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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到2012年，在分隔加拿大与美国的乔治亚海峡，发生了一系列奇怪的事件。在那五六年的时间里，有20只穿着鞋的断脚被冲上岸。穿着鞋的脚可以漂浮上千英里，并且低水温会把脚部的脂肪转化为尸蜡，尸蜡是厌氧环境中脂肪水解形成的蜡样物质，可以为脚提供更多的浮力，并且有助于保护脚部的软组织。虽然经过证实，其中一部分脚属于失踪人口，但是围绕此事件而产生的荒诞故事和虚构神话在网络上掀起了轩然大波。
在闹剧最疯狂的时候，有一帮学生决定把一只腐烂的动物脚塞进袜子里，并将其放到满是海藻的运动鞋中，随后把它放在岸上等人发现。但是众所周知，人脚与其他动物的脚不一样，所以，没过多久，人类学家就识破了这个骗局。
人们常常因为船只事故、飞机失事或其他大规模致死事件而在海上失踪，当然也有可能是被故意葬在海中。当尸体在水中腐烂时，尸体各部分自然而然地就分开了。所以当脚上的鞋子能作为浮力工具时，脚这部分很有可能会随着潮汐移动，最终被冲上海岸线。
英国的主要海岸线约为7723英里（约1.2万千米，在不计入岛屿的情况下），而其中一半属于皇家财产，所以在英国的海滩、河岸、湖泊和海湾的岸边或运河中发现断脚并不稀奇。
一只穿着训练鞋的右脚在英国东海岸的一条河中被发现，不久，这条河的更上游部分，一只穿着棕色靴子的左脚被发现。穿靴子的左脚属于当年失踪的一位男性，而穿训练鞋的右脚则属于两年前失踪的另一位男性。后者的左脚最后被证实穿越北海出现在泰尔斯海灵岛的一个沙滩上，这里是荷兰北海岸西弗里西亚群岛的一个岛屿。
从这样一只断脚中，法医人类学家可以确定脚主人的性别（根据脚长、有无毛发等等）、年龄、身高和鞋码，有时甚至可以帮助建立一个广义的身份侧写，缩小搜查范围。但是，这并不能准确地判断他的身份。
有意思的是，仅找到一只断脚并不足以要求验尸官加入调查，因为断脚并非是死亡的象征。虽然割断脚很有可能是一个致命事件，但是，没有脚的人也有可能存活下来。
在调查中，很少出现脚骨是唯一证据这种情况，但是我记得很久之前我还在伦敦工作的时候，碰到过一件这样的事情。我接到了剑桥一位警官打来的电话，他们在沼泽中发现了一位二战时期的波兰飞行员的遗骸和飞机残骸。如果历史没有出错的话，这位飞行员大约在1944年跨越北海进行突击后返回英国，当时他的喷火式战斗机的引擎被直接击中，最终在飞越西海岸时失灵。他没有时间在飞机坠毁前从飞机中弹出。他的飞机一头栽进了平坦的沼泽地里，折断的机翼变成了金属管，像雪茄盒一样嵌入了松软潮湿的地面。
这些事件发生的地点都有详细的记录，当局也知道大多数事件发生的地点。在年复一年的耕种中，偶尔会有飞机碎片或飞行员残骸被挖出。我记得，在2月底3月初农民开始准备为播种新作物而翻土的时候，警方联系了我。
寻找飞机残骸是一门大生意，二战的飞机残骸卖价很高。警方知道，寻宝者在这一带已经搜索了几年，军方知道他们也有小的收获。但是如果能在沼泽地中找到一架喷火式战斗机的完整机身，那么这些寻宝者一定会对这片沼泽趋之若鹜，然而在他们的眼里，看到的只是金钱的价值，并不会去深思其中的历史意义，更不会去反省战争的教训。
但正是其中的一个寻宝队联系了警方。他们说，当他们在喷火式战斗机可能坠毁的地方搜寻时，发现了一块疑似人骨的东西。他们把骨骼留在了原地，并做了记号。他们觉得这块骨骼可能很重要，所以没有移动它。
警方对此表示怀疑。之前，警方就与这帮人打过交道，并且知道他们曾找到过一只装有骨头的飞行员靴。警察告诉我，如果这根骨头（如果这是人的骨头）与之前的那些骨头来源一致，并且与他们正在寻找的机身关系不大的话，他们也不会对此感到意外。寻宝者深知，如果发现了人类遗骸，相关人员会对这一现场进行考古学和人类学的评估，很有可能会导致大规模的挖掘行动，这为他们的寻宝提供了机会。
在一个寒冷刺骨的早上，我坐警车来到刚刚耕过的田地间，与搜查人员一起检查这片区域。地里有一面橙色的野营旗，标记了他们所说的发现骨头的地点。我们先去了这个地方，以便在做其他事情之前，确定那是否真的是人骨。
这的确是人骨。它是人类左脚的第五跖骨，也就是小脚趾底部的一块骨头。让我深感不安的是，这块骨头就在地表，骨头所有的部分都没有埋在土中，甚至没有粘上一点泥土。骨头很干净，一点污垢、灰尘、淤泥的痕迹都没有，看起来像是有人故意把骨头放在那儿的。为了保留证据，我们给骨头拍了照，然后把它拿起来装进了袋子。接着，我们从田地的边缘开始，向内进行检查，走遍了耕地的每个角落，没有找到任何靴子或鞋子的痕迹，也没有发现任何遗骸的迹象，甚至连动物骨头都没有。
以发现第五根跖骨的地方为中心，在半径不到2.5米的范围内，我们找到的是另外四根来自左脚的小骨。我们把这些骨头与那根跖骨对比，从大小、颜色和外观上看，它们都像属于同一个人。每根骨头都恰好被置于犁脊顶部，像那根跖骨一样，这些骨头都没有被埋在土里，也未粘有泥土。在我看来，这些骨头是故意被放置在犁脊上的，为的就是引起我们的注意。
寻宝者声称对此一无所知，对骨头的来源也毫无头绪。但是如果他们的目的是迫使我们进行挖掘，那么他们的愿望就落空了。我认为这些骨头可能是故意被放在那里让我们发现的，而这并不足以让我们进行下一步的挖掘工作，警方和军事机关也都对此表示认同。
我确实建议他们试着从骨头中提取一些DNA，如果可能的话，把提取的DNA与飞行员的亲属进行匹配。但是，那个时候提取DNA的技术并不像现在这么成熟，骨头风化严重，实验室无法提取足够的遗传物质。这些遗骸也最终入土为安，但却没有姓名。至少目前喷火式战斗机的碎片和飞行员的遗骸还安静地留在沼泽地中。
不仅是脚骨，那些不幸的趾甲也能告诉我们一些主人生活的情况。趾甲每月约生长1毫米（比指甲的生长速度慢得多），需要12~18个月才能完全长好。一般来说，趾甲能够体现一个人最近几年的生活，甲床能够保留最近的信息，而甲尖能够保留最古老的信息。如果你明确知道自己在寻找什么，从趾甲中就可以了解到关于他居住地、饮食习惯的大量信息。
沃尔夫拉姆·迈耶·奥根斯坦教授及其团队研究了稳定同位素分析在身份识别中的作用及其法医学应用，这项工作具有开创性意义。在一个小男孩死亡案件中，正是他的专业知识帮助警方锁定了小男孩的父亲为嫌疑人，并给他定罪。
医院的急救人员接到一个电话称，有人发现了一个瘦得可怜且已经没有反应的小男孩。赶到现场后，医护人员注意到了楼梯栏杆上的血迹和墙面上的球形压痕，通知了警方。孩子在医院死亡，尸检报告确认其脑部和内脏多处受伤，同时也列出了孩子曾经受过的伤。孩子的父亲否认自己曾打过他，并称孩子的死与他毫无关系。他自称是一位慈爱的父亲。
一些骨头、一个大脚趾趾甲、一个其他脚趾趾甲和部分肌肉等组织样本被送去分析。从大脚趾趾甲我们可以得知过去一年孩子大概的营养状况。
迈耶·奥根斯坦教授能够确定孩子生命中三个阶段的饮食史和两次饮食习惯的变化。他去世前的4~12个月，是能够判断的最早阶段，在这一阶段，小男孩吃正常的杂食性饮食，且营养均衡。去世前的4个月，他的饮食发生了变化，相比于C4类植物（玉米、甘蔗和小米），他主要吃C3类植物（如小麦、黑麦、燕麦和大米）。导致这种变化的原因可能是，他从一个气候温暖干燥的地方搬到了一个气候更加温和的地方。在他生命的最后2个月中，他的饮食中几乎不含任何动物蛋白，这与之前的杂食性饮食是完全不同的。
警方在调查中了解到，在男孩去世前约4个月，他一直跟着母亲在巴基斯坦生活，从未接触过父亲。随后，孩子来到了英国，虽然在这儿他的监护人是父亲，但是最初他基本都与祖父母生活在一起。而在他生命的最后2个月里，他的父亲是唯一照顾他的人。祖父母被告知孩子的伤是意外所致，也从未因此生疑。最后，男孩的父亲承认了自己过失杀人的罪行，被判19年监禁。
虽然我们的身体不会说谎，但是有时需要专家想方设法地从中提取信息，甚至从趾甲入手。
脚部也包含着有关于我们生活方式的其他信息。比如说，法医人类学家在看到微小的针孔时，会考虑是否有静脉注射毒品的情况。手部而非脚部往往是注射毒品的首选部位，但是如果在上肢注射4年，这里的静脉会萎陷，无法再注射毒品，所以这些瘾君子往往会选择腿部和脚部作为新的注射点。因为脚后部的软组织很少，静脉凸显，所以寻找注射点容易。而这些痕迹也能够被袜子和鞋子遮盖住。
很多静脉注射毒品的吸毒者会选择第一个脚趾和第二个脚趾之间的静脉进行注射，但是在此注射会增加愈合慢、脓肿、感染、静脉萎陷、血栓、腿部溃烂等并发症的风险。脚部的静脉很薄，所以受到注射压力可能会破裂。瘾君子常常会用文身来遮盖注射的位置和留下的痕迹，所以如果看到脚部尤其是大脚趾和第二个脚趾之间有文身，我们会更加仔细地检查脚部。
脚部有大量的神经末梢（只要想想脚部有多怕痒就知道了），所以虚弱的脚部对疼痛是十分敏感的，脚部就成了理想的施暴部位。笞跖是一种古老的脚刑，欧洲人权法院将其认定为一种酷刑，这种刑罚在世界各地，尤其是中东和远东国家都有记载。它会导致行走障碍，有时还会导致脚骨骨折。
2014年1月，总部在伦敦的一家国际法律公司突然与我联系。当时他们正在组建一个包含国际诉讼律师和法医从业人员在内的独立调查小组。我是否应该飞往卡塔尔检查一些影像呢？如果我接受邀请，将只用出差一周的时间，并且他们会负担我的所有花销和开支。他们会在伦敦希思罗机场给我留下一张机票，而我需要在指定日期前往取票。但是，对于影像内容和团队成员，我都一无所知。
为了保险起见，我调查了这家公司的资质。一切似乎都是合法的，而与我联系的那位先生是一位很受尊敬的国际律师。同时我还与外交部的熟人进行了核实，他们向我保证，这家公司的做法不存在任何问题。
我了解到的不过如此，除此之外，一切都要靠我自己，当然我也可能会面临一些危险。因为没有得到这家法律公司更多的消息，我决定听天由命。反正我在伦敦，就去希思罗机场一探究竟吧。如果没有给我留票，那就就此罢休。如果确实有票，倒不如趁此开始一次新的冒险。
机场里不仅有留给我的票，而且还是头等舱。我一时不知道是喜是忧。但是我必须承认，上飞机左转进入头等舱无比美妙，虽然偶尔我也能享受坐在商务舱的飞行时间，但还是与头等舱有很大的差距。
不幸的是，当时我还处在发病已有一月之久的内耳炎的恢复期，因为身体还很虚弱，所以我对此次飞行有些担心。而且，为了不影响药效，我既不喝酒，又对饮食格外注意，生怕再次因为晕机而产生不适。所以我坐在宽敞的头等舱座位上，没有喝香槟、美酒，也没有吃扇贝、牛排和巧克力，入口的只有面包和水，这是我人生中第一次，可能也是唯一一次坐头等舱（我基本算是个精打细算的姑娘）。尽管如此，这依旧是一次美妙的体验。头等舱的床非常舒服，空姐也细致周到，甚至连伴手礼都是迪奥的。但是我仍觉得自己是个随时可能会被抓起来的冒牌货。
当我们在多哈哈马德国际机场降落时，他们要求所有头等舱乘客都留在飞机上。看来会有豪华轿车把我们每个人送到航站楼。我心想，我能适应这种增值服务了。他们最后才念了我的名字，并让我留到最后。直至最后一刻我才发现，或许我不得不尴尬地独自一人走到航站楼。
但是我的想法是错的，有一辆专门的豪华轿车送我回酒店，而且还有一位资深的政府人员护送我。他拿着我的护照与移民局交涉，盖章后还帮我取了行李，而我要做的仅仅是坐在车上休息，但是我却感到一丝不安。如果政府想尽办法服务好你，那一定会让你付出一点代价，所以你必须保持警惕。俗话说得好，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这样的待遇至少可以说很不正常了。
车把我送到了一家特别好的酒店，我拥有一间私人套房。那儿的一整层都属于我们这个团队，在这儿我们可以不被打扰地工作。现在一切都明晰起来，无论我们在这儿干什么，都会得到卡塔尔政府的全力支持。这个团队共有6个人，其中有3个是世界著名的国际刑事律师。同时还有一开始联系我的律师，他是最有魅力的绅士。还有一位是英国的病理学家，我与他是旧相识，这也让我更加安心了。最后一位成员是我。一位政府官员给我们介绍了情况。
2011年反对巴沙尔·阿萨德政府的抗议活动导致叙利亚境内动荡不安。大量的示威活动遭到暴力镇压，而许多人也失踪或被拘留了。《金融时报》曾报道称，在内战发生的前两年，卡塔尔为叙利亚叛乱提供了“高达30亿美元”的资金，并且提出了一个难民方案，每年给叛逃者及其家人提供价值约5万美元的补给。其中一个叛逃者是一位男性，而我们所知道的只有他的代号“凯撒”。
凯撒告诉调查战争罪行的人员，在抗议活动之前，他曾是一名法医调查员。叙利亚动荡一开始，他就被聘为叙利亚宪兵队的摄影师。他的工作是在大马士革的两家军事医院为身亡的被拘留者拍照，把死在叙利亚军事监狱中的人的尸体情况记录下来。他声称从未目睹过处刑和酷刑的过程，但是他确实描述了一个记录死亡的组织严密的系统。
他说，送到医院的每具尸体都有两个编号，一个据说与他们的住院号有关，另一个则是他们在拘留营的编号。他必须给每具尸体拍摄一张带有住院号的脸部照片，而这张照片可以发给他们的家人，遗憾地通知他们，其儿子/丈夫/父亲已经在医院自然死亡，同时这张照片也是死亡证明所必需的证据。
他从未在这些脸上看到酷刑的痕迹，所有的痕迹都在下巴以下部位。而他也必须拍摄带有拘留营编号的伤痕，来证明已经执行了对其实施酷刑的命令。
凯撒受眼前发生的事情的影响越来越大，他在卡塔尔提供的诱人难民方案中看到了一条出路，他开始与一个反叛组织进行交涉。最终，他与反叛组织达成统一，他需要冒着风险去复制这些照片。每天他都在袜子的脚趾头处藏一个U盘，把照片复制下来传给那个组织，他们设法把这些U盘偷运出国。
2013年8月，凯撒在一场交通惨案中“死亡”。实际上，当他的家人以悲痛万分的心情参加他的葬礼时，他被秘密地送出了叙利亚。到2014年1月我们在多哈见到凯撒时，他的家人也已转移到安全地带，与他团聚。
据说他复制了1.1万余具尸体的5.5万余张照片，所有的照片都能够作为他们经历挨饿、被恶狠狠殴打、被勒死以及其他形式的酷刑甚至被杀害的证据。组内律师的任务是与凯撒进行面谈，以确定他是否是一个可信的证人，而法医病理学家和我则需要尽可能多地检查这5.5万张照片，以确定照片是否是伪造的、是否有重复，以及判断它们的真实性。
调查组谨慎地对证据进行评估。我们都很警惕，以免成为被传播某些政治观点的人利用的工具。至关重要的是，调查组需要给出一个既不受其他政党影响，又公正合理的结论。
病理学家和我乘车离开酒店，并且绕了很长的一段路才到了多哈市中心的一个公寓。虽然我们已经来过三次了，但是每次走的路线都不一样。我们知道，为了确保凯撒所在的地方不被泄漏，卡塔尔特种部队一直跟着我们。
在被允许进入大楼之前，我们一直坐在车里。在公寓门口，我们见到了安保人员，在他们检查并确定我们没有携带武器后，我们进入了一间装饰简陋的起居室，并在那儿单独留了很长一段时间。最后，凯撒进入了这个房间，有人向他介绍了我们。他是一位安静又讨喜的男性。随后，房间里被送来一台电脑。获许后，我们打开了电脑，并点开了电脑中的文件夹，里面存有数千张死去男性的照片。前一个小时，我们简单浏览了一下这些照片，大体了解后，我们在其中寻找重复或伪造的痕迹。
当然，一开始凯撒也对我们怀有戒备之心，但是随着持续的相处，并解释清楚我们没有特殊目的后，他逐渐放松了下来。我们问他所有照片是否都是他自己拍摄的。他的回答是否定的。我们又问他是否目睹过任何谋杀行为，答案还是否定的。从他的回答中可以看出，他的话中没有任何夸张的成分。
在一张照片中，有很清晰的摄影师拇指的图像。虽然我知道那并非凯撒的拇指，因为我坐在他身边仔细观察了他的手部结构，但是我还是问了他，照片中的拇指是不是他的，他的回答是否定的。无论我们从什么角度提出多少次问题，他的答案总是一致且明确的，当然，如果他不知道答案，他也会实话实说。
虽然当时我们提到了即将要写的报告，但是我并不知道报告最终会呈给谁。凯撒身边的人坚持不在报告中使用任何照片，而我希望他们能够重新考虑一下，因为图片所能呈现出的效果是无法取代的。我向他们展示了我将如何隐匿照片中的信息，我会对获准使用的照片中出现的脸和编码进行不可逆转的黑化处理。在不断讨论和争辩后，他们最终同意，只要在处理后识别不出照片中的人是谁，我们就可以最多使用其中的10张照片。
很明显，我们没有足够的时间来检查文件夹中的所有照片，所以我们决定用文档图片处理系统从每个文件夹中找到具有代表性的伤痕样本。我们在总共浏览了接近5500张照片后把它们分别归类。
像凯撒一样，我们在尸体下巴以上的位置没有看到任何受到酷刑的痕迹。但是有16%的样本照片，颈部存在横向绑扎的痕迹。这些痕迹并非绞刑留下的印记，因为绞刑留下的印记一般是从颈部上端往后蔓延的。我们认为这些是勒痕，是酷刑留下的痕迹。在一张照片中，可以看到一根依旧套在当事人脖子上的绑带，它是汽车上的一根扇形皮带。在另一张照片中，可以看到手腕和脚踝上的一些勒痕和一条塑料扎带。
从5%的样本照片中可以看到所谓的铁轨样挫伤，也就是一个人受到铁棒或塑料棒等长圆柱形物体敲打后，皮肤开裂，造成的线状开放性瘀伤。不仅一些尸体的躯干上有这些明显的平行状痕迹，甚至有些尸体的四肢上也留有这样的印记。其中一具尸体尤为明显，他的躯干从上到下有超过50处这样的瘀伤，受害者受到殴打时应该被绑住了，否则他一定会试着蜷缩起来保护自己。
超过六成以上的样本尸体极度消瘦。看这些样本照片，仿佛是在看二战集中营的照片，一具具尸体消瘦得可怕。他们的骨头透过皮肤凸了出来，每根肋骨都清晰可见，脸部也都凹陷了。
我们分析的最后一类特殊创伤，与下肢，尤其与小腿和脚有关。超过55%的尸体在这一部分出现大量溃烂。我们不知道确切的原因，凯撒也无法告知我们，因为他只看到了酷刑留下的创伤。出现溃烂的原因可能是压疮、血管功能不全、受到故意伤害，比如被热的或冷的物品致伤或是营养不良导致组织破裂。由于样本中的大部分溃烂病变出现在青年男性身上，所以这些溃烂不太可能是因为自然原因所致。
最有可能的原因是静脉功能不全，因为膝盖上紧紧绑着一根绑扎带，严重限制了下肢的血液循环，这让他们深受其害。由此可以推测，是血压升高导致血管破裂、皮肤溃烂。在样本照片中，半数以上的男性腿部和脚部出现了这种情况，这也证明了他们曾受到过酷刑的折磨。
并非所有照片的拍摄角度都很完美，所以法医学家在试着准确判断是哪种酷刑所致的伤害时，并不能排除笞跖这种刑罚手段。叙利亚曾报道过，笞跖往往是击打脚部柔软的足弓中间，而非脚后跟或前脚掌，并且需要施刑者之间相互配合或是让受害者无法动弹，从一些照片中可以看到有些受害者受到这种酷刑折磨后形成的其他损伤。
凯撒作为证人是可靠且令人信服的，并且所有的照片都是真的。我们在卡塔尔完成了我们的报告——《达席尔瓦报告》。在接下来的一周里，全世界的很多报纸和广播电台都报道了这份报告的发布，英国的《卫报》全文转载了这份报告。这份报告的发布时间恰逢有关叙利亚问题第二次日内瓦会议的召开，这是一次由联合国支持的旨在结束叙利亚内战的国际和平会议。在和谈前夕发布的这篇报道，让阿萨德政权处于不利境地，并且引发了国际上对大规模屠杀的愤怒和谴责。但截至目前，仍没有公认的解决方法。
把凯撒的话放到最后最为合适。他对美国前总统奥巴马说：“我冒着生命危险，把直系亲属的生命安全抛诸脑后，甚至置我的亲人于危险境地，为的就是制止政权对犯人施以酷刑。”
第十一章 尾声
你可能想象不到自己有一天也要谈论在衣橱中的骷髅。——马克·麦奎尔，棒球运动员
相比于我，美国流行病学家南希·克里格更好地总结了我们的身体、我们自己和我们所生活的世界之间的关系，她讲明了我们身体所叙述的故事与我们的生存条件是如何密不可分的。它们往往与我们自己和其他人的陈述相吻合，但也并非总是如此。我们的身体讲述了别人不能或不愿讲述的故事，因为他们不能、不被允许或选择不这样做。
自2018年《法医报告》首次出版以来，有很多人写信告诉我他们的身体情况，大多是多年来他们身体出现的问题，他们所发现的自己身上出现的奇怪而奇妙的解剖学上的变化，以及他们咽气后尸体可能呈现的样子。这些故事构成了存在于我们这个物种的人类解剖学的丰富图景，并且证明了我们可以毫无保留地进行分享。
本书的焦点在于一部分一部分地分析人体，这其实就是法医人类学家的工作方式。我们无法得知需要鉴定的是人体遗骸的哪一部分或哪几部分，也并不清楚人体遗骸的保存状况和破碎程度。正如本书中所有案例说明的那样，我们的工作就是根据现有的人体遗骸部分得到每一条信息，从而解答有关于死者身份、生活经历和死亡的问题。
我所从事的行业正是为以下这类案件而生，对我来说，这个案件既体现了法医人类学的作用，又说明了它是如何融入司法程序的。本书应该成为每一位法医病理学家、解剖学家、警察、律师、法官以及法医人类学家的必读书目。这个案件将兰卡斯特，也就是我现在生活和工作的地方，与我的故乡苏格兰联系在一起。它体现了警察和解剖学家一起工作的情况，展示了一些有益于我们这一代科学家和调查人员工作的侦查方法和法医技能。同时也强调了我们需要脑洞大开，接受一切可能性，不断精进技术，并探寻查明真相的新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