哥哥失踪前的几天，问我妈妈：“你是不是更喜欢你的小儿子啊？他又懂事又听话。你看我的两个儿子，我跟他们妈妈吵架，老大就杵在那儿绷着脸不说话，小的就会到他妈妈那边笑笑，再到我这边笑笑。你看弟弟不就是像我那个小的那样吗？”我妈妈生气地说：“我对你们都是一样地疼爱！”妈妈告诉我这件事时，我说：“他是担心你们会嫌弃他。”妈妈那边激动地说：“他是我儿子！我怎么会嫌弃！”当我三十岁时，我会想起他的三十岁，也会想起我爸爸的三十岁。我们一个个穿过这个时间的节点，奔赴未来的生活。我常常为我父母而心疼，他们养育了两个他们无法理解的孩子。他们至今在期待一个安全而平坦的人生。哥哥最后一次电话跟我说：“我在家，根本不敢看妈妈的眼睛。她的眼睛叫人害怕。”
以前没有电话时，每回收到在外读书的哥哥来信，爸爸都要回信。常常是他和妈妈在房间剥棉花，我趴在桌上拿着纸笔，他口述一句我写一句。经常是这样开头的：我儿，收到你的信了；结束的话也是固定的：钱省点花，好好读书，出来为国家社会多做贡献。妈妈会添一句：饭要吃饱！我也会添一句：带点书回来看！现在虽然我不写信了，但是我会不断发短信给他：“我想生活总是这样，坏一点，好一点，再坏一点，再好一点，好好坏坏之中，人变得坚韧起来。就这样，不至于好到哪里去，也不至于坏到哪里去。时间继续往前走，日子继续往前过。在反复折腾中，对于人生的各种境遇，世态炎凉，人情冷暖，都有了丰厚的体会。领受属于我生命的独一份，并去过好它就可以了。”我希望他能看到这段话。而我最希望的是看到他回的短信：“弟弟，我没事。祝你生日快乐。”
无法隐居的人
文 / 毛利 专栏作家 @毛利
2009年，我在北京待了整整一年，到最后一个月，我觉得情况糟透了。天气太冷，脾气逐渐变坏，我和朋友在三里屯的小酒吧喝酒，已经没有任何男人给我们买酒。某一天我站上药店的体重秤才发现，男人绝不是好心肠的瞎子，我们只好寂寞地自掏腰包，互相请对方喝一轮。
圣诞节前后某天，我穿着羽绒服（暖气不足）躺在出租屋的床垫上，翻着一本比尔·波特的《空谷幽兰》，翻到第五页我决定打包行李滚出北京，也去找个地方隐居一次，彻底地，净化身心，戒掉电话网络各种不良习惯。我想象自己从那个缥缈无人的山谷中出来时，已经是个如苍井优一样明亮纤细干净的女孩，而不是眼下这副臃肿肥胖痴呆的模样。
实话实说，如果你漂亮，有人追，买得起橱窗里的名牌包，你肯定不会跟我一样想去大山里待一阵。当时我穿着羽绒服腾空一跃，先去左家庄的小百货店，买了四个蛇皮袋。一袋子书，一袋子衣服，一袋子鞋，一袋子败家玩意儿。跟室友打招呼，下个月开始不住了。再跟我妈妈打电话说要把所有东西寄回去，她大喜过望说：你要回家了？我说是的，不过回家前要先去哪儿玩一趟。
在收拾房间的过程中，我越来越发现，这个世界真是物欲横流，一个女人居然需要这么多东西，吃的用的喝的玩的，没完没了无穷无尽。我迫不及待地，想要过上传说中的隐士生活——吃得很少，穿得很破，睡的是茅屋，在高山上垦荒，说话不多。这不是存心找罪受，而是像吃惯了红油火锅，热切地盼望着吃几顿清粥小菜。
这一次，我的背包里只有换洗内衣和洗漱工具，一条备用牛仔裤。当天晚上在网上买了一张去云南的机票，既然要住很破的房子，最好还是找个温暖点的地方。
云南冷得要命，刚到大理我就在大街上买了条披巾，不可思议的是，我在人民路碰到一个北京的朋友，我们马上跟在簋街一样，快快乐乐地点了大救驾玫瑰炒鸡蛋、风花雪月啤酒。吃完躺在客栈里，觉得屈辱万分，飞越千山万水，居然还是摆不脱脑满肠肥的宿命。
幸好客栈老板娘说鸡足山有几座小庙，的确有人在那修行。有人插嘴说，鸡足山上的庙实在太破，连电都没有，也没信号，一个女的去，有点危险。又有人说，干吗不去苍山上的无为寺？那里有一星期的武术修行班，很多外国人去，学点打坐、马步、三脚猫功夫，挺不错的。
我拎着包，在大街上找了一辆黑车，告诉师傅去无为寺。他说六十块我说四十块，最后以五十块钱成交。那天下午大理的天气好极了，晴空万里，爽朗无风，小鸟喳喳叫，想到马上要跟这个世俗的世界暂别，已经开始涤荡心灵深处的污垢。去的路上相当幽静，一条山路往上开，除了偶尔冲下来辆小面的，连个闲逛的村夫都没有。司机默默无语，我一路看着景色越变越绿，激动得努力控制住情绪。
到达无为寺，背上行囊，在后门碰到两个和尚，正从面包车上卸进口红提，我问他们武术在哪儿学，他们指了个方向。我边走边想：这群和尚吃得真好，也罢，第一次隐居不宜太激进。
庙里果然有几个外国人，一个金发姑娘热情地问我是不是也来学功夫，她说走，我带你去报名。我跟着她走在曲曲绕绕的小径上，觉得此处甚好，甚幽静，甚是适合短期休养。传说中的武术修行班放在一个破破烂烂的小院里，几个外国人在里面练着马步，一个面带笑容的和尚看到我问：你是中国人吗？我点头，他随即告诉我：对不起，我们这不收中国人。
是以什么样黯然的心情离开了无为寺？现在我已经记不太清楚，总之就是又气恼又丢脸。走出庙门一看，黑车司机还在那里，我问他你怎么还在，他说这里不收中国人呐，我终于知道他为什么一路都默默无语。他说：你下山吗？我也下去，这回收你三十。
我不可能像比尔·波特写的那样，到终南山顶，找一个无人居住的茅房，就着两袋面粉过一个冬天；我也不可能像梭罗一样，孑然一身跑到湖边自己造个房子住。我唯一想做的事情就是跑到一个没网的地方待几天，感受下脱离世界的感觉，可我居然因为是个中国人而被拒绝了。下山后客栈老板娘听说了这个消息，立刻说，那和尚每晚都去坏猴子酒吧喝酒，你要不要过去跟他喝两杯联络下感情？没准就让你去了。不，我这辈子都不打算再去无为寺。
后来我发现想找个世外桃源般的地方住着，听上去很简单，找起来真难。到处都是人，诺顿那样乡下的地方，只要有一个背包客说那里很好，马上整条街都是揣着单反的哥们。一个不太熟悉的朋友跟我说，你可以去杭州乡下，空气好极了，现在人也少。我琢磨了几番，觉得那里没准有郁达夫笔下《迟桂花》的气息，有点蠢蠢欲动。朋友说，帮你打听好了，那里的农家乐一个房间一天收三百，你是我朋友，去一个月给六千就行。
如你所知，我很穷，听到这个消息我甚至后悔放弃了北京两千块的出租屋，其实拉断网线在里面进行一番辟谷运动，没准也能收获大块大块的孤独。不过这种人出现在城市里，看上去都像标准精神病。
两年后，我终于有了一个机会。那一年我无意中去了修行大本营，印度的瑞诗凯诗，大名鼎鼎的瑜伽城。大把和我一样想要由内而外洗洗肮脏心灵和肥腻身躯的闲人，聚集在那儿。没费多大工夫，就找到了一家ashram（隐修所），那里没有网，没有电视，没有信号，没有交通工具，离小镇步行需两小时。房间里只有一张床铺、一个水杯。在这里既不允许抽烟喝酒，也不允许高声喧哗，甚至连聊天都最好避免。你只需要做一件事，冥想。
冥想的内容还是人类终极问题，我是谁？我从哪儿来？我到哪儿去？我对禅学一无所知，正式开始修炼前，蹲在清澈的恒河边，吸了一根印度草烟。那是本地人用烟叶做的，吸着吸着想起王小波写在云南拿这种烟叶抽，一把火燎光眉毛，呵呵乐了。那时候我就知道自己在冥想上不会有什么出息。
终于过上了梦寐以求的与世隔绝的生活，我们从早上五点开始打坐，七点练瑜伽，九点散步冥想，中午休息，下午再练一堂，到晚上又是打坐冥想。我本应沾沾自喜，可是两天后的一个下午我终于明白这次地方是对了，但时机不对。隔壁的墨西哥女人告诉我，她来这儿是因为和法国男朋友分了手，问我，你呢？我说我刚交了男朋友，他很好，在工作。
你想他吗？
想，何止想，我的每一次冥想都成了大段爱情与动作电影回放。于是这一场本该深入灵魂最深处的探寻，因为我满脑子心有旁骛，最终每一分钟，都在眼巴巴渴望回家。
修行结束的那个下午，我兴高采烈，乘了第一辆的士出山，又叫了一辆昂贵的出租车去火车站，随后飞也似的，离开了印度。我的男朋友在机场等我，问我修炼得怎么样。
那一刻我只觉得做个普通人已经相当满足，一个人若非碰到大起大落，实在犯不着跑到山里拼命冥想“我到底是谁”。爱情没收所有清高，当时我只想跟他一起吃红油火锅。
直到这份恋情褪去热情，我才又一次，像回忆亲妈一样回忆那一年在印度，早上湿冷的空气，山中宁静的小道，五平方米小屋内的独坐，林间瀑布的冥想……
不过我知道，再一次跑去隐居，只要在门口放块巧克力蛋糕，俗人立刻又能觍着脸跑出来。
光灿烂时，星已死灭
—— 献给《今世今生》的亿万维诺妮卡
文 / 蔡康永 主持人 作家 @蔡康永
从星空开始
看见那颗星在天空闪耀的时候，那颗星可能早已在两百七十万年以前死了。因为那星的光，要跋涉两百五十五亿亿公里的路程，才能到达你的眼。当你为那星落泪、凭那星起誓的时候，那星早在整个文明开始之前，就灭绝净尽。当一个维诺妮卡领悟、看见的时候，另一个维诺妮卡早已释放过最灿烂的光芒，灭绝净尽了。基耶斯洛夫斯基的电影，常常把宇宙带到我的面前。
旅程中想起
约翰·巴斯在小说《夜海之旅》里，将一枚奋力泅泳的精子当主角，夹杂在无数互相竞争的勇者之间，开始思考造物者和他们这群勇者之间的关系，他们这样想——创造我们的造物者不见得是不朽的。我们可能不只是他的使者，我们可能还是他的“不朽”。我们延续了他的生命，延续了我们自己的生命。我们变化形体，超越了个体的死亡。造物者和勇者，彼此创造了对方……这枚精子，越想越惑乱，有可能我在一开始游泳时，就已经灭顶了，只是我在咽最后一口气之前，幻想出这整个在夜海游泳的旅程罢了……
有时我认为：我就是那些已经灭顶的、我的朋友，活下来了的那个维诺妮卡，在电影结束以后，也会开始这样的生命，可能真的隶属于一个更巨大、浩瀚的整体。
个体的死亡，并不能臻至灭绝，而是通过死亡或变形，参与到另一个生命里去。不朽，就靠着这么无赖的手段，得以完成。
被爱情繁殖
马歇尔·埃梅在小说《分身》里，造了一个能随意复制自己的家庭主妇。
这位主妇，起初为了兼顾爱情和婚姻，动用了自己的化身。结果情况越演越烈，各种对女人的需求纷至沓来，家庭主妇使尽浑身解数，小说结束前，她在世上的化身多达六万七千名。最后，还是因为爱情的关系，化身之一被勒死。其他所有化身，一齐微笑告别人间。
爱情，在基耶斯洛夫斯基的电影里，以种种幽深隐微的方式，蔓布于生命的所有枝干。爱情并不是救赎，爱情就是道德本身。爱情的光源，把一个人的影子，不断投射在地球不同角落。而这些影子，因为爱情的缘故，便都能够活下来，自己走动、相信生命。
即使有六万七千个维诺妮卡，同时朝爱情的光源凝望，也就是如同六万七千朵向日葵，分享同一个太阳，而每一朵向日葵都能得到足够生长的阳光，不觉得生命有匮乏。
从梦境胎生
豪尔赫·路易斯·博尔赫斯如同庄周到罗智成这整整一脉的恍惚神智，总在猜疑自己的一生，是别人做的一个梦：人类的世界，是造物的一个梦。造物呢？也许是人类的一个梦吧！
博尔赫斯在诗里写他梦见的《白鹿》——
轻柔的生物，由一点点记忆与一点点淡忘而组成……
管制这奇怪世界的诸神让我梦见但不驯养你；
或许在渺达未来的一处转角我会再度见你……
而我自己也是一倏忽即逝的梦，只不过多梦几天
多留些时候……
活下来的、在爱情里的那个维诺妮卡，意外瞥见一张旅游照片中另一个已逝的维诺妮卡时，恍恍惚惚地、似懂非懂地，然后，会过意来地，痛哭了。
她是没有办法不哭的。
博尔赫斯的《环形废墟》讲一名以做梦来生育子裔的术士：他先梦见跳动的心脏，最后把头发也一根一根以梦造出。他完成了造人的任务以后，用火来焚身，他准备好要接受死亡的解脱了。谁知道火并没有如他预期的那样烧焦他的皮肤，而只是轻轻拥抱抚摸着他。博尔赫斯这样作结：
……欣慰、屈辱和恐怖的感觉，同时袭向他，他突然领悟：自己也不过是个幻影，另有别人在梦里创造了他。
欣慰……屈辱……恐怖……维诺妮卡是没有办法不哭的。
在另一个城
伊塔洛·卡尔维诺，《看不见的城市》，在第二章首，马可波罗想着：
……每当抵达一个新城市，旅人就再一次发现一个他不知道自己曾经拥有的过去……他必须前往下一个城市，在那里会有另一个过去等着他，或者是，某种原本可能是他的未来，目前却成了某人的现在的东西，在等着他……
巴黎的维诺妮卡，邂逅了克拉高的维诺妮卡。城市身世的秘密，几乎要被拆穿——这无数形貌各异、各自靠经纬度标示的城市，其实，都只是同一个地方而已。波兰的城、法兰西的城，其实依赖的是相同的城民、相同的姓名，相安无事地前后错开了时空，像行星那样，谨慎地在自己的轨道上，兜着兜不完的圈子，以便瞒住那做梦的人，维护住这一个一个，繁衍为城市的梦境。
只要不被撞碰，我们便都得以像心脏病发前的这个维诺妮卡，发现照片上的那个维诺妮卡一般，对号入座在生命的观众席上，偶尔心丝牵动，终究转瞬而忘，不会去探知大放映幕的另一面，也坐着一批同名同脸的观众，痴迷地望着银幕。
有那样一个早上，你心血来潮，不是为了拿药瓶子，却突然打开了浴室挂镜的那扇小门，你发现另一张不是你自己的、你的脸，也正凝视着你。
你发现镜子的彼端，一直藏着一整座一模一样的城。
《看不见的城市》，第九章，“连绵的城市之四”——
“每个地方都混在一块了。”牧山羊的人说：“到处都是西西利亚城。”
所有的部落
罗智成的诗《语录》——
在我心底有无数事件。
它们不属于我的任何经验。
甚至也非我所创造的。
但确实是我的。
这样，即使地球上只剩下你一个人，也不能算是寂寞、不能算一无所有的了吧，维诺妮卡。终有一天，你也将从世上消失，你也将因卸任而感到欣慰，因虚幻而感到屈辱，因渺小而感到恐怖。但是，在那之前，你会遇见下一个维诺妮卡，在甘肃、在木星、在银河以外的大麦哲伦星云……
生命的不确定与仓皇，也许因此而可以被谅解了吧。
所有的维诺妮卡，都将继续在文字里、故事里、放映的光和投射的影子里相会。
所有流离的维诺妮卡。
罗智成的四行诗句——
这次我的心思跋涉太远
浏览了灵魂其他的部落
这次我的心思跋涉太远
被辗转贩卖，四处为奴……
北京，北京
文 / 暖小团 作家 媒体人 @暖小团
2010年12月31日，我来北京的第三个月。那天我拿着同事给的赵传演唱会的门票，下班后换了两趟地铁，一个人去五棵松体育馆看演出。我不喜欢这个歌手，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要去，大约只是不想一个人跨年。也许去现场的大多数人和我一样，整场演唱会中没有尖叫也没有荧光棒。可是当这个又丑又老的男人开口唱“当所有的人离开我的时候/你劝我要耐心等候/并且陪我度过生命中最长的寒冬/如此的宽容”，我一下就哭得像个傻×。那年我二十四岁，生命中第一次哭着跨年。我至今都能记得那时候心酸的滋味，但我至今都说不清彼时流泪的原因。
2009年6月，我从家乡哈尔滨的某师范大学中文系毕业。同年年底，经过入职考试加上父母托关系，我进入某大学附属高中，成为语文组的一名教师，主要教顽皮不羁又家境优越的艺术生，让他们在几个月后的高考中能考入理想的大学。2010年3月，因为当时面世不久的新浪微博突然加了“测试版”符号，加上之前同类网站“饭否”被封，网上疯传微博要被和谐。当时我的微博只有一千多粉丝，都是当年“饭否”上一起嘻嘻哈哈的朋友。某天晚上，我收到了一个女孩儿的私信，她说：我挺喜欢你的，我怕微博挂了以后找不到你，我能把你的语录整理成一个帖子吗？我说行，反正我平时也是自言自语玩儿的，你随便。几天之后的一个中午，我因为下午第一节没课，破例在午休时间从学校回家吃午饭，打开电脑，第一眼看到的是消息框提示：你有10000个新粉丝，7200条转发，3900条评论。我当时心跳到嗓子眼，说实在的，是吓坏了，随手点开几条评论才清楚了原因：那个留言给我的姑娘整理了我的100条语录发在当时某个热门论坛，于是一夜之间，粉丝纷至沓来。
我的第一反应是自己会被校方开除，我知道网络时代人肉一个人有多么容易。校领导如果知道自己的员工突然成了网络红人会是什么表情，学生家长如果知道孩子的语文老师是个口无遮拦的姑娘会是什么态度，这不难想象。我做的第一件事儿是删除了所有我之前发布过的个人照片和带个人明确消息和@周围朋友的微博，我想保护我的学生保护我的家人，起码他们不至于被推到风口浪尖。整个一下午，我都在紧张中度过，粉丝数还在不断攀升。之后的三天，我没更新任何一条微博。我没法冬眠，我还得上班，但是我可以装死，或者装死狗。我知道，这种时候，我该做的唯一一件事儿就是闭嘴。
到2010年6月，我的第一批学生毕业。一切似乎没我想的那么坏。其间打扰我的只有莫名其妙的评论和连绵不断的私信。两个月后，我收到一条私信，大意是问我愿意给他们写专栏么？我没回复。第二条私信很快发来，还是这个人，他问我，你愿意来北京做杂志编辑吗？我看到他的微博认证是某杂志主编。
因为正值暑假，我有的是时间想事儿，一周之后，我做了最后的决定。一个下午，我带着辞职报告跟校长谈了一次，从学校出来的时候，我已经彻底告别了自己的教师生涯。回家后，我才把这个消息告诉父母。他们先是惊讶，因为在此之前我没跟他们透露一点儿相关消息，他们的讶异很快就变为愤怒，他们认为一份高中教师的工作对一个生活在哈尔滨的二十三岁姑娘而言，其实足够。他们不明白我为什么要为一个在网上结识的人一句话，辞职去千里之外的北京，也不知道之前没有一点编辑经验的我突然跑到北京到底能做点儿什么。确定我已经辞职之后，他们开始沉默，整个家陷入一种可怕的死静。十天后我启程，母亲默默为我收拾了行囊。后来，我妈才告诉我，我做警察的父亲在得知我辞职消息的当天就去了一趟北京，专门跑到我要工作的公司彻彻底底地打听了一通，确定靠谱之后，才默许我离开家。
来北京的第一段日子，我借住在一个朋友的朋友家，只因为她就住在我公司对面，再远点儿我可能不认识路。我要做的版面是“两性与健康”，这对于一个之前性生活对象只有大学男友一人的姑娘而言实在滑稽。不过一切容不得我选择，这对我而言不是安排，是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