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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部复原可以通过制作黏土模型或计算机构建的三维模型来实现。如今被视为黄金标准的曼彻斯特法，是我认为最严谨的方法，它要求我们在进行面部复原之前必须找到死者的颅骨，如果没有颅骨，至少也要有颅骨的模型或者三维扫描图像。不管是实际的模型还是三维图像，我们都会在颅骨上装上木钉，这些木钉不同的长度代表脸部不同区域软组织的厚度。软组织的厚度会因为个体的性别、年龄和种族而有所不同。
接下来，我们会将43块面部肌肉，一块一块、一层一层地加入，以尽可能精确地建立起底层的软组织支架结构，还包括腮腺、唾液腺，也包括脸颊的脂肪。然后，我们会加上皮肤，构成脸部轮廓，就像你在蛋糕表面抹的那层糖衣一样。
面部复原中装饰元素的多少取决于制作这个模型的目的。有时我们做的模型是供展示用，例如博物馆中展出的考古成果。对于这些模型，艺术家可以合理增添皮肤的颜色、眼睛的颜色、头发的颜色和发型、面部毛发等。
如果制作模型的目的是鉴定死者身份，发给媒体寻求大众的帮助，我们会采用灰色调的皮肤。因为从法医学的角度来说，我们无法仅凭颅骨确定死者肤色，也不想猜测其头发或眼睛的颜色，因为这可能会影响公众的判断，阻碍他们寻找或排除可能的候选人。
目前对DNA表型（有机体可被观察到的结构和功能方面的特性）的研究，可能会使这种不确定性成为历史。有研究表明，我们现在可以从DNA中识别出样本提供者的自然发色或眼睛的颜色。其他更复杂的特征，如眼形、鼻长或嘴宽，也可能有遗传倾向。这些特征更难解锁，但很可能在未来的某一天，仅凭DNA就可以将其主人的面貌完美复原。
有时，即便死者被毁容或是脸部遭受破坏，一些简单的描述也能复原出一个与死者有几分相似的肖像，再向公众发布。这是北约克郡警方当时采取的一个策略，一名年轻女子的尸体在人迹罕至的地方被发现，我被邀请前去协助警方确认女子的身份。
几个年轻小伙开车到郊区，他们在一条僻静的小路上发现，一个银色的手提箱被丢在远处的水沟里，于是他们停下车上前查看。箱子很重，当发现有棕色刺鼻的液体从箱子里渗出来时，他们明智地决定不打开箱子，并立即报警。
手提箱被装袋并贴上标签，未开封就被送到太平间，因为警方怀疑里面可能装有尸体。他们的担心确实成真了。在太平间，警察和病理学家打开了手提箱，发现一具赤裸的年轻女子的尸体，她蜷缩成胎儿的姿势，臀部和膝盖弯曲，才被塞进这个狭小的空间。她的脸和头都被塑料胶带裹住。其他面部特征表明她是亚洲人。
警方将她的DNA和指纹在不同的数据库中进行了比对，均不匹配，在英国失踪人口登记库中也没有找到与之相符的人。尸体的腐烂程度并不是很严重，病理学家也确认她的死亡时间是几周，死因是窒息。
法医人类学家一般会在初步尸检后介入案件，这时警方的调查还没有得出任何可靠的新线索，进展缓慢。警方会要求我们进行第二次尸检，看是否能从尸体上获得更多的信息。本案就是如此。
第一次尸检时，通常人员混杂，等到第二次尸检，就会清静许多。我更喜欢这样安静的氛围，也不会有那么大的压力。会有一个警方的摄影师在现场拍照，也可能没有。病理学家可能只会过来打个招呼。那就只剩下法医人类学家和太平间的技术员。因此，我们与解剖病理技术专家（APT）或太平间技术人员建立了非常密切的工作关系。我们经常给学生们的一条建议是，如果你带着礼物出现在太平间，永远都不会错。饼干很好（无论走到哪里，我都会带饼干），巧克力更佳，果酱甜甜圈能打开所有的门，融化最冰冷的心。相信我，你绝对需要病理技术专家，而他们一定不会忘记你的好意。
第一次尸检留下的“战场”，你需要一点时间来适应。第一次尸检时，法医会剥开头皮，露出颅骨，锯掉颅盖骨，取出大脑。然后用棉絮填充大脑的空腔，再将头皮拉回原位并缝合。躯干上将留下一个T形或Y形缝合切口，水平穿过锁骨，垂直向下延伸至耻骨区域。
如果躯干还没有被缝合，体腔内通常会放有一个塑料袋，里面装着先前尸检取出的大脑和内脏，以供进一步的实验测试或检查取样。法医人类学家几乎不会打开装内脏的袋子：我们的兴趣在于外部形态和内部骨骼。如果不是有外伤或病理特征需要特别注意，解剖学家一般都不会切开后背、上肢或下肢。
在第一次尸检之前，已经拍摄过死者全身的X光片和CT（计算机断层扫描）影像，再加上尸体在太平间和现场的照片，为我们提供了尽可能全面的案件背景。
尸体一般存放在冰柜里，这样的话，尸体会在法医人类学家验尸前一天被取出，以便解冻。大多数时候，太平间的环境都不会很舒适，在寒冷、潮湿、半解冻的尸体上操作会让你的手指疼痛难忍。这就是甜甜圈大显神通的时候了。休息的时候，你会得到一杯热茶的回报，这是世界上最温暖的茶。
警察想通过我的二次尸检，确定手提箱里发现的这个女人的年龄和种族。根据X光片和我的检查，可以确定她死亡时为20~25岁。我之所以给出这个年龄推测，是因为骨骼的其他部分也为我提供了这些信息，如胸骨边缘的小骨骼（我们将在第四章中详细介绍），还有她的骨盆和颅骨的发育变化。
根据我对她的面部和颅骨的评估，我相信她可能来自越南、韩国、日本或中国。我认为从她的面部特征看，她应该不会来自更南边的马来西亚或印度尼西亚。这个推论的根据是她的脸、鼻子、眼睛和牙齿的形状，以及她的头形和发色。据查证，手提箱的产地是韩国和黎巴嫩。
然而，不管是死者的年龄还是种族，都没能帮助警方在失踪人口数据库中找到与之匹配的人员，DNA和指纹证据也没有推动案件的进展。我们建议警方发出一份国际刑警组织的黑色通告，正式通知国际社会，我们发现了一具尸体，但尚未确认其身份。
警方之前就请来了一位法医画家。法医画家经过专业的训练，为尸体绘制肖像，这个肖像会与真人有几分相似，这样就可以将死者的肖像发布给公众。虽然真正的尸体已经出现了变色、腐烂和肿胀的迹象，警方仍然可以拿出肖像照片交给媒体。不幸的是，在这个案件中，写实肖像与艺术阐释的融合并没有产生和谐的结果。
虽然艺术家的才华是毋庸置疑的，她的肖像画也真实地再现了她看到的死者的容貌，但她并没有考虑到尸体的腐烂对脸部的影响。请记住，死者的面部曾被塑料胶带紧紧地绑住，腐烂产生的气体也使面部肿胀。因此，面部在膨胀的同时受到胶带的压力。尽管最终的肖像确实做到了写实，但看起来却十分奇怪。受害者嘴唇的中线向外鼓出，上嘴唇的皱褶贴着牙齿，看起来像一个扇形，这完全不像是人的嘴巴。
我强烈建议不要发布这幅肖像。一个有经验的法医画家应该要考虑腐烂造成的面部变化。事实上，看到照片的人会认为是尸检让死者变成了这个样子，这样的照片也不大可能帮助警方找出受害者的身份，还可能赔了夫人又折兵。谢天谢地，警方采纳了我的建议。
还好，事实证明，不管有没有这张照片，死者最终也找回了自己的名字。国际刑警组织证实，他们收到了一所法国大学提交的失踪报告，失踪者是一名21岁的韩国女性。警方立即与韩国大使馆取得联系，大使馆提供了失踪者身份证上的指纹信息，很快她的身份得到确认。
金孝贞曾以游客身份来英国旅游，并在伦敦一个韩国人的公寓里租了一个房间。在公寓里，警察发现了一卷“吉尔伯特和乔治”的礼物胶带，属于房主的女朋友，这卷胶带与缠绕在死者脸上的胶带吻合。在英国泰特美术馆商店，大概只有850卷这样的胶带出售，而这一卷上有房东的血迹。警方在公寓和房东的车里也发现了金孝贞的血迹，她的银行账户也被清空。
通常只有在审判过程中，犯罪的全部故事才会浮出水面，这个案件也是如此。当房东金敬洙出现在老贝利街（英国中央刑事法院所在地）接受审判时，由于死者的身份已被证实，我不需要再出庭做证。在审判过程中，我们了解到，在金孝贞尸体被发现几个星期后，伦敦警察局发现有第二名韩国学生失踪。北约克郡警方和伦敦警察局当即展开了联合调查。
最终警方找到了第二名学生的尸体，同样被胶带缠住，藏在金敬洙另一处房产的衣柜里。他被判谋杀罪成立（两名妇女），还盗窃她们的银行账户，藏尸，并妨碍司法公正。他被判处两项终身监禁。
我用这个案例作为一个警示故事，告诫法医艺术专业的学生，在为死者绘制肖像时，一定要理解环境对死者面部的影响。当我给他们展示金孝贞活着时的照片和她死后的肖像图时，超过90%的学生都认为图中的人毫无相似之处，并不匹配。他们认为这绝不是同一个人。
我不知道为什么那位法医画家会画出这样一幅肖像。也许，正如我当时所想，她缺乏经验，也许她太专注于写实。不管是什么原因，如果我当时没有及时提醒警方，就可能浪费资源探寻没有价值的线索。这也在提醒我们，即使尸体的腐烂程度不高，也不能寄希望于仅仅依靠肖像画和面部识别技术就得到重要的线索。
如果一张肖像画，再加上一位有经验的专业人士提供的面部复原图，那么结果就会完全不一样。看过我的《法医报告》的读者可能还记得，在2013年的一个案件中，根据死者颅骨的CT影像图，用电脑绘制出的死者面部照片，成功地帮助警方确定了失踪妇女的身份。
在爱丁堡郊外科尔斯托芬山前一片树林的空地上，一位正在骑行的滑雪教练停在那里休息，就这样，这具遗骸被发现了。当他低头看着自己的脚时，他发现一个沾满泥土的头部，它的眼睛似乎还在盯着他看。他吓得猛然缩回自己的脚，但还是又上前检查了一番，因为他认为自己只是看到了一个形似人头的树根，但很不幸，他看到的确实是人头。他偶然发现了一个浅墓，里面藏着一具被斩首肢解的女性尸体。
对遗体的分析确定了她的年龄、性别、身高、钝器伤以及不明方式造成的喉部勒痕。但一位不懂人类学专业知识的科学家当时在现场的一句话，让警方为找出死者身份展开了徒劳的侦查。这位非人类学专家认为，这名妇女看起来像“东欧人”，可能是立陶宛人，但她的牙齿美容“有点像匈牙利人”，所以她可能是一位移民。这是一个教训，告诉我们，不应该依赖那些在专业领域之外的空谈专家，尤其是他们未经证实的预感。随着时间的推移，我明白了一个道理：在你确定自己的推测不会被推翻之前，最好不要胡言乱语。
随后，警方从邓迪大学我们部门寻求更专业的帮助，我的同事们分析了肢解工具留在遗骸上的痕迹，仔细检查了遗骸，希望可以找到帮助确定身份的相关信息，我的同事卡罗琳·威尔金森教授还绘制了肖像图。
她利用计算机，在颅骨的CT影像上，按照顺序一层一层添加肌肉和软组织，将皮肤按照面部解剖轮廓伸展附着在肌肉上。按照我们推测的年龄，以及保留下来的头发推断出的头发长度和造型，卡罗琳绘制了一幅与真人非常相似的肖像图，交给媒体，希望有人能提供有用的线索。
死者身上也发现了一些珠宝，包括一枚克拉达戒指（传统的爱尔兰戒指，双手捧着一个加冕的桃心戒面），说明死者有可能是凯尔特人，因此我们建议警方将肖像也拿到爱尔兰各地分发。而事实上，受害者的家人确实住在都柏林，而不是立陶宛，他们在新闻上看到了死者的肖像图。画像与真人实在太相似了，他们立即联系了苏格兰警方。
警方通过DNA确认了她的身份，这名妇女曾在爱丁堡探望她的儿子。她的儿子被认定为杀害她的凶手，因此被捕。基于限制行为能力这一依据，对他的指控由故意杀人减轻至过失杀人。他因杀人、分尸、藏尸而被判处9年监禁。法官和三名精神科医生没有支持他以精神疾病为由提出宽大处理的请求，在请求中他说自己怀疑母亲变成了一只爬行动物，所以他切开了她的身体，想看看她到底是不是人类。至于他为什么要砍掉她的头和四肢，还挖了个洞埋藏她，他没有给出解释。即便他给出解释，也一定是一派胡言。在肢解了她的尸体后，他决定用一个手提箱把尸块运到抛尸地点。很多杀人犯都认为，如果他们把尸体分割得更小，抛尸也会更容易。
组成面颅的14块独立的骨骼，其发育、生长与我们自身的生活习惯有复杂的联系，我们面部的特征形态是自身生活方式的一个反映。之所以可以信赖面部复原后的肖像图，是因为专家能够掌握作为基石的颅骨骨骼与分布在骨骼之上的面部组织之间的关系。
有时，我们手上仅有的资源就是一个颅骨和一张可能与之匹配的失踪人口照片。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可能会尝试叠置（颅相重合技术）。叠置是指将一张失踪者头部的照片叠加在同一解剖位置拍摄的颅骨照片上。如果解剖点（眼眶边缘、下巴形状、颧骨位置等）能够对齐，那么这个颅骨就可能与这名失踪人员匹配。
叠置第一次在法医学上的应用至今仍被视作经典案例，它将巴克·鲁克斯顿绳之以法。巴克·鲁克斯顿是一名医生，传言他杀害了两名妇女，在1935年，他被判杀害自己的同居伴侣罪名成立，被处以绞刑。在这起案件的调查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使用了各种创新的法医学技术，我将在最后一章更为详细地讨论。当时，病理学家约翰·格莱斯特和解剖学家詹姆斯·布拉什开创性地复原了两位女士的肖像，即便两具女性尸体均遭到破坏，腐烂程度严重。该案最著名的情景就是将其中一个受害人颅骨的照片叠加在伊莎贝拉·鲁克斯顿的面部照片上。一张戴着钻石头饰的笑脸和一张颅骨的照片组合在一起，这种不协调令人难忘。
在过去，叠置的应用比今天广泛，因为21世纪的科学进步开辟了许多其他的调查途径。但有时我们也会选择格莱斯特和布拉什在85年前开创的这些方法。
20世纪90年代中期，我们协助调查过一起在意大利轰动一时的案件，至今，意大利人仍对凶手嗤之以鼻。当时我是格拉斯哥大学的法医人类学顾问，从伦敦搬回苏格兰后，被派往维罗纳警察局，负责把一些“材料”运回英国进行分析。
在意大利，我与警察碰面不是在设施陈旧、毫无特色的警察局，而是在一家高档的维罗纳咖啡馆，难怪意大利警察被视为欧洲最时髦的警察部队。警官们向我讲述了这起案件。1994年，一个名叫詹弗兰科·斯泰瓦宁的男子在北部城镇维琴察开车接上一名性工作者，并向她提出要求，如果她愿意和他一起回家，让他给她拍照，他愿意多付一些钱。
他们驱车返回维罗纳东南部乡村的偏远农舍，在那里他要求女子配合他进行了数小时的暴力性游戏。当妓女拒绝继续时，斯泰瓦宁用刀抵住她的喉咙。她提出只要斯泰瓦宁愿意放她走，她可以把自己所有的积蓄都给他，于是斯泰瓦宁同意带她回家取钱。当汽车在一个收费站减速时，她设法逃脱，并跑向停在一旁的警车求助。斯泰瓦宁因性侵犯和敲诈被捕，被判处2年零6个月的监禁。
事实上，这只是故事的开始，这个故事将围绕这位后来被称为“水磨石怪兽”的人展开。当警方搜查他的住所时，发现了几千张女性色情图片，这些女性都是妓女，斯泰瓦宁为每一位妓女都做了详细的记录，还收藏了至少两名女性的物品，其中包括前一年上报失踪的妓女比利亚娜·巴甫洛维奇。在那几千张照片中，有一张女性私密处的照片，从照片看，这名女性的私密处遭到了非常严重的破坏，而且在拍摄这张照片时，她已经死亡，警方开始意识到这可能是一起恶性案件。
警方将案件定性为谋杀，1995年夏天，一个农民在斯泰瓦宁家附近的地上发现了一个装有残缺女尸的麻袋，调查逐步升级，还用到了重型挖掘设备，彻底搜查了农场。之后又发现了四具腐烂严重的女性遗骸，其中一些人的头上裹着袋子，脖子上缠着绳子。此时最需要解决的问题是：她们是谁？对于很多性工作者来说，卖淫只是一个暂时的工作，或者说一种随意的生活方式。女孩们可能只是工作一段时间，然后毫无征兆地离开这个行业。很少有人会注意到一个妓女失踪，她们的同事因为害怕惹麻烦也不愿报警。
警方现在面临着一个困难的挑战，那就是将尸体与斯泰瓦宁所拥有的照片、描述和从女性身上得到的战利品联系起来。病理学家通过尸检确定了这些女性的年龄，而现在，首要任务是确定她们的身份，这也是我被派往意大利的原因。他们相信，有很多强有力的证据都证明其中一名受害者是比利亚娜·巴甫洛维奇，另一名很可能是一个叫布拉任卡·斯莫尔乔的失踪女性。两名女性都是东欧人，到目前为止，他们没有找到任何一方的亲属，也无法进一步收集信息或生物样本做比对。
在咖啡馆里，警官们把色情照和犯罪现场的照片放在我面前桌子上那杯卡布奇诺的前面。这里有美丽的朱丽叶站过的阳台和辉煌的露天歌剧院，来往的人群兴高采烈地互相打招呼，边喝咖啡边吃蛋糕聊天，这时我却看着这些可怕的照片，有一种离奇的不真实感。这一次，我宁愿待在一个阴暗的警察局里，在那里我可以自在地看这些照片，而不必担心冒犯眼前的美景。但似乎意大利的警察并没有我这样多愁善感。尸体腐烂得非常严重，警方想确定颅骨与照片叠加的方式是否可行，因为当时他们既没有设备，又没有这方面的经验。
我认为与警方在咖啡馆会面就已经算离奇了，直到我遇到之后发生的事情。意大利警方决定把他们认为是比利亚娜·巴甫洛维奇和布拉任卡·斯莫尔乔这两名受害者的头颅和她们的照片让我带回苏格兰做分析和叠置。头颅与尸体分离，密封在两个白色塑料桶中。为了更好地隐藏塑料桶中的颅骨，每一个塑料桶的外面都套上了一个带有意大利知名设计师名字的手提包。他们将两个手提包很随意地交给了我，还有两封信，一封是英文，一封是意大利语，信中说明了我带的是什么，我有权做什么。
第一个障碍是在机场拿票的柜台前，他们告诉我，我只能携带一件手提行李登机，另一件必须托运。我很配合地出示了那封意大利语的信件。柜台后面的那位女士脸色有些发白，给我发了登机牌，再没有多说什么。现在就剩下安检了。我不能把我的手提包放上传送带过扫描仪，我怕坐在屏幕前的那位工作人员受到惊吓，所以，我把安保人员叫到一旁，向他展示了信件。他的脸色也有一丝发白，但还是带我绕过扫描仪，穿过一扇侧门。
当我登上飞机时，可爱的英国空姐再次告诉我，我必须托运我的行李。我交出了英文信，并解释说我不能这样做，因为我有责任确保证据不受损坏。至少她神色正常，但她确实变得非常爱管闲事。她让我搬进了几乎没有人的商务舱，开始我还以为她是出于好意，但很快我意识到她只是想把我与其他乘客隔离开来。整个飞行过程，我并没有得到什么特殊照顾，倒是被完全隔离在商务舱，连一杯水也没有。毫无疑问，我是不受欢迎的，甚至可能还是一个传染源。我在希思罗机场下飞机时，空乘人员也没有像平时那样热情地告别，我似乎听到了一声如释重负的叹息声。
我下一个面对的难题是英国海关：我应该申报还是不申报？我从小就被教育要做一个诚实的苏格兰长老会女孩，所以我选择了申报。当我走近时，那个无聊的警卫正把脚放在桌子上，他透过眼镜看着我，问我这两个名牌手提包里的东西是“供自己使用”吗？在他看完我的英文信后，发出一声唏嘘，快速把我带走。我从维罗纳一路到达希思罗机场，并没有人扫描或检查过我的“异常”货物。如今的安保人员肯定不会轻易放我离开，当然我也真心希望不会这样。
现在我得去苏格兰。我第二次排队等待安检，手里拿着我的英文信。这位官员告诉我，他不会让我的包通过扫描仪，但他需要检查一下里面的东西。终于！终于！有人要检查一下了。但当他把塑料桶从手提包里拿出来的时候，我意识到他打算在放着其他乘客物品的桌子上打开水桶，周围还站着许多人。我不得不阻止并提醒他不能在公共场合打开，我们得去一个有空调的地方。这两个头颅，还没有完全腐烂成骨，上面还有很多正在腐烂的软组织，湿漉漉且难闻，甚至可能还有一些蛆虫。在我说这些话之前，他的脸色还算正常，但突然间，他的脸都变绿了。他急忙向他的主管报告，看都没看我一眼就把我引向候机室。
当下一个乘务员读到我的英文信时，他发出一声尖叫，惊恐地举起双手，把我送到飞机的尾部。毫无疑问，整个飞行过程中又没有人搭理我。如果他能在飞机上找到铁丝网，他一定会毫不犹疑地把我围起来，再给我个铃铛让我边摇边喊“不干净呀，别靠近”，我这“贱民”的地位再明显不过了。其他乘客都被转移到前排的备用座位上，并被告诫不要靠近我。
在格拉斯哥，我们去除了颅骨上的软组织，并从各个角度拍摄了照片，还进行了三维扫描。颅骨拍照的方向与意大利警方提供的真人照片中的姿势一致。
这两个颅骨都是女性，年龄也相仿，所以我们不能以此为基础区分这两名死者。比利亚娜和布拉任卡失踪时都在24岁左右。我们分析的第一个颅骨在解剖学上与比利亚娜的头部照片不符，但它与布拉任卡的照片匹配。经过分析，第二个颅骨属于比利亚娜。我们很确信找到了这两个颅骨的主人，所以我们把结果告知了维罗纳警方。警方要求我们在庭审前先保存好这两个颅骨。几周后，警方告诉我们，他们已经获得两位死者家属的DNA，结果也证实了我们的推测，最终认定了死者的身份。
理论上，随着死者身份的确定，我没有必要在斯泰瓦宁的审判中做证，但公诉人不想错过这个机会，他们认为一名外国法医学家带着一种能吸引媒体的噱头，会让这场审判充满戏剧性。不管怎么说，我还要将颅骨送回意大利。如果我提供证据，那么法院就会支付我的旅费，所以警方也很希望我参加。
返回意大利的旅程会更容易些，因为我携带的行李现在只是干净的颅骨，如果愿意，任何人想要检查都可以。然而，跟第一次一样，机场和航空公司的人都选择相信我说的话。我受邀到加尔达湖畔的检察官家里吃晚饭，我很满意这个安排，虽然我还在为上庭做证感到忐忑不安，尤其还是在一个陌生的国家。我的证据首先要被翻译成意大利语，我也完全不知道他们会问什么问题。我把自己收拾得很得体，虽然鞋子一点儿也不合脚。我在法庭上坐下，看到了那个可怕的男人。
在我的生活中，很少有人让我感到毛骨悚然，但詹弗兰科·斯泰瓦宁就是其中之一。站在证人席上时，我竭力不去看他，但他那摄人心魄的目光，似乎能将人催眠。我把翻译好的证据递交给法庭，然后在后排的座位坐下，在那里我可以旁听剩下的诉讼过程，虽然我没有听懂大部分的内容。结束时，囚犯被押解出法庭。当他走近我的座位时，他故意放慢脚步，转过头来，意味深长地盯着我。他扬起嘴角，露出一丝笑容，但眼神却异常冰冷，我感到浑身发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