育的孩子，但我起码能让自己不死在你怀中。
代金卡
文 / 另维 90后写作者 大三学生 NBA节目主播 @另维_
“嘿，能稍微，稍微留步吗？我有一样东西送给你。一张代金卡，赛百味三明治店的，我不知道它余额多少，也不认为它在这里有什么实用价值。我知道有点莫名其妙，但是请允许我，依然把它送给你。其实它原本就是个礼物，别人送的。”
1
2010年，我18岁，独自来到西雅图的华盛顿大学念书。一切都是新的，语言，饮食、用拥抱蹭脸表示“你好”、“再见”，以及在开学前上学校书店自购课本。
课本按学科分类。书店很大人很多，我右手环抱一个文件夹，取书放进怀里，转身碰见熟人，寒暄着同路回家。进了寝室才发现书还在手里，大约因为被挡在文件夹后，躲过了人们的视线。
我发了会儿呆，连忙查看定价。飞来横财啊，净赚175刀，添点零头就是一个Kate Spade小手包，本学期开门大吉。
但我又马上皱起眉头，这种事难免掉人品，恐有报应，搞不好会碰上一个变态教授或者出门丢钱包。如果再不幸点，所有的课上都碰不到一个美少年，那我就要哭了。
我左思右想，神情恍惚。出门吃午饭，没走两步，便险些撞上电线杆。报应来得太快了。我抓起那本书，一路小跑杀回学校书店。
“真对不起，我刚刚在这里遇到熟人，聊着天忘了手里还有书，结果没付钱就走出去了。我不是故意的，书还给你们。”
柜台前，收银员接过书，连声道谢，谢得我脸红得都想逃了。末了她又说一句 “请等一下”，转身与同事交头接耳起来。不一会儿，她们一齐回到我面前，手里多了一张卡片。
“昨晚来了个老奶奶，丈夫刚刚去世，也是华盛顿大学的毕业生。这张赛百味代金卡是老人生前没用完的，她希望我们把它送给一个善良的人。我们达成共识，你完全配得上这份礼物。”
她们用了“deserve”一词：值得，配得上。
我接过卡片，不新，但被保存得很完好。卡上附有一张黄色小纸条，我对英文手写连体字还没有辨识能力，琢磨了几遍，勉强读出最后一句话：Thank you for your random action of kindness.（感谢你不经意间的善行。）
我眼前飘过Kate Spade小手包，红色款橙色款黄色款还有格外别致的宝石绿款，一阵脸红手抖心虚。
而店员还在意犹未尽地窃窃私语：“谁说中国人素质低爱贪小便宜，真是信口开河。”这一句入耳，已经起步走人的我脚下一顿，心头有什么东西动了一动。
2
开学几个月后，脑袋里学校甚至城市的地图渐渐清晰起来，我开始习惯每天排队乘公交车，习惯平日常把“谢谢”挂在嘴边。在每周四的晚上，也会裹上小片裙和同学们一块儿走进酒气缭绕、乐声震天的派对，还在校日报社做起了记者。
有一天去市中心跟访本校教授的公共演讲，活动结束时天色已暗。眼看快到黑人流浪汉出没的时间了，我加快脚步，却还是被一个高大的黑人乞丐挡住了去路。
我吓得脸色惨白。他伸出手：“我肚子很饿，你能给我点零钱买东西吃吗？”我摇头。我确实没带现金，只好不好意思地冲他笑一笑。
“Well, thanks for your brilliant smile. （那么，谢谢你明亮的笑容。）”他说罢，侧身让路。
“不用谢。”我说完，小跑几步加紧离开。忽然想起卡包里那张赛百味代金卡——我禁不住又停下来，转头看向那位巨型黑叔。他的黑衣服和黑脸在半黑的街头化作一团不太明显的黑影，一种寂寞与无助的存在。
我从包里翻出代金卡，跑回去递给了他。
他连声道谢，并在我转身离去时叫住我：“Young lady, it's not safe out here. Are you taking bus? I walk you to the stop, okay? （年轻的女士，这里不安全。你去搭公车吗？我和你一起走到车站如何？）”
我们拐过路口，一小群黑人映入眼帘，围绕在公车站附近，大声说着语调夸张的英语，看着我从他们面前走过。
那之后一段时间，我还经常想起那张代金卡，然后猜测它的余额。
是的，我并不知道它值多少美金。它属于我时，我要么把它遗忘在卡包里，要么在拿出的一刻忽然舍不得使用。我祈祷不要太少，否则对不起黑叔陪我走路的好心；也不要太多，否则我就亏大发了。
那么，我的回身递卡，和他的“I walk you to the bus stop，okay？”，又分别值多少钱呢？
又过了一阵，因为参加公益活动的缘故，我每个星期四上午都会前往西雅图的苏丹流民区。他们是战乱时代逃难前来的流民，群居在偏远小镇上，与世隔绝一般生活着。
政府鼓励高中生和大学生们趁课余时间来帮助这里的小孩子，我报了名，教他们简单的英语与算术。
事实是，没有多少孩子买这份善举的账，纵使我们提供零食饮料，听课的人数还是在新鲜感淡去之后一天一天地减少。
我以在聊篮球的间隙讲算术的方式，留住了两个男孩一个女孩，三兄妹。学期结束时，他们的母亲邀请我共进家庭晚餐。
我在餐桌前拆开来自这位苏丹母亲的礼物，然后足足愣了五秒钟。
一张一模一样的，赛百味代金卡。
我试着想象这张卡在离开我后所经历的旅程：被巨型黑叔转送给苏丹孩子，孩子交给妈妈？或者，它们原本就不是同一张卡。
3
“少年，我所讲述的卡片，就是这张了。它躺在我的卡包里，随我来到地球另一边，和我一起在这座小村庄里遇见你。”
大三的时候，我办理了一年休学并回国。在国内，我跟访一个东莞工厂的女工，随她一起来到了她的家乡。路过这片田地时，遇见了你。少年，那时候你正在四处漏光的树荫下读书，用树枝在土地上做算术。我跟着你，看你因为热爱读书被同伴嘲笑，被父母责罚，而这一切都没能阻止你对知识的渴望。
你告诉我，你要考进镇上的初中，城里的高中，然后上大学去。我忍不住坐在你身边，和你一起摆弄树枝，给你讲外面的世界。
你疑惑的眼神告诉我，你并没听懂这张代金卡究竟是什么，你或许认为它很值钱，又或许觉得它不过和你用废卡纸折成的玩具一样没什么用。但我依然把它送给你。
生活一成不变也瞬息万变，我看到这双小小的眼睛里，那个充满希望的你，就仿佛看到一个青年的你，拐进美国街头的赛百味店铺，用娴熟的英语匆匆买下三明治，然后回到人流里继续前进。
怎么会突然想起那个村庄和少年呢？已经过去两三年了。此刻我正开车行驶在去往芝加哥的路上，夜色深沉。不过，我好像开错路了。
这次我是来芝加哥做暑期实习。机场到酒店路途遥远，我开着华人中文电台，以防精神不济。
节目主题似乎是“你所收过的特别的礼物”。主持人与嘉宾们在一通接一通的电话里调笑不止。我听见有男声说赛百味代金卡，心头一动。
“我曾参加‘美丽中国’去山区支教的一个活动，离开时有个学生送了我一张美国地区的赛百味代金卡。我不知道这张卡是通过什么神奇际遇辗转到了那里，但那个小学生显然很珍惜这张卡，他用布把它层层包裹了起来，轻拿轻放，后来说什么也要送给我，我很感动。”
男生的声音很好听，只是大约不善言辞，故事被他讲得干巴巴的，调频冷场了两三秒，大概连主持人也不知用什么语气接话才好。
而我已经刹了车，翻找起电台号码，我有相似的故事要讲。
高速上夜色深沉，来往的车辆也很少。我坐在车里，许多往事自记忆深处倾涌而出。等我找到号码，调频里早已开始了另一则故事。芝加哥的夜冷而干燥，车内却暖洋洋的。我静坐在车里，心想，就让这张代金卡继续它自己的旅行吧，我原本就是一个传递者，而非拥有者。
我放回手机，轻踩油门，转动方向盘，重新上了路。
孤独患者
文 / 陶立夏 作家 翻译家 摄影师 @陶立夏
那间会议室简直就像是宇宙黑洞，投影仪的光线之外漆黑一片，让人在咽口水的间隙忍不住猜想窗帘的厚度。而我们整个团队准备了月余的营销策划提案，只换来甲方负责人一个高深莫测的表情。末页那句硕大的Thank you渐渐隐没，像是在自嘲我们的不知深浅。
呕心沥血换灰飞烟灭。
走出会议室，美丽的前台小姐以娴熟的手势按键打开感应门，头都懒得抬。也是，你不能要求流水线上的工人拥有充沛的感情。
我盯着手里的名片——此行的唯一收获，目光灼灼恨不能烧出洞来。
Rui Fu，企划总监。
“还记得我吗？”身后有个人问。正是会议桌尽头那块攻不破的万年玄铁：Rui Fu。
我扭头看他，眼睛的角度尽量不斜。
记得？就算被宇宙射线辐射百万次我都认得。五分钟前正是他抬一抬手就否了我的提案。想到那些加班加点无论魏晋的日子，牙齿咯咯响。
“付总。”我尽可能快地切换一个专业笑容，不着痕迹地把他的名片放进口袋。
“没吃早饭吧？脸色不大好。”他说，“来，我请你喝咖啡。”
电梯叮一声停了，他大踏步走进去，伸手挡着电梯门，分明不给我拒绝的机会。
“你的提案，已经比前三个出色很多。”他说。
前三个？我看下手表，早上9点05分。他们是什么作息时间啊？好吧，devils never rest(魔鬼从不休息）。
“谢谢付总的意见，对我们颇有指导意义。”我虚应着，心里默默拼写：d-e-v-i-l。
在大堂咖啡座，我握着第一次由甲方买单的咖啡，不死心想做最后一搏：“付总，以后不知道还有没有机会向你brief（简述）改进过的提案？”
“你真的不记得我了。”他叹息。
从来没有遇到过如此感性的甲方，疑惑、忐忑、好笑各种情绪交织，最后我只得用几乎震惊的神情看他。
“班长。”他虚弱地说。
“你，你是？！”
他是付汝文，妇孺，有辱斯文。这大概是他的名片上只有英文名的真正原因吧。
“那我们打开天窗说亮话，这次投标底价多少？”我一下挺直了腰杆，恨不能摩拳擦掌。
“晚饭时候告诉你。”
结果是，我在吃过大概十五次烛光晚餐与二十次大排档之后，依旧没有知道底价。
为表示自己也有尊严，这个周末我拒绝了付汝文的邀请，去妈妈家吃晚饭。
晚饭后她搓着衣角，趁朱叔叔去泡茶的间隙踌躇半晌对我说：“今年的大年夜，你还是去看下你爸。”她踌躇得让我误以为他们离异多年还余情未了。我一边点头应承，一边从包里掏一叠簇新的现钞放到她手里：“我的年终奖，给你派红包用。”老实说，要能拿下付汝文的单子，这叠现钞会厚得多。
她略做推辞，收下了。又问：“那红包你买了吗？不会忘了吧？”
“你自己去便利店买吧。”我揉一揉太阳穴，“最近忙，忘记了。”
她点点头，算是原谅我的这点疏忽。
过年她都希望我能去爸爸那边，当然不是怕我爸孤单，主要是不希望我和朱叔叔家的孩子打照面。她改嫁朱叔叔时，他的一双儿女并不比我年长多少，但如今都已成家，孩子都上幼儿园了。我呢？孤家寡人，连个正式男友都没有，真正的输人输阵。
她愁容满面地送我出门，好像还有心事没有机会说。我没告诉她爸爸并不想见我，他甚至没接我电话。这是我爸的好处，直截了当，不在没可能的事情上多费唇舌。他们的婚姻或许已是他能做的最漫长的一场妥协。
记得小学五年级那年，我照例在开学前上门去问我爸要学费。应门的时候他手里拿着一只新书包，那种明亮的粉绿色，仿佛清晨还沾着露水的苹果叶子。只是，到我走都没摸着那书包。这些年他并没有再婚，立意游戏人生，所以事到如今我都不知道他那只书包究竟是为谁准备的。
那次回家我破例跟妈妈要求买只新书包。她倒也不意外，只是心平气和地问：“你说，我哪里来的闲钱？”与我打商量的语气。
所以我很早就懂得，不是每个人都有任性的权利。
大年夜一个人过。我在空荡到要哭出来的超市里采购速冻食品，外面偶尔有烟花的声响，像远处的闷雷，但传到耳中余威犹在，震得人头皮发麻、心肝俱颤。值班的中年店员阿姨用近乎同情的慈爱目光看着我。
手机响。付汝文。
“你在哪里？”
“啊，付总，新年好。”
“新年好。你在哪里？”
“度假呢，亚马逊丛林。”我将一袋打折的速冻三鲜饺子放进购物车。
“你在丛林里煮饺子？我以为他们更爱生肉。”没等我解释，电话那头的他已收了线。
他从生鲜蔬菜区走出来，黑色高领毛衣，洗得很旧的牛仔裤，手里拿着一袋盐和一把葱。还，蛮好看的。我在心底客观地评价道。
“走，去我家吃晚饭。”
简单的家常便饭，连只烤鸡都没看到，更别说蜗牛了。所以桌上那瓶红酒与一对水晶高脚杯略显浮夸。我大概露出了失望的神色，并且没有来得及掩饰。
“你希望看到什么，酒池肉林？”付汝文没好气地问。
“据说年过三十还单着的男人，都有隐衷。”攻击是最好的防守。
“也有女同事向我示好，表示欣赏，我觉得她眼光有问题。你看，你的品位就好，总是很嫌弃我的样子。”
我的防线溃不成军。
整个春节他都变着法子做好菜，每逢佳节人寂寞，我一时不察，从吃晚饭演变为留宿，却一点甲方的秘闻都没探到。我的节操一定是被满天的烟花炸成了灰。春节过后，很快又从在他住处过周末恶化成长住，因为他愿意顺道送我上班。清晨站在冷风里为两块钱坐公交还是四块钱搭地铁这种事计较，并不能显得你有多聪明。时常需要出差，租的小公寓使用率还比不上酒店，所以干脆退掉，这样一来，每月的薪水居然有了盈余。付汝文说：“两个人住更符合经济学原理，绿色环保。”
上海的冬天是可与南极媲美的。下班后我直接躲进被窝里看美剧，直到付汝文加完班回来。他一边开暖气和油汀一边问：“这么冷，怎么不开空调？你以为灯光可以取暖吗？”
这大概是他说过的最浪漫的话。泪水突然就下来了。
“为什么哭？”他大概习惯了我都市白骨精的风骨，被突然从天上掉下来的林妹妹吓到，愣一会才过来用指尖轻轻抚摸我的眼角。我在他怀里找个最舒适的角度蜷起身体。
“小时候，我在火车站迷路了。”
“然后呢？”
“那年我十岁。”
“然后呢？”
“那年我爸爸和妈妈离了婚。”
他紧紧抱一抱我，依旧问：“然后呢？”他真是个谈价钱的高手，声线这样温柔，却比最严厉的刑讯逼供都有用。我发现自己的意志都随眼泪流进了下水道，那些千辛万苦才得以在脂肪下藏妥的心事，差点就全部倒出来放到他手里。
“日子很苦，我妈不是个坚强的人。”
“然后呢？”
“其实是她把我扔在火车站，但半路又后悔了，回来把我领了回去。”
“傻瓜，是你走丢了。”他又紧紧抱一抱我。
“不，是她不想要我了。”
“你是猪吗？谁会舍得不要你？”
但我记得很清楚。那年冬天，妈妈第一次去同事介绍的相亲对象家吃饭，带了我去。上海的冬天真冷，那个叔叔看我冻得跺脚，开了油汀。我从没见过那么暖那么亮的光，好像世界上所有的不快乐都能融化在里面。那个下午我守着油汀，舍不得离开半步。
但是他们没有成。介绍人来传信的那天，妈妈在卧室哭了。“那天你怎么让他开了油汀？那东西多费电你知道吗？”
吃过晚饭，她突然说：“我们出去走走。”
大概是因为内疚，我什么都没有问，冒着冷风跟她一路走到火车站广场。
“你在这儿等我，知道吗？”
我在广场那个寒冷的角落里等了两个小时四十三分种。我确切记得那分分秒秒，因为每隔五分钟我就去看一眼广场那座高悬的大钟，“上海站”三个大字是血一般的艳红。当妈妈的身影再次出现在人群中时，我把眼泪忍了回去，只怕她又因心烦改了主意。我不知道她为什么后悔，这些年都没想明白。但或许她就是这么一个人，做什么都缺少决断。
“你记不记得有一次你考了第二名，放学后在教室里哭？”付汝文问。
没齿难忘。那时候妈妈嫁给了朱叔叔，中间几年的辛酸，不足为外人道。想起自己以后要从一个陌生男人手里讨生活费，哪有脸面拿第二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