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的反而是“如果那样就好了”。
其实那时候，和母亲在一起生活，我是心生不满的。
母亲是一个严格的人。
我的外祖父是离休干部，母亲在大院里长大，从小就美丽而聪明。母亲的字写得很好，会拉小提琴，年轻时还发表过诗歌和散文。她时常说，如果那时稍微有人给她宣传一下，她早就成名了。
可惜我外祖父还是力有不逮，我记得我两岁那年，外祖父就因急病去世了。那之前的半年，听说他被审查了一段时间，后来革了公职。
更可惜的是，我一点都没有继承母亲的优秀。
除了写字比较规整，我对乐器一窍不通，跳舞也跳得难看。从上小学起，班上的文艺表演，我要么选不上，要么站在最后一排。
我的心理素质尤其糟糕。每当上台表演时，我总是紧张得双腿发抖，动作也忘了，话也忘了。
体育运动也不行，直至这几年我才学会游泳，至今也游得不好。
所以我想，在优点方面，还是她继承了母亲更多呢。
至于学习成绩，小学还马马虎虎吧，从初中开始就不行了，考试一次比一次吊车尾。怎么说呢，我其实学得还算勤奋，上课能听懂，练习题做得不少，平时的小测验也说得过去，但考试不行。
每当我意识到那是一次关于优劣的排序，它将被确认和公之于人前，仿佛一场表演时，我就感到头脑空白。更不要说，那些表演的主要观众是母亲。
小时候，我经常挨饿挨打，来来去去都是因为这些。
所以你看，我跟着母亲一起生活，没有什么好庆幸的。我可以说对此相当不满，觉得那个家像个四面栏杆的铁笼。
到了初三那年，我也叛逆反抗起来，一心想从笼子里跑出去。于是我在班上交了一个男朋友，两个人逃学跑到北麂岛看海，一整夜没回家。
母亲把我逮回来以后，几乎把我头发扯下来。我也还了手，家里的东西都被打翻打碎了。一大袋五颜六色的毛绒玩具撒了一地。
后来母亲哭起来。我呆了半晌，也开始哭。
我第一次看到母亲披头散发，失去了端庄的样子。我能感到她心里的绝望。
我们母女抱头在一起，哭了很久。
那是家里经济条件最难的时点。因为外祖父遗产的纠纷和其他问题，家里亲戚很早就断了联系。后来母亲到处借债，也几乎没有朋友。何况母亲是个骄傲的人。
母亲和父亲离婚的时候，虽然我还小，但也慢慢知道家里没钱了。过生日不再有很多人来给我们送玩具，也不再有蛋糕。以前母亲不让我们姐妹把衣服混着穿，父亲带姐姐离开以后，我有很长时间都穿她留下的衣服和鞋子。
我一直不太清楚父母离婚的原因，只知道大体和钱有关。那时，家里已经欠了债，主要应该是父亲欠的，所以他是净身出户。祖父还健在的时候，家里做过中药生意，也办过糖厂，我在家门口见过用一整火车皮拉来的糖浆。后来这些自然都消失了。
其实，我对父亲已经没什么印象。母亲很少提起他，说的都不是好话，我也只能听着。但我知道父亲是高大英俊的，母亲年轻时一定曾被深深吸引。他的鼻子像旗杆一样笔挺，我想他戴着医生口罩的样子一定更帅。而且他是个热情有趣的人。他总能逗我们大笑，经常抱着我们，可能陪我们玩的时间比母亲还要多一些。我还记得他会做绿色的糯米糍粑，很甜，我和姐姐都喜欢吃。
总之，和母亲生活在一个屋檐下的日子里，我心里有想过：如果当初跟爸爸走的人是我，那就好了。
不过，这些想法只是一闪而过。
哪怕我再不懂事，也知道母亲把我养大不容易。
很多年以来，家里的条件虽然不如意，但温饱不成问题，房子虽然只有十来平米，但收拾得整齐干净，衣服也不会破破旧旧。我还上过补习班。最难的时候，我们家举债度日，但后来债也一点点还上了。母亲总有办法把事情摆平。
我记得到我上高二、高三的时候，家里的经济就平稳了。我们还搬了新房子。
母亲批发过小商品，尽管生意很小，但也要陪酒。后来一大笔货款被骗走了，里面包括银行贷款和从其他地方借的钱。没有办法筹集再启动的资金以后，母亲就买了一台缝纫机，戴着眼镜一边看着书学，一边拨着转轴，踩着踏板。
晚上，母亲一针一线地织五颜六色的毛绒玩具；白天清晨起床，梳好端庄的发髻，骑着三轮车，拉着一个木头做的展示板，到离家尽量远的地方摆卖。开始在街头卖，后来收入稳定一些，就到步行街租了一个摊位。母亲也慢慢贩一些货，但晚上仍旧自己织自己缝布娃娃，能做一些是一些。
直至领上社保退休金，也直至我大学毕业。
母亲性格骄横、虚荣，也冷漠，也许算不上是顶好的母亲，但我从来没有怪过她。我无法责怪她，而且深深爱她，她把她能给的母爱给了我一个人。
初三那年，我闹别扭，谈恋爱，落下太多课，到下学期的某一天，突然自己就慌起来了。初中毕业考试，我有一门课不及格，补考了一次，好歹过了。你知道初中毕业考的试题有多简单吧，连监考老师都会放水。
我回到家，突然就开始抱着母亲的腿哭。我慌张得没有任何办法。我知道我可能再没机会上学了；我也知道，如果我不哭着哀求，母亲甚至不会再管我。
母亲冷冷地说：“你已经没救了。”
我说：“妈妈，求求你了，你最有办法了。”
母亲说：“我能有什么办法？”
我说：“你有的，你最有办法了，妈妈认识很多很多人……能不能找到人，替我考试……”
母亲看着我，神情饶有兴致，然后呵呵地笑起来。她说：“好像是个办法嘛。”
我擦了眼泪，也陪着她呵呵笑。我说：“妈妈最厉害了，妈妈我爱你。”
那是我人生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表演，无论是哭还是笑，都在演。我突然顿悟了表演的重要，那是一种求生的基本技能。而我发现，原来我能演好。
所以从那以后，小时候我有多恐惧表演，我就有多热衷表演。
只不过那一次，我打的算盘破产了。
老师把当年的高中报考事项发下来，我一下子就蒙了。下午排队领准考证的时候，我按下了自己的指纹。按完以后，我呆呆地问坐在指纹机后面的老师：考试的时候会检查指纹吗？那老师瞪了我一眼：那还用说，进考场就检查，不然录指纹干什么？
其实考试那天根本没有检查指纹。教育局没有安排预算把录入的指纹档案进行联网，每个考场也配不足指纹机。准考证上印着指纹，监考老师拿起来认认真真看一眼，走个过场，创新工作就能写进报告里。那只是一场表演。
但对于我来说，知道那只是一场表演已经晚了，那时，我已经只剩下绝望。
领完准考证那天我回到家，把这件事告诉母亲，带着哭腔说：“妈妈，我好蠢，我把指纹按下去了，是不是来不及了……”母亲一句话都没有说。
我浑浑噩噩地把试考完，成绩比我的预期稍微好一些，但仍旧惨不忍睹。
一个暑假我都躲在家里，把自己锁进房间，不敢去问我还能不能上学的问题。母亲完全不理我，和平时一样早出晚归，我也无从问起。
但我心里也怀着隐约的侥幸，我总是相信母亲会有办法……
到了8月中旬，母亲让我把门打开，递给我一张入学通知书。
我不敢相信地接过来，喜形于色，但刹那间脸色苍白。
母亲说：“恭喜你，从今天起，你要改名了。”
从那一天起，我就成了涂姝。
很多年以来，我想我已经忘记我有一个名叫涂姝的姐妹。母亲从来不提起她，我也从不敢提，那比提起父亲更能触及母亲的逆鳞。
我和母亲相依为命，一起生活多年，苦乐都有；我渐渐接受了一个事实：那个人已经不会再出现在我的生命里了。
那时我十四岁，在脑袋断弦几个白昼黑夜以后，我也能猜想到是怎么回事。
我问母亲：“姐姐是不是回来了？是你把她接回来了吗？”我又哭着说：“不行的，不能这样的……”
母亲张开手给我看，她的手掌又皱又黄，几个指头因为被针扎破太多，留着黑痂。
她说：“你想不想读书？不想读给别人读，想读给我拼命读！”
我哭着问：“为什么给我读？你不是说我没救了吗？”
我哭了又哭，心里慌乱如麻，最后却连“姐姐现在怎么样，在哪里”的话都没有问出口。母亲什么都没说，我也什么都没问。
开学报到那天，我拿着上面写着涂姝的名字的录取通知书去了。
学校其实在邻县，班上没有其他同学报考，但是个重点高中。我在一个全新的地方，开始全新的生活，带着一个全新的身份。
我住在学校里，但每个周末都回家。
后来我才知道，父亲在异乡已经去世了；母亲把姐姐接回了温州，但没有接回家。
姐姐拿着我的高中考试成绩单，在更远的县城入读了一所民办的职业中专。
从那一天起，她就成了涂媛。
十四岁那年，我们两个人对调了考试成绩，对调了身份；从此对调了姐姐和妹妹的关系，也对调了人生。
涂媛也在学校寄宿，但从来没有回过家。也许是母亲拒绝，也许是她自己拒绝。要知道，她是向她的亲生母亲以乞讨的方式换来的回家。
很多年以来，我都在思考，母亲为什么要冷酷对待她的另一个孩子。
我想首先是因为虚荣。
这个孩子，当年跟随她的父亲离开；而她带着另一个孩子留下。她一直带着较劲的心情。十年后，当这个孩子回到她身边时，她不愿意把她领进一间十来平米的旧房子，告诉她以后你和你妹妹挤一张床。她的自尊心不允许她这么做。
实际上，她为她安排入读那所带寄宿的职业学校，竭尽了她所有的能力。不仅因为我的考试成绩太糟糕，而且因为陡然多了一个人的学习生活费。
家里的经济千疮百孔，但她不愿意呈现在她的另一个女儿面前。
跟着我生活，就要做好勒紧裤头的心理准备——这样的话，母亲只对我说，而无论如何无法对另一个孩子说。
其实母亲是无法面对她的。她在内心深处恐惧着那个女儿对她的记恨。
也许母亲也有着长久的内疚，但正是这种内疚，反而让她更加害怕做出补偿，所以干脆把恶人做到底。
母亲是当年抛弃了姐姐的人，她宁愿让姐姐对她彻底死心。
然而，最重要的原因，母亲是为了我。
其实真正不知道如何面对那个十年后归家的孩子的人是我。母亲不能面对被抛弃的女儿，而我又怎么能面对被夺取了身份的姐姐呢？我应该和她说什么呢？我应该如何和她一起生活呢？
当母亲反复思考，最后决定把涂姝的名字和那个名字的价值给我时，她很清楚，涂姝和涂媛已经不可能共同生活在一个家里。某种意义上，两个女儿，她做了二选一的选择。
七年以后，我大学毕业，母亲和我在学校礼堂前拍了一张合照。我穿着蓝色的学士袍，怀里抱着一大束鲜花，我紧靠着母亲，挽着她的手，努力笑得灿烂。
母亲一如既往地神情严肃，但拍完照以后，她露出一种暧昧的笑容。
“我赌这一把是对的。”她看着我挑起嘴角，“你看，有了压力，哪怕是你也会努力的。”
跟着我生活，就要做好勒紧裤头的心理准备——这样的话，母亲只会对我说。
你给我拼命努力——这样的话，母亲也只能对我说。
多年以来，我和母亲相依为命，我们争吵过、扭打过，也抱头在一起痛哭过。
而对那个没有在一起生活的另一个女儿，母亲毫无信心，也害怕。
所以她选择了我，把赌注押在我身上。我早已成为她唯一的女儿。
母亲冷酷而自私，但我无法责怪她，她把她能给的母爱给了我一个人。
其实，我言过其实了。
我想，母亲曾经考虑过不要厚此薄彼，所以她同样让我寄宿在学校里，只有周末能回家。在她心里，一定也为把另一个女儿拒于家门之外感到惴惴不安。
她也想过在适当的时候把另一个女儿接回家里同住。所以后来当布玩偶在街头卖得好一些，家里收入渐渐稳定时，她东拼西凑了一笔钱，买了一套国有单位的集资房。虽然靠近铁路，现在也已破旧，但在当时还算一个体面的地方。
房子有两室一厅，母亲想等搬好家，再把另一个女儿领进新的家。
可惜母亲没能做成这件事。在我高中念到二年级，而家快要搬好的时候，她的另一个女儿已经辍学离开了……
我比谁都清楚，母亲从来不是一个总有办法的能人。无论是物色一名枪手替我考试，还是拿着一份糟糕透顶的成绩单争取一个高中学历，她都无能为力。
但我假惺惺地表演，抱着她放声哭泣，苦苦哀求说“妈妈，求求你了，你最有办法了”……到最后，她能做的只是在两个女儿之间做一个二选一的选择。
母亲为什么要冷酷对待她的另一个孩子，我是知道答案的。因为我和她一样。
我没有继承母亲的一点优秀，却继承了她全部的冷酷和自私，还有虚荣……
你说得对，十三年前，我还是恬不知耻地把涂姝这个名字要走了，连同那里面仅余的价值。
上高中以后，我恬不知耻地在每一本课本上写下“涂姝”的名字。我买了很多笔记本，每一本的封面都画着紫色的鸢尾花。
我枕着手背趴在书桌上，本子压在眼前，圆珠笔在上面溜溜地比画：鸢尾真的很美，以后我要用这个名字。我也用iris的名字给自己开设了电子邮箱。
我恬不知耻地对自己说：从今以后，你就是涂姝了。但其实我连真的鸢尾花都从未见过。
我零碎地知道父亲和姐姐在异乡的境况。孤零零的麻风村、河边的旧房子、紫色的鸢尾花……我打听了一些，母亲也大致告诉了我一些，毕竟我顶着涂姝的名字，如果一无所知，多少有风险。
在很长的时间里，我也曾恬不知耻地自我安慰：这也算是一种等价交换吧。
我听说麻风病是一种备受歧视的病，所以对自己说，虽然我拿走了她那份好的成绩单，但同时也帮她拿走了那份不怎么好的过去。
我想，母亲提出这样的条件，她也同意，所以这只是交换。于是在这种心安理得建立的同时，我的表演潜能也得到全面觉醒。
入读新的学校以后，我表现得开朗而热情，乐于助人，像一只蝴蝶。我告诉自己：现在，你是一个曾在麻风村长大的女孩，你见过歧视，也曾被歧视，你的人生充满苦难；但你不惧怕不退缩，你有着在逆境中变得强大的意志、积极乐观的精神和宽厚包容的内心。
我表演得不错。老师和同学都对我另眼相看。
入学不久，在班上做自我介绍，我大大方方地告诉同学们，我曾经住在麻风村的近旁，我的父亲也曾是麻风病人。同学们有一阵哗然，老师大声说：你们有谁能做到像涂姝同学一样坦然、一样坚强？后来，我作为新生代表，站在体育场的讲台上，面向全校新生又说了一遍。我描述了麻风村和住在里面的人，描述了沿着河岸栽种像彩虹桥一般的鲜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