服务生痴痴等了好几年，盼望哪个暑假期间贝尤鲁的戏院播放两轮片时，会上映这部他曾经短暂出现过的电影。假使他能够再看一次影片，他相信自己将能展开一段新生命，不是因为他将能再次遇见年轻的自己，而是由于另一个“显而易见”的原因，他的朋友猜不出是什么原因，但在场的尊贵友人们必定早已知晓。
背着服务生，众人热烈讨论起这个“显而易见的原因”。大多数的人都认为原因当然就是爱：这个服务生爱上了他自己，或者爱上了影片中他身处的世界，或者是爱上了“电影之美”。刚才的吧女插嘴打断这个话题，她说这个服务生根本只是个老同性恋，就跟所有那些退休的摔跤选手一样，因为有人曾经逮到他一个人赤条条地对着镜子打手枪，还看过他在厨房里偷捏打杂小弟的屁股。
让卡利普觉得眼熟的秃头男人反驳吧女对摔跤选手的“不实指控”，说这些选手继承了我们祖先的运动。他接着开始讲述他的观察，当年他在色雷斯的那段时间，有一次曾经近距离地采访了这群优秀人士的模范家庭生活。趁着老头说话的同时，易斯肯德告诉卡利普这人的来历：他在佩拉宫饭店大厅里巧遇这个秃头男人，当时的场面极度混乱，易斯肯德正手忙脚乱地一边替这群英国记者安排行程，一边试图找出耶拉的所在——是的，很有可能那天晚上他也拨了电话给卡利普。这老头加入搜寻的行列，说他认识耶拉，为了某个私人的理由也需要找到他。接下来的几天里，走到哪里都碰到这个人，他不单只是为了寻找耶拉，还通过他广大的人脉（这人是个退休上校）帮了易斯肯德和英国记者许多小忙。这老头把他一口破英文发挥得淋漓尽致。很显然，他是那种时间很多的退休老人，想做一些对国家有用的事情，喜欢交朋友，而且非常熟悉伊斯坦布尔。结束了关于色雷斯摔跤手的话题后，老头开始叙述自己的故事。
实际上，这故事比较像是机智问答题：一个牧羊人有一天中午赶羊群回家，由于那天正好日食，所以羊群全都自行提早返回。锁好了畜栏之后，他走进屋里，却发现他亲爱的老婆跟情夫躺在床上。他迟疑了一会儿，抓起刀子把两个人双双砍死。之后他向警方自首，并在法官面前为自己辩护，举出一个看似单纯的逻辑推论。他说他没有杀死他的老婆和她的情夫，而是某个躺在他床上的陌生女人和她的情人。因为那个他认识、信赖并且甜蜜同居多年的“女人”，不可能会对“他”做出这种事，所以床上的女人和他“自己”都是另外两个人。牧羊人对于这件令人震惊的替换感到坚信不疑，因为日食的超自然预兆支持着他的想法。当然，牧羊人愿意扛下他短暂记得的另一个自己的刑责，但他要法官知道，被他杀死在自己床上的一对男女是两个贼，不仅闯入他的屋子，更无耻地玷污了他的床。不管要在牢里蹲几年，等他刑期满后，他打算出发找寻他老婆，因为打从日食那天起他就没再见过她。找到她之后，也许在她的帮助下，他准备开始寻找遗失的另一个自己。
所以，法官给这个牧羊人判了什么罪？
众人向退休的上校提出各种解答，卡利普听着，心想他以前在哪里看过或听过这个老掉牙的题目，可是怎么也想不起出处。摄影师把冲洗好的照片传给大家看，卡利普盯着其中一张，心想他或许能忆起自己究竟是怎么知道这个秃头男和他的故事。只要他想起来后，他似乎就能告诉那个男人他的真实身份是什么，与此同时，另一张难以辨认的脸孔之谜也将得到解答，就好像摄影师的脸孔故事中所描述的情形。轮到卡利普的时候，他的结论是法官必须豁免牧羊人的刑责，他一边说，脑中一边想着，自己很可能已经读出了退休上校脸上的隐藏意义：似乎，这名退休军官刚开始说故事的时候，是某一个人，而在他说完之后，却变成了另一个人。讲故事的过程中发生了什么事？在故事讲完的时候，是什么改变了他？
接着轮到卡利普说故事，他开始叙述一个从一名专栏作家那儿听来的事件，关于一位单身老记者的迷恋。这位老兄花了一辈子在巴比黎日报工作，负责综艺消息的翻译，并撰写电影和戏剧评论。由于他对女人的衣着饰品比对女人本身更感兴趣，因此他没有结婚。他独居在贝尤鲁一条小巷中一间狭小的两房公寓里，只养了一只看起来比他老而孤单的虎斑猫做伴。平静的生活中惟一的起伏，是在晚年的时候，他开始阅读马塞尔·普鲁斯特那似乎没完没了追寻过往回忆的小说。
年老的记者爱极了这本书，甚至好长一段时间他根本没兴趣谈其他话题，然而，他始终找不到别人愿意像他这样，投注心力辛苦读完这本迷人的法文巨著。不仅如此，他甚至遇不到半个人能够分享他的热情。结果他只得退回自己的内心世界，把那些他读过不知多少遍的书册中的故事和场景一遍遍对自己述说。要是他一整天过得不顺利，或是碰到一些冷漠、粗俗、贪婪而通常可以称之为“没文化”的人，又不得不忍受他们的无礼与粗野，这时他就会告诉自己：“我不在这里，我人现在在家里，在卧室里，脑中正想着我的阿尔贝蒂娜正在隔壁房里或睡或醒，或者正喜悦地倾听着阿尔贝蒂娜踩着公寓地板的轻柔步伐！”每当他苦闷地走在外面街上时，他都会像普鲁斯特小说中的叙述者那样，假想有一个年轻美丽的女人正在家中等待，想像着阿尔贝蒂娜——就算只是和她随便见个面都能带给他极大的快乐——正在等待他，他幻想着阿尔贝蒂娜等他时会做什么动作。等年老的记者回到那间暖炉永远不够暖的两房公寓后，他会悲伤地记起阿尔贝蒂娜离开普鲁斯特的篇章。弥漫在冷清公寓中的哀凄之情渗入他的内心，他不停回想起种种情境，仿佛自己既是普鲁斯特又是他的情人阿尔贝蒂娜：就是在这里，他曾与阿尔贝蒂娜一起谈话，一起欢笑；她总是先按了门铃才来拜访他；他那无穷无尽的阵阵妒火；共同去威尼斯旅游的梦想。他不断地回忆，直到悲喜交集的泪水从眼眶滑落。
星期天早上他都和他的虎斑猫待在家里，有时候当他读到报纸上刊登的粗糙故事而感到恼怒，或是想起好奇的邻居、冷漠的远亲或伶牙俐齿的无礼孩童嘴里的讥讽时，他会假装自己在旧橱柜的小抽屉里找到了一枚戒指，并幻想那是阿尔贝蒂娜遗留下来，而被他的女佣法兰丝在玫瑰木的书桌抽屉里发现了。接着，他会转身对假想的女佣说：“不，法兰丝，”他压低声音，只让虎斑猫听得见，“阿尔贝蒂娜并没有忘记。没有必要把戒指还回去，因为阿尔贝蒂娜很快就会回来。”
我们居住在一个多么可悲而凄惨的国家啊，老记者心想，竟然没有半个人知道阿尔贝蒂娜或普鲁斯特。倘若哪一天出现了一个懂得阿尔贝蒂娜和普鲁斯特的人，那天必然是转机之日，没错，那时路上留着小胡髭的同胞们也许就可以开始过更高尚的生活，也许到时候，他们将不再只因为一时的妒火就拔刀互砍，而会像普鲁斯特那样，在脑中唤起情人的影像，沉浸于天马行空之中。所有那些为报纸写文章的作家和翻译家，自以为有文化修养的人，其实都是一堆愚钝平庸之士，因为他们根本不读普鲁斯特，不晓得阿尔贝蒂娜，也不知道老记者读过普鲁斯特，更没想过他本人既是普鲁斯特又是阿尔贝蒂娜。
故事最令人惊异的地方，不在于老记者以为自己是一本小说的主人翁或是它的作者，因为毕竟，任何一个土耳其人，只要迷上了哪一本国内同胞还没读过的西方经典，不用多久后，都会全心全意地开始相信自己不仅爱看这本书，甚至根本一手写成了这本书。到头来他对周围的人越来越不屑，不单是因为他们没读过那本书，更由于他们写不出和他一样有水平的书。所以，最让人惊讶的并不是老记者长久以来自以为是普鲁斯特或阿尔贝蒂娜，而是没想到有一天，他竟把多年来深藏于心的秘密透露给了一位年轻专栏作家。
或许是因为老记者对年轻专栏作家有一份特殊的情愫，所以才会向他吐露心事。这位年轻人拥有一种神似普鲁斯特和阿尔贝蒂娜的美：他的上唇冒出新生的短髭，体格健壮优美，臀部结实、睫毛密而长，此外，如同普鲁斯特和阿尔贝蒂娜，他的肤色黝黑，身材略矮，丝般柔滑的皮肤泛着巴基斯坦人的古铜光泽。不过，相似点仅止于此。这位年轻俊美的专栏作家对于欧洲文学的品味，只限于法国小说家保罗·科克和意大利作家比提葛利，第一次听见老记者的暗恋故事时，他的反应是哈哈大笑，接着他宣布要把这则趣闻写进自己的一篇专栏里。
老记者这才知道自己犯了大错，他恳求年轻俊美的同事忘记这一切，可是对方充耳不闻，只是继续笑个不停。老记者回到家后，马上明白自己的整个世界已然瓦解：置身于空荡寂寥的房间里，他再也想像不出普鲁斯特的妒意、他与阿尔贝蒂娜相聚的时光，甚至是阿尔贝蒂娜后来的去向。全伊斯坦布尔只有他呼吸到并赖以维生的神奇爱情，他惟一能够感到骄傲、无人能玷污的圣洁爱情，很快地，将会在成千上万个愚蠢的读者中，被人粗鄙地传诵，这就好像强暴了他多年来奉为神祇的阿尔贝蒂娜。老记者好想去死。想到阿尔贝蒂娜的名字——那美丽的名字，那亲爱的阿尔贝蒂娜，他的深情挚爱，她的移情别恋可以让他嫉妒而死，她的离去使他憔悴绝望，而第一次见到她骑着脚踏车驶在巴尔贝克的景象，则叫他一辈子无法忘怀——将会被印在一张张报纸上，流落到一群愚蠢的读者手中。这些人除了前总理的盗窃案件和最新广播节目的错误声明之外，从来没读过任何东西，他们将把报纸拿来铺在垃圾筒下面，或是拿来垫尚未清肠去鳞的鱼。
就因为想到这一点，他才鼓起勇气，下定决心打电话给那位有着丝缎皮肤和新生短髭的专栏作家，向他解释，惟有他一个人能够体会如此特别而无可救药的爱情，如此的人性情感，他那卑微而没有止境的妒意。他乞求专栏作家，永远别在他的任何一篇专栏中提及普鲁斯特或阿尔贝蒂娜。“更何况，”他又加强补充道，“你甚至没读过马塞尔·普鲁斯特的经典！”“谁的什么经典？”年轻人问，他早已把这件事以及老记者的迷恋忘得一干二净。于是老人又重述了一遍他的故事，而这位漫不经心的年轻专栏作家再一次爆出大笑，兴高采烈地说对啊，对啊，他非得把这则故事写出来不可。或许他甚至觉得老头儿实际上的确想要张扬这个题材。他便提笔写下这则故事。在这篇有点像短篇小说的专栏里，对于老记者的描述就像是你们之前听到的：一个可怜、孤单的伊斯坦布尔老人，爱上了一本西方的奇异小说，幻想自己既是这本书的作者也是其中的主人翁。故事中的老记者也和现实中的老记者一样，养了一只虎斑猫。故事中的老记者也同样因为看到自己在一篇报纸专栏中受尽嘲讽，而震惊不已。在这则故事中的故事里，老记者也是在看到阿尔贝蒂娜和普鲁斯特的名字出现在报纸上之后，而想要去死。在老记者最后几个忧郁夜晚的噩梦中，那出现于一层又一层故事中的孤独记者、阿尔贝蒂娜和普鲁斯特，不断重复跌入那无止境、一个又一个的无底深井。每每半夜从噩梦中惊醒时，老记者再也无法感受到那份无人知晓的爱情喜悦。残酷的专栏刊出后过了三天，人们破门进入他的房间，发现老记者已经在睡梦中平静地死去，是那座不肯散发出半点热气的炉子所漏出的煤烟，使他窒息而亡。虎斑猫已经三天没有吃东西，但终究鼓不起勇气去啃食它的主人。
尽管内容悲伤，但这故事牢牢吸引了听众，使得大家情绪高昂了起来。有几个人，包括几位外国记者，从椅子上起身，随着不知哪里传来的收音机音乐，和女孩们跳起舞来，就这样又笑又闹，直到酒吧打烊。
如果你想要开心，或忧愁，或悔恨，或沉思，或谦恭有礼，你只需表演出这些情绪的姿势就够了。——派翠西亚·海史密斯《天才雷普利》
曾经有一度，我想起二十六年前某个冬夜里，发生在我身上的一段灵魂出窍的经验，并在几篇专栏中略有提及。那大概是十或十二年前的事，确切的时间不记得了（这阵子我的记忆耗损得严重，而我手边的“秘密数据库”不幸又无法提供查阅），总之，写了这个题材之后，我收到一大堆读者来信。大部分的读者都很不高兴我写的并不是他们所期望的专栏（为什么我不讨论国家议题，为什么我不描述雨中的伊斯坦布尔街道的哀愁），但其中有一位读者在信中说，他“直觉感到”我和他对一个“极重要的主题”有着相同的看法。他说他将很快来拜访我，询问我一些“独特”而“深沉”的议题，他相信，对于这些疑问我们意见相符。
一天下午正当我准备回信打发掉这位读者时，他却真的出现了——是一位理发师，这点已经够怪了。由于我没有时间跟他聊，而且我心想这位理发师一定会滔滔不绝地讲他个人的苦恼，缠着我不放，抱怨我在专栏里没有多提到他无穷无尽的烦忧。为了甩掉他，我叫他改天再来。他提醒我，他在信中早已预告过会来，更何况他也没有时间“改天再来”。他只有两个问题，都是我可以当场回答的。理发师如此开门见山地切入主题，正合我意，于是我便请他有话直说。
“你会不会觉得做自己很难？”
几个人围到了我桌边看热闹，期待有什么笑话可看——仿佛在等着一场好戏上演，可以作为日后茶余饭后的笑料。其中包括一些由我领入行的年轻后辈，还有肥胖聒噪的足球新闻特约记者。因此，面对这个冲着我来的问题，我依照通常在这种情况下众人期待我会有的反应，露了一手我的“机智妙语”作为回答。然而理发师却把我的讥讽当成是我真正的答案，听完之后，又问了第二个问题。
“一个人有办法只做自己吗？”
这一回，他问话的口气好像是在替别人发问，而不是为了满足自己的好奇。显然他早已把问题准备好，背了下来。这时，我第一个笑话的效果仍弥漫在空中，其他人听到了欢乐的气氛，也围了上来。在这样的情况下，有什么比准确地丢出第二个笑话还要自然不过的呢？难道要针对人类存在的本质问题发表长篇大论的演说吗？更何况，第二个笑话将能强化第一个的效果，把整件事变成一个精彩故事，让众人记忆深刻，津津乐道。破解问题的第二个笑话出口之后——我现在记不得内容了——理发师说：“我就知道！”接着转身离去。
由于我们土耳其人只欣赏带有暗讽或暗贬意味的双关语，因此我毫不在意理发师的敏感脆弱。我甚至有点鄙视他，就好像我看不起某一位在公共厕所认出你们专栏作家的读者，他一面提起裤裆，一面兴冲冲地询问敝人有关生命的意义，或者我信不信真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