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切特？”安德烈娅·米切尔的声音从画面外传来，“你还在吗？”
他用没有拿麦克风的那只手按住耳麦，霍莉看见他的两根手指上缠着邦迪创可贴。“在，我在。”他面对镜头说，“我是切特·昂多夫斯基，正在宾夕法尼亚州匹兹堡市，阿尔贝·麦克雷迪中学的爆炸现场为大家报道。今天下午快两点钟的时候，一场威力巨大的爆炸席卷了这所平静的学校……”
安德烈娅·米切尔出现在分屏上。“切特，我们从国土安全部的相关人士处获悉，爆炸发生于下午两点十九分。我不知道官方如何做到这么准确地判断案发时间，但他们显然做到了。”
“好的。”切特说，他听上去有点心不在焉。霍莉心想，他肯定非常疲惫了。今晚他能睡得着吗？她觉得恐怕不能。“好的，差不多就是这个时间。安德烈娅，如你所见，搜寻受害者的行动即将结束，但鉴证工作才刚刚开始。到天亮的时候，将会有更多人员抵达现场，而——”
“不好意思，切特，打断一下，你本人也参与了搜索工作，对吗？”
“是的，安德烈娅，我们全都加入了：当地镇民，其中有一些人是学生家长；KDKA电台的艾莉森·格里尔和蒂姆·维奇克；WPCW电视台的唐娜·福布斯；比尔·拉森，他来自——”
“是的，我听说你亲手从废墟中挖出了两名儿童。”
他都懒得假装谦虚或不好意思，霍莉在心里给他加了几分。他继续用报道的语气说了下去。“没错，安德烈娅。我听见一个孩子在呻吟，还看见了另一个。一个女孩和一个男孩。我知道男孩的名字，他叫诺曼·弗雷德里克斯。至于女孩……”他舔了舔嘴唇，手里的麦克风在颤抖，霍莉认为那不单是因为寒冷。“女孩的状况很不好。她在……她在喊妈妈。”
安德烈娅·米切尔像是挨了一拳。“切特，这太可怕了。”
是的。对霍莉来说，更是过于可怕了。她拿起遥控器，想关电视，她已经掌握了关键事实，而且都是对她来说毫无用处的事实，但她忽然犹豫了。她的视线落在昂多夫斯基扯开的口袋上。也许口袋是他在搜寻受害者时扯坏的，但他是犹太人，因此他有可能是主动这么做的。那有可能是“keriah”，也就是在看到某人离世后主动撕破衣物，用来代表心灵受创。她猜想这就是扯开的口袋的真相，她愿意这么相信。
5
她以为她会失眠，但她并没有，几分钟后她就坠入了梦乡。和杰罗姆一起哭泣的时候，她可能已经发泄掉了这件惨案注射进她心灵的部分毒素。当时她想安慰杰罗姆，结果自己也得到了安慰。就在她即将睡着的时候，她想，等下一次见到艾丽·温特斯医生，她应该和医生谈一谈今天发生的事情。
12月9日凌晨的某个时刻，她醒了过来，想着那位记者。昂多夫斯基，他的某些特征让她印象深刻。是什么呢？他看上去有多么疲惫？他手上的擦伤和砖屑？他扯开的口袋？
对，就是他的口袋，她心想。肯定是这个。也许我梦到了它。
她在黑暗中喃喃自语，算是某种祈祷。“比尔，我想你了。我在吃来士普[11]，我戒烟了。”
她又睡了过去，直到清晨六点被闹钟吵醒。
注释
[1] 1磅约合0.454千克。
[2] 负责在猎人击杀猎物之后，将猎物完好无损地叼回。
[3] 霍莉（Holly）音似“神圣的”（holy）。——译者注 [4] 劳（Law）也有法律的意思。——译者注 [5] 即全国广播公司。
[6] 两人是美国科伦拜恩高中重大校园枪击案的行凶者。该枪击案发生于1999年，造成十三人死亡，二十四人受伤。在学校图书馆杀死大部分受害者之后，两人同时自杀，年仅十八岁。
[7] 暗指流血，对谋杀和暗杀的隐晦说法。
[8] 即美国烟酒、枪炮及爆炸物管理局。
[9] 美国杜邦公司研发的一种烯烃材料，由高密度聚乙烯纤维制成，抗拉和抗剪切力极强。
[10] 劲量电池的外包装上绘有一只戴着墨镜、蹬着沙滩鞋、扮相很酷的粉红色毛绒兔子。在品牌广告中，这只兔子挥舞着棒槌，大步流星地边走边敲鼓，永不停息，意指劲量电池的电量相当持久。
[11] 即草酸艾司西酞普兰，一种抗抑郁药物。
2020年12月9日至13日
1
先到先得侦探社能够搬进商业区，搬进弗雷德里克大厦五楼这个比较昂贵的新办公室，是因为他们的生意很好，这一周接下来的几天，霍莉和佩特忙得不可开交。霍莉没时间看约翰·劳节目了，也没空去想宾夕法尼亚州的校园爆炸案，但新闻报道还在持续，这件事一直没有完全离开她的脑海。
侦探社与市里的两家大型法律事务所建立了合作关系，就是穿白皮鞋、门上印着一连串名字的那种事务所。“苹果电脑、酒囊饭袋和窥探狂事务所”，佩特喜欢这么取笑他们。身为一名退休警察，他对律师没什么好感，然而他会第二个承认（第一个承认的会是霍莉）发传票和送传票的报酬相当丰厚。周二上午，佩特拎着满满一公文包的麻烦和嫌弃出门，嘴里说着“去祝那些家伙圣诞他妈的快乐”。
除了送法律文书，先到先得侦探社也在几家保险公司的快速拨号列表里，它们都是当地的保险公司，与大型企业没有联系。霍莉把大半个周五花在了调查一起纵火索赔案上，案值很大，保险受益人确实需要这笔钱，她的任务是确定他的仓库燃起大火时，他真的像他自称的那样在迈阿密。结果他确实没撒谎，这对他来说是好事一桩，但对雷克信保来说就不一样了。
侦探社主要靠这些案子挣钱付账单，除此之外，他们还要调查一名负债潜逃者的下落（霍莉用电脑核对他的信用卡记录，很快就圈定了他的位置），搜寻几名弃保逃跑的罪犯（在侦探行业里称之为抹油追踪），找回走丢的孩子和宠物狗。找孩子通常是佩特的活儿，杰罗姆来上班的时候非常擅长找狗。
名叫“幸运”的金毛寻回犬去世了，它的惨死给杰罗姆造成了极大的打击，而霍莉并不觉得意外。他难过不仅是因为这件事残忍得难以想象，还因为罗宾逊家在前年失去了他们挚爱的奥德尔，它死于充血性心力衰竭。周四和周五的待办事务中没有狗要找，无论是走丢的还是被绑架的——非常好，因为霍莉太忙，而杰罗姆在家忙他自己的事。他的书一开始只是一篇学业论文，现在却变成了他优先级最高的任务，说他彻底沉迷其中也不为过。他父母对儿子决定来一个所谓“间歇年”有所疑虑，但霍莉并不担心。她不至于想象杰罗姆会震惊整个世界，但她知道他会写出一本言之有物的书，得到大众的瞩目。她对杰罗姆有信心，她怀抱着她的霍莉希望。是的，就是这样。
她只能抽空关注中学爆炸案的进展，但这就足够了，因为新进展并不多。又有一名受害者去世了，这次去世的是一名教师，不是学生。受伤较轻的多名学生已从数家当地医院出院回家。奥尔西娅·凯勒夫人，唯一与送货员炸弹客交谈过的人，已经恢复知觉，但她没有多少可以说的。她只补充了一个事实：送货员声称包裹来自苏格兰的一所学校。这个跨大西洋的校际关系登上了匹兹堡市的周报，同时配发了Nemo Me Impune Lacessit协会的一张照片（也许是为了讽刺，但多半不是，协会的十一名成员自称“惩罚者”，他们在爆炸中都没有受伤）。警方在附近的一个谷仓内找到了那辆货车，车上的指纹擦得一干二净，嫌犯还用漂白水洗掉了能提取DNA的物质。想要指证嫌犯的来电淹没了警方，但没有一个电话能提供真正有用的线索。以最快速度逮捕罪犯的希望逐渐破灭，人们开始担心那个家伙不会就此罢手，而是会继续作案。霍莉希望事情不要变成那样，但是和布拉迪·哈茨菲尔德打交道的经验让她忧心忡忡。她的内心抱有一种冷酷的看法，过去的她一定无法理解，她认为，最好的情况是他已经自我了断。
周五下午，她快要写完给雷克信保的报告的时候，电话突然响了。是母亲，她带来了霍莉一直恐惧的消息。霍莉听母亲说话，给出合适的回应，允许母亲把她当孩子对待（她依然认为霍莉是个孩子，尽管她在电话里的要求只有成年人才能做到）。母亲问霍莉有没有记住每顿饭后都要刷牙，有没有记住饭后服药，有没有记住看电影的数量要限制在每周四部，等等。霍莉尽量不去理会母亲每次来电必定会造成的头痛——尤其是这次来电。她向母亲保证，好的，周日我一定会回来帮忙，好的，我一定会在中午前赶到，这样我们能像一家人那样再吃一顿饭。
我的家人，霍莉心想，我那些一塌糊涂的家人。
杰罗姆干活儿的时候总是关掉手机，于是她打给塔尼娅·罗宾逊，杰罗姆和芭芭拉的母亲。霍莉告诉塔尼娅，周日她没法和他们共进午餐了，因为她必须回北边一趟，家里出了急事。她大概解释了一下，塔尼娅说：“天哪，霍莉，我真抱歉，亲爱的。你不会有事的，对吧？”
“不会的。”霍莉说。每次有人问她这个难以回答的问题，她都会这么回应。她确定自己的声音听上去很正常，但她刚挂断电话就用双手捂住脸，开始哭泣。让她哭泣的是那声“亲爱的”，是有人这么称呼她，她这个在高中时被人叫“嘀咕嘀咕”的怪姑娘。
至少是因为被唤起了这段记忆。
2
周日晚上，霍莉在电脑上用位智[1]应用规划开车路线，打算中途停一下去厕所，顺便给普锐斯加点油。要想在中午前赶到，她必须七点半就启程，这样她还有时间喝茶（无咖啡因的）、吃吐司和煮蛋。事无巨细地安排好一切之后，她躺下休息，却足足两个小时无法入睡。自从麦克雷迪中学爆炸案以来，这还是她第一次失眠。等她终于睡着之后，她梦见了切特·昂多夫斯基。他在描述他加入首批响应人员后见到的血腥现场，说的都是他不可能在电视上说的内容。砖块上沾着鲜血，他说。有一只鞋，他说，鞋里有一只断脚。哭着叫妈妈的小女孩，他说，尽管他小心翼翼地把她抱起来，但女孩还是疼得惨叫。他尽量用就事论事的语气说这些，但他也说了他如何撕烂自己的衣服。不只是他的外套口袋和袖子，还有衣领——先撕一个，再撕另外一个。他扯开领带，撕成两段，然后一把撕开衬衫，纽扣飞了出去。
在他开始撕破外裤之前，梦境渐渐消散，也可能是她的意识拒绝在手机闹钟响起时记住这一切。总而言之，她醒来时感到心惊肉跳，鸡蛋和吐司被她吃得味同嚼蜡，只是为了给这难熬的一天提供养分。开车旅行通常会让她高兴，然而这次行程像铅块似的压在她肩膀上。
她的蓝色小包放在门口。这是她的零碎包，里面有一套换洗衣服和盥洗用具，以免她不得不在母亲家里过夜。她把包带挎在肩膀上，坐电梯从她舒适的小窝下楼。她打开楼下大门，赫然看见杰罗姆·罗宾逊坐在台阶上。他在喝可乐，贴着“杰瑞·加西亚[2]万岁”标签的背包搁在身边。
“杰罗姆？你在这儿干什么？”她忍不住叫道，“一大早七点半喝可乐？你疯了！”
“我陪你去。”他说，他的表情仿佛在说争论毫无意义。没问题，因为她不打算跟他争论。
“谢谢你，杰罗姆。”霍莉努力忍住没有哭出来，“你真是太好了。”
3
杰罗姆开了前半程，一直开到高速公路上的加油站。上完厕所之后，他们换了一下座位。逐渐接近位于克利夫兰市郊的卡温顿县时，等待着她（不对，他们）的事情让霍莉的恐惧感愈发强烈。为了控制这份恐惧，霍莉问杰罗姆他的项目（也就是说，他正在写的书）进展如何。
“当然了，前提是你愿意和我谈。我知道有些作者不——”
但杰罗姆很愿意跟她谈。这本书始于“黑与白的社会学”课程的一篇强制性论文，杰罗姆决定写他的曾曾祖父，他生于1878年，父母曾是奴隶。奥尔顿·罗宾逊在孟菲斯度过了他的童年和青年时期，十九世纪末，这座城市曾经存在过相当数量的黑人中产阶级，并以此维持着微妙而平衡的次级经济结构。黄热病和白人义警组织对这个结构发动冲击后，黑人社群的大部分成员直接收拾东西回家，让他们为之效劳的白人自己做饭，扔垃圾，擦婴儿屁股上的屎尿。
奥尔顿在芝加哥定居，为一家肉类加工厂工作，他努力攒钱，在禁酒令颁布前两年开了家放唱机音乐的低等酒吧。“贱人们开始砸酒桶”（这是奥尔顿写给妹妹的信里的原话，杰罗姆在储藏室里找到了家传的大量信件和档案）之后，他改换营业地点，在南城开了一家地下酒吧，也就是后来著名的黑猫头鹰酒馆。
杰罗姆对奥尔顿·罗宾逊的情况挖掘得越来越多：他如何与阿方斯·卡彭打交道，他如何躲过三次刺杀（第四次就没那么走运了），他很有可能从事勒索这一副业，他在政坛扶植势力。论文的篇幅变得越来越长，他的其他课业相比之下显得无足轻重。他把那篇长文交上去，得到了褒扬和好分数。
“有点可笑，”路程只剩最后五十英里时，他对霍莉说，“那篇论文，怎么说呢，只是冰山一角，是那些英国叙事长诗的开篇段落。然而交论文的时候，春季学期已经过了一半，我不得不捡起丢下的其他课程。不能让老爸老妈失望，明白吧？”
“你这么做很有担当，”她一直没能让母亲和已故的父亲自豪过，“但肯定很辛苦吧？”
“确实辛苦，”杰罗姆说，“我心里像是着了火，真的。我想扔下一切，去追寻曾曾祖父奥尔顿的足迹。他活了精彩纷呈的一生：钻石、珍珠领针和貂皮大衣。但这篇论文稍微放一放更合适。6月末，我回头再看，意识到要是我认真写的话，它能有一个更好的主题。你读过《教父》吗？”
“读过小说，也看过电影，”霍莉自豪地说，“三部全看过。”她觉得有必要补充一句：“最后一部不太行。”
“你记得小说的引言吗？”
她摇摇头。
“是巴尔扎克的名言，‘每一笔财富的背后都有一起犯罪’。这就是我在曾曾祖父的故事中看到的主题，不过早在他于西塞罗镇中弹身亡之前，财富就已经从他的指缝里溜走了。”
“确实很像《教父》。”霍莉感叹道，但杰罗姆摇了摇头。
“不，并不像，因为黑人永远不可能像意大利人和爱尔兰人那样在美国获得成功。黑色的皮肤无法融入这个种族熔炉。我想说的是……”他想了想，“我想说的是，歧视是犯罪之父。奥尔顿·罗宾逊的可悲之处在于，他以为他能通过犯罪得到某种平等，结果只是痴心妄想。他最后被杀，不是因为他惹怒了卡彭的接班人保罗·里卡，而是因为他黑色的皮肤，因为他是个黑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