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重新把相机背带挂在脖子上,回顾刚刚逃过来的巷子。外面仍旧能够听到尖叫声。如果想要拍到好照片,或许现在还不会太迟。我正准备踏出脚步,却有某种想法阻止了我。
警队连续两天忍受挑衅,现在也没有开枪驱赶群众。但是如果我拍摄目前的场景,所有前提都会消失,只留下暴虐的警察殴打奔逃的市民这样的照片。这并不是在报导内文中补充说明就能解决的。照片和最初的报导只会被单独解释。我如果回去拍摄镇压景象,照片就会脱离我的意志,成为呈现残酷画面的作品。
我想这么做吗?这就是我想要传达的吗?
我停下脚步。亢奋的情绪消散,取而代之的是恐惧。我已经无法想像再回到先前的混乱中。如果毫无防备地回去,下一个被包围的搞不好就是我自己。
先回旅舍整理目前为止采访到的情报吧。虽然没有超出既有报导的内容,不过加入一些感想,应该可以有些独创性。更重要的是,现在差不多也该联络编辑部了……其实明天再整理采访内容也来得及,而且我也没有和《深层月刊》约定要定期联络。我找不到前进的理由,只是做为撤退的藉口。即使明知如此,我还是转身背对骚动。
我穿过楼房之间的缝隙,来到坐落在市区内的空地。这里散置着各种垃圾,包括揉成一团的纸屑、堆积如山的铁管,甚至还有满布尘埃的轻型汽车。这块空地可通往回到东京旅舍的近路。地上长着稀疏低矮的杂草,随着吹入空地的少许微风摇摆。
这时我忽然发现空地角落聚集了几个人。
他们是小孩子,穿着橘色与暗红色衬衫,有几个人戴着帽子。大家并肩站在一起,背对着我所在的方向。他们的年龄看起来都是在日本念小学左右的年纪。他们或许是为了街上的状况感到害怕。我不想刺激他们,想要绕路回去,可是他们的样子有些奇怪。
他们俯瞰着某样东西。我缓缓接近,听到低声交谈的尼泊尔语。
「那个……」
我对他们开口。较近的两人注意到我,看着我手中拿的相机。其中一人像是男孩,另一人像是女孩,但我不是很清楚。两人的脸都脏脏的,眼神显得很阴沉,而且他们各个都面无表情到令人有些毛骨悚然的地步。他们挪出空位给我。
有人倒在地上。在垃圾与杂草中,我首先看到穿着斑纹裤子的腿。稍微勾到鞋跟的裤子是深绿、深褐与浅棕色的迷彩花纹……倒在地上的是士兵吗?
当我看到他的全身,我的声音哽在喉咙,发出奇特的声音。男人的上半身赤裸,俯卧在地面,背上有伤痕。细细的红黑色伤痕有好几道。他的肤色和围绕着他的小孩子几乎没有差别,只有从剪得很短的发际到颈部的肌肤晒得很黑。
我并不是没有看过尸体。在工作中,我看到自杀或意外死亡尸体的次数多到一只手数不完。不过我没有在这么近的距离看到如此露骨的尸体。我感到脑袋发烫,一阵晕眩。
没错。他肯定已经死了。不过我又没有替他把脉,为什么能确信这一点?我因为无法承受如此残酷的画面而把脸撇开,不过还是勉强转动眼珠子去看尸体。当视线移到背部悽惨的伤痕时,逐渐理解到我判断他死亡的原因。他的伤痕虽然带着血迹,但却不再出血。表示体内已经没有血液循环。活着的人身上的伤痕应该不是那样的。
如果持续注视太久,这幅画面仿佛会印在我的网膜。我不知不觉仰望天空,缓和呼吸,然后没有朝着特定孩子以英语问:
「他是现在死的吗?」
虽然是脱口而出的问话,但也未免太蠢了一点。不过还是有人简短地回答:
「不是。他本来就已经死了。」
高亢的声音接着说。
「他死了,倒在这里。是我发现的。」
接着是带着恐惧的声音。
「不是我。不是我干的。」
这句话让现场的气氛顿时紧张起来。我不禁偷看左右两旁的脸。
这些孩子脸上的表情都很相似。阴沉的眼珠子朝着上方,窥探着彼此的脸。眼神中带着不安与猜疑。我的表情大概也一样吧?突然有人大声喊。喊出的是尼泊尔语。以这声喊声为开端,接下来是洪流般滔滔不绝的尼泊尔语。
在无法听懂的语言中,我一动也不动。看样子我应该不会遭遇立即的危险。那么就应该先冷静下来。
我首先确认时间。十点四十二分。
有人报警了吗?
倒在地上的男人真的是士兵吗?我虽然乍看之下这么认定,但仔细想想也只有根据穿着迷彩服这一点。警察穿的也是迷彩服。
死因是什么?此刻无法断定是他杀。也可能是有人在意外死亡或病死的人背上用刀刻下伤痕。
各种疑问在我脑中出现又消失。每个问题现在都无法得到答案,而不久之后就会知道,现在只需要先认清事实。当我意识到这一点,便想起自己手中有相机。我用双手轻轻捧起挂在序孑上的数位相机。
有~瞬间我对于拍摄尸体有所踌躇。不是出自对死者的敬畏,而是因为尸体照片无法刊登在杂志上。尤其是身上有如此残酷的伤痕,更不可能——
下一个瞬间,有点为自己感到可耻。我是为了观察记录而在这里的。即使只是短暂的片刻,我竟然会觉得卖不出去的照片拍了也没用。
感觉到自己拿着相机的手微微颤抖。我在有人来吓阻之前及早拍摄尸体,包括全身、被迷彩服遮盖的下半身、头发修剪得很短的头部、黝黑的颈部,还有伤痕累累的背部。
「……啊。」
我不禁喊出来。
我原本以为男人背上的伤痕是乱割的,但或许不是。我刚刚因为惨不忍睹而无法直视,但现在透过相机,我发觉到伤痕有一定的规则……不,冷静下来看就很清楚。男人背上刻的伤痕形成字母。
从右边肩胛骨到腰际刻了几个字母,换行之后从背部中央左右开始。上面没有连字号。第一个伤痕只有纵向的一划。这是「I」。第二个伤痕在两条纵线之间有斜斜的一笔连结,可以看成「H」,不过大概是「N」。
I……N……F……O。
文字很难辨识。我放下相机,直接检视每一个字。
接下来是「A」或「R」。第二行则是「M」、「E」、然后又是不知是「A」或「R」的文字做结尾。
「……INFORMER?」
男人背上的文字可以读成「INFORMER」。第一行到「INFOR」,第二行是「MER」。虽然大概能猜到意思,不过我并不是很了解这个单字的正确含意。
当我想要再拍一张照片而把眼睛凑向取景器时,尖锐的警笛声响彻整块空地。穿着制服的四名男人奔向这里。他们的制服不是迷彩花纹,手中也没有拿着步枪。包围尸体的小孩子一个接着一个离开圆圈,打算悄悄离去。他们大概是怕麻烦吧?
这些男人的处理态度非常蛮横。他们刚到现场,就对还没走的小孩子怒吼。他们推开没有做任何事的男孩,并且朝着我以粗暴的手势要我把相机放下。小孩子分头逃跑,改由穿着制服的男人包围尸体。
两人面对尸体蹲下来,剩下的两人则背对着尸体,像是要牵制那些小孩。其中一人满布皱纹的脸上没有表情,另一人是年轻男子,留着不太适合的短胡须,脸上带着明显的紧张表情。我问那名年轻人:
「抱歉,我是日本杂志《深层月刊》的记者。请问你们是警察吗?」
他大概没有想到我会对他开口,瞪大眼睛,接着像是要弥补错误般收起表情,回答:
「是的。」
「有人报警吗?」
他们也可能由接获报警以外的管道得知这里有尸体。我为了谨慎起见询问,警察很严肃地点头。
「没错。我们接获电话报警,立刻赶来。」
接着我将视线转向倒在地上的男人,询问道:
「你知道尸证身上穿的是什么衣服吗?」
询问容易回笞的问题可以使对方放松心情。警察立刻得意地回答。
「当然了,大家都知道那是军服。」
然而这时另一名站着的警察锐利地插嘴。
「一切还有待调查。现在不能回答任何问题。」
我向警察道谢后便退下。
蹲着的两名警察比手画脚地在交谈。不久之后,一人伸手推尸体的肩膀。尸体发出「咚」的声音转为仰卧的姿势。
背上被刻上伤痕文字的死者是尼泊尔国军准尉,拉杰斯瓦。
发现尸体的一个小时后,我回到东京旅舍自己的房间。
我没有打开房间的灯,将双肘放在焦糖色的桌上,双手的手指交叉,贴着额头。
昨天才谈过话的人,今天已经成了冰冷的尸体。这并不是第一次的经验。
曾经数度采访的创业家、什么时候死掉都不足为奇的无赖、壮年时期就病死的伯父、还有来自异国的重要朋友——我过去曾经面对好几次的死亡。但即使不是第一次,也不可能毫无所动。我发觉自己的手指在颤抖。膝盖也是。我全身用力,想要止住颤抖。
拉杰斯瓦没有告诉我任何事情。他只是质问我,除此之外就完全排拒我。
他说王宫事件是耻辱。他无法忍受尼泊尔王室的纷争传布到全世界。全球各地的一般人平常对尼泊尔没有兴趣,甚至不知道这个国家是王国,只有在发生耸动事件时才会注意到尼泊尔。他厌恶这一点,而他也有他的道理。他的拒绝想必是来自尊严。我无法回答任何质问。我太天真了。我明明应该回答,却无法说出口。
视野渐渐变得模糊。我是否在哀悼他的死亡?或者是因为再也无法回答他的问题而懊恼?或者只是……对出现在眼前的死亡感到恐惧?
我从口袋中拿出手帕,擦拭眼睛。
此刻我手边有了照片。我如此渴望得到的强烈照片——裸露的背上有伤痕,穿旧的迷彩裤覆盖着军靴。虽然没有拍到小孩子的脸,但光是把他们瘦小的手脚纳入背景,就会给人异样的感受……这是很强烈的构图。
我站起来,从波士顿包拿出电子辞典。我面对桌子打开电源,等候液晶萤幕稳定下来,然后输入一个个字母:I、N、F……
我输入INFORMER,按下翻译按键。出现的日语翻译很简短。
——告密者。


第十一章 需要注意的杰作照片
告密者。
我直盯着这个词。
先前我就隐约猜到了。
这个词由INFORM开始,指的应该是某件事情的告知者。但是电子辞典显示的词却远远超乎想像地强烈。
拉杰斯瓦是被杀鸡儆猴的。只有这样想,才能解释为何他的背上刻着『告密者』,被弃尸在室外。
夹杂尘土的风吹进来。厚重的窗帘只有微微晃动。焚香的气味飘来。我惊觉地转向窗外。我感觉到有人在看这里……是我多心了。窗外隔着狭窄的道路并列着民宅,视线范围内的窗户都是关上的。即使如此,我还是站起来,关上二〇二号房的窗户。老旧的窗框发出摩擦的声音,房间变得更加昏暗。我把手放在窗上,站在原地思索。
告密这个词在我心中制造不安。拉杰斯瓦被曝尸是为了制裁,还是为了杀鸡儆猴?他是因为告密何事而被杀的?
他昨天见了我。如果有第三者知道他见了杂志记者,自然会认为他提供记者有关纳拉扬希蒂王宫杀人事件的情报。会不会因此而被认为是告密与背叛行为,害他被杀呢?
也就是说——
拉杰斯瓦会不会是因为见了我而被杀的?
这个可能性非常高。拉杰斯瓦原本就排拒采访。他说他之所以见我,是为了战友之妻查梅莉的人情。既然如此,他不太可能会去见其他记者。如果说他的死是因为接受采访而遭到惩罚,那么原因无疑在于我。
当然也有其他的可能性。撒卡尔曾说拉杰斯瓦是「印度的间谍」。虽然不知道这个说法正不正确,但他是军人,而尼泊尔夹在中国与印度之间,国家运作随时处于紧张状态。或许他是在和我毫无关系的场合做出被指责为告密的行为。
我再度回到桌前,和刚刚一样双手手指交叉,贴在额头上。感觉到汗水沾湿了肌肤。在思考要如何处理拉杰斯瓦的照片之前,有个更急迫的问题。
我是不是也面临危险?
杀害拉杰斯瓦、在他背上刻了「告密者」文字的人会放过我吗?
如果说那些人有绝对不能外泄的情报,而光只是因为怀疑洩漏情报就清算拉杰斯瓦,那么他们不可能不会找上我。在情报扩散之前,他们应该更想要及早封住我的嘴——甚至在拉杰斯瓦之前。
但是我还活着,而且没有受到任何人胁迫。这应该做何解释?
杀死拉杰斯瓦的人还没有发现到我吗?拉杰斯瓦应该隐藏了他去见记者的事实,也因此或许情报不够充分,使得凶手无从得知记者的身分与所在地……如果是这样的话,凶手此刻应该正在找我。
在空气循环停止的房间内,我感到背脊发凉。
六年的记者生活当中,我被彻底灌输一项原则:「安全第一」。只要有些许危险,就应该毫不犹豫地撤退。
——这项原则并不是所有从事报导的人都遵守的。如果说记者的信条不论何时都是安全第一,那么这世界上发生的悲剧几乎都不会获得报导。然而日本记者(尤其是任职于企业的记者)之所以把安全第一当作原则,不是没有理由的。
一九九一年的长崎县,云仙普贤岳观测到大规模火山活动。在火山冒烟期间,有许多记者前往当地想要近距离拍摄火山爆发。他们当中有些人为了拍到具有震撼力的照片,踏入了禁止进入的区域。
后来发生大规模的火山碎屑流,涌至山麓。火山活动是不可预期的。碰到突发的火山碎屑流,几乎没有逃跑的时间。普贤岳采访活动造成四十三人死亡或失踪的惨剧。
我当时是高中生。后来进入东洋新闻时,学长告诫我一句话:
「在事件发生的前线,记者无可避免会面临某种程度的危险。但是你要记住,我们绝对不能把计程车司机也卷入危险。」
在普贤岳的采访意外中,想要带回深入禁区的记者的当地消防团成员、带记者到可以拍摄震撼照片的地点的计程车司机也都死了。他们是无端被卷入而遇难的,而造成悲剧的原因无疑就是记者。害死圈外人的悔恨继承下来,至今仍旧存在于新闻界的意识底层……至少形成了某种倾向:因为担心发生万一时遭到社会批判,因此采访危险地区时不会指派报导机构的员工,而会派自由工作者。
那么我是否应该记取云仙的教训?应该回避危险撤退吗?
我本能地想这么做。我想要立刻订机票离开。如果订不到,即使取道陆路,我也想要逃离这个国家。我想要把照片、采访、一切都抛弃,回到日本,早日忘记拉杰斯瓦背上残酷的伤痕。《深层月刊》或许不会再给我工作,但是牧野应该也不会要求我冒着生命危险采访。
我仰望着有裂痕的天花板,做了深呼吸。
让脑袋冷静下来。试图从置身事外的角度思考,让思考客观化。我理性地整理至今为止听闻的事情。
「……我很害怕。可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