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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玛丽真的失踪了，而且已经失踪5天，她的丈夫也没有想到报警。在审讯中，她的丈夫解释说玛丽下班后确实回到了家中，他们发生了激烈的争吵，随后她摔门而去。他还说，她没消气之前本就不打算回来。他以为玛丽去了伦敦，跟他们的一个已经成年的孩子待在一起。但实际上，玛丽并没有去伦敦。
现场勘查的警察封锁了玛丽的家。警察在浴室发现一些血迹，经DNA检测后或许会与玛丽匹配，他们还用内窥镜在浴室的U形管里发现了一块剥落的牙釉质。但这并不能证明玛丽已经死亡，日常在浴室发生滑倒事故也能解释为什么会在这里发现血迹和牙釉质。
紧接着，警察又搜查了厨房，他们在洗衣机的门上发现一些血迹，但这很有可能是玛丽沾在衣服上的经血。在洗衣机下水的地漏处，警察发现了一小块他们认为是骨骼的物质。在将这块物质送去做DNA检测之前，警方需要一位人类学家先仔细检查这块物质，并且确定这是否是一块骨骼，如果是，那是否是人骨，如果是人骨，是否能判断它是哪一部分的骨骼。
对于较小的证物，我们要非常注意分析证物的顺序。首先进行的是对证物没有损害的法医检查，避免化学检查对证物造成不可逆转的改变。这块骨骼也就1厘米长，0.5厘米宽。如果要进行DNA检测，肯定需要将这块物质碾磨成粉，这样就完全改变了证物的形态。通过解剖这门学科来判断证物是否是人骨，是哪一部分人骨，就显得尤为重要，因为这可能是谋杀诉讼的重要依据。失去人体骨骼系统中的某一些骨骼，人类可以继续生活，但有一些骨骼却是人类生存的关键，一旦在体外发现这一类骨骼，那骨骼的主人很有可能已经死亡。
警察把这件证物带到了我的实验室，我们围坐在一张桌子旁，我和我的同事拿着放大镜仔细地端详。它实在太小了，我们都不敢用镊子挑起来观察，生怕会破坏证物。这样的情形着实让人倍感压力，在一屋子警察面前，我们的思维展露无遗。一开始的猜想多半不是最终的答案，在经历各种死胡同、误导之后终于得出结论，这样的过程总让我担心警察会质疑我们的专业性。
但我们的判断必须经过缜密的评估，排除，再得到最终的结果。科学判断上不可能有两种可供选择的答案。遗憾的是，我们不能像夏洛克·福尔摩斯那样凭空生出灵感，随便拿着一块骨骼碎片，观察一下，就能言辞凿凿：“华生，如果我没猜错，这块碎骨的主人是一位23岁左右、走路一瘸一拐的女人，这块骨骼位于第三胸椎的上关节面。”事实上，这样一块碎骨，不过是1000块骨骼拼图中独一无二的一块，因为人体没有两块完全相同的骨骼。这块是否有突起？你找出这块骨骼的特点了吗？这样的特点是否还能出现在别处？
在这起案件中，我们一开始就能确定的是，这确实是一块人骨，而且是颅骨的一部分。它的外层是光滑的壳状物，内侧有迂回的线状隆起，综合所有特点，我们再也想不出第二种可能。
在确定了骨骼的性质后，我们要做的就是一一排除这块骨骼所在的可能位置。我们认为它一定不是颅盖骨的组成部分，也就是脑颅的上部分，因为这部分骨骼有板障。我们认为这块骨骼可能是颅骨两侧、颅底或面颅的骨骼，因为这块骨骼内侧有大脑沟回的压痕。我们将可能的位置缩减到三处：额骨的眶板（也就是眼眶的顶部），颞骨鳞部（耳部的上方），蝶骨的大翼（眼部后方的太阳穴，也就是头疼时按压的位置）。
眶板一般达不到这块骨骼的厚度，这种可能予以排除。排除第二个可能的位置是因为颞鳞上有隆起的嵴，而这块骨骼上并没有。最后的可能就是蝶骨了。蝶骨是脑颅的组成部分，没有板障结构，内侧有大脑皮质沟回的压痕，以及与额骨连接处的嵴。大家认为已经排除了其他一切可能性，证物是蝶骨的一处骨骼具有可信度和说服力。讨论持续了一个多小时，在场的警官对我们已经很不耐烦，还有没完没了的关于解剖学方面的争论。
最后，我们还必须确定这块骨骼是来自蝶骨的左翼还是右翼。如果没有判断错误，应该是左翼，否则嵴的位置和方向就刚好相反。在这块薄骨的附近有数条大动脉（脑膜中动脉）通过，如果颅骨的这一部分骨折，如此大小的骨骼被挤压脱离人体，我们可以比较肯定地判断玛丽已经不在人世。
当然，最后还需要病理学家做出正式的判断。病理学家也同意我的结论，但他不能对做出判断的过程给予任何评价，因为这已经超出了他的专业知识范畴。大家也并没有因为病理学家对我们专业的肯定和感谢而沾沾自喜，相反，我们把他的反应解读为一种忠告。这意味着我们很有可能被法庭传唤，如果案件成立，遗骨的鉴定对检方来说至关重要。地方检察官也证实这起案件将作为谋杀案展开调查。
这一小块骨骼最后被送去做DNA检测，结果与玛丽的DNA匹配。她的丈夫立马改变了说辞。玛丽确实回到了家中，他们之间的争吵逐渐升级。玛丽拿着刀在做三明治，这让他感到很害怕，害怕玛丽会伤害他。所以他抓住玛丽的手，一把把她推开。玛丽摔倒在厨房门口，又一骨碌滚下了阶梯，头部撞到了最后一级阶梯的水泥地上。玛丽的血和脑组织溅得到处都是。我想说的是，玛丽的头部撞击到水泥地面时，并不是玛丽丈夫描述的那番情景，而且这里也没有发现大量的血迹。
他又说道，玛丽左耳畔脑部的伤口血流如注，他这才意识到她已经死亡，于是将玛丽转移到浴室并将她放到浴缸里。然后他打扫了屋子，将玛丽用塑料布包裹起来，放进汽车的后备厢里。次日凌晨2点左右，他开车到野外抛尸。这部分陈述得到了警方的证实，因为他们在汽车的后备厢中发现了玛丽的血迹，交通摄像头也拍下了他开车时的照片。他告诉警方，他把玛丽的尸体丢进了当地一条水流湍急的河中。时至今日，玛丽的尸体也还没有被找到。
他把血衣放进洗衣机，却没有想到血衣里还夹杂着一小块玛丽的蝶骨。幸运的是，他并没有倒入有生物降解功能的洗衣液，洗衣机的水温也调得不高，否则，我们可能无法在这块蝶骨上提取到任何DNA物质。
这起案件并未结束，更困难的部分是检方和法医科学要证明这块骨骼属于玛丽本人。你可能会说，不是玛丽还会是谁？然而为了司法公正，我们的法律系统要求检方负责举证，而辩方则是提出合理的质疑。
正如我所担心的那样，我确实被法庭传唤了。在这里，我在解剖学方面的专业知识、对证物的专业判断，都无可避免地要被反复质疑。对一位科学家来说，法庭是一个非常陌生的地方。我们只能回答被问到的问题，如果一直没有被问到与专业相关的问题，坐在那里是让人沮丧且筋疲力尽的经历。在苏格兰，证人不能旁听诉讼经过，我们会在毫无防备的情况下被带到证人席，完全不知晓此时的诉讼战略、已经提交的证据以及接下来要呈现的证词。
首先是检方询问证人，但检方的开场白却是让我以女王之名证明自己的信誉，这样的形式我从没遇到过。然后我被允许提交我的证据，并被要求说明得出结论的过程。事实上，被检方询问算是比较轻松的环节，如果不是因为对案件有帮助，检方一般都不会挑战法医的证词。询问持续了近1个小时，大部分时间就是向法庭证明我有资格鉴定证物。
作为证人出现在法庭上，很重要的一点是，你发表的专家意见一定仅限于自己的专业领域，千万不要引申到另外的领域。我当天的证词很简单，我确定证物是一块人骨，而且这块骨骼来自蝶骨的左大翼。我不能对骨骼主人是否还活着以及这块骨骼是否属于玛丽做出任何评论。我也不能对骨骼存留在洗衣机过滤器的时间，以及它为何出现在过滤器中做出任何评论。
因为法官和陪审团都很愿意准时休庭去吃午餐，我估计自己被辩方律师交叉询问的时间顶多还有两三个小时。辩方律师是一位我熟知且非常尊敬的律师，但这并不代表我们在法庭上的相见是一件轻松的事。他是一位非常厉害的律师，虽然他自己并不承认，说这是自己刻意打造的一种形象。他穿着得体，留着连鬓的络腮胡子，叼着夏洛克·福尔摩斯式的烟斗，着实引人注意。如果我做了什么坏事被告上法庭，我一定会找他做我的律师。
在苏格兰，证人需要站在证人席上，我通常都会脱下鞋子直接踩在地上，这让我很有安全感。没有人会看到我的脚。你能感觉到陪审团一直在看着你，所以你必须摆出一副没有表情的面孔。辩方律师被允许进行交叉询问，但他仍旧坐在自己的位置上，法庭上逐渐安静下来。紧接着，像是在电视里才会出现的一幕发生了，他俯身低下头从他的桌子底下拿起一本厚厚的书，为了显示这本书很有重量，他缓缓把它从自己的脚边抬起，一把丢在了前面的长凳上，制造出一种夸张的效果，更激起了一阵灰尘。这是一本最新版的《格氏解剖学》——解剖学界的圣经。他用自己文雅的爱丁堡口音说出自己的开场白，深深地镌刻在我的脑海里，他说道：“教授，我当然不会质疑你的……”
随之而来的就是让人紧张的盘问。他问我这块骨骼在儿童身上的生长规律，如何生长，骨折之后会怎样，这块骨骼周围的软组织，又问我如何得出结论认为这块骨骼是来自颅骨的左侧而不是右侧。而检方律师则问了我一些我无权回答的问题，这样一来便阻止了辩方律师询问我更多关于解剖的问题。比如，这块骨骼可不可能属于其他人？它为什么会出现在洗衣机里？诸如此类的问题辩方律师很有兴趣探索下去。在庭审中遇到这样的辩护战术是专家证人需要特别注意的。
午餐休息之前，法庭对我的询问已经结束，30分钟后我坐上了回家的火车。我认为自己作为专家证人在交叉询问时的表现得到了陪审团的认可。我用一种他们能够理解的方式解释了我的发现，在他们看来我得出结论的过程和方式比较务实，并不过于武断。出庭之后，我在这起案件中的工作就全部结束了。
在那之后，我跟所有普通民众一样，只能通过电视和报纸了解案件的进程。这种感觉很奇怪，你曾经那么深入地参与到这起案件中，而如今马上就被排除在外。作为科学家，我们不能对任何案件掺杂私人感情，否则就会影响专业判断，甚至损害精神健康。但当从报纸上看到庭审的结果时，我们也会有一种画上句号的感觉。
本案中，玛丽的丈夫被判处6年监禁，罪名为过失杀人而不是蓄意谋杀。因为故意隐瞒抛尸地点，妨碍司法进程，他被判额外6年的监禁（总计12年）。他对判决不服，向上级法院申诉后减刑至9年监禁。而实际上，他只服刑了4年半，并且大部分时间都在监管并不严格的开放式监狱中度过。最近我甚至听说，他在刑满释放后立即搬到了黑潭区居住，并很快再婚。有时候女人的信任和宽容真的让人难以置信。
就在玛丽的丈夫提起上诉不久后，我在一个培训工作坊遇到了他的辩护律师，我开玩笑地责问他为什么要在法庭上为难我，明明我的证词不会对最终的审判结果有什么关键影响。因为警方已经通过DNA比对确定骨骼属于玛丽，她的丈夫也承认了玛丽的死亡和他的抛尸行为。之所以会对簿公堂，是因为他拒不承认是自己谋杀了玛丽。当然，一个好的辩护律师确实应该为了客户的利益拼尽全力，仔细钻研每一份证据，找出证据的漏洞，甚至从专家证人的信誉、专业知识、求证过程入手。
律师用他的苏格兰口音慢吞吞地回答道：“对啊，我就是有意的，你可比那些病理学家难对付多了，他们更容易上套。”这就是我不愿意出庭的原因。
颅骨是一个立体图形，看起来像一颗鸡蛋并且由结构不尽相同的各部分组成，所以鉴定颅骨的创伤确实堪称一门艺术。尤其是情况十分复杂，需要将粉碎的颅骨一片片复原时，真的需要非常丰富的经验才能辨别出不同的骨骼，才能知晓究竟发生了什么，又是如何发生的。
当我在邓迪大学作为法医人类学家工作的第6年左右时，警方让我协助评估一位92岁男子的死亡原因。死者头部骨折的原因、死亡方式等都是没有被破解的谜题。当一队新的悬案小组在案发4年后重新审查证据，想找出新的线索时，他们突然想到人类学家也许能为这起悬案指明一个新的方向。
在警局，我和病理学家以及悬案组的成员围坐在一起将所有的证据都仔细检查了一遍，看是否在第一次调查时有所遗漏，同时也希望能找出可以跟进的新线索。大部分的证据都没有什么疑问，直到我们看到死亡方式。病理学家告诉我们，他原打算说死因是头部多处创伤，但却无法解释为什么在死亡地点只发现了一点点血迹，也无法说明为什么死者面部朝下，地毯上还有一块大脑额叶组织直接从死者大脑脱离并从左眼的伤口被挤出。
在我们的讨论中，各种不切实际的猜测都被推翻、剖析、排除。眼看一天的时间即将过去，讨论变得越来越天方夜谭，我们不得不叫停了这场头脑风暴。我们要做的就是带走所有死亡现场和尸检的照片，以及尸体的X光片，再找个安静的地方逐一检查，思考、思考、再思考，希望能从犯罪现场的证据中找出新的线索，提出一个理论上的假设来解释死因和伤口情况。因为我们已经没有办法再见到尸体，这名男子死亡不久后就被火化了。这就是为什么在任何一起案件中，全面、清晰且精准的照片尤为重要，因为你不知道在将来的调查中，什么证据还会被用到。
死者柯林在二战中服役于皇家海军。他终身未婚，40年来一直居住在收拾整洁的小别墅里。这里的人都认识他，喜爱他，但并不了解他。柯林一直都很热爱运动，还是一名优秀的滑冰运动员、游泳健将，他喜欢散步，甚至还在晚年玩起了滑水运动。他的邻居告诉警方，柯林每天很早就出门，自己去报纸经销商那里取报纸，遇害的当天也是这样，经销商也证实了邻居的话。
当天晚些时候，柯林的邻居看到他的牛奶还放在门口没有拿回去，便走上前去查看他是否安好。邻居按了门铃，无人应答，就在别墅的周围转了一圈，从窗户喊他的名字。当他们从房子后面的窗户往里看时，发现柯林脸朝下趴在地板上。邻居立马叫了救护车并报警，但还是为时已晚，柯林已经死亡。
一开始，大家并没有往罪案那方面想，都以为他是心脏病发作，摔倒在地板上。直到救护人员赶到，将柯林翻过身来，大家才清楚地意识到他的死亡没有那么简单，还涉及了第二人。
鉴于别墅并没有被强行闯入的痕迹，所以柯林很有可能认识凶手。柯林在家中藏有不少现金，但凶手并没有拿走。其他物品也没有丢失，所以排除了入室抢劫的作案动机。
在我们检查尸检结果时，发现柯林头部受到的创伤，相当于从一栋四层建筑物跌落下来或者两辆高速行驶的汽车发生碰撞时造成的伤害。然而，我们能确定的是，柯林的死亡地点就是他跌倒的地方——里屋的卧室。这里并没有明显的血迹喷溅、家具被破坏的痕迹，也没有明显的武器使用痕迹。这是一个精心设计的局，凶手使出了他的伎俩，却没有人看出任何破绽，没有人听到任何异响，更没有人能够理解为何还有人要对这样一位垂暮之年的老者施以暴行，他看上去是那样与世无争。死亡方式被认定为头部经受多处创伤，最后尸体被送去火化了。
我仔细地查看了所有的照片和影像。希望可以建立一个有依据的理论，这就需要不被打扰的空间和鼎力相助的同事找出我提出的各种假设的漏洞，在排除各种不可能、不现实的线索后，将剩下的可能的线索串联起来。就这一点来看，我们确实有点像夏洛克·福尔摩斯，我们都相信的箴言是：“当你排除了所有的不可能，剩下的无论多么难以置信，也是你要找寻的真相。”
接下来我们开始做骨折分析，首先要找出死者被袭击的顺序，这样或许可以解释死者颅骨骨裂的形态，以此推测出凶器。当骨骼上出现第一条裂痕时，第二次或者后续的外力作用会首先作用到第一次骨裂造成的缝隙中，加大第一次的创伤面。这样一来，通过找出第一次骨裂的位置，我们可以将死者受伤的顺序排列出来。一般来说，很少有（有人认为根本没有）第二次的外力作用会直接跳过第一次的创伤继而作用到另外一侧，造成新的创伤，但我认为，如果作用力够大，这样的情况也会发生。
从柯林尸检前拍下的面部照片来看，他左眼的内角已经有一处明显的开放性伤口，伤口的大小足以让那一小块前额叶组织被挤压出来掉落到他死亡时身下的地毯上。摆在我们面前的难题是，这块组织是怎么被挤压出来的。
我们通过神经病理学家得知，并没有外物穿透柯林的颅骨造成左眼的伤口，也就是说，大脑组织被挤压出来，但没有外物进入，因为在柯林的大脑里并没有发现被物体穿透的痕迹。柯林两个眼眶的周围有一些瘀青，头皮上有些许擦伤，仅此而已。但我们万万没想到，当拿起尸检后的照片时，我们看到的景象着实让人大吃一惊：头皮被剥离后，下面的颅骨大面积骨折，整个颅骨已经裂成好多块，骨折线更是纵横交错，像蜘蛛网一样。
我们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找出第一处骨裂的位置，这一处骨裂延缓了后续袭击对死者其他位置造成的骨裂进程。通过观察照片和影像，我们将第一次骨裂的位置确定在后脑。这一处的骨裂是两次袭击造成，凶器还在头皮位置留下了成对的刺伤痕迹，并把内层的颅骨挤压到了颅腔中。两次袭击均留下成对刺伤伤痕，每一对伤痕之间的距离一致，我们可以肯定是同一凶器造成的，凶手用带有两个尖锐突起的凶器两次狠狠地砸向死者头部。尽管死者年事已高，但他的颅骨还很厚，凶手确实使出了不一般的力气，才能使凶器刺伤头皮，挤压内层的颅骨。
再次查看犯罪现场的照片时，我们发现备用卧室里有一根给自行车打气的气筒，它的底座就有两个尖锐的突起，而且两处突起的距离与死者颅骨上两个孔眼的距离看起来是差不多的。但是，因为这个打气筒并没有保存至今，当时警方也没有采集它上面的血样、指纹和DNA，我们也无法肯定这是否就是凶器。
我们确信，最初的两次袭击在柯林的后脑留下一条水平的骨折线，几乎贯穿了双耳，这就是第一处创伤所在的位置。一旦找出了第一处创伤，要找第二处就不再是难事。我们认为第二处创伤应该是面部受到重创造成的，这也符合他左眼上方和鼻梁处出现的瘀青。第一次后脑遇袭，柯林可能已经头昏眼花分不清楚方向，而后凶手又暴力袭击了他的面部（有可能是拳击，因为瘀伤中有戒指的痕迹）。
第二处创伤造成了一条纵向的骨折线，从左眼几乎垂直地延伸至后脑，停在了第一处骨折创面处。在这个阶段，受伤后的出血量并不大。虽然皮肤上有瘀青，但第二次面部遭受拳击并不是造成内眼角开放性创伤的原因。
找寻第三处创伤十分困难，因为在遭受第二次暴力后，死者原本就已经非常脆弱的颅骨多处粉碎。我们只得从身体其他部分寻找答案，试图找出造成如此严重损伤的原因。尸检报告中指出，死者左侧肩膀的菱形肌有擦伤，菱形肌是连接肩胛骨内缘与脊柱之间的短肌。在犯罪现场的照片中，我们看到备用卧室里有一个靠墙支撑的床垫。我们认为袭击者抓住柯林的左臂撕扯，在这个过程中擦伤撕裂了菱形肌，柯林头顶着地时碰到了床垫，起到了一定的缓冲作用。
现场勘查的警员并没有在床垫上搜寻血迹，因为床垫看起来与凶杀案并无关联，毕竟，受害者和他的部分脑组织是在地板上。和自行车打气筒一样，床垫也没有被拿去检测，并且，在清理房屋时，这些东西全部被扔了出去。
柯林被甩出撞向床垫的力量足以撕裂他肩部的肌肉，也足以将颈椎推进颅底，造成严重的颅骨粉碎性骨折，这一点在尸检报告上也有提及。这一次的外力，不仅使颅底骨裂，也造成颅骨两侧骨折，骨折线从颅底一直延伸到头顶。尤其是左侧，冲击力之大，甚至超越了前两次创伤造成的伤害，一直延伸到了头部的右侧。颅底如此严重的损伤必定会造成严重的内出血，而柯林还遇到了更坏的情况，他骨折的位置是静脉窦经过的地方。病理学家也确认，经历这样的创伤，柯林当时或已死亡。我们只能祈祷，柯林在经受第三次创伤时已经或多或少失去意识。
让人意想不到的是，柯林的噩梦还没有结束。我们还需要找出他眼角附近的洞孔是如何造成的。柯林头部的一边有一处挫伤，与屋内放置的家用人字梯的梯面吻合。当然，警方也没有在这架人字梯上采集血样和DNA，它跟屋内其他物品一样被销毁了。我们认为，柯林在被甩向床垫后，他可能躺在了地面上，头部靠在人字梯的某一阶梯上，当他躺在那里时，凶手直接一脚踩在了他的头部，造成颅骨前部两条水平的骨折线，从左侧太阳穴延伸至右侧太阳穴。
最后，柯林可能被凶手架住站立起身，再被重重地推倒在地，因为柯林在当时的情况下不可能自己站立起来。最终柯林面朝下趴在地板上，也就是被发现时的位置。此时，他的整个颅骨满是伤痕，像一个能随意推动的合页，轻易就能将已经受伤的皮肤撕裂。就在他腹部着地的瞬间，隆起的腹部使得他的头部向前摆动，颅骨内骨折后的尖锐骨刺像一把剪刀一样，轻易剪下一小块大脑额叶，组织从眼角的洞孔被挤压出来，掉落在柯林身前的地毯上。
当然，这只是我们的推论。我们从各个方面验证了这个推论，从解剖学的角度来说具有说服力，但作案过程确实让人毛骨悚然，难以置信。我们的理论科学地解释了每一处骨折的原因及顺序。对于这个复杂的推论，我们也感到十分紧张，甚至有点惴惴不安，最终我们在与警方的又一次案情回顾会议上提出了这个推测：死者两次被凶手用打气筒袭击后脑，脸上遭受拳击，并被拽着胳膊甩到了靠墙的床垫上，在最终倒下前还被凶手狠踩头部。当我们讲述凶手的犯案过程，解释我们推理的依据时，每个人都静静地听着，没有发出一丝声响。我们还详细说明了还有哪些可用的证据，警方可以通过检测这些证物来证明我们的推理是否成立。
当我们讲完后，所有的目光都集中在病理学家身上，大家都安静地坐着等他表态，就像是在等待一个评委给你的技术和表现评分。最后他点头说，在没有其他选择的情况下，这个推理确有可能。但时至今日，它也还只是一个推论而已。
一对在西班牙度假的夫妻在酒吧偶遇了一位来自柯林老家的男子，让这起悲惨的案件有了一个令人惊奇的后续故事。夜越来越深，酒越喝越多，这名男子向这对夫妇讲起了以前他在军营时发生的暴力故事。当被问起有没有做过让自己后悔的事情时，他说自己曾在返乡时杀害了一位老人，这让他后悔莫及。这对夫妇当时并没有多想，只当他的话是酒后的胡言乱语。
等他们结束假期回到家中，一天晚上，他们在BBC（英国广播公司）的《刑事观察》栏目中看到了柯林的案件。然后他们意识到案发地就是他们在酒吧里遇到的那名男子的家乡，他们惊叹于这样的巧合，但还是决定报警。他们略显迟疑，甚至有些尴尬地讲述了事情的经过，好在警方喜欢巧合，决定跟进调查。警方最终找到了这名男子，但即便他真的杀害了柯林，警方也无法抓捕他。许多年前，他因为某些严重的历史罪行而转做污点证人被免予调查和起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