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算是对犯罪行为的自省，还是为对方着想？”
“真为对方着想的话，就不会进来了。”
“冉先生也犯过罪，可他还算是个正面人物。”
为了饥饿的外甥和外甥女而偷面包的冉阿让与闯空门的我们根本没法相提并论吧，黑泽想。
今村是个乐天派。“应该把纸放在哪里呢？”说着，他朝兜里摸去。
“今天不用了。这里不是没人住吗？不会打扰到谁的。”
今村好像没听见，只见他摸着衣服喃喃自语着“奇怪”。他那一脸认真的样子令黑泽感到一丝不安。
“怎么了？”
“啊，对了。”
“喂，到底怎么了？”
“啊，没、没事。”
黑泽觉得怎么看也不像没事的样子。在他的追问下，今村耸了耸肩说道：“我请中村老爷子给了我一张复印件。哦，就是黑泽先生的但书的复印件。我想既然要向您请教，这些肯定也应该准备。”
“神不知鬼不觉地就复印了。”
“只是现在找不到了。啊，对了，我想起来了。”
“我可一点都不知道你想起了什么。”
今村指了指窗外。“我刚才不是说，我把房子弄错了吗？我以为目标住宅是隔壁那栋。在您来之前，我想先预演一遍，于是看了看大门就打开了。”
“只是看了看就打开了？”
“准确地说，我还摸了摸。我当时想，门一拉就开，这仗赢得真是不费吹灰之力。随后便进去找保险柜，可怎么都没找到。我还感到奇怪呢。”
“因为根本不是那栋啊。”
“过了一会儿，我听到有人回来的声音，就慌忙逃走了。”
“你立大功了。”黑泽揶揄道。
“过奖，过奖。”
“但书的复印件呢？”
“好像留在那里了。对，我就记得从口袋里掉出来了。”
“那你怎么没记得捡起来呢？”
“我以为我捡起来了。”
黑泽重重地叹了口气。他靠近窗户，拉开窗帘向外望去。
“放心吧。就算那张纸留在那里，人家也只会以为是一张陌生的收据。别在意了。”
“这话要是从我嘴里说出来也就罢了，怎么你还能脸不红心不跳地说呢？”
[1]日语中，“老爷子”和“金龟子”发音相似。
[2]日本面积单位，1叠约为1.62平方米。
“仙台街区一眼看遍，高地上的仙台街区！”
这是成为事件舞台的住宅区“North Town”当初开盘时，宣传单上醒目的宣传语。
不知道这句宣传语是不是为特意说明周边环境而写的，如果只是想以“高地”作为卖点，不是还有很多别的说法吗？首尾重复是为了制造回文的效果，还是无心而为？令人百思不得其解的地方实在太多。有人可能会想：让小学生来写也比这强啊。实际上，这句话就是一个小学男生想出来的。某大型房地产开发公司的大领导对自己小学五年级的儿子写出的这句话称赞有加，并决定：“就它了！”继而他手下的马屁精们对此又热烈吹捧了一番，其他人便也不好再反对。当然，他们也没想到这句话会成为正式的宣传语。大家都天真地以为，最终决定前一定会有人回过神来，所以并未积极阻拦。于是，就像一脚软弱无力的点球踢进了无人看守的球门一样，这句宣传语一直留到最后，堂而皇之地印到了广告上。
买房时，宣传语会对人们产生多大的影响确实不得而知。就算日本经济已经开始走下坡路，待售的不动产也总能被一抢而空。不知是把“看遍”认成“看扁”的人太多，还是售价太高，总之，能在这里买房的都是有钱人。这里也成了仙台首屈一指的高档住宅区。
接到North Town住宅区中某户人家的报警电话时，已经快到晚上九点了。
“是事故还是案件？”听到宫城县警察局接警员的问题，电话那头回答道：“是绑、绑、绑架案。”这个答案并不多见，接警员愣了一下。
电话是用手机打过来的。对方压低了嗓音，可以想象他正极力避免被周围的人发现。“绑匪是一个人，突然闯进了我家。”这是一个年轻男子的声音。他随后报出了地址。
接警员这才意识到这通电话并非恶作剧，而是真的事态紧急。他问道：“你是……”
男子说：“我叫佐藤勇介，是家中的长子。我和父母都被绑起来了，绑匪现在在二楼。”
“你用的是自己的手机吗？”
“不，是绑匪的，我正好能用。”
他和家人的手机应该都被收走了，接警员推测着，脑海中浮现出“绑架案”几个字。他一边把各种信息录入电脑，一边考虑通知SIT出警。
SIT是隶属宫城县警察局的特别搜查队，如果发生绑架案，他们就会出动。
接警员想起了几年前的一起绑架案，也发生在仙台市区。那起案件让SIT的夏之目科长一举成名。夏之目是谁？或许有人并不清楚。请您少安毋躁，此人马上就会登场。
这时，电话那头传来一阵嘈杂的人声。
一阵沙沙的杂音之后，电话里又传来那个年轻男子惊慌失措的声音，估计是被绑匪发现了。
该不该“喂”一声呢？接警员很苦恼。如果贸然说话，暴露了自己警察的身份，人质就危险了，可也不能挂断电话。接警员只好一言不发，全神贯注地侧耳倾听。
又传来一阵响动和小声交谈的声音。是手机掉在地上了吗？接警员正想着，电话那头传来另一个人的声音：“喂！”
他无法应答。
“是警察吧？”
他真的无法应答。
“喂，你是警察吧！可恶！竟然敢报警！既然这样，那就没辙了。听着，让负责人回电话！就拨这个号码！”
从现在开始，白兔事件会由宫城县县警本部的特别搜查队SIT接手，接下来我将暂时以SIT队员的视角来叙述。搜查行动的核心人物是负责现场指挥的夏之目。为了诸位能更加了解这个人称“外热内冷”的警官，我还是不从他的视角，而是站在他身边人的立场来叙述吧。
夏之目科长和我不一样，他非常沉着。绑匪说让负责人回电话，我认为得赶紧回过去，询问绑匪的要求。而科长只说了一句话：“没事，不用担心。”他看上去气定神闲，正冷静地向各负责人下达命令。
讨论结束后，队员们迅速解散了。
“春日部，这没准是个许久没碰上的大案子。”夏之目科长看着我，眯起眼睛，似乎在盼望这类案件发生。他的语气或许不够严肃，但也绝非轻松，就像棒球教练向大家喊“放松去打”，也不是希望大家真的掉以轻心。
“得赶紧给绑匪打电话吧？”
“春日部，你真是认真。”他看着我说。
“这不是因为我认真。”
“越认真的人越容易倒霉。用假账单诈骗不就是这样吗？看到陌生账单，认真的人会主动询问情况以求解除误会，结果却让不法分子知道了自己的电话号码。如果是不认真的人，就会当作没看见，反而少吃亏。”
“越认真的人越容易吃亏，我不否认这一点。”
“我会和绑匪联系的，别着急。从现阶段来看，绑匪不会破罐子破摔。和他们打交道，就像谈恋爱。一要懂进退，二要能忍耐，没有三和四，五强行突破。”
“科长，在恋爱中强行突破，不太好吧？”一旁的年轻队员大岛说。
我笑起来。夏之目科长仿佛有所设防似的，顿了一下才发出笑声。他并不怎么发自内心地笑，所以常常像这样慢半拍。
“大岛，没准是为了纪念你加入SIT，才发生这起案件吧。”
“难不成要怪我吗？”
夏之目科长又笑了笑，向前走去。
我和大岛被安排与科长坐一辆车出发，便急忙追上去。大岛低声对我说：“科长怎么那么淡定啊？”
“科长其实也没那么淡定。”在仙台，绑架案相当罕见。
“可他和平时一样开朗，还有心情开玩笑呢。”
“装的。”
“就像棒球教练轻松地对大家喊‘放松去打’。”
“这个比方好。”原来大家想得都一样。
“我想问的是……呃，或许不该问……”
我已经大致猜出大岛想问什么。
“科长以前和现在是不是很不一样？春日部前辈，你和科长认识很多年了吧？”
“现在的科长，只是在模仿从前的他自己。”
“啊，”大岛稍稍提高了音量，接着肩膀一沉，沮丧地说，“也是。”
七年前，我就站在科长面前，清楚地目睹了“从前的科长”成为“现在的科长”的瞬间。当时，科长正情绪高涨地讲他喜爱的读卖巨人棒球队，还说二十岁的女儿嫌他太在意棒球的输赢。他嘴上叹着气，脸上却露出愉快的神情。这时，他的手机响了。他接起电话，脸色逐渐苍白，看来是有什么坏消息。我突然有种预感：难道他家人出事了？比如交通事故？我万万没有想到的是，他的妻子和女儿同时遇难了。
开车的是他女儿，他妻子坐在副驾驶座上。女儿刚拿到驾照，因此开车时非常小心，那天也不例外。造成事故的是一个闯红灯的老婆婆。世事往往毫无道理可讲，母女俩当场死亡，老婆婆头部受到撞击，但性命无恙。
“唉，真是太让人难受了。”从葬礼回来的路上，部长对我说，“这起事故是一场惨剧，却说不出到底谁是坏人。”
我同意部长的话。当然，就算谁是坏人显而易见，也一样令人难受。我们都陷入沉默，无心交谈，只想叹息。
“听说那个老婆婆被占卜师骗了。”
“你是说肇事司机？”那人说是老婆婆，年龄还未满七十，身子骨很硬朗。
“女占卜师觊觎她的财产，盯上了她。不管做什么都打着咨询的幌子收钱，用水晶球或占星术给她算命。”
“都是老生常谈了。”
“也可以说是传统技艺。”
“可她不遵守交通规则，总不能怪占卜吧？”
“不能说毫无关系。听说占卜师对她说过星星的排列啊生日啊如何如何的，还打开地图告诉她走这个方向好、走这条路好，只要交够钱，就能一辈子避免交通事故。老婆婆的钱都被骗光了，整天担心得睡不好觉，才造成那次事故。”
“难道不是那个占卜师的错吗？”当然，我这么说也不是想去逮捕她。
“感性地说是这样，但因果关系不成立。”
准确来说，是“法律上的因果关系”不成立。如果没有那个占卜师，老婆婆就不会身心俱疲，也不会发生事故。这些事彼此关联，但法律上却无法做出判决。
“我想起大学时上的法律课了。”
这不是民法中的损害赔偿吗？一个要去谈生意的人被驶过的汽车溅起的泥点弄脏了衣服，他急忙换了一身赶过去，但因为迟到，对方生气了，结果生意没谈成。请问，能否追究那名车主的责任？
答案是不能，因为因果关系不成立。汽车溅起泥点不是生意没谈成的直接原因。也许二者之间有联系，但就算衣服没脏或那个人没迟到，生意也不一定能谈成。
和学生时代相同，现在的我仍然坚持自己的观点。两件事之间不能说有百分之百的因果关系，但至少也是有关系。如果汽车没有溅起泥点，生意谈成的可能性不是会更大吗？我不认为应该用“你必须负责”来谴责车主，但希望车主至少能说一声“对不起”。
“占卜师怎么想？她肯定通过新闻了解到了吧？”
“周刊杂志的记者问过她了。”
“她怎么说？”
部长撇撇嘴，看透世事般叹了口气。“直说吧，她一脸厌烦，还问和她有什么关系。”
“夏之目科长知道吗？”
“怎么可能知道，谁会去和他说这些啊。”
“也是。”
夏之目科长的内心就是从那时起变得一片空白。为了继续活下去，他抛弃了一切感觉和情绪。心灵的画布被那场惨剧弄得不成样子，于是他把画布表面铲得干干净净，硬是只留下了全白的底色。从那以后，对于夏之目科长而言，所有的情绪都像是在白色的画布上以水作画。每时每刻他都在假装：假装快乐，假装悲伤，假装活着，假装从前的自己还在。
大厦的灯光、路灯、车尾灯、车前灯……各式各样的光映照着黑暗中的街道。置身于缓慢曲折前行的车流中，交错的光影映入我的眼帘，发散着，摇曳着。
可能是因为已经过了晚上九点，连接南北市区的县道没有堵车，车与车之间保持着适当的距离行驶。
坐在驾驶座上的大岛似乎想鸣警笛，但上面的命令是除非遇到严重的交通堵塞，否则尽量不要引起人们的注意。
目前得到的情报还很有限。绑匪的目的自不必说，他的精神状态、和人质的关系、持有的武器种类都不清楚。如果因为是突发案件就一路鸣着警笛到达现场，可能会刺激到绑匪。而一个受到刺激的绑匪会做出什么事，是无法预料的。
“先行小组应该已经到了吧？”
“大岛，你不会是在紧张吧？”看到驾驶座上大岛紧绷的侧脸，我问道。
“有一点。不过有科长在，我就放心了。”大岛说，“毕竟是曾负责‘汪汪大作战’的夏之目科长。”
他说的“汪汪大作战”是五年前宫城县警察局SIT处理的一起绑架案。
“你小子在开玩笑吧。”默默望着车窗外的夏之目科长收回视线，苦笑了一下。
“我哪敢啊。”这话听上去也像玩笑，但科长没有生气，只是干笑了几声。
“那次是真棘手。案子本身是，结案后更是。”
“结案后？”
“来自爱狗人士的抗议蜂拥而至。是吧，春日部？”
我耸耸肩表示认同。
“真的吗？”大岛说，“不过，多亏您的主意，森警官才得救。我当时还没加入SIT，但在电视上看到了，还以为那个警察死定了呢。当时我就想，警方竟然眼睁睁地看着这一幕发生，好可怕。”
前夫回到母子俩的住处，劫持了二人数天，并在电视上直播。我们深切体会到实战的难度。无论进行多少次模拟演习，还是会出现意外，最大的失算之处便是老队员森警官中弹。
当时森警官不知道绑匪持枪，毫无防备地靠近了那栋房子，结果被突然击中，倒在门前，无法起身。
绑匪因猜疑和恐惧非常激动，根本不允许我们接近森警官施救。我们向他解释只是想救出队员，他却说：“你们是要假装救那个老家伙，然后闯进来吧？”绑匪完全不理会我们的要求，还宣称“要是警察敢过来，我就杀了人质”。
时间一点点过去，森警官已经不动弹了。我们无法判断他是死了还是活着。
唯一镇定自若的是负责指挥现场的夏之目科长。他拟定计划，想趁绑匪不注意时以隔壁的房子为掩护，从阴影处悄悄靠近森警官。我们最终决定执行这个计划，但有一个障碍，那就是邻居家养的狗，一条公的多伯曼犬。它以狗的直觉察觉到气氛不同寻常，比平时更卖力地发挥起看家狗的本领，一有人试图靠近就狂吠。
“它的主人在哪里？”
“好像不在家。”
房间里没开灯，摁响门铃也无人应答，看来是没在家。绑架案解决之后，我们才知道狗的主人是一位老爷爷，他当时睡得正香。
那条多伯曼犬一有风吹草动就狂吠不止，简直成了向绑匪高呼“警察来了”的报警器。我们后来才知道，这条狗的名字就叫“森萨”[1]。总之，当时它俨然成了我们面前的挡路石。
没有人能靠近，就无法救出森警官。我们认真讨论过能否扔绳子把狗套起来，但这个方法并不可行。首先，不确定能顺利地操控绳子；其次，绳子本身可能引起狗的过激反应。有人提议干脆朝狗扔一大块肉，堵住它的嘴，或者在肉里混入安眠药。我们尝试了这个方法，可是那条狗聪明得很，碰也不碰扔过去的食物。
时间在一分一秒流逝，我们仿佛能感受到躺在地上的森警官正逐渐失去生命力，却无计可施。几名年轻队员高喊着“快去救人”，却被夏之目科长制止。
“不要急，会有办法的。森一定能得救。不要急。”科长的语气平静却不容置疑，蕴含着足以让众人镇定下来的力量。
科长知道失去至亲的可怕，而且应该说是知道突然失去至亲的可怕。既然他这么说了，大家理应服从。
“当时如果不是科长想出那个办法，森警官就完了。”我回忆道。
“不，后来想想，还有很多更好的办法。要不也不至于被动物保护者们投诉。”
“反正森警官得救了，这一点毋庸置疑。非要抗议对狗怎么怎么不好，实在是没道理。”驾驶座上的大岛发起牢骚。
“说明狗比森受欢迎。要问我支持哪一方，我也选择狗。”
我和大岛都笑了，夏之目科长依旧是慢了半拍才笑。在去处理绑架案的车上谈笑风生，传出去肯定会遭到舆论批评。
很快，先行小组通过对讲机联系了我们，说已经到达North Town，现在在据称是案发现场的佐藤家门前。
“看来是真的。”对讲机另一端的队员说。他的意思是，那通电话不是恶作剧，而是真的绑架案。“二楼窗口处有一个像是嫌疑人的男人，似乎正在等我们。他穿一身黑衣，躲在窗帘后面。灯关着，其他的看不清楚，但能看到他用枪胁迫着一名年轻男子。男子好像被绑住了。”
“大岛，还有几分钟到？”夏之目科长问道。
“十分钟左右。”
科长挺直后背，操作起驾驶座旁的对讲机。他将麦克风贴近嘴边，吩咐先行小组：“还有十分钟到达现场。和绑匪的首次接触由我来执行。”
“收到。待命时我们需要做什么？”
“调查一下附近有没有狗。”
那名队员或许也明白科长在拿以前的绑架案开玩笑，回答道：“我们会先组个汪汪合唱团。”
五年前的绑架案中，为了解决“要救森警官，怎么让狂吠的狗安静下来”这个问题，夏之目科长想出的主意是“让狗叫”。的确，因为无法向狗说明我们这边的情况，也就没办法拜托狗“不要叫”。
“既然这样，就让它叫吧。还要让别的狗也叫。”
队员们给相熟的宠物店和爱狗人士打电话，搜集来很多狗，用卡车运到了现场。狗狗们自然被这意想不到的局面弄得惊慌失措、怒气冲冲，像喊口号般一齐狂吠不止。绑匪于是主动和我们联系，问发生了什么事。
科长向他解释道：“我们也不清楚。附近的野狗突然骚动起来。我们这就让它们平静下来，请等一下。”总之，科长试图让绑匪相信这完全是和警方无关的突发状况。
“绑匪应该会怀疑吧？”我问。
科长一副理所当然的模样点了点头。“那倒是。不过，对方也不能肯定。我们只要和他说等会儿让野狗安静下来就行了。”
后来，科长告诉我这样一个道理：和自暴自弃、破罐子破摔的那种绑匪不同，如果对方能够正常交流，那么时间拖得越长，对方越想尽快结束。“如果对方感到厌倦，失去投降的力气，并为绑架持续过长时间而焦灼不安，往往就不会察觉到我们正在不知不觉中进行收尾行动。”
就结果来看，森警官顺利得救。许多条狗齐声狂吠，掩盖住了那条多伯曼犬的叫声。趁科长和绑匪交谈，分散其注意力之际，队员们靠近倒在地上的森警官，用担架将他抬了出来。
那次绑架案的最后，人质趁疲惫至极的绑匪打盹时偷偷逃跑。队员们冲进去善后，但就像科长抱怨的那样，“不该把狗狗们置于危险之中”的抗议纷至沓来。
[1]日语中，“森萨”与“报警器”发音相似。
发生绑架案的佐藤家算不上豪华，但相当气派。房子前面有宽阔的庭院，隔开了马路。
我们把车停在附近，与先行小组会合。一辆小型巴士大小的车出现在眼前，临时搜查本部便设在这里。放置好无线通信设备、录音器材和监视器后，车内的空间变得有些狭小，但还能容纳三四个人相对而坐。
“大家辛苦了。”夏之目科长慢悠悠地说，但他的目光却很锐利，“周边住户怎么样？”
“按照您的指示，我们正挨家挨户请他们避难。”
根据绑架案的危险程度，应对方式不同。此次案件的绑匪持有手枪，局势紧张、事态危急，因此警方在方圆二百米的区域内，半强制性地要求居民避难。现在，大岛也加入其中，挨家挨户通知。
“住户有些惊慌，但都听从了指示，很配合我们。”
“有没有在网上直播博眼球的家伙？”
“有也不奇怪，好在目前还没有。我们会实时关注那些用户多的门户网站。”
“家里没人的很多吗？”
“完全没有应答的住户不太多。”说着，队员指着摊开的地图，上面标出了家中无人的几户。
“会不会是我们以为家里没人，其实主人正在熟睡？”科长似乎想起了五年前那条多伯曼犬的主人。
“也许有这种情况，但我们也没办法啊。”毕竟不能强行闯入民宅，调查是否有人在屋里睡觉。“我们已经拉起警戒线，防止行人进入本街区。”
“如此安静祥和的街区怎么发生了这种事？”夏之目科长感叹道。或许他是想开一句玩笑。“无论如何，先走第一步棋吧。”说着，他拿出手机，切换到扬声器模式。
“我好紧张。”我说。
几声拨号音之后，电话那边响起一个低沉的声音：“喂？”
“我是宫城县警察局的夏之目。回电稍迟，抱歉。”科长的口气很淡定，不卑不亢。他常说，无论在哪种人际关系中，最重要的都是平等。
绑匪迟疑片刻，说道：“听着，你要是耍花招，人质就没命了！”
“佐藤家的人都安全吗？啊，我应该先问问，他家都有什么人。请告诉我。”
绑匪没有立刻回答。
我脑海中浮现出绑匪环顾房间、清点人质的场景。从没有立刻回答这一点，能推测出这个绑匪是个谨慎、认真的人。
“这家有三口人，父亲、母亲和儿子。他们吓得够呛，但都安全。之后就不好说了。”
“这样啊。”夏之目科长一边回答，一边望向空中，似乎在想象绑匪的模样。
“只是暂时安全，你给我记好了。”男子提高音量，声音有些尖锐。
科长静静地转头看向我们，眼神仿佛在说：对方可以正常交流，太好了。
我也有同感。如果对方接起电话，第一句话是“我听从宇宙之声”或者“反正我这个人也完了”，处理此案的我们将很难进行交涉。
“你的要求是什么？为什么闯入佐藤家？”科长刻意频频提起人质的名字，以此提醒绑匪，他绑架的不是物品或器具，而是活生生的人。这些细节叠加，随后将会发挥作用。
“我和这家人无冤无仇，我要找的是别人。”
“别人？你和别人有仇？”
“我正在找他。找着找着，就进了这栋房子。”
“原来如此。”
“我的要求就是这个。”
“这个？”
“把我接下来说的人带过来，让他和我说话。”
“明白了。是谁？”夏之目科长没有丝毫犹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