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经常钻进水池的瞭望室，瞭望一众演员的训练和表演。他主要在看的人就是我。
后来我还了解到，那场让我印象深刻的人鱼共舞的表演也是由他幕后推动而来。他负责鱼池养护，在表演的头天晚上，把鱼池的供氧泵调到了最低。
他说：鱼在生存挣扎的时候，颜色最艳丽，最有生命力，才会发光；而人和鱼一样。
怎么说呢，那个人就是这么一个狂热者。
不过虽然他有狂热的表演梦，但他没想过自己当主角。他长相丑陋不堪，身段像被铁锤一下下照头锤过，弯着腰，脸上的表情像布满刀疤一样苦。
所以他想让他选中的人和鱼登台。他饲育他们，希望把他们托举起来，也完成自己的梦。有时只为争取一个机会，他就不惜以生命为饵食，包括他自己的。
他那样的人也挺纯粹的。
同时他也教会了我一件事：有些人早已不适合当主角，因为他们早已肮脏丑陋，所以还是让别人去表演为好。
可惜他没选对人，我又不是一个好演员。
这么说吧，他困于池底暗室三天被成功营救的事件并没有引起他想要的轰动。游乐场把这宗意外事故压得死死的，消息甚至没传出水族剧场的大水池。他想象中的各路媒体的聚光灯自然更不会有。
那场事故后，他落了一身病，走路多了就喘气，腰更弯了，下面也硬不起来。游乐场给了他一笔钱，把他打发走了。
而我也没捞到好处，连一个机会都没有。不久，马戏团清理了一批碍眼的演员，我也跟着下岗了。我是陪过哪个人睡觉来着，我都忘了。
总之，到最后，我也没能参加上什么好表演。
前面我也说了，离开那个游乐场以后，我也试过跑去应聘香港海洋公园的演员。正儿八经又不自量力，对吧？后来我就去干别的没这么正儿八经的表演了。
万有光则去卖鱼，也跟人跑船干走私。几年后，我看见他在腥臭的水产市场喘着气、弯着腰搬箱子，样子更丑陋了……但我知道他心里还有一团火。
我到他家里，贴住他的身体，对他说：“进不来也无所谓，我用手帮你。”
他一把把我推开。
我嘻嘻笑问：“你怕我身上的病吧？”
他冷冷地说：“你应该知道，我要的不是这个。”
后来他问我：“你知道为什么那次会寂寂无声吗？你也没有得到机会。”
我说：“这种事肯定能封口就封口，难不成还有人专门报道？”
他说：“因为没有死人。”
我说：“你死了有什么用？而且死个人也可以封口，又没多少人知道。”
他沉默地点点头。
我说：“告诉你吧，死的人不够多，看见的人不够多，就没用。”
现在你应该明白了，这些事是怎么一拍即合的。
不过我要澄清一点，我没说过万有光对我另眼相看，也不存在他专门为我做了什么事。对于那个人来说，演员只要合适就行，他要的只是他想要的表演。何况到现在，我的身子早就烂了，他可嫌弃得很。
他啊，早就看上另一个文艺范的小姑娘了。
这个女的叫曹玉兰，在网上写小说，讲什么父亲扎烟花的，我都不知道有什么好看的，事实上也没人看。但万有光天天追着更新，给人家留言，迷得不行。
所以我和万有光说，把这个女的捧红怎么样？我有办法引来流量。
那个男人忙不迭地点头，事情就此一拍即合。
和你说吧，把表演的舞台放在香港，除了满足你的愿望，多引来点流量，也是因为那个女的刚好偷渡到香港了。一边谋生一边追梦，和我还挺像的！
总之，这一波表演办下来，你的几个姐妹可以以命换钱，曹玉兰会爆红，万有光则完成他的人生梦想——大家都各取所得，皆大欢喜。
你问我能得到什么？等一下告诉你。
我和万有光说，把曹玉兰作为第五个受害人，前面四个人的命就会成为她的流量。到那时，死的人够多，看的人也够多，而奄奄一息的曹玉兰得到营救，她就会成为明星。
你看，多好的计划！可惜那女孩不争气呢。
你看到这份录像的时候，你的姐妹都已经死了，曹玉兰也死了。
我在囚禁她的房间外面放了个水缸，她奄奄一息地爬出来，就着水缸喝了一顿痛快。你这位参加过医疗队的公益护士应该懂吧？人呢，喝水太少或者喝水太多，都活不了。
我对万有光说：“事已至此，我们把压轴的表演放在第六场吧。”
万有光问：“哪来的第六场表演？哪里还有演员？！”
我说：“不是还有我吗？”
让其中一个受害人奄奄一息地活下来，这怎么行？我说过，奄奄一息是没用的，不能自己打脸，对吧？所以整场表演应当一以贯之。
何况我怎么能让别人分走第六名受害人的流量呢？
那可是我自己——或者说，是姐姐你的流量哦。
分散事件中心可是大忌。
我刚才和你说了吧，你看到这份视频的时候我在哪里，我回家了，现在就在我小时候住过的房子里。
现在这个时候，你出不去，我也一样出不去。公平吧？
不过你那里的门过几天就会开，我这边是不打算开了。
话说回来，我的一生，这里的房门就从来没有打开过。
这里是什么样子的呢？我说了，和你想象的差不多，总体来说，就是没有水而已。你推想得很准确，荒郊野屋，肯定没通自来水嘛。
屋前有一条小河，虽然上游是麻风村，但既然用水的人少，应该水质清澈，鱼儿成群，起码打水洗手不成问题。这些你都猜对了。而且你不用猜得太保守，其实不止呢，那河水还可以饮用；我刚才也说，我还常在里面游泳。
另外也应该不通电，或者不时会停电，夜里黑乎乎的。这一点也没错。那间屋由拉尼娜基金会资助的外国公益队租用的时候，是用柴油发电机供电的。其实功率挺足的，比倒放的邮筒还大，轰隆隆响，白天黑夜都很亮。可惜公益队撤场以后，没有油，就成了废铁。我们家啊，连煤油灯都点不起。所以夜里黑乎乎的，连微光都没有。
不过你说屋顶会漏水是不对的。这栋瓦顶屋虽然旧，但绝对没有一个破洞。这屋当年是地主盖的，质量牢靠得很。当门关上以后，你绝对找不到一个破洞、一丝缝隙。
怎么都好，我和父亲两个人一直住在那间屋子里。
我们的父亲叫涂之庭，听名字就帅气。你对父亲英俊的样子印象很深吧？鼻子像旗杆一样挺拔，站着像山一样高大。小时候他喜欢挨个抱我们，给我们讲笑话，后来我就独占了他的拥抱。还有我们都喜欢吃的他做的绿色糍粑，我也独占了。
你知道吧，父亲是一个干事业很拼的人。他和母亲离婚之前办过糖厂，做过中药生意，虽然亏光了钱，但坚持不懈。他带着我来到异乡，也一直打算东山再起。很长一段时间，我们在镇头乡间行医，他会在我淤黑的大腿倒上药酒，让我站直走路；或者让我伸手摸烧红的烙铁，在烫肿的手掌上抹上药膏，然后让我用手掌拍打板凳。有人问，这些药真的假的？他回答：“你看看长相，这是我亲生女儿，假药我会让她用？”
后来乡里来了举红十字旗的外国医疗队，招募当地人员协助。他毛遂自荐，首先问有没有钱。外国人说：“有钱，但对外要说是公益的。”他说：“找对人了，我就是公益医生！”
不久他跟着医疗队进了麻风村。
我说了，父亲是个一心干事业的人，这事他决定硬着头皮也要干，毕竟有名声。这一点你和他一样懂。
他装作什么都懂，所以不到一周就被感染了。
但外国人很高兴。他们在麻风村的下游河边租了那间老房子，办了一个服务站，又在河边种满鸢尾花，为麻风病人搭建彩虹之桥。我和父亲就住在那个服务站里。没有什么比一个患了麻风病的公益医生更能当招牌了。
后来人们说那个服务站办了好几年，其实不到一年。那个招牌用了一年，宣传够了，那些外国人就走了。
后面几年，住在那间老屋里的只有父亲和我两个人。
那时候，父亲和我已无处可去。他也好，我也好，早已被困在那间没有门的房子里。那是一座只有一户人的麻风村。
那间房到了晚上会一片漆黑。
但你不知道，那间房子在白天同样一片漆黑。
你说你衷心感激拉尼娜基金会，也最喜欢鸢尾花。可你知道鸢尾花是什么吗？所谓彩虹之桥是通向哪里吗？
鸢尾花是种在墓地里的花。彩虹桥则是通向天国，也就是无路可去的地方。
无论白天还是黑夜，父亲都会把我关进最尽头的那个房间。那里没有一丝缝隙，没有一丝光。
我抵着墙壁，抱着膝盖。因为无路可逃，所以只能将后背抵着墙壁。
我等待着门“吱呀”一声打开，父亲的影子长长地投到我光光的脚趾旁边。
“宝贝，爸爸回来了，你想我了吗？”
有一天，父亲不知从哪里捡回来一只小奶猫，用小碟子给它兑了牛奶，爱抚地摸。他把小猫抱起来，递给我，对我说：“喜欢吗，你看我们家又多了一个成员，家里会热闹起来的，你会喜欢留在家里的。”
他耐心地饲养着那只小猫，给它喂食，爱抚它。但那是一只杂种猫，可能是怕生，可能是生性骄傲，人一靠近总是跑。隔了一周，父亲从床底下抓住尾巴把它扯出来，高举过头摔在地上，又跺了一脚。
父亲说：“连你也怕我吗？连你也要躲着我吗？看你往哪里跑？”
我被关起来的时候，有时也会忍不住向父亲提出请求：“爸爸，放我出来吧，我不跑了……我口渴了，肚子也饿，求求你开门好吗？”
有时父亲为了惩罚我，把我关起来的时间更长，譬如超过二十四小时。我会爬到房门旁边，伸出指甲像猫一样挠门，发出“咯咯”的响声。
我说：“没有水了……救救我……”
这些声音，没有人能听见。
父亲会从屋前的小河里打水回来，用水桶装着，打开房门放进来。那水清澈见底，上面漂着碎碎末的浮萍。
“喝，多喝，这个水最好了。”
他有时也会直接把我丢进河水里。
“快点喝，喝啊——喝河里的水！”
我在河里比画着手脚，畅快地和鱼群一起游泳。
父亲情绪失控时，会像困在铁笼子里的野兽一样咆哮。
“我不能走出这个门，凭什么你能出去？你不能走！为什么你就不得病啊？”
后来我在房间里轻轻敲门，和父亲隔着门商量。
“爸，让我白天去上学好吗？我保证下了课马上回来。以后每个晚上，我都陪你。”
父亲说：“真的吗？你真的会乖吗？”
我说：“真的，我会很乖的——你看，现在我已经和你一样了，我还能去哪里呢？”
怎么都好，那时我已经上初中，后来也多少继续上着学。即便是南方最潮热的盛夏，我也穿着长衣长裤。我安静地低头上学，和谁都不说话。下了课，我就背着书包回家。
但有时也有烦人的坐前排的初中男生非要扭过头逗我说话。
“喂，涂姝，你昨天又旷课了，比我过得还潇洒……喏，这是昨天的笔记，我也没记，我找别人抄的。”
我懒得去接他递过来的脏兮兮的本子。
“你这人真奇怪，你不热吗？你当今年是厄尔尼诺年呀？”
我忍不住问：“什么厄尔尼诺年？”
“厄尔尼诺现象啊，气候反常，冬天暖，夏天冷，所以衣服都不懂怎么穿了。算了，要不我好心给你祈雨吧，祝你有个凉夏……”
我哪里受得了这种好心，只好抓起书包跑出教室。
结果那天真下暴雨了。我顶着书包冒雨赶回家，浑身透湿，但我觉得清凉。
我裹着潮湿的身体坐在房间里，父亲推门走进来，影子长长地延伸到我面前。我主动站起来。
父亲把我抱住，我独占了他的拥抱。
父亲抱着我说：“不要离开我，我只有你了。”
我也一度认为，我应该一辈子都离不开这个男人了。我已经走不出那个门，而他是唯一能和我在一起的人。
初三下学期，准备填报高中学校志愿，需要家长签名。我把志愿书递给父亲，他撕了。
父亲喷着酒气说：“考什么，你想去哪里？入学体检脱光衣服你不怕？”
我思考了三天。我无人能求救，不能告诉任何人我有病……
我最后鼓足全部勇气，重填了一份报考志愿书，装进白色的信封，用米糨糊认真封好，寄给我们的母亲。
其实我几乎不期望回音，甚至不知道十年前的地址还对不对。但母亲很快回了信。
信里说：“你学习成绩好不好？好的话来考温州的高中，我给你报名。”上面还留了她的电话。
我欣喜若狂，觉得天降奇迹一般。又觉得自己真蠢，为什么不早点给母亲写信呢？
我偷偷全力准备考试，夜里家里漆黑一片，我坐在河边就着月光看书。
有一天，月光太暗，我掏出了手电筒。一晃一晃的光在黑夜里像灯塔，我又展开母亲给我的回信。她给我选报了一所重点高中，嘱咐我好好加油备考。
我看着志愿书，还有那张带着我指纹的准考证，觉得像彩虹桥一样七色炫目。
这时父亲从屋里冲了出来，电筒像灯塔般的亮光惊动了他，我吓得魂飞魄散。我以为他会抢我手中的书和信，但他只是拎着酒瓶子，“咯咯”地笑起来。
他告诉我，我的那些小秘密、小信件，他早就知道了。
“我今天给你妈打电话了，蒙着脸找了个电话亭。”他打着酒嗝，哈哈大笑，“我告诉她，你是个麻风病人，和她老公一样。所以你哪里都去不了，你想跑，我就告诉所有人。听好了，你妈不会要你的，当年她不要你，现在更不会要你。没有人会要你，宝贝，只有我会要你。”
我走进屋里，提着几瓶廉价而劣质的烧酒回来。父亲问：“干吗，给你爸爸加酒吗？真乖……”
我扭开酒瓶的盖子，站在河边，往水里“咚咚”地倒。
“喂——你干什么？！”
父亲又吼又叫，踉踉跄跄地扑过来。我闪躲了一下，他就投进河里了。
我站在岸边，望着暗淡月光里扑腾的水花，直到河面恢复平静。我把酒瓶丢在原地。
时至今日，我问着附近的村民，他们会拍拍额头说：“哦，记得，是不是那个跳河死了的麻风医生？”
我想也挺好。对他也挺好，他死了就有人记得他是医生。
只不过我没想到，在更远的地方，记得他的人还挺多。
后来母亲还是依约把我接回温州了，为了你。我和她坐在同一节火车车厢里，中间隔了一排座位。我想，她害怕着我——不止一个方面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