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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案的核心人物是巴克塔亚·鲁斯唐吉·拉谭吉·哈基姆，他于1899年出生在一个富裕的中产阶层法国-印度家庭。在取得医学和外科医生资格证后，他任职于孟买的一家医院，后来去了印度服务机构工作。为了拓展眼界，他在1926年搬到了伦敦。虽然他有着雄心壮志，但是在这个满是抱负远大的医学工作者的城市里，他是如此渺小且不值一提。后来，他又搬到了高度重视医学和外科的另一个城市爱丁堡，在那儿备考皇家外科医学院的特别研究生，但是三次考试均以失败告终。
他觉得印度名字阻碍了自己的发展，所以通过单务契约改了一个他认为听起来更加英化的名字。他摇身一变成了文雅自信的巴克·卢克斯顿医生，并且与一家爱丁堡餐馆的经理伊莎贝拉·克尔邂逅。伊莎贝拉在经历了一段失败且短暂的婚姻后与丈夫分开，她把这位举止文雅的异国医生视为她的下一站幸福。
伊莎贝拉怀孕后，为了避免引起流言蜚语，他们逃去了伦敦，在那儿他们以夫妻的身份生活并拥有了一个女儿。巴克再次发现在首都难以成功。他最终决定放弃做外科医生，他觉得也许在一个竞争压力小的地方做全科医生，会生活得更好。
所以，在1930年，这个三口之家搬到了兰卡斯特。在这座贫穷的北方城市，医生数量不足以服务好当地群众，所以这里无疑是一个开办全科诊所的理想之地。因为当地房产很便宜，所以巴克贷款买下了道尔顿广场2号的一栋乔治亚风格的联排别墅，并在那儿和伊莎贝拉安了家，而他也办起了自己的诊所。
不久后，诊所蓬勃发展。巴克成了一名受欢迎的全科医生，病人们对他的评价也很高。尤其是在那个孕妇和婴儿死亡率很高的时期，他的妇科技术享有佳誉。在英国国家医疗服务体系出现之前，患者购买所有的药物和就诊都必须自费，而他因为给无力支付医疗费用的贫困患者免费而变得人尽皆知。
巴克有帅气的外表、专业的医学知识以及和善的待人接物方式，再加上伊莎贝拉的魅力和社交能力，当地的时髦人士很快就接受了这对夫妇。5年后，夫妻二人再添两子，从表面上看，他们的生活似乎不错。房子布置得很舒适，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汽车，这在20世纪30年代是社会地位与财富的象征。他们雇用了几个做饭和打扫的用人，还有一个来自附近沿海小镇莫克姆的住家女佣玛丽·罗杰森。
但是，光鲜亮丽的童话故事背后另有隐情。伊莎贝拉野心勃勃，刚愎自用。她不满足于医生妻子这个身份，想要拥有自己的事业和金钱。巴克想要控制她，而伊莎贝拉想要自由，最终的结果就是他们经常大吵，这一点大家是有目共睹的。伊莎贝拉脖子上有瘀青，她多次告诉前来的警察，她的丈夫十分暴力。因为巴克的暴力行为，伊莎贝拉不止一次带着孩子离开，但总是会再次回来。当时社会对家庭暴力持有的态度是，男性是家里的顶梁柱，无论他如何管理家庭和妻子，都是他自己的事，与他人无关。
伊莎贝拉的性格起初深深吸引了巴克，但如今，却变成了他忧虑和痛苦的源头。他不满伊莎贝拉的独立和她在自己身上花那么多钱。虽然伊莎贝拉不是什么大美女，但她的魅力却让其他年轻男子神魂颠倒，巴克对此嫉妒不已。他认为伊莎贝拉有了情人，并且她会永远离开自己。
这一切都在1935年9月14日的那个周末结束了。伊莎贝拉打算在那个星期六晚上去布莱克浦看望住在那儿的两个姐姐，欣赏闻名世界的彩灯。巴克对此十分不满。为了不多生事端，伊莎贝拉并没有像计划那般在外留宿，而是当晚开车回到了兰卡斯特。但是在巴克看来，她凌晨1点才回家就是她与另外一个男人约会的证据。
9月15日星期日凌晨，当伊莎贝拉回家进屋时，巴克很有可能一直在等着她。因为他有暴力行为史，所以他可能掐死了她，或是用拨火棍痛打了她。由于没有目击者，所以我们可能永远都不会知道发生了什么。无论后面发生了什么，伊莎贝拉都死了。可能玛丽·罗杰森听到了骚动，来到楼梯查看后，遭遇到了同样的对待。无论怎样，这主仆二人都在那天清晨丧了命。随后在楼梯上发现的大量血迹说明，她们中至少一人被捅伤了。
巴克是决意要杀害他的妻子和女佣吗？也许不是，但是她们依旧死了，现在他不得不决定如何善后。他应该承担后果，以他的事业和名誉作为代价去坦白一切吗？他应该收拾东西逃跑吗？还是应该试着掩盖一切？他的选择是最后一个。毫无疑问，他是一个聪明人，但是却有些傲慢自大，由于他对自己的聪明过于自信，所以可能有些看不起警察的能力。他必须编造一个讲得通的故事，但是更紧迫的是，他需要想办法处理这两具在楼梯地毯留下血迹的尸体。
对他来说，肢解似乎是一个合理的解决方案。他了解基本的解剖学知识，学习过法医学，通晓外科手术方法。但是，仅仅拥有分尸的专业知识还远远不够，还必须做事有条理，决定抛尸的地点以及如何处理这个烂摊子。巴克在处理尸体、清理房子、编造故事的同时，还需要分解尸体，以及在没有女佣的帮助下照顾三个在屋里睡觉的孩子。
他拖拽着尸体穿过楼梯，进入浴室，这也是大多数凶手肢解尸体时的首选地点，因为这里有大小形状合适的浴缸以及可以冲刷掉血液的管道。他本就知道需要给尸体放血，因为他不能在房子中留下血迹，而且他必须在血液凝固前尽快完成，以免增加难度。他还必须以毁容的方式掩盖她们的身份，他知道，随着时间的推移，腐烂会帮他完成剩余的工作。
只要设备应手，技术过关，肢解并不会耗时太久。他先从妻子伊莎贝拉的尸体下手。巴克把她的尸体放进浴缸，脱去她的衣服，剥掉躯体的皮，并切除了她的乳房。他切除了她的喉，因为他知道喉结是区分男性和女性的明显标志。同时，他也切除了她的内生殖器和外生殖器，割掉了她的嘴唇、耳朵、眼睛、头皮和头发，然后砍下了她的头。他切开了她的脸颊，拔下她的门牙，取出所有能够识别其身份的“内置物”。他肢解了她的整个骨盆，割掉了她下肢的肉，因为她的脚踝很粗，很有辨识度。为了防止指纹识别，他还切掉了她的指尖。他精准又熟练地切断了她的主要关节。他所遇到的唯一一个难题是，他在取出其右脚肿块时，没拿稳刀子，这导致他的手受伤严重。这减缓了他的效率，阻碍了他将玛丽的尸体彻底肢解。
此时他可能已经疲惫不堪了。一开始的冲劲也消耗殆尽，他受伤了，工具也变得很钝且滑。虽然他消除了能够辨别出玛丽的面部特征以及她大腿上的皮肤，还去除了一块胎记，但是他却单独留下了她的手和脚。由于我们没有找到她的躯干，所以我们并不知道她的躯干被肢解到什么程度。
他很好地掩盖了受害者的身份。也许正是因为太过完美，才给警方留下了追查的线索。他干净利落地让玛丽的肩胛和髋部脱位，这说明，做这件事的人既对解剖学有所了解，又具备必要的外科手术技巧。而他所切除的具体的身体部位表明，他对当代法医鉴定知识了解颇深。
肢解完尸体后，巴克锁上了浴室的门，清扫了楼梯地毯，也许还处理了墙壁，他尽可能地清理了所有痕迹，最后换下了可能浸有血渍的衣服。当天早上，他在跟孩子们一起吃过早饭之后，去找了负责打扫的女佣，并告诉她今天不必前来打扫卫生，然后把孩子们送到朋友那儿，这样他就可以回家继续完成见不得光的工作。
他用旧衣服和报纸把大块的尸体包裹起来。现在他有一大堆装满尸体的包裹，一些衣物，还有割下来的具有辨识度的尸体部分，他想要分开处理身体部分。他买了汽油，之后的几个晚上，他在后花园的一个旧桶里烧掉了这些东西。
他编造了各种各样的故事来解释伊莎贝拉和玛丽不在的原因，一开始他甚至在玛丽父母的面前编造了这样一个故事，那就是玛丽怀孕了，而伊莎贝拉陪她去堕胎了。因为堕胎是违法的，所以他希望自己编造的故事可以阻止他们报警。他想方设法牵制住大部分人，这样他就有足够的时间来思考该如何处理这些包裹。诊所的工作人员和病人察觉到了一丝异常，不仅仅是奇怪的气味、消失的地毯，还有他不修边幅、疲惫不堪的样子。他的解释有两种，一是他打算重新装修诊所，二是伊莎贝拉再次离开了他，总之他把这一切都归咎于自己的压力和担忧。他说，自己的手被门挤了，所以打上了绷带。但是，俗话说得好，骗得了一时，骗不了一世。
巴克意识到他不能开自己的车去处理尸体，因为他在当地颇有名气。所以，他从当地的一家公司租用了一辆带有行李箱的不起眼的车，并决定开车北上，抛尸于英格兰。毫无疑问，他这么做的原因是异地的警察不会互通有无。而他因为曾经在爱丁堡生活过，所以对这条路十分熟悉。
9月17日星期二一早，他开着租来的车带着年幼的儿子向两地边界莫法特镇驶去，这段路程超过100英里（约160千米）。这样的路程，在当今这个高速公路健全、车速更快的时代，甚至用不了两个小时，但是在1935年，这却是一段不短的路程。行驶到距离邓弗里斯郡莫法特镇以北几英里处，穿过加登霍姆·林恩小溪的旧石桥时，他停了下来。当时正值暴雨，洪水泛滥。他把装在行李箱中的东西从护栏上方扔进了湍急的水流中。
晚上12时25分，一名骑自行车的人联系警方说，他在肯德尔镇被一辆超速向南行驶的汽车撞了。他记下了这辆车的车牌号，并致电道路下一个站点的米尔索普警察局。当巴克路过这里时，一名警察拦下了他。这只是一个小插曲，因为无人伤亡，所以巴克得以继续行驶，他解释道，因为有病人在兰卡斯特等着他，所以他才开得这么快。巴克应该知道，这是他的一个大纰漏，他开着租来的车从边界返回的日期和时间都在坎布里亚有了官方的记录。
两天后，他带着剩下的东西再度往返于两地。这一次他更加谨慎，他大概是在安南河及其支流的不同位置扔掉了剩余的尸体。
到了9月25日，玛丽·罗杰森的家人因为迟迟没有见到她而心生疑虑，所以报了警。在警察询问玛丽的雇主巴克时，他讲述了一个早就编造好的故事。
在9月29日这个星期天，也就是伊莎贝拉和玛丽被杀的14天后，一个在莫法特附近散步的年轻女子无意中从桥上望向加登霍姆·林恩小溪时，她以为自己看到了一只举起的胳膊和一只从水中伸出的手。她找来当地的男人仔细查看后，发现了一个被巨石卡住的包裹，里面有一个人头和上肢。邓弗里斯郡警察局迅速召集警力，骑着自行车赶到现场。
在对小溪，以及附近的溪流、峡谷、河流进行搜查时，警方发现了几十个身体部分，其中还有另外一颗头颅。其中一些用布料或衣物包着，还有一些则被包裹在湿报纸中。在那个时候，还没有犯罪现场调查员，没有DNA检测，没有法医摄影，甚至在晚上都没有发电机为现场调查工作供电。警察们行动迅速，检查彻底，工作高效。他们找到了一切可以找到的东西，并做了大量的笔记，对细节也十分关注。这些残肢被带到莫法特公墓一角的屋子里，以便医生进行仔细的检查。
第二天，他们对发现的所有身体部分进行了盘点，使用的方法与现在的方式差不多。迄今为止发现了两只前臂、两根上臂骨、两根大腿骨、两根小腿骨、一个躯干、包括脚在内的两条腿的下半部分、一个骨盆、两个面目全非的头颅，共计约70块不同的人体遗骸。他们把包裹遗骸的布料和报纸全部取下后，对其进行了清洗并仔细晾干。
很明显，这些人并非自然死亡，这些尸块至少来自两个受害者。同时也可以看出，肢解的操作是十分专业的。警方想知道这一切是否是由医生操作的，或者这本就是恶作剧，可能是医学生从解剖室拿出来丢掉的尸块。当时他们并不知道受害人是本地的，还是这些残骸从其他地方被运到了莫法特。与现在的情况一样，想要找到凶手，查明原委，那么确定两具尸体的身份就至关重要。
从我们罗列的清单中可以清楚知道，还有一些身体部位没有被找到，虽然在进一步的搜查中，他们依靠狗灵敏的嗅觉找到了一些小碎片，但是还不足以拼凑出两具完整的尸体。他们之前判断受害人可能是一位年长的男性和年轻的女性。这个错误信息，导致当时的寻找目标并非两位失踪的女性。当地并没有情况相似的失踪人口，所以必须扩大调查的范围。尸体更可能从北面来而非南部，尤其是在尸体在苏格兰而非英格兰被发现这种情况下，所以格拉斯哥警方加入了此次调查，来自格拉斯哥和爱丁堡两所古老大学的解剖学家和法医也参与到调查中来。
其中，领头人的是来自爱丁堡大学的詹姆斯·布拉什教授，另外两位分别是来自爱丁堡大学的法医学教授悉尼·史密斯和来自格拉斯哥大学的法医学教授约翰·格莱斯特。这三位教授在世界上闻名遐迩，你可能想不到，巴克医生一直很尊敬他们。布拉什教授和史密斯教授甚至很有可能在其准备外科医生考试时教过他。
他们开始比对这些尸块，并分别将它们列至以尸体1和尸体2简单命名的所属尸体。他们怀疑肢解者拥有外科或者解剖学经验，他们深知，切除一些部位是为了毁掉那些足以辨别尸体身份的证据。他们知道肢解的目的就是掩盖受害人的性别和身份，但是他们工作的大前提仍是认为这两具尸体分别属于一个年长的男性和一个年轻的女性。他们为每具尸体准备了两罐防腐液体，并且为了防止进一步的分解，将特定的部分置于液体之中。
9月30日，报纸上报道了在莫法特的可怕发现，但报道中仍将受害者描述为一男一女。巴克一定稍稍松了一口气。然而，正是报纸给警方提供了突破口。
用来包裹尸体的其中一份报纸是1935年9月15日发行的编号为1067的《星期日图画报》，这可能是抛尸的最早日期。除此之外，这份报纸是兰卡斯特地区的本地报纸，而且它只在兰卡斯特和莫克姆附近发行，销售量很小。
调查完这份报纸后，警方的注意力从格拉斯哥转移到了兰卡斯特和莫克姆。这里也没有符合尸体特征的一男一女失踪，但是却有两位失踪的女性。这让警方看到了曙光，尤其是得知其中一位女性的丈夫是具有外科经验的全科医生时，他们着实眼前一亮。在案件调查的前12天，他们的调查方向一直有误，这个典型案例解释了在案件调查伊始给警方提供准确信息的重要性。
这些鼎鼎大名的教授很快就承认自己可能判断有误。我们从中可以得到另外一个重要的教训，那就是在调查中不要盲目自信，想当然地进行判断。10月13日星期天，巴克医生被指控谋杀玛丽。玛丽的家人认出了包裹尸体的一部分衣物。
一项全新的法医科学成果第一次在案件中使用。虽然伊莎贝拉的指尖被切掉了，永远无法找到，但是玛丽的指尖是完整的。尸体1的手部外表皮有脱套伤，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是手长期浸泡在水中，洗衣工的手常常会这样。尽管如此，她深层的皮肤即真皮层的指纹却清晰可见。指纹专家把从尸体上提取出的真皮指纹，与在道尔顿广场2号玛丽房间里发现的指纹进行了对比。事实上，她打扫过的地方，甚至玻璃器皿上，都留有她的指纹。
虽然真皮指纹更细也更不清晰，但是却与表皮的指纹相似，同样可以用于鉴定。在英国案件中，这是真皮指纹第一次发挥作用，同时此类证据也是第一次在法庭上被认可。
根据尸体1的手和脚做出的橡胶模型，穿戴上玛丽的手套和鞋子是十分合适的，但是与伊莎贝拉的物品并不匹配。玛丽腿上被移除的皮肤是带有胎记的，这说明有人故意这样做来阻碍辨别身份。如果身体的某一部位被毁坏了，这定会引发一个疑问：凶手想要掩盖的是什么呢？
巴克先是被指控谋杀了玛丽，因为能够证明玛丽身份的证据与尸体1相符，即一个头部有多处钝器伤的18~25岁女性。这些能够证明其身份的证据一方面包括性别、年龄、身高、衣着、指纹，另一方面，虽然关键部位缺失，但通过手套、鞋子与手和脚的匹配程度，也足以证明。尸体2是一名年龄为35~45岁的女性，其胸部有5处伤口，并且舌骨骨折。因为巴克把能够证明其身份的特征消除得更加彻底，所以证明尸体2是伊莎贝拉就更难了。
科学家们把注意力转到了这两个女人的照片上。玛丽的现存照片质量不佳，但伊莎贝拉戴着钻石头饰的照片质量很高。他们决定把一张尸体颅骨的照片叠加在一张伊莎贝拉头部的照片上，这样的尝试前所未有。60年后，我们仍然在使用这项技术，正如第二章所描述的，我们使用这种方法确认了“水磨石怪兽”案中两位受害者的身份。
这既是灵光一现，又是摄影师耐心和韧性的惊人表现。虽然玛丽的照片说服力不足，但是伊莎贝拉照片的叠置却是一个胜利，并且时至今日，这一次照片叠置在法医界仍是一个标志性的成果。
11月5日，巴克被指控谋杀了他的同居妻子。想要给巴克定罪需要足够的证据来排除合理怀疑，虽然看起来证据充分，但是并没有目击证人，没有找到凶器，甚至连供词也没有。由于此案的证据几乎都是间接证据，所以在很大程度上需要依赖这些新的、未验证过且未测试过的法医技术，检察官、警察和科学家只希望法庭能够相信这些技术。
在审判过程中，控方放弃了对巴克谋杀玛丽的指控，案件仅就与伊莎贝拉有关的证据进行审理。这种情况在法庭上时有发生，目的是规避风险，采用最佳决策以确保能够给嫌疑人定罪。玛丽的家人因为巴克杀害玛丽却未受到法律制裁而悲痛欲绝，他们的这种表现是可以理解的。
巴克并不认罪，控方为1936年3月2日星期一在曼彻斯特法院的审判，准备了11名证人和209件物证。虽然负责案件调查的警察和专家主要是苏格兰人，残骸也是在苏格兰发现的，但是由于案发地在英格兰，所以案件的审判在英格兰进行。此案本应在兰卡斯特审理，但是因为担心被告是一个在小范围内有名望的人物，可能无法进行公正裁决，所以案件被转移至曼彻斯特审理。
案件的审理持续了11天，这是英国法庭记载中审理时间最长的案件之一。法庭接受了法医的证明，这些证明加上案发前后的证人证词构成了此案的大部分证据。3月13日星期五，也就是案件审理的最后一天，对巴克医生来说这无疑是一个倒霉日。陪审团在4点退席，于一个多小时后，一致裁定巴克有罪，法官约翰·辛格尔顿爵士宣布巴克判处死刑。巴克·卢克斯顿将被带往斯特兰格威监狱处以绞刑。
当然，巴克提起了上诉，他的案件于4月27日由首席大法官，也就是后来的伯里·休厄特男爵主持审理，但最终被驳回。兰卡斯特的万余人签署了请愿书，请求对巴克宽大处理，但并没有起到作用，1936年5月12日，巴克被处以绞刑。当时他仅36岁，留下了三个年仅6岁、4岁和2岁的孩子。
像这种声名狼藉的案件发生之后，会发生各种令人反感的事情。虽然最终伊莎贝拉和玛丽的尸体被下葬，但是她们的颅骨被爱丁堡大学保留下来。还有一些江湖骗子四处造谣。有人在酒吧和娱乐场所哼唱或念着下流的小曲。发现尸体的地方在当地被称为卢克斯顿垃圾场。至于道尔顿广场的房子，出于试验目的，科学家拆除了房子的大部分，包括两位女性被放血和肢解的浴缸。兰开夏郡骑警把未被拆除的部分用作马槽多年。
如今，我们能不能做到像20世纪30年代的警察和科学家那样竭尽全力呢？我当然希望能够如此。前辈们倾注所有心力来完成自己的工作。除了小心翼翼地保留证据和应用叠置法、真皮指纹等创新技术外，格拉斯哥的昆虫学家亚历山大·米恩斯博士也发挥了重要作用，他被请来分析在遗骸上发现的蛹，以进一步缩小可能的死亡时间范围，这是当时另外一项刚刚出现的新技术。这次调查包罗万象，我强烈建议对整个故事感兴趣的读者去阅读汤姆·伍德的佳作《卢克斯顿：第一起现代谋杀案》。
当然，如今我们可以从尸体部位中进行DNA取样，这样就可以判断尸体的主人是谁，如果当时有这项技术，我们可以把提取出的DNA样品分别与玛丽的父母、伊莎贝拉的孩子和姐妹进行匹配。但是如果失去了这些核心技术，我们就会遭殃，我们并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够依靠这些技术。即使是最新的技术也不能一直为我们提供解决办法。
我们对DNA技术过度依赖，如今，检测时需要格外谨慎，因为在法庭上可能会出现质疑样品污染这样的情况存在。在法医层面，我们对DNA自然变化的方式还了解不够。比如说，它是如何转移到不同的材料上的，或是在那儿停留多久了。我们并不知道DNA从一个物体表面转移到另一个物体表面是易是难，提取混合在一起的样品也存在困难。
虽然DNA足以证明身份，但是却不足以在法庭上证明嫌疑人是有罪还是无罪，所以有足够多的确凿证据支持结论就显得尤为重要。当DNA无法在一个案件中发挥作用的时候，我们必须依靠并信任不同学科的科学技能和知识，只有这样，当调查人员和科学家作为一个团队进行工作时，才会取得重大进展。
虽然我们总会就解决方法达成一致，但是如果能够迅速统一方案，有时这样最简单的方法恰恰是最正确有效的。在我们脑海中久久挥之不去的案件往往是那些最难、最需要大量思考的，并非那些很容易就侦破的案件。我们应该始终铭记，每一个尸体部位都曾属于一个在世的人。他们可能曾经是别人的父亲、母亲，可能有兄弟姐妹、孩子，或者还有关心着他们的朋友和同事。
正如此案中尸体所传递的信息一样，法医人类学家的工作不是创造故事，而是试着找到并理解已经写在人体骨骼、肌肉、皮肤、肌腱和纤维中的故事。我们必须起到桥梁的作用，把因悲惨可怕的事件或者仅仅因为意外而丧生的人的故事讲述给他们的家人，把尸体交还到可以安葬他们且深爱他们的人手中。
虽然有时候人们赋予法医工作非凡的意义，但事实上，这并非什么难事。虽然这是一项对身体、智力和情感都富有挑战性的工作，有时候甚至对调查过程影响甚微，但是当你知道你所做的会影响某个地方的人的生活时，你会沉醉于这种殊荣中无法自拔。
很快，我就需要把接力棒传到那些能干的后辈手中，相比之下，他们更能胜任这项对体力要求颇高的艰苦工作。我从未设想过自己会成为老前辈，但是不知怎的，在我没察觉到的情况下我就慢慢地变成了这种人。最近，我在电视上看到了我与犯罪学家戴维·威尔逊一同录制的采访，我当然能够从中看到我所熟悉的自己的样子。但是如果从屏幕中的那个自己抽离出来，把她当作一个不一样的人来看，我想我会发现更多有关于她的东西。
虽然我能在自己身上看到我父母的影子，但是我们在说话方式上并不相像。无论是言谈举止
还是口音，都不相似。虽然我能够像我的父亲一般讲述故事，但是却不一定能对别人提出的问题对答如流。但是，我的大脑运转速度比嘴要快，我的思考比说话要提前两步。我能够从自己的肢体语言、说话语气中判断出自己什么时候不自在，什么时候放松又踏实。我的笑有两种含义，其中一种是违心的笑。这些都是我能认识到我是谁的特征，但是在我逝去后，法医人类学家通过我的骨头和尸体并不能辨别出我的这些特点。
所以，我们需要在以下两个方面更切实际，一是陌生人能从我们的尸体中得到什么信息，二是这些信息在辨别遗体身份时有什么价值以及能发挥什么样的作用。我希望在我离世后，一个好的法医人类学家能够确定我是女性、死亡时的年龄、身高（约1.67米）、红色的头发（如果它们那时依旧还是红色的）。如果我的头发已然不是红色，他们可以从我的基因中找到这种颜色，以辨别出我的肤色以及我是否有雀斑（事实上，我有雀斑）。我希望他们能够确定我是高加索人的后代，是一个典型的凯尔特人。
他们会看到我没有文身，没有先天性异常（据我所知），没有畸形（虽然这些可能还会出现），也没有变异，如果幸运的话，我也不会受到截肢和大病的折磨。我有几处因意外留下的伤疤，比如右指戒指下的瘢痕，那是我在十几岁时打开罐装咸牛肉留下的。至今唯一一个手术瘢痕是在做妇科绝育手术时留下的。我的骨盆可能会留有生过三个孩子的迹象。我的牙齿也透露出我是个苏格兰人，因为有些牙齿已经拔掉了，所以补的牙比原本的牙还多。我没有扁桃体。我的颈部、背部、臀部和大脚趾都有早期关节炎的征兆。几年前，我在冰上骑摩托车时，不幸摔落导致右锁骨骨折。
我的身上没有植入物。我也没有受枪伤或刺伤。我没有服用过任何违禁药物（至少在我看来是这样），毒物学会证明这一点。话至此，这确实是一具无聊、乏味的尸体，而我所能做的只能是道歉，因为他们在仔细检查骨头过后，并没有发现什么值得关注的部分。
我曾经说过，在我去世后，希望能由邓迪大学的解剖系解剖我的尸体。我希望能够用蒂尔法对我的尸体进行防腐处理，在英国，我们系是这项技术的领头羊。我平平无奇的尸体也许是最棒的无言的老师。我更希望我的学生们是科学家，而不是内科医生或牙医。理科生会更加仔细地学习解剖学，因为他们的课程设置会让他们有更充足的时间来学习这门课。当我的尸体完成它的使命，我希望我所有的骨头在被煮掉脂肪后，能够制作成教学用的骨架，挂在我帮忙设计的解剖室内，继续发挥作用。
在我看来，火化或埋葬尸体都是极大的浪费。对一个解剖学家和法医人类学家来说，死后把尸体制作成一具有关节的骨架是最合适不过的选择了。
致谢
因为要感谢的人太多了，所以我竟一时无法下笔。一本书从无到有，确实需要一个团队的精诚合作，而作者不过是其中的一员。毋庸置疑，我首先要感谢的是我的丈夫和可爱的女儿们。他们需要忍受我一连几小时、几天甚至几周都躲在阁楼里。他们既要隔着门给我递进食物和大量的茶水，还要忍受外界经常性的质疑。没有他们，我的努力就没有意义。
然后需要感谢的是我的第二个家庭，多年来他们对我照顾有加，我难以用言语来表达我对他们的喜爱。感谢可爱又格外疯狂的苏珊娜·维德森，感谢沉着又善谈的迈克尔·阿尔科克，我们在惠康餐厅喝茶、吃蛋糕，侃侃而谈的画面让我记忆犹新。我永远不会知道你们是如何说服我做这件事的，但是我发自内心地感谢你们。
感谢卡罗琳·诺思·麦克宛琳，她把自己形容为我背后的女人。你从来都不是活在昏暗处的女人，书中每一页都有你的身影，我敬畏你的才华，也将永远感激你。
斯蒂芬·邓肯虽然在我的生活中只是个戏份不多的小角色，但是却为我的生活添趣不少。谢谢你一直为我们提供专业帮助，指引正确方向。
我要感谢我的第三个家庭。虽然我可能只见过这些创造力十足且才华横溢的人一次或两次，但是他们在背后默默付出，让现在的一切成为可能。感谢凯特·萨曼诺、莎莉卡·泰尔瓦、卡特里娜·沃恩、凯特·希勒顿、塔比莎·佩利、艾玛·伯顿以及环球出版社的所有朋友。我还要感谢不服输的传奇人物：感谢帕齐·欧文一直以来的正确指导，感谢理查德·谢勒天赋异禀的艺术才能，由衷地感谢你们。
我想向另外一个小群体表示由衷的敬意，也就是解剖学家和法医人类学家，他们教会了我太多的东西，而我也与他们分享了我多年来的一些经历。
虽然我解剖学的启蒙老师们已经不在了，但正是他们让我能够在职业生涯中感受到工作的热情和自己存在的意义。我还要感谢约翰·克莱格教授和迈克尔·戴教授对我的信任。
感谢路易斯·朔伊尔教授和罗杰·索姆斯教授，我们一起度过了很多美妙的时光，虽然我总是不听话，但是我的确从你们身上学到了很多，我要在这里为我的不懂事说句抱歉。
最后，感谢我的死党。这位法医人类学家在我心中的地位不同寻常，我与她分享了很多永远也无法公之于众的荒谬经历。如果每个人都能够在生活中拥有一个像鲁西娜·哈克曼这样的朋友，是多么幸运啊，我也很感激能够认识她并与她一起工作。感谢我的朋友、同事以及搭档。
字数：227千字
版次：2021年8月第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