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随着时间过去……读者如果看到这句没说完的句子，误以为我对自己的无礼心生悔意（以为理发师这悬而未决的问题困扰着我，甚或有天夜里我做了一个噩梦梦见他，醒来之后满心罪恶感），那么你们显然还不了解我。我根本再也没想起这位理发师，除了一次。即便那一次，我的思绪也不是因他而起。闪进我脑海的是多年前我就曾经思考过的一连串概念。事实上，一开始它几乎称不上是一个概念，更像是从小到大一直在我脑中萦绕不去的一段旋律，突然蹦进了我的耳中——不，像是从我的灵魂深处跳出来的：“我必须做自己。我必须做自己。我必须做自己。”
经历了与人群相处，周旋于亲戚和同事之间的一整天，在一天结束之后半夜上床就寝前，我来到另一个房间，往旧扶手椅上坐下，双脚搁在矮凳上，瞪着天花板抽烟。整天下来我所听见的嘈杂人声，各种噪音纷扰，全部汇集成一股单一的音调，在我脑中不断地回响，仿佛一阵烦人的剧烈头痛，甚至是一阵酸涩的牙痛。这时，我不能称之为“概念”的旧日旋律便开始浮现，像是一段——怎么说呢——反调，对抗着那段嘈杂的回响。为了把我隔绝在鼎沸人声之外，它指引我一条路，让我体悟到自己内心的声音、我的平静、我的快乐，甚至是我自己的气味：“你必须做自己。你必须做自己。你必须做自己。”
就是在那个深夜我才明白，我多么庆幸自己能够独居于此，远离所有的人群，以及“他们”（星期五讲道的阿訇、老师、我姑姑、我父亲、政客，所有的人）视为“生活”的那一团恶心烂泥——他们期望我能沉溺其中，期望我们所有人都沉溺其中。我如此庆幸能够漫游于我自己的梦境花园，而不是跨入他们平淡无味的故事。我甚至怜爱地望着我的可怜双腿，从扶手椅伸直到矮凳上；我容忍地检视我丑陋的手，夹着香烟，来回送往我朝着天花板吞云吐雾的嘴边。这么多年来第一次，我终于能够做我自己！这么多年来第一次，我终于能够爱这个身为自己的我！如此的感觉，比那个乡下匹夫，沿着清真寺的石墙行走，嘴里重复着同样字眼的坚忍毅力，还要强烈得多；比那位老乘客，坐在飞驰的火车里数着窗外电线杆的全神贯注，还要浓稠得多。如此的感觉，转化成为一种蕴含愤怒与不耐的力量，不止包围了我，同时吞没了眼前这个悲哀的旧房间——笼罩了整个“真实世界”。我并非只是喃喃背诵“我必须做自己”的旋律，而是在这股力量的驱迫下，带着怒气反复吐出这些字眼。
我必须做自己，我重复念着，我无须去在乎他们，他们的声音、气味、欲望、他们的爱与恨。倘若我不能做自己，我将成为他们要我做的人，而我无法忍受他们要我做的那种人。我心想，与其成为他们要我做的讨厌家伙，我宁可哪种人都不做，或者不要做人。
年轻的时候，当我去叔叔婶婶家做客时，我变成人们眼中那个人——“干记者这行，真可惜，不过他很上进，假使继续这么努力，说不定有朝一日会成功。”为了摆脱这个身份而努力工作多年后，当成年的我再度跨进公寓大楼时——如今我父亲和他的新太太也搬了进来——我成为那个“辛苦多年终于小有成就”的人。更糟的是，我看不出自己还有可能拥有别种身份，只能让这个我不喜欢的家伙像一层丑陋的皮肤紧贴着我的肉身，不消多久，我便愕然发现自己说着这个家伙的语言，而非我自己的话。晚上回到家后，我会自我折磨地提醒自己，今天我嘴里吐出的是我讨厌的家伙的话，像是这些陈腐的句子：“我本星期的长篇论文中触及到这个议题”、“在我最新的周日专栏中仔细思考过这个问题”、“下星期二我将会在文章中探究这件事”。我把这些话语在脑中一再重复，直到让自己陷入无尽的沮丧深渊——直到这时，我才能够稍微接近我自己。
我的一辈子充满了这种恐怖的回忆。我坐在扶手椅中伸直双腿，回想着那一次次身不由己的经验，好让自己更陶醉于此时全然自我的状态。
我回忆起：只因为“军中同胞”在我入伍当兵的第一天，就已经认定我是哪种人，从此在我整段军旅生涯中，我一直扮演着“一个在任何危急情况下都能谈天说地的人”。以前我常去看一些二流电影——不是为了打发时间而只是想独自坐在黑暗里——那时，每当中场的五分钟休息时间，混在一群无所事事站着抽烟的人群中，我曾想像他们眼中的我看起来一定像是“一个前途无量的有为青年”，为了这个缘故，我记得我会故意表现成“一个心不在焉、满脑子深沉而神圣思想的年轻人”。过去那段计划军事政变的日子，我们认真地梦想着未来能成为国家的舵手，我记得当年的我行为举止就像一个爱国青年，深爱自己的同胞，以至于夜里辗转难眠，惟恐政变延宕而拖长了人民的痛苦。我回想起在我以前经常流连的妓院里，我假装自己是个失恋的伤心人，不久前才经历一段刻骨铭心的爱情，原因是妓女们通常都会特别照顾这类男人。行经警察局时（要是我没来得及察觉而赶紧走到对街），我会试着表现出一个平凡好市民的模样。在奶奶家玩宾果时，我会装成好像玩得很开心，虽然我之所以去那里只是因为我没有勇气一个人过除夕夜。我记得，当我跟美丽的女人聊天时，我会把自己隐藏起来，假装我是一个脑子里只想着婚姻和责任的男人（假定那是她们想要的），要不然我就是一个成天忧国忧民没时间想儿女私情的人，或者是一个敏感的浪子，受够了这片土地上普遍缺乏的体恤和同情，或者，俗气一点来说，我是一个不为人知的诗人。最后（是的，到了最后），我想起当我每两个月去一次理发师那里时，我都不是我自己，而是一个演员，扮演着我所有身份总和的一个角色。
事实上，我去理发师那里是为了放松（当然，是另一位理发师，不是最开始来找我的那位）。然而，当理发师和我一起看着镜子时，我们看见的，除了即将要剪掉的头发外，是长着头发的这颗头、肩膀和躯干。当下我感觉到眼前镜子里坐在椅子上的人并不是“我”，而是别人。这颗被理发师捧在手里一边问“前面要剪多少？”的脑袋、支撑着脑袋的脖子、肩膀以及躯干，都不是我的，而是属于专栏作家耶拉先生。我与这个人毫无关联！事实如此明显，我以为理发师会注意到，但他却似乎没有察觉。不仅如此，仿佛要强迫我接受我不是我而是“那个专栏作家”的事实，他问了我许多一般专栏作家会被问到的问题，比如说：“如果战争爆发，我们能够痛宰希腊吗？”，“总理的老婆真的是个荡妇吗？”，“蔬菜商必须为物价上涨负责吗？”一股不知从何而来的神秘力量阻止我亲自回答这些问题，反倒是镜子里那位让我看得目瞪口呆的专栏作家，以他一贯的卖弄架子絮絮叨叨地替我回答了：“大家都希望和平。”或者，“这么说吧，就算把某些人吊死了，物价也不会下降。”
我厌恶这位自以为无所不知的专栏作家，不懂装懂，还自以为了不起地承认应该要接受自己的不足与过人之处。甚至我也厌恶这位理发师，他每问一个问题，就迫使我变得更像“专栏作家耶拉”……就是在这个时候，当我回忆着不愉快的过去时，我想起了另一位理发师，那位走进新闻编辑室提出奇怪问题的理发师。
夜半时分，我坐在这张让我恢复了自我的扶手椅里，双腿伸到矮凳上，倾听着勾起我不愉快回忆的旧旋律中的新愤怒，我告诉自己：“是的，理发师先生，人们不允许一个人做自己。人们不让他这么做。人们绝不准。”我用与旧旋律相同的节奏和愤怒说出这句话，但这些字句却只让我陷入我所渴望的更深的宁静。此时此刻，我才意识到一种秩序，在之前的专栏中我曾经提及，而我最忠实的读者也必然能洞悉。那是某种意义，甚至我可以说是一种“神秘的对称”，存在于这整个故事里：通过某位理发师而回忆起另一位理发师造访报社的经过。它是一个象征，暗示着我的未来：经历了漫长的一天后，夜里，一个男人独自坐在他的扶手椅中，做他自己，就好像一个旅行者，在经历了漫长而崎岖的旅程后，终于回到了家。
每当我回首旧日，重温过往，我仿佛总会看见一群人漫步于黑暗中。——艾哈迈德·拉西姆
走出酒馆后，说故事的人群并没有散去，而是围在附近，站在间歇飘落的雪花中，彼此对视，期待有人提议接下来的另一场娱乐。众人就这样钉在原地，好像刚才目睹了一场火灾或街头枪战，此时不忍离去，免得错过接下来的好戏。“不过那个地方不是对每个人都开放的，易斯肯德先生。”秃头的家伙说，他已经戴上了一顶颇大的软呢帽。“他们没有办法容纳这么一大群人。我想只带英国佬，让他们有机会饱览我们国家的另一面。”接着他转向卡利普，“当然，你也可以一起来……”他们出发朝帖佩巴斯走去，有两个人坚持也要跟来，其中一位是个女古董交易商，另一位是个胡须硬得像刷子的中年建筑师。
经过美国大使馆的时候，戴软呢帽的男人问道：“你去过耶拉先生位于尼尚塔石以及西西里的公寓吗？”“为什么这么问？”卡利普说，仔细端详那人没什么表情的脸。“没什么，只是易斯肯德先生说你是耶拉·撒力克的侄子。你难道没有去探望过他吗？如果由他来向英国佬介绍我们国内的现状，不是挺体面的吗？你看，国际人士终于对我们稍微有点兴趣了！”“确实。”卡利普说。软呢帽说：“还是你恰巧有他的住址呢？”“没有，”卡利普说，“他从不把住址给别人。”“听说他拿这些公寓来金屋藏娇，真的假的？”“没这回事。”卡利普说。“真抱歉，”男人说，“只是外面在传的，管不住别人的舌头啊！你没办法叫大家闭嘴，尤其是碰到像耶拉先生这种当代的传奇人物。我跟他很熟。”“是吗？”“是的，没错。有一次他找我去他在尼尚塔石的其中一间公寓。”“那是在哪里？”卡利普问。“那地方早不在了，”男人说，“是一栋两层楼的石造房子。有一天下午他待在那里，抱怨他很寂寞。他告诉我，只要我方便随时都可以去找他。”“可是他就是想要独处啊。”卡利普说。“也许你没那么了解他吧。”男人说，“我内心里有一个声音告诉我，他需要我的帮助。你确定你真的不知道他的住址？”“我完全不知道，”卡利普说，“话说回来，大家认同他可不是没有原因的。”“一个了不起的人物！”软呢帽说，以此作为话题的总结。接着，他们又开启另一场讨论耶拉最新作品的谈话。
他们听见守夜人的哨音，在通往地铁站的明亮街道上，这个应该出现在贫民窟的声响听起来格格不入。众人转头，望着狭窄的街道上、映照在紫色霓虹灯光下积雪的人行道。他们转进一条通往加拉塔高塔的道路后，卡利普似乎感觉到街道两旁的楼房慢慢地往上逐渐聚拢，像是电影院里的布幕。塔顶亮着红灯，示意着明天将会下雪。此时已经凌晨两点。不远的某处，一家商店拉下了铁卷门，发出一阵嘎吱嘎啦的噪音。
绕过高塔，他们走进一条卡利普从没来过的小巷，踩上结了一层薄冰的黑暗人行道。头戴软呢帽的男人在一栋狭小的两层楼房前停了下来，敲了敲破烂的大门。过了好一会儿，二楼的灯亮了，一扇窗户打开，从里头伸出一颗泛蓝的脑袋。“是我，开门哪，”戴软呢帽的男人说，“这儿有几位英国来的访客。”他转过身来投给英国佬一个尴尬的微笑。
上头写着“马尔斯假人模特儿工作室”的大门打开了，出现一个苍白、不修边幅、三十来岁的男人。他身上穿着蓝条纹的睡衣和黑色的宽松长裤，一脸睡眼惺忪。与所有的访客握完手后，男人脸上泛起一抹仿佛大家同为某个秘密结社成员的暧昧表情，然后带领他们走进一间灯火通明的房间，室内弥漫着颜料的气味，到处都塞满了箱子、铸模、锡罐以及假人模特儿的各个身体部位。他先发给每个人一本自制的小手册，接着用单调的声音发表了一场演说。
“我们的工作室是全中东和巴尔干地区最早的假人模特儿制造事业。经过一百年的历史，我们已然成为土耳其现代化和工业化的成就指标。今天，不只所有的手、脚、臀部全都百分之百本国制造……”
“赛拔先生，”秃头男子不耐烦地说，“我们的友人不是来这里随便逛逛的，而是希望你能带领他们参观地下室，去看看那些苦难的人、我们的历史，以及塑造我们之所以为‘我们’的种种。”
我们的向导愤怒地扭掉电灯开关，中等大小的房间里，成百上千只臂、腿、头和躯干顿时陷入黑暗，只留下一只光秃秃的灯泡还亮着，悬在通往地下室的楼梯口上方。众人开始步下铁楼梯。一股阴湿的气味从底下升起，卡利普停住了脚。赛拔先生走到卡利普身旁，一派轻松，叫人有点惊讶。
“别害怕，你会在这里找到你一直寻觅的东西！”他说，一副无所不知的神情，“是他派我来的。他并不打算让你步入歧途，或是迷失方向。”
他这段暧昧不明的话语，也是讲给其他人听的吗？下楼之后他们进入第一个房间，向导介绍眼前所见的假人模特儿：“这是我父亲早期的作品。”另一个房间里，借着一只电灯泡的光芒，他们见到了几尊奥斯曼船员、海盗、抄写员的人偶，还有一群农夫，围着晚餐盘腿坐在铺了桌布的地上。向导也同样咕哝了几句话。再来到另一个房间，他们看到一个洗衣妇，一个被砍头的异教徒，和一个扛着他的吃饭家伙的刽子手，这时卡利普才头一次听懂了向导在说些什么。
“一百年前，我的祖父在创造第一批艺术作品时，他的脑袋里没有别的念头，只有一个简单得一清二楚的想法：商店橱窗里展示的假人模特儿应该要代表我们自己的同胞。我祖父是这么想的。然而，一场历史性、国际性阴谋下的不幸牺牲者，却阻碍了他的梦想。而这场阴谋竟是在两百年前就已经策划好的。”
他们继续往下走，穿越更多的房间，看到了几百个人体模特儿。房间通往更多的阶梯，往下延伸，一条粗电线上挂着一颗颗光秃秃的灯泡，像晒衣绳一样缠绕在头顶。
他们看到了陆军元帅费弗济·恰马克的人偶，在他担任总司令的三十年间，因为害怕人民与敌人互相勾结，突发奇想，炸断国内所有的桥梁，拆毁所有的宣礼塔，好让俄罗斯人顿失地标，撤离伊斯坦布尔所有居民以行空城之计，把整座城市变成一个迷宫，让占领的敌军迷失方向，坐困愁城。他们看见科尼亚地区的农夫塑像，长久以来的近亲通婚，使得每个人长得几乎一模一样——母亲、父亲、女儿、祖父、叔伯，所有的人。他们看见挨家挨户收破烂的旧货商，他所收走的各式旧垃圾，每一样都曾在不知不觉中造就了今日的我们。他们看见找不到自我的电影明星扮演着电影中找不到自我的主角，因为他们做不了自己也当不成别人。他们也看见只会扮演自己的土耳其超级巨星和演员。他们看见穷苦迷惘的可怜人，奉献毕生心力翻译改编西方典籍，只为了把西方的艺术和科学引进国内。他们看见已故的梦想家，他们的坟地早在他们的梦想实现之前，就已灰飞烟灭。这些人拿着放大镜辛勤工作了一辈子，为的是想把伊斯坦布尔杂乱无章的巷弄，改建成为菩提树整齐排列的柏林街道，或是如星芒般向外放射的巴黎大道，或是搭高架桥的圣彼得堡马路。他们幻想着在新砌的人行道上，我们的市民也能如他们的欧洲友人一样，傍晚的时候牵狗上街大小便。他们看见秘密特务成员，这些人坚持拷刑的流程要遵循本地传统而非新式国际手法，因而被迫提早退休。还有肩上扛着扁担的流动摊贩，他们沿着大街小巷叫卖放在扁担上的发酵玉米饼、鲣鱼和酸奶酪。他们看见一群标示为“咖啡馆人生百态”的假人，向导解释这一系列作品“创始于我的祖父，经过我父亲的发展，如今由我来接手”。这一群人之中，有失业的，他们低垂着头，下巴深陷胸口；有幸运的，他们暂时把生活的愁苦和时代的烦忧抛在脑后，开心地沉浸在一场棋局之中；也有一边喝茶，一边抽着廉价香烟而茫然失神的，他们凝视着地平线的尽头，仿佛正努力回想着自己存在的意义；还有那些沉溺于内在世界的，或是想静一静却被打扰的人，只好拿骰子、扑克牌，或是对方出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