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最好，”她说着用拇指指向我的德斯特，“还有，你的车正好停在我的车道出入口。”
我把车向后倒了一段距离，她才摇晃着那圆桶状的身躯慢慢走回家。她要进门时，屋里又出来两个小孩，一男一女，浑圆得像小猪崽，两人手里都拿着营养丰富的奶油巧克力蛋糕。
“什么事，妈咪？”小男孩问，“那个人的车怎么了，妈咪？发生什么事了？”
“少啰唆！”“大猪后”一只手抓着一个孩子往屋里拖。我最喜欢看到这种开明的父母了，那总会让我对未来充满希望。
我走向阿尼。
“怎么？”我试着说出此时唯一想得到的俏皮话，“不过爆胎而已嘛，阿尼。”
他勉强笑笑说：“丹尼斯，我有点小麻烦。”
我知道他的麻烦是什么，他没备胎。
阿尼又掏出皮夹查看里面的存量，看着他这么做实在让我心疼。“我得买个新胎。”他说。
“是啊，我也这么想。一个补过的——”
“我不买补过的胎。我不想这样开始。”
我没说什么，只回头瞥了我的德斯特一眼。我有两个轮胎也是补过的，我觉得它们用起来没什么不好。
“丹尼斯，你说一个全新的固特异或费尔斯通轮胎要多少钱？”
我耸耸肩。脑袋里的汽车账目告诉我一个没边纹的新胎至少要三十五块。
他拿出两张二十元钞票给我。“如果超过这个价——加上税什么的——我会还你。”
我悲哀地看看他。“阿尼，你这周薪水还剩多少？”
他眯起眼睛把视线移开。“够用了。”他说。
我决定再试一次——别忘了我才十七岁，总以为别人会听从对自己有利的劝告。“你不能一毛都不留，”我说，“为了这辆车，你的皮夹已经空了，以后你会更习惯掏钱的动作。阿尼，拜托你仔细考虑一下。”
他的目光突然变得冷峻起来，我从没在他的脸上看过那种表情。也许你认为我是个土生土长的美国男孩，可是我也没在任何人脸上看过那种表情。我既惊讶又发慌——我突然发现我是在设法跟一个疯狂的人做理性交谈。他完全拒人于千里之外，我想当你跟某个人说，他心爱的女孩背着他和别人胡来时，你也会见到同样的表情。
“别说这种话，丹尼斯！”他说。
我摊开双手。“好！好！”
“还有，如果你不想管轮胎这件事，你可以不必管。”那冷峻、固执、无情的表情仍冻结在他脸上，“我自己会解决。”
我想开口回他一句也许很冲的话，可是我碰巧往旁边瞥了一眼，看见那两个“小猪崽”在草坪边缘，两人分别骑在同款的小三轮车上。他们满手都是巧克力，四只眼睛很正经地盯着这里。
“别多说了，”我说，“我这就去弄轮胎来。”
“如果你真的愿意，”他说，“我知道现在已经很晚了。”
“也转凉了。”我说。
“先生？”小男孩舔着手上的巧克力说。
“怎样？”阿尼问。
“我妈咪说你的车是烂嘟嘟。”
“对，”小女孩口径一致地说，“烂嘟嘟的车车。”
“烂嘟嘟，”阿尼说，“形容得很好。你妈是做什么的？哲学家？”
“不是，”小男孩说，“她是摩羯座，我是天秤座，我妹妹是——”
“我尽快回来。”我有点尴尬地说。
“当然。”
“冷静点。”
“别担心，我不会揍任何人。”
我走向我的车。坐进车里时，我听到小女孩大声问阿尼：“先生，你的脸为什么乱七八糟的？”
我开了一英里半，驶入肯尼迪大道。我那从小在自由镇长大的母亲说，当年肯尼迪在达拉斯遇刺时，这条街算是镇上的闹区。可是由于总统被刺而将街名改为燕子大道大概是个错误的决定，因为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这里便渐渐衰退为镇上的郊区。现在沿街有家露天汽车电影院、一家麦当劳、一家汉堡王、一家阿比快餐店，而从肯尼迪大道到宾州高速公路这一路上有八到十家汽车服务站。
National Enquirer，美国著名八卦小报。 买阿尼的轮胎应该不是难事，但我去的头两家服务站都是自助式的，他们甚至连机油都不卖，那儿只有一台加油机和一个低能的服务小姐坐在防弹玻璃亭里，手里拿着《国家询问报》 ，嘴里嚼的口香糖大得可以噎死密苏里州的长耳鹿。
第三家是德士古石油连锁店，里面总算有轮胎。我只花了二十八块五加税就替阿尼的普利茅斯（我实在不愿叫她——它——克里斯汀，连想都不愿这么想）买到一个轮胎。可是这里只有一个员工，他必须把轮胎装在阿尼的钢圈上再把气灌满。他一共花了四十五分钟，我实在很想帮忙，但他说要是老板知道的话会宰了他。
我把充好气的轮胎放进后备厢，并给那家伙两块钱小费。天色暗了下来，日落余晖也变成了深紫色，树丛的影子又柔又长，我慢慢沿着原路驶回。夕阳最后一抹余晖几近水平地穿过阿比快餐店与保龄球馆之间堆置的杂物，此时这如洪水般流泻的金光，在我眼中竟美丽、奇异得有点吓人。
我很诧异喉咙里有种呛人的恐慌，像干火般慢慢往上爬。在那漫长而怪异的一年中，这是我头一次，但绝不是最后一次有这种感觉。然而当时我很难明确地解释或界定这种感受，我只以为这是因为当时已是一九七八年八月十一日——再过一个月我就要升上高中最后一年。而这学期的开始也代表生命中这漫长安逸的片段即将结束，我马上就是个成年人了。就在这片从保龄球馆与小吃店之间的巷弄穿过的金光中，我第一次有了这种感觉。我想人们会害怕长大，那是因为你必须终止某个阶段的生命并展开另一段生命。换句话说，如果小孩要学的是如何认识生命，那大人要学的便是如何认识死亡。
这种奇怪的感觉很快就过去了，可是它的余波仍让我震惊，让我悲怆。而这两种情绪对我来说都很不寻常。
回到洼地街时，我突然从阿尼的困扰中解脱出来，想到了自己的问题——想到长大成人，自然就会联想到某些很伟大（至少对我来说很伟大）却又不太愉快的想法。我想到念大学，搬出家里，和六十个人在全州橄榄球代表队中竞争同一个位置，而不像现在这样只有十到十二个人和你竞争。也许你会说，丹尼斯，我有个大新闻要告诉你：中国的十几亿人民根本不在乎你能不能以大学新鲜人的身份跻身大学橄榄球校队第一队。完全没错。但我只是认为这些事情对我来说真的很重要，而且令我害怕。人的心思常会带你来到一些不愿思考的事情上，而你对此全无抗拒能力。
那个“猪后”的火暴老公真的回来了，而且他和阿尼正鼻尖对着鼻尖，情况每一秒都有可能恶化，这幅画面当然更不能改善我的情绪。
两个“小猪崽”坐在他们的小三轮车上，视线左右轮番游移，一会儿看着阿尼，一会儿看着他们的爹地，就像一场一面倒的网球赛中的观众。他们似乎在期待爆炸性的一刻快点来临，这样他们就能分享爹地摆平瘦阿尼的快感。
我把车停好，飞快冲出来跑到他们面前。
“我在跟你讲话！”拉尔夫吼道，“我要你马上把它弄走！”他有个筋脉毕露的蒜头鼻，两颊红得像刚洗过的砖，而那件灰色工作服的领口以上全是一条条青色的血管。
“我不能没有轮胎就把她开走，”阿尼说，“我跟你说过。如果这是你的车，你也不会这么做。”
“你当然可以没轮胎就把它开走，比萨脸，”拉尔夫说，他显然在表现给小孩看，真实世界里大人是如何解决问题的，“你不能把那堆垃圾摆在我的门口，你要把我惹毛了，臭小子，你就等着挂彩吧。”
“这里没人会挂彩，”我说，“先生，别发火，给我们几分钟就好。”
阿尼感激地望了我一眼，我看得出刚才他有多害怕，而现在也一样。永远是个输家的他，知道自己有种让人想欺负的特质。而且天知道这世上就是有某些人总想生生地砸出他的屎来。他也一定知道，这种事又要发生了——只是这一次，他不会再退却。
拉尔夫转向我。“又来一个，”他说，那口气好像很奇怪这世上哪儿来这么多浑蛋，“你们要我一次修理两个？相信我，我办得到。”
我知道这种人。如果再年轻十岁，他就是那种在学校以欺负阿尼为乐的人。他会一把打掉他手上的书，或者上完体育课时把他推到水龙头下淋个湿透。这些人永远不变。他们只会越来越老，然后在五十三岁左右因为抽了太多Lucky Strike而得肺癌或因中风死去。
“我们不想惹麻烦，”我说，“他的车爆胎了。难道你的车没爆过胎吗？”
“我要他们马上滚开！”那个“猪后”站在走廊上大叫，她的声音又尖又兴奋。这么一叫引得不少邻居出来看热闹，显然这比菲尔·唐纳修的谈话节目有看头多了。我越来越担心了，就算刚才没人报警，我看现在也会有了。
“我从来不会因为爆胎，而把一堆烂铁搁在别人门口三小时那么久。”拉尔夫大吼。我看见他的嘴巴大开，齿缝间的唾液在夕阳下闪闪发亮。
“只不过停了一小时左右，”我说，“别那么夸张好不好？”
“少跟我耍小聪明，小鬼，”拉尔夫说，“我不喜欢来这套。我也不喜欢你们这些毛孩子。我出去做工养家，下了班只想好好休息，没心思跟你斗嘴。我要你们把它弄走，就是现在！”
“我已经带了个备胎来，”我说，“把它装上去只要——”
“你这个人为什么那么不讲理——”阿尼气愤地说。
这就够了，如果这位拉尔夫老兄有什么最不能忍受的事，那就是在他孩子面前骂他不讲理。他向阿尼挥拳。而我真不晓得这事将如何收场——阿尼也许会入狱，他宝贵的车也许会被扣押——我本能地伸手抓住拉尔夫的手腕，夕阳下发出响亮的啪的一声。
两个“小猪崽”哭了。
那骑在三轮车上的男孩垂下头，下颌顶着胸口。
平常在学校，阿尼经过吸烟区时总是像只被追猎的动物飞快跑过。但这次他竟毫不畏缩，甚至期待好好干上一架。
拉尔夫转向我，愤怒的双眼鼓得都快掉出来了。
“很好，小王八蛋，”他说，“你先动手的。”
我用力抓着他的手。“大哥，”我压低声音说，“备胎在我后备厢里。给我们五分钟，弄好了立刻离开你的视线。拜托。”
我的指关节渐渐施压，他回头瞥了孩子一眼。小女孩在抽泣，小男孩吓得睁大眼睛。这一幕似乎使他做出让步的决定。
“五分钟，”他说完看看阿尼，“我没叫警察算你们他妈走运。这辆车逾期未检——牌照上连标签都没有——”
我以为阿尼会回句很冲的话，让我们再来场延长赛。但毕竟他还是个谨慎的人。
“谢谢你，”他说，“我为刚才的冲动抱歉。”
拉尔夫咕哝一声，把他的衬衫下摆粗鲁地塞回裤子里。他回头看看他的孩子。“进屋去！”他吼道，“在外面干什么？是不是要我揍得你们乒乓叫？”
老天，这家人可真会用拟声词！我想说，这位老爹，你可别真揍得他们乒乓叫，不然他们可就要拉得一裤子烂嘟嘟了。
两个小孩立刻逃向母亲，把小三轮车留在草坪上。
“五分钟。”他又说了一遍，并恶狠狠地盯着我们。今晚他跟孩子说故事的时候也许会跟他们说，自己是怎么修理两个嗑药又滥交的小混混的。可不是吗？孩子，我叫那两个小子在我揍得他们乒乓叫前，赶快把那垃圾从我们家门口弄走，结果他们像屁股着火一样逃了。然后，他会得意地点上一根Lucky Strike，或是骆驼牌香烟。
我们把阿尼的千斤顶撑在保险杠下方。结果阿尼在杠杆上才踩了三脚，千斤顶的柱子就裂成两半，发出一记巨大声响，并激起一阵灰尘。阿尼看看我，一副不知所措的样子。
“没关系，”我说，“用我的。”
夕阳已几乎完全隐没，天色也开始转暗，我的心还在扑腾跳个不停，喉咙则因和洼地街一一九号的恶霸屋主争吵而干疼。
“实在很对不起，丹尼斯，”他低声说，“我不会再把你扯进这麻烦里了。”
“别说了，快换轮胎吧。”
我们用我的千斤顶把这辆普利茅斯的屁股顶起来（好几次我都害怕那根锈蚀的后保险杠就要脱离车体，因为我们每顶上一英寸，它都会发出一声尖叫），取下那个瘪胎。我们把新胎装上，拧紧螺丝，再把车子放下来。看着这辆大车重新落在地上，心里总算松了口气。刚刚千斤顶断裂和保险杠尖叫时真把我吓坏了。
“好了。”阿尼把那块上古时代的轮胎盖敲进去。
我站在那儿看着这辆普利茅斯，早先在李勃车库里的感觉又回来了。我觉得它仿佛在看着自己右后轮新换上的费尔斯通轮胎——上面还贴着标签和厂商用黄色粉笔写上的库存编号。
我不禁打了个哆嗦——我实在无法说明那种感觉的恐怖程度。就好像你亲眼看见一条蛇从它已经蜕掉的老皮里爬出来，身上还闪着湿湿滑滑的新皮一样。
拉尔夫在他的门廊前监视我们，一只手拿着个巨无霸汉堡，另一只手拿着罐啤酒。
“看他帅气的。”我把阿尼破裂的千斤顶扔进他的后备厢时低声说道。
原文为Robert Deadford，为影星劳勃·瑞福的谐音。 “好个老伯·累福 。”阿尼也低声回我。我们俩都笑了——当一个漫长的紧张情势结束时，听到什么都会令你忍不住莞尔。
阿尼把废车胎放在千斤顶上时还在捂着嘴笑，那样子就像个偷吃果酱却被逮个正着的小孩。一想到这里，我就忍不住放声笑了出来。
“你们两个杂碎笑什么？”拉尔夫吼着从门廊走出来，“嗯？你们笑我是不是？再笑嘛，没关系，马上我就要你们哭！”
“快走吧。”我对阿尼说，并赶紧溜回我的德斯特里。现在我们已经笑得不可收拾，好像笑神经已完全失去控制。我发动引擎时连眼泪都笑出来了。我前面的普利茅斯夹着怒吼，放了一连串黑屁后也跟着发动了。在引擎咆哮声中，我仍能听到阿尼那无法自抑、近乎歇斯底里的狂笑。
拉尔夫已经冲过草坪，手上还抓着他的啤酒罐跟汉堡。
“你们这两个杂碎，笑什么？嗯？”
“笑你，笑你个蠢蛋！”阿尼胜利地叫道。接着他的车放出一阵遮天蔽日的油烟。我用力踩下油门，并猛打方向盘免得撞上拉尔夫，他现在已经气得要杀人了。我还在笑，一开始也许是真的很乐，但我现在其实已经完全不是在笑了。我发现自己的笑声尖得可怕，简直像在尖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