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末端的钢钩,假肢的内表面还置有一个呈手指状的尖齿以增强假肢的控制力。法医专家发现钩子和倒钩状的尖齿与迈克尔颅骨的伤痕相符,并且确认假肢是最有可能的凶器。在心怀不轨的人手中,即使是假肢也能成为杀人工具。
有时,能够帮助我们的并非骨骼本身,而是骨骼之间的关节。与骨骼一样,我们四肢的关节彼此之间也有着相似性:肩关节与髋关节类似(两者都靠肢带骨衔接),肘关节与膝关节类似(位于四肢节间连接处,活动范围有限),腕关节与踝关节类似(长骨分别与手或脚相连的部分)。
虽然这些都是可以自由活动的(有滑膜的)关节,但也存在不同之处。即便髋关节和肩关节都能全方位运动(屈、展、伸、收、旋内和旋外),但相比之下,肩关节在此基础上可以完成运动幅度更大的环转。这意味着,我们的上肢可以像风车一样做圆周运动,而无论我们的下肢多么灵活,大多数人仍无法完成这个动作。不信,你试试便知。
肩关节的高度灵活性致使它比髋关节的脱臼风险要高得多。为了使我们能够保持直立,髋关节势必会处于紧绷的状态下,无论是站着还是运动着,它都必须承受我们自身的重量,以保持身体的稳定。
膝关节和肘关节的活动十分受限制,被称为屈戌关节,仅能沿水平冠状轴做屈伸运动。相比之下,膝关节的灵活性略高,但也仅仅只能在我们站立时,让股骨和胫骨微微旋转,以达到稳固膝关节的目的。其实,这是一种帮助稳定站立的机制,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当有人无意戳到你的膝盖后侧时,你会有瞬间失衡的感觉。
手腕和脚踝的活动范围大体相当,我们的手和脚可以变换各种姿势,各自发挥控制和运动这两大主要作用。
在我们的一生中,关节因为被反复使用而承受着巨大的压力,如今置换关节成为可能。英国国家医疗服务系统每年进行的关节置换手术超过25万例。髋关节和膝关节的置换最为常见,但肩关节、踝关节和肘关节的置换数量也与日俱增。这些外科手术会在皮肤表面的特定位置留下典型的瘢痕。
在世界上的一些地方,这种手术受到法律的严格约束,通常来说,任何植入物都会有一个对应的编码,这个编码会记录在病人的病历中。因此,当死者的置换物有编码时,我们就应该很容易查出死者的身份,但现实从来不会如此简单。
目前,在世界范围内还没有一个统一的编码记录系统,在那些医疗旅游盛行的国家,比如做关节置换手术最多的印度、巴西和马来西亚,手术成本低,因此手术患者数量多,医疗记录就可能不完善。那些在海外接受髋关节置换手术的患者,基本不会在英国国家医疗服务系统中留下医疗记录,如此一来,要查找手术医院就更困难了。在这个蓬勃发展的世界性行业中,有的地区并没有完善的内置物编码系统,供应商提供的内置物编码甚至会对应多个内置物,这就使得我们无法追踪内置物编码。
对于当代的法医人类学家来说,了解各种类型的内置物以及不同置换手术后留下的瘢痕,是一项必备技能。大多解剖系的解剖室都有一个专门的盒子,里面装有各种从遗体捐献者身上取下来的内置物,我们将这些内置物保留下来用作教学,以便学生在以后的工作中遇到时有能力识别,尤其是它们在已经腐烂的尸体上出现时。其他在接骨等外科手术中可能会用到的内置物包括托盘、螺钉、金属线、针、棒、钉子、垫片。有时候我们把这些取下来的内置物分门别类,真的有点像是手工商店的店员在做盘点,只是我们盘点的是外科手术用品罢了。
至关重要的是,我们应该像了解自己身体各部分一样了解这些人体内的内置物。通过这些内置物,我们可以知道,这个人接受过什么样的治疗,也就是说,据此我们可以知道他是谁以及在他身上所发生的事情。
长骨容易骨折,因为四肢是我们与这个世界产生连接的器官。因此我们会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查看病史。比如说,病历中如果记录了骨折愈合的情况,抑或记录了外科置换手术,那就很值得我们仔细查看所有的医疗记录。落笔间,我突然想起父亲的人工髋关节可能被放在殡仪馆的一个盒子中,可能与母亲的人工大脚趾放在同一个盒子中。一想起这些曾被植入到父母亲体内的置换物最终落得个被放在杂物盒中的下场,我就感觉十分奇怪。父母死后都被火化了,而这些内置物并非可燃物,所以殡仪馆的人会把骨灰中的内置物分拣出来,而我当时也没有想起向他们索要。
我们都知道,骨折在尸检中可以为我们提供重要的线索和证据。法医人类学家需要做的是判断骨折发生的时间是在死亡之前、死亡过程中,还是死亡之后。通常来说,发生在死亡之前的骨折与死亡无关,当然也有特殊情况,比如死者曾遭受虐待。骨折通常都能在病历中有所体现,并且可以通过愈合程度和骨痂形成情况来推断骨折发生的时间。虽然死后骨折与死亡并没有关联,但是却可以帮助我们确定凶手处理或隐藏尸体的方法。所以,最具有法医参考价值的是在死亡过程中发生的骨折,这类骨折发生时间与死亡时间十分接近,并且可能与死亡方式有关。
我们身体受到哪种伤害时会导致长骨骨折呢?肱骨发生骨折的概率较低,但是一般来说,肱骨骨折常常是由于摔倒或运动损伤。因为桡骨和尺骨通过一层膜(骨间膜)相连,所以一旦其中一根骨头骨折,另一根骨头可能也会骨折。桡骨骨折通常是因为在摔倒时手掌着地,手受到的冲击力会先转移到桡骨,然后再通过骨间膜把作用力传导至尺骨。这就是所谓的科利斯骨折,这种骨折方式是以19世纪初爱尔兰著名解剖学教授亚伯拉罕·科利斯的名字命名。他曾写过一篇与此有关的论文,文中提到这种骨折常发生于老年人摔倒时,因为他们的骨骼更加脆弱,并且可能会因为骨质疏松而增加骨折的概率。
除了科利斯骨折,桡骨和尺骨还可能会出现防御性骨折,如果你的头部接连受到殴打,你会举起一只或两只前臂来进行防御,而这种举动往往会导致桡骨或尺骨骨折,或者两根骨头同时骨折。正如我在本书第四章中提到的那样,亨利死在自己的父亲手里,而他身上就留有防御性骨折的痕迹。防御性骨折的位置与摔倒造成的骨折位置不同,这就成为区别意外摔倒和受袭导致骨折的关键。
火灾中丧生的人,死后可能会发生桡骨和尺骨骨折。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是当肌肉处于高温时会大范围收缩,身体呈现出拳击的姿势,即四肢弯曲、拳头紧握。肌肉附着点的损伤最终会导致手腕处骨折,尤其是大火会让骨骼变得更易碎。辨别那些燃烧后的易碎的骨骼碎片是项技术活,而我们需要在清理现场残骸之前找到这些骨骼碎片。
我们曾经手过这样一个典型的案例,任务是找到一位死于房屋着火的老先生的遗体残骸。据说,他是一位喜欢抽烟喝酒的独居男性,调查后,警察和消防部门对此自信地做出了判断,认为这纯属一场意外,因为没有可疑的地方。
一般来说,如果火灾发生在室内,出于安全的考虑,我们进入现场时会切断电源,除非现场有发电机,不然我们一般都会使用电池供电的照明设备。除此之外,还需要戴上面罩和护目镜,在一片黑暗,唯有在照明设备所及之处明亮的环境中进行工作。地板上很有可能满是骨骼残骸,特别是在天花板砸到地上的情况下,骨骼碎片可能会变得更小,找到这些极小的烧焦的骨骼碎片是有很大难度的。
该男子死在起居室的扶手椅上,周围堆满了报纸和几个威士忌酒瓶,其中许多瓶子里装着尿液。天花板塌在了他的身上。消防官兵认为,起火点就在他的椅子附近,因此很有可能是一支香烟导致了这场灾难。
因为人体由大量的水组成,所以人体并不会被严重烧损,更多情况下是皮肤被灼烧,尤其是在衣物所引起的火势中,皮肤烧伤情况会更为严重。身体裸露的部分,尤其是头、手,还有脚,往往伤势最重。在这起案件中,该男子脚部的伤势比预期情况要轻得多,因为虽然他的拖鞋已经烧化了,但仍在一定程度上保护了他的脚。
他的手腕和前臂伤势更为严重。当时正值盛夏,他可能身着T恤,手臂在火中自然就少了一层保护物。我们可以看到,由于火灾和肌肉收缩造成的损伤,导致了他的桡骨和尺骨骨折,虽然他的手部还与长骨相连,但是有些指骨已经缺失了。我们需要在案发现场确定到底缺失了哪几根指骨,因为找到并复原这些骨头是我们的职责所在。
想要做这项工作,需要多年的积累,同时只有对解剖学有着透彻的了解,才能辨别出那些可能比小手指指甲还小的烧焦的骨头碎片,并把这些碎片准确地复原归位。这是必须要完成的工作,因为你绝不能遗漏任何一块骨头,如果遗漏的骨头在之后能被偶然发现也就罢了,更糟的是,这些骨骼碎片在相关人员清理房子时连同烧毁的残骸一起被扔掉,这就很难再补救了。
我们需要先把尸体从已经烧化的扶椅上抬起来,然后移出房间。这项工作并不简单,因为在高温下,椅子的布料与身体的一部分已经融合在一起了,所以必须要剪掉布料的布头或海绵填充物,才能顺利移走尸体。通常来说,死于火灾的受害者身体都很僵硬,并且会呈拳击手的姿势,这也就意味着挪动尸体十分不易,除此之外,尸袋一般用来装呈仰姿的四肢舒展的尸体,所以将这名男性的尸体放进去也很有难度。但是,如果移出的尸体能够安置在尸袋中,会减轻后续工作的压力,因为这样能更加容易地检查四肢末端,确定死后骨折部位以及缺失的身体部分。
确定好缺失的部分后,要将其记在脑中,以便于更准确地找到所有遗骸。经历千辛万苦后,我们顺利找到了这位老先生的所有指骨和上肢长骨的下半部分,并对遗体进行完整复原,随后将其装入尸袋转移到停尸房中。
正如我们之前所讨论的,如果在车祸中,膝盖撞到汽车仪表盘,股骨常常会骨折。对于上了年纪的人,由于年龄增长,骨质疏松,股骨很容易骨折,而这也将导致另一种风险的出现,那就是老年人髋部可能会骨折。而一些无意之举也可能会导致骨折,比如说在床上翻身。在英国,每年有7万~7.5万人发生髋部骨折,而这其中有75%的人是80岁左右的女性。髋部骨折与致死性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这个人到底是由于髋部骨折而摔倒,还是因为摔倒而导致髋部骨折的呢?在这种情况下,想要判断骨折是发生在死前还是死后,往往很有难度。
我的父亲因阿尔茨海默病恶化住进精神病院后,摔断了髋部。护士们很实在地告诉我们,事情发生时我的父亲没有站稳,但是她们不能确定他是被绊倒的,还是被其他病人撞倒或推倒的。在活人身上都难以辨别,更不用说在死者身上做出判断了。
髌骨,也就是我们俗称的膝盖骨,是人体内最大的籽骨。“籽骨”(sesamoid)一词来自拉丁
语中表示“芝麻”的词,是指在肌腱处骨化形成的一种内生小骨。因为髌骨看起来与芝麻毫无相像之处,所以给它命名为sesamoid略显不妥。
腓肠豆骨(小豆骨)是另一种可能会在膝关节中出现的籽骨,其位于腓肠肌外侧头的前面。据估计,不到四成的人体内会出现腓肠豆骨,并且在老年男性中最为常见。所以一旦在尸检过程中找到了腓肠豆骨,可以找到其生前的X光片进行对比,这会帮助我们确认死者身份。腓肠豆骨到底有什么作用,我们尚且不清。但是有这么一种说法,它可能是在遗传和环境因素的共同作用下,再次出现的一种进化特征。在我看来,这种解释难免有些牵强,不过我也不是遗传学家,对这个问题也没有什么发言权。
髌骨一词来源于一个拉丁语单词,意思是一个小而浅的盘子或平底锅。髌骨位于股四头肌肌腱内,在大腿前部,人3岁时开始形成这块骨头。它的作用是协助维持膝关节的稳定,保护膝关节。髌骨所处的关键位置使其可能会有骨折的风险,通常膝盖直接受到碰撞或是从高处跌落时膝盖着地,都会造成髌骨骨折。如果膝盖骨粉碎性骨折程度严重,可以直接将其取出,但是现在,外科医生更倾向于通过钢丝和张力带内固定的手术方式将其进行复原归位。所以法医人类学家总是会寻找骨科手术残留下来的痕迹。
由于髌骨是一个满是神经末梢的敏感区域,所以常常会成为被施刑的部位。击碎髌骨是一种酷刑或惩罚形式,这种故意伤害一般是由手枪子弹射中造成,或是被过度用力挥动的棒球棍或其他类似武器击中造成。事实上,很多情况下是由于意外或有意设计而没有准确击中髌骨,导致股骨下端、胫骨或腓骨上端骨折。
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意大利的红色旅就使用了膝击的方式。在北爱尔兰动乱期间,支持大不列颠和北爱尔兰联合的人以及北爱尔兰共和主义者的准军事部队也采用了膝击的手段,来惩罚各种违法行为。据说,在北爱尔兰动乱期间,共记录了约2500起案件。而终极惩罚是six-pack(六连击),即在肘部、膝盖和脚踝各射一枪。报道称,伊斯兰抵抗运动组织(哈马斯)和孟加拉国警方也使用了这种方式。
运动性接触伤或被机动车辆撞到往往会导致胫骨和腓骨的意外骨折,这种骨折方式有时被称为“车撞骨折”。
对于四肢长骨的骨折,尤其是下肢的骨折,治疗处理时需要保证两肢的长度大致相同。如果
病人的两肢长度不等,会导致身体其他部位随之发生变化。如果你的腿长短不一,会对骨盆、脊柱以及肢体本身产生影响。当发现下肢骨折复位不良的证据时,我们几乎可以断定这个人生前走路很可能一瘸一拐,或者至少有步态不齐的表现。
每个人长骨的对称性各异,这证明了我们的偏侧性,也就是我们对身体的一侧更加偏重。在日常生活中,一般通过我们写字的惯用手或是踢球的惯用脚来进行判断,也就是我们相比而言更常使用身体的哪一侧。但是,一个惯用左手写作的作家,并不会在所有活动中都惯用左手。比如说,在吃饭、演奏乐器或运动时,他可能会更喜欢用右手。很多板球运动员也不用他们惯常写字的手来击球或打球。
然而,大约九成人都是右撇子,如果你惯用身体右侧,那么极有可能你的惯用脚也是右脚。这种偏侧性的程度是因人而异的,但是很少有人是善用两手的,换句话说,两只手的灵活度完全一致是很少见的。右撇子似乎是靠大脑左侧的运动和感觉皮质做支撑。因此,由于神经的对侧性,左脑控制身体右侧,右脑控制身体左侧,所以那些偏向使用身体右侧的人,用左脑控制运动和感觉功能。不仅仅人类有这种偏侧性,在动物界也是如此,大多数灵长类、狗类、鸟类和啮齿类动物都有这种特征。
右撇子具有一定的遗传性,在过去,人们也常常强迫孩子使用右手,而导致这种右手为先的原因是,几乎所有日常生活中的工具都是为右撇子设计的。
在历史中,使用身体右侧被认为是正确的,而那些用左手写字的人被认为是不可信的人,甚至是彻头彻尾的恶魔。这种观念根植于许多古代文化和宗教神话中,体现于大多数语言以“右”和“左”作为词根的词汇中。右代表着规矩、正确、坦率,而左代表阴险、笨拙或软弱。
有关左撇子和右撇子的科学研究已经相当多了,其中包括其在遗传上的作用,胎儿的指标,以及对出生的体重、智力、收入等其他因素的影响。研究表明,新生儿出生时,肢体的尺寸就有所不同,右肢往往比左肢更长也更强健。随着不断的生长发育,惯用侧肌肉会日益健壮,左侧和右侧骨骼尺寸的差异也会更加明显。
比如说,由于身体右侧的血液供应更为充足,肌肉发育更强,所以右侧的肱骨往往比左侧的肱骨更长、更宽也更强壮。我们的手指就能很好地体现这一点,通常来说,戴在右手某根手指上的戒指,戴到左手同一手指上会更松。虽然那些偏向使用身体左侧的人,其右侧的骨骼相较左侧也会更长、更宽、更健壮,但是两侧的骨骼差异会较小。
我们常常通过手和脚来判断我们的偏侧性,但是真正控制上肢和下肢的肌肉力量其实来自上臂、大腿、前臂以及小腿。所以偏侧性的差异更有可能是受到长骨肌肉的影响,而并非肌腱附着之处的手或脚的短骨肌肉的影响。
虽然我们可以测量出长骨尺寸的差异,但是仅仅通过骨头来确定其是左撇子还是右撇子是不谨慎的,然而在过去,还是有些不严谨的人类学家这样做。过去,在验尸房中,我们通常会通过寻找手指上的老茧来判断他写字的惯用手,但是如今由于键盘的高使用率,这种判断方法已经逐渐失效了。
当然,如果我们认为一个人可能是右撇子,调查的进行可能会更顺利。但是事实上,那些不常见的左撇子更具有研究价值。然而,提出这种观点是具有风险的。
在处理腐烂或被破坏的遗骸时,我们需要通过骨头来了解这些骨头在什么时候遭遇了什么,而这并非易事。对于食腐动物来说,长骨中钙质丰富,骨腔中的骨髓也非常美味并且有营养。所以,当野生动物发现这些骨头时,很有可能去啃食它们。有时我们可以通过牙齿在骨头表面留下的痕迹确定啃食骨头的动物类型,无论是小型啮齿动物还是大型食肉动物,都可以据此判断出来。
但并非所有尸体都会被啃食,有时候,特别是在不熟悉动物习性的情况下,食肉动物不啃食尸体就像他们啃食尸体一样让调查人员感到困惑。如果想要了解动物的活动,就必须全面地观察它们的生命周期。
比如说,狐狸就不是杂食动物。在一年中的某些时候,它们可能会完全不吃人的尸体等动物尸体,而是吃更小块的、一口大小的食物,这样的食物更充足,也更便于储存,如果它们能捕到猎物的话,吃到的食物甚至更新鲜。
狐狸吃东西很挑剔,它们认为处于腐烂中期的尸体不好吃。我们可能会认为,遗体腐烂程度越高,对食肉动物的吸引力就越大,但事实并非如此。狐狸会更乐意在一具相对新鲜的尸体上大快朵颐,并砸开骨头享受热量丰富的骨髓。而一旦腐烂程度超过中期,它们就会为了补充钙质而啃骨头。但是如果尸体处于腐烂中期状态,除非食物短缺,否则它们往往会置之不理。
当我们在苏格兰中部地带的某农田边上发现一具尸体时,感觉十分吃惊,因为这一地区狐狸数量极多,且尸体已处在腐烂的后期,但是尸体上却几乎没有动物啃食的痕迹。警方推测,这具尸体被抛到此荒野之前,就被置于其他地方一段时间了。但是,我们却找不到谋杀的证据。
我们知道,狐狸对尸体感兴趣的程度受尸体腐烂程度影响。那么,此时是一年中食物最为充沛的时候呢,还是无须喂幼崽的时候呢?所以,当警方征询我们的意见时,在狐狸专家和猎场看守者的支持下,我们给出了具有说服力的观点,那就是并非所有处于露天环境中的尸体都带有食肉动物啃食的痕迹,而在本案中,尸体上没有这些痕迹并不一定代表尸体是最近才被放置在此的。
尸体的手部消失了,这可能与狐狸储存食物的习惯有关。由于它们并不清楚自己下次进食的时间,所以有保存食物的习惯。它们可能会首先把像手这样比较轻的部位转移走,埋好,以便之后食用。这其实就是一种囤积食物的行为。
遗失的部位通常可以通过追踪狐狸踪迹或寻找地面痕迹找到。狐狸对自己囤积食物的地点有很强的保护意识,并且为了保证食物安全,降低被其他食肉动物发现的风险,它们常常会把食物藏到不同的地方,而非埋到同一个地方。但是,其他动物当然也会发现并偷走被藏起来的食物,而獾就是罪魁祸首。
最终,尸体被确认为是一位在外漂泊的上了年纪的男性。他很有可能爬到灌木下睡了一晚就
死了。那失踪的手在哪里呢?后来,两只手在离尸体有一段距离的地方被找到,每只手都各自藏在一个小洞里,而且骨头上带有明显的狐狸啃食过的犬齿痕迹。
四肢的皮肤、软组织和骨一样,也可以帮助确定身份。男性最常见的文身部位是前臂,女性是肩膀或臀部。从设计本身来说,我们希望自己的文身是独一无二的,但是实际上,大多数人进入文身店之后,要么就从图册上挑选一个,要么就让文身师给自己文一个之前在别人身上看到过的图案。
一个想要证明自己有资格加入一个准军事组织的年轻人,决定录制一段自己拆卸和重装手枪的视频,以证明自己使用枪支的能力。虽然他在拆卸和重装枪支方面是个好手,但是在其他方面就差点儿意思了。由于视频拍摄于他自己的厨房,所以当警察介入时,他在一定程度上暴露了自己。
他似乎在电视上看过不少法医节目,他知道不能露出他的脸、独特的衣服,也不能在枪支上留下指纹。所以,他腰部以上什么都没穿,只戴了一副好看的黄色洗刷用手套,并且从一个只能看到颈部以下部位的角度进行拍摄。但是他的手套上方和肩膀之间的部分是裸露的,我们能够看到他前臂上的一个足以辨别他身份的文身。
我将视频中的文身与被告的文身加以对比。可以看到在他的左前臂上,万寿菊文身上方有一个红极一时的“圣母玫瑰”文身。他的右前臂上有一个非常明显的痣(胎记),痣的旁边文有凯尔特十字架,而在视频中,我们可以看到十字架的顶端和胎记都在右手套上方。因此,我们通过他的文身和胎记将视频中的人与这位鲁莽的男主角匹配上,并且在女王陛下的允许下将其拘留。
我们很多人的皮肤上都容易形成痣、雀斑或黄褐斑,这些统称为点状色素沉着。这些是黑色素在某一区域增加的表现,正是分布在皮肤基底层的黑色素,让我们的眼睛、皮肤和头发有了颜色。黑色素吸收紫外线后,这部分皮肤会变得暗沉,随着年龄的增长,暗沉的皮肤也会变得更黑。由于这些印记的出现具有随机性,每个人都不同,因此在将嫌疑人或受害者的解剖组织,与由摄像机拍摄的可能是同一嫌疑人或受害者的图像进行比较时,它们会发挥很大作用。
我们经手的大部分案件都需要把人体特征与照片或视频中的信息进行比对,这些案件通常与性虐待有关,而且常常涉及孩子。有两名少女指控一名小学保育员彼得·瑞尔,指控的内容包括其用手机向她们发送不雅信息,对她们实施不正当接触。警方将瑞尔逮捕后拿到了他的手机和电脑。在他手机和电脑保存的众多影像中,警方发现了一段他用手机拍摄的短视频,拍摄的是另一名女性在床上睡觉的影像。这名女子的胸罩被推到乳房上方,露出的乳房被他拍了下来。
警方进一步调查后,询问了一名与瑞尔和他的妻子盖尔交好的少女。经证实,她在某晚喝多了之后,确实留宿在了这对夫妇家的空房间里。虽然她并不知道自己被拍了不雅视频,但是她能够确认视频中的女子是自己。即便看不清脸,她也认出了自己的胸罩。
盖尔·瑞尔告诉警方,她对这段影像感到十分惊愕。然而,当案件开庭时,她却改口称,她丈夫拍摄的视频中的女人是自己,并且声称他们是在玩角色扮演游戏。
庭审陷入僵局后,法官称将对此案进行复审,同时要求警方找一位专家来辨别这位少女和盖尔·瑞尔身体部位上的不同。
警方希望我能仔细分析视频透露出的信息。影像的质量还不错,通过把视频一帧帧定格,我的团队绘制出了这位女性肩部和手臂上痣的样子。随后我们对这名少女和盖尔·瑞尔的图片做了同样的处理,并将其与我们根据手机视频绘制的图进行对比。
在当时那种情况下,抛给我们的问题也十分直接。警方希望我们给出的答案并非视频中的女子与少女和盖尔的匹配度分别为多少,而是确定影像中的女子到底是盖尔·瑞尔还是那名少女。盖尔有很多雀斑但是没有痣,这与视频中的女子并不匹配。而这名少女有痣(并没有雀斑),这与影像中的信息完全相符。据此,法庭上留下的疑问便可迎刃而解。