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初说出这些话的时候，我也腿脚发软，搞不懂自己在发什么神经，但猛然就有一股力量穿透脊柱，让我身体挺得笔直，觉得无所畏惧。
讲台下面掌声雷动。
“我曾经和他们喝一河之水，但我和你们一样健康。”我无所畏惧地说，“当他们得到关怀和治愈时，他们和我们每一个人都一样。”
我成了一名斗士。我在觉醒中再次明白了表演的力量。
最初，同学们也害怕我，下了课齐齐躲开，像警觉的猫。但他们都是好学校的好学生。很快，十四五岁的青春少年的正义感和新鲜感占据了上风。他们热血感性，道德感蓬然生长，以我为象征的中心，他们也一并成为斗士。
他们逐渐聚拢在我身边，好奇地向我打听各种细节，而我逐渐知无不言。
我发挥想象力，编造着完整细致的故事。
也有女同学忍不住悄声问我：“涂姝，你……真的没有得过病吧？”
我把袖子捋起来，露出手臂，微笑摇头，说“一点也不用担心”。
她们说：“嗯嗯，你皮肤真好呀，从你家门前流过的河水一定很清澈！”
直到后来我才明白，我无所畏惧的原因是什么。
整个高中阶段，我交了朋友，学习成绩也好起来。我被学校树为标杆，拿了几次省市的教育津贴和特殊奖学金，加起来有几万元吧。母亲拿着这些钱，凑够了换新房子的首付。
我取走了涂姝的名字，连同里面仅余的价值。
高中二年级的下学期，市里组织了一次冬令营，四天三夜，选派各校的优秀学生代表坐车到几个县市做交流。我报了名，得到参加的名额。
第三天下午，到达最后一个县城。交流活动结束后，那里一所重点高中的学长自告奋勇地带我们外出参观。我问：听说这里有一条彩虹路，我们可以去看看吗？
那位学长愕然皱眉，但还是当了向导。
后来我站在一所学校的围墙旁边，伫立良久。
那学校围墙很高，但偶尔有学生从校门施然而出，他们染着头发，搭着肩膀。门卫抽着他们递过去的烟。
学长说：“看什么呢，这个不是高中，走吧。”
我呆呆地说：“哦……”
我们沿着围墙走远。我看见了彩虹路的路牌，路的尽头有一栋被荒草围绕的烂尾楼。
天色渐渐暗了，厚厚的混合云在空中堆积，压得很低。风猛刮一阵又停一阵。
领路的学长缩了缩脖子，说：“还要看吗？这里没什么好看的。”
但几个外来的学生反而来了兴致，他们穿着颜色明亮的羽绒服，踮着脚跨过棱棱角角的水泥板和湿漉漉的垃圾堆，仰望只有灰色框架的高楼。每一层都是黑色的空洞。一个男同学越过篱笆般的枯草，朝黑色的空洞丢进去一块砖头。
本地的学生白了脸，说不要再靠近了，里面有很多乞丐和疯子。
外来的学生问：“这个地方还有人住啊？”
本地学生说：“嗯，走吧，天要黑了，天气预报说晚上会下雪。”
这一说，“抽屉风”就呜呜地刮起来，大家都觉得天寒地冻。学生们各自把手揣进厚衣服的口袋，小跳步往回走。
我站在原地，望向赤裸的高楼说：“以前我也住过这样的地方。”
其他人停下脚步看着我。
一个外校的女同学开口：“对了，涂姝你以前住在麻风村的河边对吗？你刚才在演讲里说了，我还想问……那个地方一定很糟糕吧？”
我摇头笑：“没有啦，我说得夸张了，没有这里糟糕，比这里好多了。就是屋顶有些破漏，幸好南方不下雪。夜里会停电，黑乎乎的。有时也没有水。爸爸会提着煤油灯，从河里打水回来给我洗手。他也会在灶台生起柴火，用铁锅给我烙绿色的糍粑……”
空气干燥冰凉，同学们聚拢在枯黄的立人高的荒草里，站定了听。
一个外校的男同学问：“你爸爸是公益组织的医生，对不对？他一直在那里照顾麻风病人。”
“嗯。”我说。我复述着已经习惯了挂在嘴边的话。
“父亲是个高尚无私的人，他长年在乡间行医，帮助所有需要帮助的人。后来他自己也染了病，为别人竭尽了一生。”
我又面向同学们笑起来：“而且我爸爸特别帅，长得像《白色巨塔》中的财前五郎。”
那部讲述外科医生故事的日本连续剧刚刚上映，看过的女同学都“哇”的一声。
一个女同学说：涂姝，我觉得你和你爸爸一样帅，你会帮助所有需要帮助的人。
我点头说：“嗯，我想当和爸爸一样的人。”
你看，我是一个如此虚荣、如此热衷表演的人。我每时每刻都想表演。
你说十三年前，我拿走了姐姐的名字，那是记恨的源头，其实不是的。
在外人看来，我和她的人生，艰难和平顺似乎是各分一半。我小时候过得更艰难一些，后来通过自己的努力取得了平顺；而她小时候起码衣暖饭饱，只是长大了自己不争气——但真实的情况是，全部艰难都属于她一个人。从小到大，衣暖饭饱的人是我，她自始至终生活在地狱般的艰难里，从未得到一刻歇息。
我窃取了她的艰难，结果所有人反而对我竖起大拇指。我窃走了那份艰难的仅余价值。
我和她，一个跟随父亲，一个跟随母亲，我们从父母那里得到的爱似乎也得到平分。有人说，母亲后来还是把那个女儿接回了家，因为那个女儿表现得更乖巧、更勤奋，所以另一个只能退位让贤——但真实的情况是，母亲从来只爱我一个人。
你知道吗？我姐姐从未得到过任何人的爱。她是自始至终生活在茫茫荒野里的那个人。
她比谁都有资格憎恨。而我的罪过，远远不只是拿走了一份成绩单。
我报名参加交流冬令营，确实抱着一种隐约的愿望。我听说冬令营的最后一天，会到那个有一条彩虹路的县城，所以报了名。我一直知道她就在那个县城上学，学校就在彩虹路的附近。
也许能见着呢？我从来没有勇气去找她，但心底希望能看见她。
直到几个月以后，母亲才告诉我，其实我参加冬令营的时候，她已经不在那所学校了。她怀了孕，其后堕胎和被学校开除。
母亲应该和学校争取过，但没有成功。毕竟，母亲也不是一个总有办法的人。
母亲告诉我这件事时，已是乍暖还寒的初春。那时，新房子过户，我们准备搬家。
懵然不知的我嗫嚅地问母亲，搬完家，房子大了，姐姐会回来住吗？……
母亲冷淡地说：“她已经走了，户口也迁出去了。”
我想，母亲也许留过她，但没有留住。她应该是坚执地走，而母亲没有坚执地留。
“自己不争气，能怪谁？”母亲说。
我们四岁时父母离异，她跟随父亲离家，但户口没有变更。我和她的名字，仍写在同一张户籍卡上，在一个家里。十六岁那年，她再次离家，把并不属于自己的名字划掉，从此完全和这个家断绝了关系。
十四岁时，父亲去世，母亲把她接回来，但从未把她接回家。母亲出钱让她在寄宿学校上学，她争取到了母亲的两年抚养。她卖掉自己所有能卖掉的价值，也仅仅只值两年。年满十六岁，她孤身一人走进人间炼狱。
她始终孤身一人，始终没有离开过炼狱。
那之前和那之后，一直以来她是怎么生活的，我作为一个小偷，又怎么能够知道，怎么能够理解呢？
“自己不争气，能怪谁？”母亲临终前百病缠身，在她意识涣散的时候，总在喉咙深处吞咽着这句话。其实她只是在迷糊地重复那在她心灵深处的歉疚和罪过。
无论多少年以后回想起往事，我仍旧会悲从中来。其实她犯的罪过，又哪里比得上我？
母亲也许不知道，也许知道但不说。我想，她是为了我。
其实真正把姐姐逼得孤身一人，真正在她心里埋下仇恨种子的那个人，是我。我是始作俑者，也是最终的刽子手。
然而这些都是马后炮，其实长期以来我并不自知。
长期以来，我仍旧在恬不知耻地继续表演。
高考我考得不错，我离开家，来到繁华的上海念书。大学，我度过了平静的四年。
我想，那份从别人那里拿来的歉意和羞愧已经淡去了。那时已过去多年，我早已适应新的名字，也似乎早已从那里得到新生，从那之后，人生的发展都是靠自己。母亲对我说着“你看，有了压力，哪怕是你也会努力”的话，也觉得心安理得。
按母亲的要求，我念了会计专业，毕竟哪里都需要算钱；大学毕业，我和所有学生一样，参加盛大的招聘会，应聘优秀的工作职务。我进了一家经销民间工艺品的公司，在国外接订单，在国内采购，竹帘画、蓝印花布、柳条编、油纸伞、布娃娃……什么都卖。我维持了热情和干劲，后来公司把所有资源往业务线倾斜，我就从内勤调到了一线。老板说：“销售很简单，只要便宜就能卖，你能说会道，又精打细算，我看你适合当买手，你给我找到要价越低的供应商，我给你越高的提成。”
我成为采购员，这是一份让人眼红的工作。我可能确实适合干这个，毕竟我以前就干过。我全国各地跑，以最低廉的价格收购他人的价值。
我到过很多简陋如工棚的作坊，粉雾弥漫，颜料刺鼻，赤膊的工人吃住都在其中。我和他们戴着金链、穿着人字拖的老板握手言欢，吃着或野生或圈养的肥头大鱼。我也到过偏僻贫穷的村落，在昏暗无光的泥砖屋里，满头白发的老人佝偻坐着，用细长锐利的竹条编着花篮，或者一针一线缝着玩偶。他们皮肤干燥若裂，手指都是黑痂，屋里头有一只只剩小半缸水的水缸。我从他们身上看到许多影子。
那几年，我拿了厚厚的奖金。我进一步知道了一种生活总是建立在另一种生活之上。
有一天，我到公司位于金山区的新仓房做进库交接，工作很快完成。傍晚我沿着黄浦江散步，看到几栋白色的房子，外面挂着一个小木牌，写着“拉尼娜之家”。我走了进去。
一个温善的外国女主人接待了我，问我：“你有什么需要帮忙？”
我说：“我可以来这里当义工吗？我也想帮助需要帮助的人。”
女主人微笑地说：“非常欢迎，我替所有兄弟姐妹感谢你。”
那位女主人没有问我理由，但我兀自说着那些我多少年来挂在嘴边的理由。
小时候我得到拉尼娜基金会的帮助，我已经去世的父亲是一名公益医生，他说过要帮助所有需要帮助的人……
女主人温柔微笑：“是吗？那真是缘分和旨意。”
我说：“我应该做这件事。”
那之后，每有闲暇，我都会到“拉尼娜之家”，和每一个暂住在那里的人攀谈，伸手牵着他们的手。后来我当了更多义工，每出差到一个城市，我会到当地的慈善站看一看，帮个忙。名字里有拉尼娜的地方，我会去得更多一些。
再后来我干脆辞了职，参加培训班，考了护士证书，成为半个医生，然后跟随各种组织和队伍走进那些更偏僻更贫瘠也更干渴的地方。我继续和每一个人说着，我已经去世的父亲是一名公益医生，他说过要帮助所有需要帮助的人；我也继续说着，我应该做这件事。
很多年以来，我总会想起十六岁那年，在那条日落前的彩虹路的尽头，在那栋荒草围绕、只有灰色框架的烂尾楼前说的话。
一个女同学说：“涂姝，我觉得你和你爸爸一样帅，你会帮助所有需要帮助的人。”
我点头说：“嗯，我想当和爸爸一样的人。”
我想，那些豪言壮语早已扎了根。
我也会想，我就是她，按照她的所知和所想，她也一定会做这些事，所以现在我是在代替她，这是我应该做的。
但这是我的自我解释。
我告诉自己我在赎罪。其实自始至终在勃然生长的，只是我的虚荣心。
我参加着各种公益活动，行走在深山和戈壁，对每个人讲着关于我的故事，人们都热泪盈眶。我也登上演讲台和颁奖台，名字渐渐出现在报纸上，我得到异样的释放和满足。后来也变成流量和利益。
每到一处，我都拍着照片，发着微博。我呼喊着，要让更多的人看见那些不被看见的人，其实我是想让更多的人看见我。
我时常抱怨我的微博的阅读量为什么这么少，抱怨自己做的事情毫无意义。不被看见，就毫无意义。
其实我最想红了。
小时候，我为什么一上台表演就发抖，那是因为我太过渴求观众的欢呼。我比谁都想要流量，从小到大想了一辈子。
至于公益慈善事业的那些其他利益，我就不说了……
因为在我的故事里，我和拉尼娜基金会有着渊源，小有名气以后，那个历史悠久的基金会也联系了我，把我纳入他们的公益认证人名录。我诚惶而开心，觉得自己被另眼相看，名声也已传到海外，从此可以大展拳脚。
那时，拉尼娜基金会创办了一个援助计划，以平台化的方式在全球范围内针对特定对象募捐，我作为认证人可以向他们申报援助对象。
我想你是知道的，其中就包括三年前命案的那几名受害者。她们的名字叫阮芳草、爱斯美达拉、莎丽、欧菲莉亚·默克尔·阿德。
我在“拉尼娜之家”和其他慈善站认识了她们，我曾牵着她们的手，对她们说：以后，我就是你的妹妹和姐姐。
我认认真真地把她们以及其他对象的材料整理好，一一申报。我觉得自己做得不错。
两年过去后，我申报的援助对象募捐款为零。
直至那时，我才明白了，原来悲惨的人多之又多，而看见的人少之又少。
我给拉尼娜基金会发了邮件，请求他们多帮忙推广。
许久后基金会回复邮件：“亲爱的涂姝认证人，对于您提出的请求，我们爱莫能助。我们一贯公平。我们一直期待您的加入，能够为我们悠古的声望和革新的计划添砖加瓦，或许现在我们需要重新评估。我们诚挚地建议您继续提高个人声望，或者选择更具说服力的援助对象予以申报，均大有裨益。”
我曾以为自己被另眼相看，原来只是幻觉。我以为别人能带给我流量，其实别人要的是我的流量。
我沮丧不已，“重新评估”几个字也让我惶然。
于是我联系了阮芳草、爱斯美达拉、莎丽和欧菲莉亚。
我对她们说，很抱歉，这么久也没给你们募集到钱，你们一定很着急吧？我也对她们说，当务之急我们需要提高说服力。
她们问我：“什么是说服力？”
我说：“流量就是说服力。”
她们问我：“要做什么呢？”
我说：“我们办直播吧。现在人们都喜欢看直播。在网络上和镜头前详细讲述你们的人生和困境，一定会有很多人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