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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今天，我们也不知道为什么凶手——不管是这位污点证人还是其他人，会对这样一位老人犯下滔天罪行。警察不认识柯林，柯林也不是什么退休警察或者监狱官员，不可能成为某些犯罪集团的目标，他和现在生活在西班牙的污点证人没有任何关联。
遗憾的是，我们的证据并没有帮助警方找出凶手，但至少为这个离奇的案件提供了一些可能的答案。我们在这里所做的工作——检验证据并试图建立一个可能的理论来解释这些发现，是法医人类学家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但这并不一定意味着犯罪者会被绳之以法，甚至有时我们永远也不会知道自己的推论是否正确。有时候，一起案件可能会变成一桩令人失望的悬案，这是我在职业生涯早期就已经接受的现实。这样的情节或许不能拍出好的电视剧，但这就是现实。
一旦完全成形，成年人的颅骨形状几乎不能再改变。为了能给脑组织提供足够的保护，每块骨头都必须与相邻的骨头紧密拼合。然而，成长中的骨头却具有很强的弹性和可塑性，所以儿童头部的形状可以改变。
纵观历史，各种文化都有用模具在婴儿颅骨定形前改变其形状的习俗，这样的做法可能是古人认为某些特定的脑部形状更有利于思考，或者只是单纯为了美观。在一些部落的高级阶层中，这种颅骨变形在孩子长大后被视为他们社会地位的象征。
改变颅骨形状的做法通常是将两块木板绑在婴儿头部两侧，或者直接用布带缠绕头部，以此得到想要的形状，或长或尖或圆。这样的做法通常是在婴儿出生1个月后开始，大概会持续6个月，甚至一两年，一直到婴儿囟门完全闭合，脑部形状基本不再改变。据说这样的操作不会影响孩子的神经系统，但我对此表示怀疑。
这样的做法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不同的地区或国家都出现过，从北美、南美到伊拉克、非洲、俄罗斯，甚至欧洲和斯堪的纳维亚半岛。但有一些情况例外，比如法国南部农村盛行的“图卢兹形变”就是一种治疗手段并一直延续到21世纪早期，捆绑头部的目的是保护脆弱的颅骨，脑部的形变只是治疗目的之外的副作用。
无论颅骨的形状如何，颅盖骨都可以告诉我们很多关于个体的信息，特别是他们的性别、年龄以及种族。男性的骨骼上通常附着更大块的肌肉，而女性的肌肉则更加纤细。附着在脑颅上的肌肉很少，但是如果你深入颈部肌肉与颅底骨接合的中线部位，男性在这个部位可能会有一个较大的骨骼隆起，而女性则不会有。这个隆起称为枕外隆凸，男性的更为明显，因为这里有一条连接颈椎的强壮的韧带组织。这条韧带有助于保持颈部椎骨对齐，使头部在第一节 颈椎上保持平衡。
澳大利亚一所大学最近上了新闻头条，他们根据一项小型研究的数据结果宣布，现代青少年和年轻人枕外隆凸的生长速度有加快的趋势。这项研究仅有284个样本，但这也不能阻止他们得出结论，他们认为造成这个趋势的原因是青少年长时间低头使用电子产品。我为获得荣誉学位而研究的青铜时代的遗骨也有非常发达的枕外隆凸，但无论我多么努力地寻找，也始终没有证据表明他们也曾使用过手机。
科学也许是美好的，但伪科学却很危险。我们总是急于向世界分享我们新的发现，但也不要仅从有限的观察中就草率地得出结论。我们不能用自己天马行空的想象帮助警方调查案件，或者向法庭提交证据。
人类耳朵后面有一个小骨头块叫作乳突（来自拉丁语，意为“小乳房”），这里也是一处判断性别的标志，虽然不是特别准确。这里是胸锁乳突肌的附着点，胸锁乳突肌位于胸前和耳后之间。如果你伸长脖子，把头扭向一边，这块肌肉就很明显。肌肉越强壮，骨块就越大，所以女性的乳突往往比男性小得多。
有证据表明，如果你的乳突向下，你的耳垂轮廓就不会特别清晰（称为“附着”耳垂）。如果乳突指向上方，你的耳朵可能会有一个更加明显的“自由”的耳垂。
除非研究对象是一个年幼的儿童，否则仅凭脑颅很难确定个体死亡时的年龄。一旦进入成年期，颅盖骨之间的关节或骨缝线开始融合，它们实际上只不过是个体年轻或年老的一般指南。
有时，在颅盖骨的某些骨缝处，我们可能会发现被称为缝间骨（沃姆骨）的副骨，这是某些疾病的标志，如唐氏综合征和佝偻病。这种副骨在有某些祖先的群体中比其他群体更常见。例如，亚印裔的颅骨通常含有大量的此类小骨，而在颅骨后一块叫作印加骨的大骨在秘鲁木乃伊中则很常见。这种颅骨骨缝处副骨的遗传倾向可以为探寻种族起源提供有价值的信息。
颅盖骨内侧可能会有小的凹陷点，从前往后呈线状与矢状缝平行。这些凹点是由蛛网膜粒造成的，蛛网膜粒就是脑膜上的颗粒状突起，向上突入纵向延伸的静脉或静脉窦。蛛网膜粒看起来像花椰菜的菜花，它伸入脑膜之间的空隙中，使滋润大脑的脑脊液渗入中央静脉窦，即上矢状窦中，使其回流进入静脉系统。
随着时间流逝，骨骼的内表面就形成了这些颗粒状的凹点。如果我们看到这些凹点，那这个颅骨的主人有可能是一位老人。曾经有一种流行的说法是通过数凹点来判断一个人的年龄，这有点像是通过数树干上的年轮来计算一棵树的年龄，但凹点计数是无稽之谈，即使它可以自圆其说。
通过观察颅骨倒是可以预测某些形式的耳聋。耳朵有3个不同的部分，它们形成的过程不尽相同。
外耳包括耳郭（我们头部侧面的外耳片）和通向位于颞骨内鼓膜的外耳道。如果没有通向颅骨的外耳道，声波就不能到达鼓膜，那么这个人就是聋人。
中耳位于颞骨深处，从鼓膜一直延伸到内耳壁。在这个空间里，3个听小骨（锤骨、砧骨、镫骨）的运动构成一个完整的工作机制，将振动从鼓膜传递到内耳。如果这3块骨头之间的小关节不能正常工作，那么这个人也是聋人。如果镫骨边缘与内耳壁融合，也会造成耳聋。当然，还有其他许多造成耳聋的原因，我所说的只是从颅骨解剖的角度来解释。
内耳畸形（在颞骨岩部）导致的耳聋很难识别，需要人类学家做好准备，真正钻入内耳的前身耳软骨囊周围生长的致密骨中。这是一块非常神奇的骨区，它在婴儿出生时就已经长到成人的大小，而且之后也不会再有变化。耳囊是稳定同位素分析的宝库，用于分析氧、氮和磷等元素同位素的水平，这些同位素可以在我们的身体组织中产生元素特征。耳囊跟母亲怀孕时的饮食结构有非常紧密的关联，所以它可以为科学家提供母体在胎儿耳囊形成时期的饮食结构以及饮用水来源等信息，从而找出母亲的生活地。
如果一个单独的颅骨意外出现，不管它有多么明显的人类颅骨特征，警方也需要从专家那里得到确认，才能决定后续的工作安排。有一次，我们收到一张颅骨的照片，警方在一片荒地上发现了这个颅骨。这是一个非常逼真的复制品，但如果我们从牙齿上看，能发现它其实是用石膏做成。它出现在11月，也就是万圣节后不久，这可能是为什么它会被遗弃荒野。
有时候渔船也会打捞到单独的头部或颅骨。当这种情况发生时，船长只能做出一个艰难的决定，因为如果在捕捞物中发现人类遗骸，那么整批捕捞物都必须被处理掉，这样就会影响到他们的生计。因为这个原因，我相信有很多的发现并没有被上报。
曾经有一个颅骨（不包括下颌骨）在苏格兰西海岸的港口墙上被发现，很明显这是一位船长想出的主意。这个颅骨是从海中打捞上来的，因为它表面还附着有藤壶，它之所以被人故意放在那里，是因为那人希望有人能发现并向当局报告。警方拍下了颅骨的照片，发送给我们，并希望我们能帮忙鉴定这是否是一个人类的颅骨。是的，它确实属于人类。
然后，我们被要求确定颅骨主人的年龄（并估计死者死亡的时间），找出颅骨的特征，并提取骨骼样本进行DNA分析。这个颅骨属于一名男性，我们根据它眼睛上方的隆起、乳突的大小和脑后部明显的枕外隆凸可以很肯定地得出结论。我们相信他的年龄在十几岁到二十岁出头，因为他的牙齿并没有什么磨损，不需要再进行牙科检查。骨缝线也还没有开始闭合，在颅骨底部，蝶骨和枕骨之间仍有一条明显的缝隙。这条缝隙被称为蝶枕软骨联合（我最喜欢的解剖学名称之一），男性在18岁左右会闭合。
实验室没能从骨头上获取DNA信息。综合考虑，我们怀疑死者的死亡时间比较久远。我们将一段骨骼送去做放射性碳年代测定，结果表明这名死者的死亡时间是在600~800年前。不管他是谁，上帝保佑，他已经不属于法医学要鉴定的范畴。很可能是由于海岸被侵蚀，意外打开了一座古墓，尸骨被冲到海里，最后又被渔网打捞上岸。
随潮汐浮出海面或从捕捞物中发现的颅骨通常都只有脑颅部分。比较而言，面颅的骨骼更加脆弱，更容易被挖泥船破坏或在海底翻滚时受损，最后可能仅剩一个颅盖骨。但即便是这样，我们仍能从中获得很多信息。
[1]关于这件艺术品原始颅骨的来源及身份，网上众说纷纭，此处为本书作者原文所述。——编者注
第二章 面颅重构心灵的图画
脸是心灵的图画，眼睛是心灵的窗户。
——西塞罗（公元前106—公元前43）政治家
有两处身体部位，我们通常很乐意在任何时候公开展示：手和脸，我们用这两个部分来表达自我并与他人沟通。但最受关注的还是脸部，我们与人交流时注视的是对方的脸部，大多数人也是靠脸识人。
然而，在有些文化中，脸是不能被公开展示的，或者无论出于什么原因，我们习惯将注意力放到身体的另一部分。有趣的是，我们识别人类同胞的手段也逐渐改变了。最近，一位肿瘤科护士告诉我，这些年来，她的大部分时间都在找患者手背上的静脉，以至于她通过患者的手和首饰就能认出对方，跟看脸一样。
不久前，沙特阿拉伯法医学会邀请我参加在利雅得举行的一个会议。这是我第一次来到阿拉伯世界。他们告诉我，我可以不必穿罩袍、戴面纱和手套，但出于对当地风俗习惯的尊重，我穿上了传统的黑色女装长袍，戴上了围巾，礼貌地遮住了我的身体和头发，但露出了我的脸和手。
实际上，我觉得跟其他女性着装一致让我感觉很自在，就像是在穿姐妹装一样，也不会引起与会男士的特别关注。其中一位西方与会者选择不穿着当地服饰，尽管她衣着朴素，但她还是受到了一些相当恶毒的评论，会议酒店走廊里的男代表们对她议论纷纷。他们对着她发出唏嘘声，觉得她很丢脸，认为她应该遮住自己的头发
这可能是我第一次在文化层面上意识到性别的等级制度。在我的职业生涯中，我非常幸运，基本上没有遇到任何性别歧视。在我父母的思想中，并没有认为女孩就应该做什么，我也正是得益于此。我的父亲既希望我能烤出可口的大黄碎饼，也希望我会给饭桌进行法式抛光，敢射杀野兔，会剥皮破肚。
军人和警察这两种职业，通常都存在性别歧视，对女性不算友好，我可以诚实地说，我从来没有因为自己拥有X染色体而被区别对待。或许我有点言过其实，或者根本没有注意到，又或者只是幸运而已。仅有的两次让我对“EID”（equality，平等；diversity，多样性；inclusion，包容性）产生质疑的场合都跟学术相关。我很好地处理了这两次危机，确保两位男性高管不会再给我添麻烦。解剖学家的身份对我挑战性别歧视也很有帮助：我可以合情合理地使用很多跟器官相关的术语，因为这些术语在我们的工作中很常见，却会让听者很尴尬。在这两次会议中，当我清楚地感受到他们有意让我回答某些问题，是因为我是在场唯一的女性，我很礼貌地询问他们，是对我的回答感兴趣，还是只是对我的子宫感兴趣。当然，这让他们非常尴尬，并向我保证他们想听我的意见。有趣的是，他们再也没有问过我类似的问题。
在沙特阿拉伯举行的会议上，女人被要求坐在讲演厅的一边，男人坐在另一边，两者之间有非常明确的界限。就在这里，我观察到女性之间的一种特别的人际关系，即便她们都戴着面纱，全身上下都被遮盖得严严实实，只有一双眼睛露在外面。当她们走进房间时，我惊讶地发现，她们能从相当远的地方认出自己的朋友，尽管她们坐在那里，蒙着面，穿着同样的黑色衣服，戴着差不多的珠宝首饰。我向我的一位沙特男同事讲起这件事情，他也搞不明白为什么女人们可以认出对方。他邀请我到他家，让他的妻子为我解答疑惑。
我同事的妻子告诉我，她也能轻易认出自己戴着面纱裹着黑衣的女性朋友，但是，就像我们在婴儿时期习得的技能一样，她也说不清楚这是为什么。所以，我们做了所有优秀科学家遇到难题时都会做的事情——调查。我和我的男性朋友召集了一群沙特女科学家，开始设计一个在当地展开的实验，分析为什么沙特女性能认出自己只露出眼睛的朋友。
我们遇到的第一个挑战就是找不到足够的参与者，尽管研究团队全是女性，但潜在参与者之间存在着普遍的不信任，所以阻碍了研究的进展。尽管研究小组保证会遵守职业操守，并在研究结束时销毁所有的照片，且不会让第三方接触这些照片，但我们询问过的女性都因为实验的目的和要拍照而紧张，并不愿意参与实验。
利用眼球跟踪软件，我们想分析女性在遇到其他戴着面纱的女性时，她们看到的是什么，一些人是她们认识的朋友，而另一些则是陌生人，以此追踪她们捕捉到的线索。我们从现有的研究中发现，人们通过聚焦眼睛、鼻子、嘴和下巴这个倒三角区域来识别熟悉的裸露在外的面孔。
然而，我们的研究小组则将眼睛、个体的身形大小及步态作为观察依据。当脸部被遮盖时，不仅仅只有眼睛是重要的身份识别因素，我们不完美的坐姿、走姿、手势都带有明显的个体特征。
由于这项研究仍在进行，我们还没有一个明确的答案，但如果深入研究，了解和学习如何使用这项技能，可能会对安全服务等组织非常有用。
颅骨两个部分中较小的一部分是面颅，面颅包括3个区域：上部是额头和眼睛，中部是鼻子和脸颊，下部是嘴、牙齿和下巴。面颅容纳了许多与感觉相关的器官，包括视觉、听觉、味觉和嗅觉器官。因为这些器官在我们出生前就已形成，所以出生后，这些器官再次生长的可能性有限。眼窝在出生时就已经很大，正如我们在第一章中讨论的那样，眼睛是大脑在发育过程中向外长出的部分，所以很早就已经发育成熟。
当我们出生的时候，中耳和内耳的各个部分几乎都已经是成年人的大小，我们的嗅觉也非常发达。但收集气味的鼻子以及我们外耳的各部分会在一生中持续生长，这就是为什么老人的耳朵看起来非常大。最大的改变和生长是在我们的嘴巴周围，因为大多数（虽然不是所有）婴儿出生时是没有牙齿的。
总的来说，我们都很擅长辨认我们认识的人的脸，但研究表明，如果我们只是短暂地见过某个陌生人，会几乎想不起这个人的面容。我一直是我家人的笑柄，因为我经常记不起我见过很多次的人。我还有特别糗的经历，我的家庭律师乔迁新的律所，他邀请我们参加他公司举办的酒会并把我介绍给他的合伙人，结果这位合伙人告诉我他曾到我家中做客，而我完全没有认出他来。
这还不算什么，当我第二次执行完任务从伊拉克回国时，我简直想挖个地洞钻进去。因为阿伯丁机场大雾弥漫，我的飞机改道去爱丁堡，我丈夫决定开车去那里接我。当我一边打量人群一边大步地走过大厅时，两个兴奋的金发小女孩朝我跑过来，喊道：“妈妈！妈妈！”谢天谢地，这才让我很快认出她们是我的孩子。可是，她们的父亲却不见踪影。事实上，他就站在我身后，双手叉腰，不可置信地摇着头，因为我刚从他身边走过。我确实尴尬到家了，那时，我和我丈夫已经相识了25年。我没有认出他来，因为他留着我上次见他时没有的山羊胡子，但我不得不说这很适合他。
我在会议上会紧盯着别人的胸口（这并不好），是为了看清他们的胸牌，有的人肯定认为我是可怕的势利小人，故意忽视他们。这种失误不仅令人尴尬，而且算是我的一个重大失败，毕竟我的职业是帮助确认个体身份，或者说是帮助遗骸确认身份。我确实不能为自己辩解。那些人的名字印刻在我的脑中，但我却记不住他们的面容。
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的记忆力和识别能力远远高于平均水平，即使是只见过一次的人，他们也能清楚地记得，我当然不属于这类人。对于大多数人来说，我们遇到过的人，大概有20%的面孔能在脑中留下印象，但那些“超级记忆者”却能记住80%的人。这种天赋技能在情报和安全领域都颇受欢迎，不仅如此，赌场、足球俱乐部等的私人客户也很需要这样的人才。也许很快就会有这一天，人类的天赋被自动面部识别技术取代，但在此之前，这些超级识别者在诸如帮派暴力和性侵犯等各种案件中起到了巨大的作用。最近，超级识别系统被用来帮助识别在索尔兹伯里给俄罗斯前军事情报官员谢尔盖·斯克里帕尔和他女儿尤利娅投毒的幕后黑手。
超级识别者这个分类来自一个完全不同的研究领域，一个临床心理学实验，研究的是另一个极端——面孔失认症。这是一种临床症状，有时被描述为脸盲，患者无法识别面孔。这种病症会让患者陷入很脆弱的境地。父母会因为认不出自己的孩子而不能把孩子从学校接回来。有些患者甚至在看到自己的照片时认不出自己的脸。面孔失认症是一种遗传性疾病，中风或创伤性脑损伤也是造成这种病症的诱因。你可以在网上做一个测验，看看自己是面孔失认症患者还是超级识别者。我们大多数人都会处于中间位置，其中绝大多数人都不会像我一样认不出自己的丈夫。
无论是擅长认脸还是不擅长，我们都会因为对方年龄增长、体重增加或减轻等自然因素以及微整形等原因而认错人。当然，我们一生中容貌的变化是由基因决定的，但不可否认的是，大多数人都经常通过各种方式改变自己的容貌。我们可能会把框架眼镜换成隐形眼镜，化妆，留胡子或刮胡子，改变头发的颜色，等等。但这些暂时的调整并不能从根本上改变我们面部的基本结构。一般来说，很少有人会彻底改头换面，让自己的亲朋好友都认不出来。但如果我们改变了面部轮廓，例如削尖下巴、脸颊移植或者矫正牙齿，就会增加识别的难度。这种极端的伪装方式已经成为许多好莱坞电影情节中不可或缺的部分。
面部移植，曾经只出现在科幻小说中，现在已经成为现实，但仍是非常罕见的手术。患有严重疾病、遭受创伤或烧伤的患者可以使用捐赠者的组织（包括肌肉、皮肤、血管、神经，在某些情况下甚至包括骨骼）进行皮肤移植。在这项手术中，两个根本的改变发生了碰撞，利用捐赠者的面部框架结构，支撑的是受赠者的面部，二者合而为一，就像希腊神话中的奇美拉（有狮子的头、山羊的身躯和一条蟒蛇的尾巴）。手术既没有使患者恢复到原来的模样，也不是简单地让受赠者拥有捐赠者的容貌。其结果是两者的结合，手术本身也会给容貌带来明显的变化。
这种尖端手术只有在黔驴技穷的情况下才会被考虑。因为它会导致很大的排异反应，这意味着患者必须终身服用免疫抑制剂，并且还涉及许多伦理、心理和生理上的问题，不仅会影响到受赠者，也会影响捐赠者的家人和朋友。
面部移植还是一个非常新的领域，第一次成功的部分面部移植发生在2005年的法国，第一次成功的全脸移植发生在2010年的西班牙。据我所知，迄今为止，这些实施过面部手术的患者都还好好活着，无须我们法医人类学家的关注，但这只是时间问题。这只是又一个例子，说明作为法医，为了能够成功鉴定身份，我们应该对各种可能保持开放态度，在处理案件时也不能带有先入为主的偏见。
在一个如此重视外表的社会里，顶着一张毁容的脸必定会被孤立和排挤。整形学是一门专门研究修复术的医学分支，自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为了帮助受伤军人重新融入社会，整容医学着重解决局部的面部缺陷。鼻子填充物可能是最早的假体，用来修复被战争或梅毒蹂躏的脸。假体最初是用惰性材料雕刻而成，包括象牙、金属和木材等，后来逐渐被更仿真的塑料，以及更后面出现的乳胶取代。
现如今，人工眼睛、鼻子和耳朵的精密度已经非常之高。人工鼻几乎可以完美地还原患者受伤前的鼻子（除非患者想趁机换一个新的形状）。人工眼和人工耳也被精心打造，使之能与患者另外一只眼或耳相差甚微。这样一来，他们的脸就能保持原样，其对称性也不会被破坏。
能识别一张脸是一种技能，能够描述它则是另一种技能。我们都很熟悉警察根据目击者描述制作的面部合成图，用来帮助抓捕嫌犯。面部的各个区域被分成单独的部分，包括额头、眉毛、眼睛、鼻子、脸颊、嘴和下巴，仔细筛选后最终形成一幅面部肖像图。
最初，肖像画是艺术家的作品。Identikit（艾登迪基特容貌拼图）是第一个使用独立功能模板的注册系统，于1959年在美国推出。随后出现的Photofits（利用照片拼凑人像）和e-fits（电脑合成人像）都会用到照片库和电子软件，这样可以做出更贴近真人的照片，但这所有的方法也都需要从数据库中选出单独的五官或面部区域，最后完成一张合成的照片。
没有人敢说这样的方法可以完美复制真人的面貌。如果你把安吉丽娜·朱莉的眼睛、斯蒂芬·弗莱的鼻子和艾萨·凯特的嘴凑成一张脸，那么你得到的就是一个大杂烩。合成肖像的目的是制作出一幅与目击者看到的嫌疑人有几分相像的照片，从而让警方根据这个线索继续追踪调查。数据表明，合成肖像的准确率低于50%，这个结果可能不足以鼓舞人心，但我们要知道，在一些案件中，嫌疑人的合成肖像可能是本案唯一的线索。不管是人类的眼睛还是大脑，都更倾向于记忆那些不寻常或独特的事物。这个倾向有利有弊。如果死者存在一些独特的生理特征，也被正确地描述出来，那么这样的独特性确实可以在鉴定身份的过程中起到巨大的作用。但是，如果描述错误，它会使调查严重偏离正轨。
我们脑中对一个人相貌的记忆，一般用于辨认活人。我们对死者容貌的认知会有很大的不同。如果曾陪伴自己所爱之人走过生命最后的旅程，或者在葬礼举行前瞻仰过死者的遗容，大家会发现，当一个人没有了灵魂、活力和表情，剩下的这具空壳与我们印象中的那个人大相径庭。他看起来更瘦小，更空洞。
面对遭受暴力或遭遇灾难的死者，或者死者已经死亡较长时间，认尸的过程对他们的亲人来说非常艰难，也是一个很大的挑战。2002年巴厘岛爆炸案发生后，大约一半的尸体被家人错误辨认，他们在一排排肿胀、腐烂、支离破碎的尸体边上走来走去，寻找失踪的亲人。
在如此痛苦的情况下，认错尸体也毫不奇怪。他们的痛苦，可怕的太平间环境，以及他们迫切的心理需求，那种要么找到，要么找不到的挣扎，都会影响他们的判断。所以很难向死者家属表明，尽管他们百分之百地确定自己的判断（不管是肯定的判断还是否定的判断），它也有可能是错误的。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国际刑警组织的灾难受害者身份识别标准（DVI）规定，尸体不应仅凭面部识别就被归还其家人。用科学的方法鉴定死者身份，需要3个主要的鉴定标准：DNA，指纹或者牙齿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